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埋没的诗人“命运”
——新时期以来食指诗歌研究综述

李嘉欣

(长沙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114)

“打捞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热门话题，由于政治观念、审美取向的变化以及去除历史遮蔽的动机，被“打捞”的“失踪者”人数颇为可观。新时期以来，在诗歌领域，影响较大的是对“地下诗人”食指的再“挖掘”。食指生于1948年，原名郭路生，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诗歌创作，“文革”结束后开始大量写作，此后逐渐浮现于文学史视野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为人们回溯当代新诗时不断返顾的源头。

食指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迄今为止经历了四十余年。纵观之，相关研究可大致分为沉潜期、热潮期以及延续与新变期三个阶段，主要研究包括食指生平、食指与“地下文学”和“朦胧诗”的关系、食指诗歌主题及艺术、食指其人其文的文化意义等方面。然而，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学界对“食指是如何浮出历史地表的”探究还远远不够，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进一步“挖掘”食指。同时，作为一个持续创作的诗人，食指新时期的写作在面向社会、回顾自我人生以及与当代诗坛互动等方面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因而，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关研究成果，无论是对食指研究，还是对当代新诗史发展的某些内在线索的梳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理意义。

一、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沉潜期

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文学界开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各种流派和思潮蓬勃兴起，一派欣欣向荣。在此背景下，学界并未对食指寄予过多关注，食指及其诗歌研究也显得颇为寂寥。原因之一可能是食指这段时间因患有精神疾病大多住在安定医院、展览馆医院、第三福利院，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在这一时期，食指诗歌充溢着精神的痛苦与张力，人的庸俗与内心对诗歌的隐秘渴望形成两极角力，诗人的灵魂便在这两极间彷徨：对外关注着政治、经济、文化的改变及由之而来的社会现象；对内进行自我质询与探求，时常回顾自己的人生并流露出一种“中年意识”。经历了长期的精神分裂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食指似乎获得了精神上的重生——“但终于我方诗行的大军/跨越了精神死亡的峡谷”(《归宿》)，诗人用诗歌与命运抗争，寻求安慰。食指在诗歌中找到了对抗现实的力量，结束了精神的虚空漂浮状态，并给自己的人生划上了向后延续的省略号——诗人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食指诗歌摆脱“文革”时期地下文学“手抄”形式首次获得发表，其油印刊物为《今天》，且“食指”笔名的首次出现也是在《今天》，《今天》共发表了食指的九首诗。①关于这一笔名的由来有两种解释：一是替食指发言——食指认为作为一名中国诗人需要面对无形的压力和背后的指指点点，因此“食指”便是用以表达自己对别人在背后指点的抗争和解嘲[1]，这一说法影响更大；二是来自食指本人的采访，因为母亲姓“时”，且为了表达对老师的尊敬，“食”与“时”“师”谐音，“指”与“子”谐音，所以取笔名为“食指”[2]。这不同的说法暗含了“反”(反抗)与“正”(正统)两种截然不同的意味。1981年1月，食指的《相信未来》《我的最后的北京》(现定名为《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两首诗首次发表在国家正规刊物《诗刊》上，然而，“除了朋友的祝贺外，并未引起更广泛的关注”[1]。由此可见，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食指的诗歌是远离中心而处于边缘的。

但是，由于朦胧诗在新时期引起的争议，加上连续发表作品，食指不时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因此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从有关诗集的出版情况来看，20世纪80年代后期对食指的关注不断升温。1985年，《新诗潮诗集》[3]出版，食指排在“朦胧诗人”之后，其中收录其《愤怒》一诗；1986年，《北京青年现代诗十六家》一书[4]出版，将食指排在首位，可见当时已有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追溯食指的“先驱”地位，但编者将食指创作《疯狗》的1978年误认为是1974年，追究起来，这一错误源自一个历史性的误会。②此外，“北京”这一地域修饰语似乎也预示了“挖掘热”过去后食指诗歌影响的困境；③1988年，食指第一部个人诗集《相信未来》④出版。

1988年，多多发表了自1970年到《今天》创刊前关于北京地下诗歌群体的回忆性文章《1970-1978：被埋葬的中国诗人》，其中提到，“就郭路生早期抒情诗的纯净程度来看，至今尚无他人能与之相比”，食指是“70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伏在地上的第一人”[5]。同为“文革”时期地下诗人，多多是较早关注食指并且给食指的文学地位定性的人。这篇文章后来被反复引用，用以说明食指在“文革”时期延续文学脉络的重要功绩。

