基于三维视角的贸易强国建设:理论逻辑及中国实践

2022-12-16 01:18陈思萌
学海 2022年6期
关键词:强国要素出口

陈思萌 王 维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实现了对外贸易的跨越式发展。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刻演变,中国对外贸易“大而不强”的矛盾日益凸显,贸易强国建设迫在眉睫。本文构建了基于国际竞争力、国内资源配置和国际规则话语权的三维视角分析框架,通过与公认的贸易强国相比较,深入揭示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现状、差距及问题。研究发现:(1)中国的出口竞争力迅速提升,主要源于出口扩张能力的大规模增长,但是仍存在高级要素禀赋匮乏、国内市场容量不足等问题,导致中国进口替代能力相对较弱,出口竞争力水平与美国仍有不小差距。(2)中国出口贸易对国内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不大,主要是由于价格机制不完善、市场基础设施跨区域衔接不畅,以及要素跨区域流动存在障碍。(3)中国并未获得与全球贸易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规则话语权,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中的强势干扰给中国参与全球经贸治理设置了多重挑战。因此,要想深入推进贸易强国建设,需要培育本土高级要素、激发国内市场潜力、健全国内市场机制、厘清政府管理边界、保障要素自由流动,以及参与国际规则建设。

引 言

中国高举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始终如一地践行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开放型经济的成功使中国成为全球贸易第一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就了中国发展奇迹,为后发国家经济发展贡献了中国经验。但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和国内发展阶段的变化,中国开放型经济面临的“两头在外”、转型升级受阻、外部循环与内部循环“脱钩”等问题愈发明显,中国建设贸易强国仍任重道远,发展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已成为方向性共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然而值得研究的是,什么是贸易强国?中国与贸易强国的差距及其产生的原因在哪?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中国应如何进一步推进贸易强国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学者们纷纷对贸易强国这一概念进行解读。张小锋从历史演变角度强调了贸易强国对大国崛起的重要性;①殷德生等梳理了中国对外贸易变革的路径、逻辑和理论创新。②尽管贸易强国是一个中国语境下的概念,但国外有关文献为国内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一般认为世界贸易强国是多元的国家贸易竞争概念,③主要有以下内涵:国家对外贸易总量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④国家的产业经济全球化、贸易科技含量与世界其他贸易强国同步;⑤该国是区域经济、金融与贸易一体化的引领者和组织者;⑥贸易强国与富国互动共进。⑦也有文献从不同视角分析贸易强国内涵,如张幼文从要素分工理论分析,提出以“要素培育”为核心的贸易强国战略构想;⑧盛斌总结了近现代贸易强国的共同特征,将国际经贸规则中的领导力、营商环境和抵御风险能力纳入贸易强国内涵;⑨裴长洪和刘洪愧则构建了贸易强国共性指标,分析我国迈向贸易强国的目标和路径。⑩

既有研究对贸易强国战略展开了层次丰富的研究和讨论,但仍存在可拓展研究之处,如对现有贸易强国的分析较少体现国际贸易与本国资源配置的关系,同时也缺少对中国与世界贸易强国实际差距的探讨。鉴于此,本文做如下安排:首先构建贸易强国内涵的三维视角分析框架;再基于国际比较,探讨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成就与问题;最后基于新发展格局环境,提出建设贸易强国的新路径。

贸易强国的内涵:基于三维视角

全球价值链是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要素合作形式,“接续生产”的特征突破了原有以国家为界限的分工形态,形成全球垂直一体化生产布局。新时期国际分工机制和贸易模式使得贸易强国具有新的特征。首先,贸易强国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要推动者,为全球“接续生产”提供关键零部件等中间品。贸易强国的生产及出口能力是建立在本国国内配套及生产制造基础上的,因此具有强大的内生增长能力。其次,贸易强国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要受益者,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同时,促进了国内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再者,贸易强国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规则制定者,通过发起全球性及区域性国际经贸组织,推动新型国际经贸规则的实施。对应于上述特征,本文基于国际竞争力水平、国内资源配置能力以及国际规则话语权等三维视角剖析贸易强国的内涵。

(一)国际竞争力水平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一国国际竞争力应更多建立在生产和出口的内生能力之上,即基于国内配套和制造能力的出口质量。国际竞争力水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口规模,即该国能有多大规模为全球市场生产,提供中间品和最终制成品。历史上的贸易强国(荷兰、英国、美国等)都曾大规模地进行国际贸易,深度参与商品交换。二是出口的结构及效益,即该国生产和出口的能力有多大程度建立在其内生能力基础上,换言之,该国国内配套及制造能力能多大程度地支撑出口。在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的条件下,生产和出口的能力主要是建立在国内生产基础上,但在多国“接续生产”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时代,出口国利用进口中间品加工制造并出口的“体外循环、大进大出”模式,显然高估了实际生产能力。对于加工贸易出口的主体而言,其对产品价值形成的贡献仅限于加工组装部分的低附加值。因此,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竞争力,应更加强调其对价值链生产的增值能力而非出口能力。

(二)国内资源配置水平

首先,市场边界的扩大和劳动分工的深化助推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生产能力的提升,同时也促进国内综合实力及资源配置能力的增强。追溯贸易史,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纷纷通过海外贸易为本国谋得巨大财富,强盛的国内经济激发了对国外产品的需求,进一步推动了外贸发展;工业化时期的英国、美国利用全球广阔巨大的市场需求刺激了其国内相关产业的壮大和技术管理水平的提升。其次,参与国际贸易能在国内产生明显的行业间和行业内配置效应。一方面,出口扩大了出口部门及高生产率企业的产能,即高级生产要素由缺乏竞争力的进口部门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部门集聚,国际贸易主导了行业间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国际贸易也产生明显的行业内资源配置,即高级生产要素由低生产率企业向高生产率企业集聚,比较优势要素得到进一步重新配置,从而巩固和扩大外向经济部门的贡献。

(三)国际规则话语权

国际经贸规则涵盖了贸易原则、贸易主体、贸易对象、贸易方式、贸易结算等方面内容,是国际贸易和分工有序开展的制度保障。例如,国际贸易交易要求各国降低关税壁垒及一些非关税壁垒,尤其是各国“接续生产”不相统一的国内制度及参与的全球生产网络模式,进一步要求各国规范规则,制定一致的贸易细则;在国际投资中,资金流向国的国内制度安排会显著影响其比较优势,行业准入清单也需要确定公认的“边界内”原则等。由于贸易强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占主导地位,较容易影响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金融规则,也更倾向于参与各种区域合作。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阶段,贸易强国应该将高质量和高标准、公平和包容、创新和协作等国际规则传递和拓展,提供更有利于协调发展的全球公共品。此外,国际贸易本质上是一种国际商品及服务的交换,离不开货币流通和金融制度。贸易强国应有“国际金融”竞争力,能够制定影响国际货币治理的规则。

综上所述,从国际竞争力、国内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经贸规则话语权三个维度,可以较为全面和准确地度量当代贸易强国发展水平。国际竞争力强是贸易强国的关键表征,不仅是出口规模大,还应该包括结构优化、出口收益高。国内资源配置强是贸易强国的内在动因,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加速行业间和行业内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生产效率提升。国际规则话语权强则是贸易强国的保障机制,国家间不可避免地要采用经济竞争与协调的方式开展全球范围内的利益获取,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往往可以主导其中规则。

中国建设贸易强国的成就与问题

在国际竞争力、国内资源配置以及国际规则话语权的三维视角基础上,比较中国与主要贸易大国(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发展水平,以此厘清中国在建设贸易强国进程上的真实水平,并透析中国与其产生差距的原因。

(一)国际竞争力水平

本文采用修正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evise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RCA)指数作为测度贸易大国出口竞争力的指标,该指标从增加值数据体现出口收益水平。对于贸易强国而言,RRCA指标衡量的正是基于规模的出口贸易收益能力。本文通过比较中、美、德、日四国的RRCA指数,可以对标世界贸易强国探讨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差距与不足,进而分析成因。