可以说，围绕食指作为新时期以来新诗“第一人”的定位，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为此奠定了“地基”，后续研究者则纷纷以砖木来修建“大厦”，而“地基”的稳固性(客观性)却有意无意被忽略了，由此可知，这股“建造”热潮过去后，人们才会对这座人为的建筑物本身进行合理性反思。用论点证明论点，而不是用论据证明论点，是“挖掘”食指过程中存在的逻辑漏洞。

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热潮期

20世纪90年代初期，探究“文革”时期地下潜流文学的热潮终于涉及到食指，食指逐渐进入国家体制之中，他1993年加入北京作家协会，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食指诗歌获得了来自社会主流权威“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让食指浮出水面”的呼吁和行动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最重要的诗歌事件之一。

与前一时期的紧张感、拉扯感相比，这个时期诗人与外部社会、自我内心的关系似乎已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反映在创作中便是食指通过诗歌体现出来的明显的“苦难意识”，以及一种历经世事的余裕与悠闲。尽管张力已经松弛，但诗人仍然对时代投去批判性的深思，而这正是食指诗歌在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背景下具有的特殊意义。面对来自外部世界的或关心或猎奇，站在“人生舞台”上的食指也在审视着台下的观众，“这市场上最不值钱的叫得最响”(《欲望》)，如此犀利、泼辣又率性的洞察与诗歌表达，恰如其分地为食指本人及其每一阶段的人生态度作了一幅纪实画。

在这个时期，食指出版的作品集呈现喷发态势，《食指 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在黎明的铜镜中》《诗探索金库·食指卷》《岁月的遗照》《90年代实力诗人诗选》《食指的诗》《中国新诗：1916-2000》《朦胧诗选》《朦胧诗新编》《被放逐的诗神》⑤等食指诗歌专集或选集陆续出版。从诗集出版数量及频率来看，食指已经得到了文学领域主流权威的肯定，“地下诗人”“潜流歌手”正式登上了“舞台”。其中有两件事值得注意：其一，在《诗探索金库·食指卷》的发行座谈会上，钱理群发表演说，强调食指诗歌在强权统治、文化专制的极端年代中“跨越精神死亡的峡谷”的重大意义，这种“跨越”具有“史”(中国诗歌史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意义和价值[6]。钱理群甚少谈及新诗，因而这种言说便因其本人在学界的“宿儒”地位有了较大的影响力，此后还有研究者撰文专门谈及这种精神“跨越”的意义[7]。其二，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的《朦胧诗选》是1985年同名诗集的再版，2002年版增订了食指和多多两人的作品，然而增订版只收录了食指的18首诗歌，不仅数量上不可与北岛、舒婷、顾城等朦胧诗人相比，而且也并未改变原来的排序，将食指置于朦胧诗人之后，这无意中暗示了食指在新诗史上的“尴尬”地位。

在“挖掘”食指的过程中，《诗探索》一直是主力军。1994年，《诗探索》复刊并在第2期发表了林莽的《并未被埋葬的诗人——食指》、食指自述《〈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鱼儿三部曲〉写作点滴》。林莽回顾了食指的诗歌创作历程，指出食指“曾是一代人的代言人”，被称作“是新诗潮诗第一人是恰如其分的”[8]。这样的评价明显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多多对食指的定位。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从两位亲历者对食指“被埋葬”到“并未被埋葬”的认识变化中，不仅体现出外在文学环境对食指关注的上升，还可以洞见两位作者不同的立场——多多站在“被埋葬的中国诗人”边缘立场追溯“文革”往事，而林莽则是在中国当代诗歌受现代主义风浪冲击后认识到了食指创作精神的可贵，以“食指精神”来回应20世纪90年代诗坛急功近利的市侩作风。1998年，《诗探索》又推出《食指专题》栏目，在1998年第1期，发表了林莽的《食指论》以及李宪瑜的《食指：朦胧诗人的“一个小小的传统”》。林莽将食指的创作分为四个时期[9]，而李宪瑜则引用了多多、林莽以及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中的说法，认同食指及其诗歌地位之高，对于多多所谓食指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传统”中的“传统”，他认为指的是“食指那种维护诗歌独立尊严及个人化写作的传统，而不旁及其他”[10]。这两篇文章在为食指正名与言说后，都不免承认食指诗歌在当代不会再引起如“文革”时期那样大的轰动了。