1.国际竞争力水平的国际比较

从中、美、德、日四国指数(图1)看,美国的出口竞争力指数在样本期间内稳定在世界最高水平;中国出口竞争力水平提升迅速,2005年中国出口竞争力水平为四国中最低水平,至2015年仅次于美国。从指数数值看,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从2005年0.26提高至2015年的0.42,与美国的差距已经从2005年的0.27缩小为2015年0.21,德国和日本的出口竞争力水平都有所下降,从2005年分别达到美国的65%和53%,降至2015年的53%和32%。中国在样本期内出口竞争力有较大的提升,但与美国的贸易竞争力仍有不小差距。

图1 2005—2015年中、美、德、日出口竞争力指数变迁资料来源: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增加值贸易(OECD-Tiva)数据库中,中国、美国、德国、日本在2005—2015年的出口数据编制。

2.国际竞争力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出口收益水平做波动效应分解可以发现,出口竞争力的增长来源于两种效应:一是出口扩张能力,二是进口替代能力。

出口扩张能力是指出口规模的增加引起国际竞争力水平的提升。一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份额占比越高,意味着在国际市场的接受度越高,这是国际竞争力的体现。在出口扩张效应下,国内生产规模是关系国际竞争力水平的最核心因素,只有经济体量大和生产制造规模大的国家才具备出口大规模、多种类商品的能力。其一,出口部门只是国内生产规模的一部分,出口扩张能通过乘数效应带动更大的国内生产规模扩大;其二,如果出口部门具备先进生产技术水平,就能够通过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达到出口扩张的目的,特别是处在全球价值链贸易中的出口部门,更可能在外部资本(FDI)驱动下实现更高生产效率,扩大出口的生产规模,进而提升国际竞争力水平。

进口替代能力是指国内配套能力提升导致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增加,进而带来的出口竞争力提升。中间品进出口在全球价值链所主导的任务贸易链条中的占比不断增加,但进口中间品在产品整体链条中所处的位置,往往决定了一国出口的真实收益水平,这体现了该国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进口替代机制是“干中学”的过程,一国逐渐学习和替代原先所需进口的高级产品(中间品),从而降低对外部经济的依赖,实现出口对国内贸易、生产和市场的溢出作用,因此进口替代要求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其中高级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起重要作用,能够获得更多增加值回报。同时进口替代效应还代表国内生产配套网络链条的横向延长和纵向深化即国内市场规模得以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增加提升国内的需求拉动作用,进出口结构的优化带来出口中的本国要素收益比重提高。

3.中国国际竞争力水平与贸易强国的差距

上述分析表明,国内生产规模、高级要素禀赋和国内市场容量是影响国际竞争力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本文以中国、美国相比较为例,从此三方面对比分析中美之间的差异,明晰中美在国际竞争力水平上的差距原因。

(1)国内生产规模

国内生产规模决定了出口规模,是一国制造能力的重要体现。特别是一国国内中间品的供给水平,是其出口部门的有力支撑。当高品质中间品发展较好时,这种国内生产就能实现进口替代,提升国内产品增加值率,从而提升国际竞争力。中国出口部门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迅速完成了生产要素积累和要素禀赋的升级,国内生产制造的能力飞跃提升。1978—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高达9.65%;自2010年起,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进入中等收入偏上的国家行列。同时,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随后两国制造业产值逐步拉大,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为4.86万亿美元,远超美国2.56万亿美元。除了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中国在另外18个行业中的制造业规模都超过了美国。由此可见,超大规模的国内生产制造能力是中国国际竞争力得以飞跃提升的重要原因。

(2)高级要素禀赋

在全球价值链中,跨国贸易往往是由高级要素组织,并整合中低层次的生产要素进行交换,因此一国高级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决定了出口扩张能力;同时,高级要素能够实现一国高级中间品的进口替代,可以说高级要素投入决定了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布局中的位置,直接关系外贸出口的收益水平。中国最初以初级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等融入全球化生产,生产要素的国际合作使得要素禀赋结构逐渐深化,以货币资本为代表的高级生产要素持续流入中国,也带动了技术、高端人才、品牌、营销网络等其他高级要素在中国集聚,从而推动了国内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但是总体而言,发达国家仍是高级要素的主要掌控者。2020年,在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制造业企业大部分为传统工业和基础建设行业,但美国上榜企业行业分布更广,包括食品与饮料、制药、计算机软件、医疗器械等,企业营收能力也更强。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可以更加鲜明地反映中美之间的技术、品牌和管理等高级生产要素的分布差异,近十年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均呈现顺差,而中国在该服务贸易方面一直处于逆差的状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显示,2014年该项逆差为219.39亿美元,2021年又扩大至354.34亿美元。

(3)国内市场容量

国内市场的开拓有利于降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有利于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这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提供稳固的国内保障。当国内市场规模扩大后,内需对国内生产的拉动作用也愈加增强,也促进了生产水平发展,进而提升其国际竞争力。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国内消费需求持续壮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渐显现的过程。1978—2021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不断增加,消费领域不断拓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559亿元增加到440823亿元,年均增长35%,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持续增强。但是同发达经济体国内市场发展相比,中国还未出现阶段性转换,国内需求潜力未被充分激发。2021年,中国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当于美国的92.29%,但由于中国大多是生产中间产品型的产业集群,最终商品的国内需求对内循环依赖相对较弱,中国以国内需求主导经济发展格局具有进一步提升空间和现实基础。

(二)国内资源配置能力

出口贸易是构成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贸易还通过生产规模的增加、技术进步或组织管理优化国内资源配置,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这是国际贸易对国内资源配置水平的促进作用。通过对各国经验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可以估算世界主要国际贸易国家外贸拉动生产率水平的能力,进而对比中国在此方面的发展情况。

1.贸易对国内资源配置的影响分析

在规模效应、竞争效应和学习效应等多种途径的作用下,国际贸易深刻影响了国内资源配置水平,可以概括为以下两部分:

(1)要素的部门间配置。由于劳动分工的细化以及规模经济的扩大,国际贸易深化了社会分工,优化了资源配置。出口部门作为具有比较优势部门,创新租金和销售利润逐渐增加,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比非出口部门相同生产要素获得更多的回报,从而吸引了国内非出口部门的该类要素跨部门流动,使更多本国资源从进口竞争部门流至出口部门。

(2)要素的行业内配置。行业内要素配置是指,一方面出口规模扩大,会派生对高级要素的需求,引致高级要素由非出口部门流动到出口部门。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市场竞争,部分出口企业会在竞争压力下亏损甚至退出出口市场,由此出现高级要素由依效率出口向高效率企业流动,这样就形成了行业内配置效率的优化。

2.贸易促进国内资源配置效率的国际比较

出口贸易可以通过推动生产要素的跨行业及行业内重新配置,影响生产效率,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了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一国的资源配置能力。本文利用11个世界主要贸易大国(根据2005—2016年全球贸易额进入过前十的国家,选取了美国、中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韩国、意大利、加拿大、印度和西班牙共11个国家)的17个制造业部门的出口截面样本(2000—2014年)进行实证分析,将出口附加值的系数作为出口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边际影响,通过出口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利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中各国数据,采用购买力平价PPP转换因子把各国GDP统一折算成2000年的国际美元,通过DEA方法测算得到)的计量模型测算,比较主要贸易大国外贸对TFP的拉动系数。

对11个国家分别进行回归分析(表1),回归系数可以反映该国制造业部门在出口贸易中所得到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拉动贡献平均水平。从统计均值来看,出口贸易对美国、德国、西班牙、法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平均制造业行业生产率的拉动作用较大。但是只有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这五个国家的出口贸易对其本国生产率起到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余国家(加拿大、西班牙、法国、印度和韩国),出口生产活动对本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贡献度并不显著。

表1 各主要国家国际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拉动率

本文利用出口贸易的国内GDP拉动水平指标和出口对一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拉动率指标,构建出口贸易对本国经济贡献矩阵,从而更加准确地捕捉各国全球价值链贸易中的出口活动对本国经济增长中的带动作用。如果一国总产值中的出口贸易增加值占比和出口拉动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均较高,表明该国既在出口贸易中获得较高增加值回报,也通过对外贸易提升了本土的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对外贸易可以说促进了国内经济增长,出口贸易拉动本国经济能力很强;如果只有出口贸易中的增加值回报高,但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不大,则表明该国的出口贸易只实现了该国规模上的经济增长,而非内生性增长。与之相反,如果一国在出口贸易中的增加值回报低,但出口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却有着较大的拉动作用,则表示该国处在潜力增长阶段,而随着生产率的提升,经济发展和出口能力也将有所增长;若这两个指标都低,则说明该国出口贸易对本国经济发展的贡献较低。将各国数据绘制成四象限散点图(图2),可以看出只有美国处在第一象限,说明美国的出口贸易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力较强;加拿大和印度位于第四象限,说明该两国的出口尽管给本国GDP贡献了较高比重,但并没有通过外贸活动形成经济的内生增长;英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四国则属于潜力发展阶段,说明出口贸易在其GDP中占比并不靠前,但出口贸易却显著地拉动了其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主要贸易大国中有三国位于第三象限,说明韩国、中国和法国的出口贸易对本国经济增长贡献无论是从出口对GDP贡献方面,还是出口拉动生产率水平方面,都与贸易强国存在不小差距。这也是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中需要克服和解决这方面的障碍。尽管中国出口额和出口国内增加值持续增长,出口贸易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潜在促进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图2 主要贸易大国出口贸易的本国经济贡献矩阵散点图资料来源:根据OECD-Tiva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各国相关数据计算。

3.中国对外贸易资源配置效应较弱的原因

对于出口贸易拉动国内资源配置水平的国际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外贸活动对国内资源配置效率的拉动作用并不显著,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国内市场机制仍有待进一步健全,主要体现为:

(1)价格机制仍需完善

完美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自发调节生产要素供需的特点,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核心机制。尽管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初见成效,但是仍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价格机制。在地方政府竞争考核下,某些地方政府会给予当地企业过多的信贷资源、财政补贴等,甚至限制其他地区的产品流入,人为地形成市场分割,这些因素会扭曲市场对资源的决定性配置作用,其中在金融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分配上最为明显。还有某些行政手段比如设置区域壁垒、歧视性定价等也对价格机制运行设置了障碍,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导致资源配置严重偏离最优状态。此外在某些招投标和政府采购行为上,行政部门可能会附加对企业资质或规模的限制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民营企业平等的市场准入机会。

(2)市场基础设施跨区域衔接有待推进

市场基础设施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要支撑。一方面,市场运行的硬件设施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支撑,我国有交通、能源、水利、信息等各领域的单项重点基础设施,但缺乏跨区域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现代货运物流体系尚需建设,跨省交通、“水陆空铁”多式联运需要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市场运行的制度环境建设作为市场软基础设施,更加直接决定了市场经济体系的层次。比如,目前仍缺乏全国统一的商品供需信息发布平台,企业、市场及政府三方都无法准确和快速地捕捉市场资源信息;政务数据资源共享平台尚未建立,当前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孤岛”和“数据鸿沟”尚未突破;基于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多种信息技术的各类数据库起步晚、推进慢;公司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一系列与各类市场经济活动相关的制度法律法规仍处于完善之中。

(3)要素跨区域流动仍存在壁垒

尽管中国的商品市场一体化有了较大程度提高,基本实现了商品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但是要素市场的分割程度仍然较高,资本、土地、技术、数据等要素的市场交易及市场运行机制没有建立,各个地区往往对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进行限制。如户籍制度限制人力资源自由流动,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门槛高等。以长三角资本要素为例,现阶段长江经济带沿线集中布局了钢铁、石化、汽车、机电等一批重点项目,城市群之间产业结构趋同,市场割据明显,金融领域的合作还停留在低水平阶段,这需要进一步打破行政壁垒,通过开放市场、统一监管体系促成各类金融要素自由流动与融合。

(三)国际规则话语权

1.规则话语权的内涵及度量

贸易强国往往是在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货币体系中具有话语权的国家,因而对各国的经贸治理权力测度上也分别采用国际贸易治理体系和国际货币治理体系中的测度进行平均加权。一方面,遵循以往文献衡量国际货币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的方法,本文对国际货币治理的话语权指数,采用世界银行数据库里主要成员国在世界银行四部分的投票权指数加权得到。另一方面,由于各国价值链中的贸易规模与全球贸易治理指标及其他经济因素相关,本文依照盛斌的方法,采用贸易协定签署数量作为衡量各国在国际贸易规则中的话语权指标。

2.国际规则话语权的国际比较

从中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四国全球经贸规则话语权指数来看(图3),美国在样本期间内具有绝对的经贸治理话语权力。美国的话语权指数尽管有微弱的波动,但始终保持世界第一位置。德国的话语权指数自2007年开始几乎保持在同一水平。日本的话语权指数也有不小的提升,2015年几乎达到美国70%的水平。中国2005—2008年均处在美国话语权指数15%水平以下,之后虽有明显增长,但截至2015年仍只相当于美国经贸治理话语权指数的40%。德国和日本在样本期间的全球经贸话语权指数交替上升,但两国的话语权指数都与美国的差距有明显缩小。中国在全球经贸规则话语权指数呈现出总体上升的趋势,2012年达最高水平,之后又略有下降。中国在全球经贸治理话语权上仍需付出很大努力,目前与贸易强国相比,其差距仍很大。

图3 2005—2015年中、美、德、日全球经贸治理话语权指数变迁资料来源:根据各国2005—2015年的世行投票权数据、以及WTO组织区域贸易协定(RTA)数据库中各国区域贸易协定数据编制得到。

3.中国国际规则话语权较弱的原因

中国所掌控的话语权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并不一致,美国仍掌握着传统国际经贸的绝对性话语权,中国参与全球经贸治理还面临重大挑战,主要包括:

(1)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影响巨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全球最重要金融机构之一,一直以来为各国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国际金融制度的平稳运作。但是IMF的决策机制并非一国一票制,而是根据各国的GDP、贸易开放程度、外汇储备等份额决定。美国是IMF最大的股东,拥有最大的投票权,因此美国在金融领域始终把握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方向。尽管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活动和事务上越来越重要,但是美国一直通过“单边否决权”阻碍新兴国家提高份额。2022年5月11日,在美国的主导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又将美元权重由41.73%上调至43.38%,再一次确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这显示了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巨大影响力。

(2)世界经济过度依赖美元

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美元发展成为一种关键货币,并开始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使用。全球货币制度先后经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货币体系,才最终形成当前的货币体系,美元仍占有霸权地位。美元在国际货币竞争中的胜出,不仅是因为美元具备稳定的货币价值,还包括广泛的交易网络和充分的投资渠道。而美国在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全球布局中给美元铺垫了交易网络和投资渠道建设,赋予了美元更多的国际化优势。尽管人民币正在进行区域化和国际化推进,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3)发达国家差别对待发展中的经济体

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主导下,发展中国家极其依赖发达国家的专业技术、管理经验等高级生产要素,高级中间品的进口往往也严重偏向于某些发达国家。这种外贸依存度的不相对称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风险。从现有区域贸易协定(RTA)来看,目前WTO成员都至少签订了一个RTA,这些规则一般与WTO已有规则存在差异性,这导致了贸易治理的碎片化和低效率。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先后通过双边及区域协定的方式,试图增强各自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影响力,重塑国际贸易格局,排斥新兴经济体的参与,新兴经济体在贸易体制中遭遇不公平对待也加剧了全球贸易规则的缺陷。

推进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思路及路径

基于前文三个维度的分析,可以知晓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短板,而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大幅提升主要来源于国内生产规模的扩大。高级要素的相对匮乏和国内市场需求的明显不足造成中国出口收益水平与美国差距明显;由于中国市场机制不完善、大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备、要素区域流动有障碍,出口贸易在拉动国内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上并未完全发挥。美国强势影响国际经贸制度变革,中国日益增强的国家实力未能转化为国际话语权。基于此,本文提出在新的历史机遇期和发展任务下推进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思路及路径。

(一)培育本土高级要素

不断培育高级生产要素,提升要素禀赋结构。一方面,本土大型跨国公司要利用在研发、技术、资本、渠道、品牌等领域的规模化优势。另一方面,还要加快建立以高级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为基石的创新体系,顺应高级要素主导产业链升级发展趋势,大幅度促进知识、技术、信息等高级要素的创造、扩散及应用。

(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

要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挖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要注重培育内生消费能力和发展重点消费市场。其一,应千方百计提高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积极挖掘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并从促就业角度增加城镇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多渠道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其二,加大对重点内生消费市场的培育,重点支持和发展与人民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产业和部门,如农产品、旅游服务、家电产品、现代服务等各类消费市场;其三,更好地发挥数字化支撑作用,融合现有经营环节,衍生新消费、新业务,进一步加大消费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三)完善国内市场制度

现代市场体系的市场规则,是根据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依法确定和形成市场主体间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一是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市场准入规则,要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制定负面清单,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保障各类经济主体获得平等的市场准入机会。二是建立和完善市场监管的规则,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的市场大环境。三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规则,要加强企业信用管理建设,完善政府信用管理和服务系统,促进金融、财政、审计、证券监管、工商、税务、海关、质检等行政部门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等级管理制度、信用考核评价体系、信用信息公开系统等。

(四)厘清政府管理边界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宏观调控而言,“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实质内涵在于形成尊重市场规律的政府作用,政府行为要有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保障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同时,还要合理界定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在公正的市场监管、资产管理以及宏观调控上的服务和保障作用,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减少市场准入的审批环节和流程。

(五)保障要素自由流动

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是生产交易活动得以开展的前提。首先,要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医疗、就业、社保等制度,以利于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其次,要健全充分竞争的消费品市场,增加消费的有效供给,推动消费供给与需求的相互匹配,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使生产者与消费者得到合理的剩余。再次,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加快土地有效流转,通过“要素同权”来盘活农村资源要素,使农民拥有更多财产性收入;同时,不断完善资本市场,深化金融改革,提高社会资金的动员能力和配置效率。

(六)参与国际规则建设

当前国际经贸治理体系出现不可忽略的矛盾,中国一方面要推动WTO等国际组织的改革,力图尽可能满足会员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利益诉求,使会员国愿意参与国际组织并遵守其规则。另一方面,通过“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CPTPP)等多项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扩大中国在国际制度中的影响力。

①张小锋:《“贸易强国”写入十九大报告意味着什么?》,《国际贸易问题》2018年第2期。

②参见殷德生、金培振《改革开放40年中国对外贸易变革的路径、逻辑与理论创新》,《上海经济研究》2018年第10期;周丽群《新形势下推进贸易强国建设的思考》,《红旗文稿》2019年第11期。

③王冉冉:《我国离贸易强国还有多远?——我国外贸国际竞争力现状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

④参见余芳东、寇建明《我国与世界贸易强国差距有多大》,《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第6期;高虎城《在新的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紫光阁》2014年第1期。

⑤参见徐宁、皮建才、刘志彪《全球价值链还是国内价值链——中国代工企业的链条选择机制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年第1期;黎峰《全球生产网络下的贸易收益及核算——基于中国的实证》,《国际贸易问题》2014年第6期。

⑥参见张幼文《从开放战略向国际战略的升级——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4期;戴翔、张二震《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与中国外贸失速之“谜”》,《经济学家》2016年第1期。

⑦赵蓓文:《实现中国对外贸易的战略升级: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世界经济研究》2013年第4期。

⑧张幼文:《要素集聚的体制引力》,格致出版社,2015年,第30—35页。

⑨盛斌:《建设国际经贸强国的经验与方略》,《国际贸易》2015年第10期。

⑩裴长洪、刘洪愧:《中国怎样迈向贸易强国:一个新的分析思路》,《经济研究》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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