与《诗探索》的大力提倡相呼应，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地下文学的热情日益增长，这也从一个侧面助推了“食指热”。1993年，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出版，书中引用了多多1988年关于食指是新诗潮诗歌“第一人”的评价，并极大地肯定了食指诗歌在“文革”时期的地下影响力[11]，但这本书也将《疯狗》的写作年份误认为是1974年，由此牵涉到了时代背景错误的指涉。1997年，《华人文化世界》刊载李恒久的《路生与我》、何京颉的《心中的郭路生》、戈小丽的《郭路生在杏花村》三篇文章，⑥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这三篇文章后来被收入1999年出版的《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一书中，这是一本“由图片、手稿、信件、刊物、编目、便条组成的资料集”[12]。值得注意的是，由郭路生、赵一凡到白洋淀诗派以及《今天》这本刊物，在内容编排上，此书似乎暗含了一个由郭路生到《今天》的进化影响序列。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及《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两本著作在食指研究领域成为奠基之作，而食指在“文革”时期的特殊地位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新诗崛起中的“源头”地位则是“挖掘”食指的源动力。

从新诗史著作来看，在1993年出版的洪子诚、刘登翰合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一书中，食指并未占据太多篇幅，只在第十一章“崛起的诗群(下)”中分析了食指的《我的最后的北京》一诗，将食指作为新诗潮孕育前期，即“上山下乡”运动时的知青代表[13]。这本书于1985-1987年完稿，1991年冬略改，虽然文学史的写作具有滞后性，但和时下“挖掘”食指的热潮相对应，此书的出版构成了具有对读意味的历史情境。2003年12月，程光炜主编的《中国当代诗歌史》出版，同样也是在朦胧诗的范围内。其中，第十章“朦胧诗的出现”中第一节“食指的意义”，明确指出因为食指的诗歌活动略早，所以“朦胧诗的兴起与食指本人不无关系”[14]，随后引用了张郎郎、北岛、宋海泉等人的追述性话语证明这一观点。然而，有意思的是，此书出版后的2005年，在中国新诗一百年国际研讨会上，程光炜推翻了自己此前的观点，指出食指的出现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发掘热”和“个人叙事”阅读潮流以及大众对文化英雄的需要等因素相关联，那些见证人的“讲述”被组织成了一个十分完美而动人的历史叙事[15]。同年，洪子诚等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也进行了修订，正如作者在修订版的序中所说，修订版在中国大陆诗歌部分的改动和修订的幅度较大，食指有了专节内容，第十一章第三节(“地下诗歌”的发掘与食指)论述了食指在“朦胧诗”秩序里的变化。相对于初版，此书对新诗史的叙述更为客观，“由于在论争中朦胧诗地位开始显赫，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当代诗歌‘复兴’的标志，有关朦胧诗的‘起源’问题受到重视。零碎、杂乱的记忆与不多的资料，在‘历史’构造的目标中，得到加工、串联与整合。”[16]洪子诚详细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对于食指的“挖掘”历程，对食指的“被发现”持有保留态度。程光炜与洪子诚貌似相反的行为(前者撰文对“食指热”进行反思，后者将食指修订进诗歌史)实际上持有相同的立场，即研究者对食指的犹疑态度。

此外，《黑夜深处的火光——“前朦胧诗”论札》[17]、《诗歌理想的转换》[18]、《先驱者还是大诗人——论食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19]等也是这一时期较早论及食指诗歌及意义的论文。将不同学者的观点进行对照，可以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食指研究已呈现一个颇为驳杂的面貌——一方面是“大张旗鼓”地“挖掘”，另一方面是对这种“挖掘”的担忧：“食指的诗歌艺术成就相当有限”，食指的诗作更多是个人感情的直接抒发，形式上单调、机械、缺乏变化[19]。

在这一时期，大众传媒及各类文化报刊也对食指投去关注的目光。1995年，北京电视台播放了食指的专题片《启明星》；1996年，电视片《老三届》中有一集专门介绍食指的创作与生活；1998年，食指获《文友》杂志诗歌奖；1999年，食指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诗歌获新中国成立50周年北京市优秀作品奖[20]；2001年，食指与已故诗人海子共同获得第三届人民文学诗歌奖。传媒影片的出现提高了食指在大众读者中的知名度，而食指的频繁获奖也扩大了其诗歌的影响力。

大众传媒领域的一片肯定与颂扬声显得整齐又单纯，而学术界则是各执一词，将同一时期、同一对象在不同领域内引起的反应相互对照，在拉开历史距离之后可得到更为客观的认知。正如洪子诚所说，由于朦胧诗的显赫地位，朦胧诗“前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再加上20世纪90年代末大众传媒、商业文化的兴盛，食指似乎成为了一个在艰难年代里与主流话语对抗的个人英雄。然而，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发掘”热潮过后，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食指诗歌(地下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由此开启了新一轮的怀疑和批驳。

三、21世纪初期以来：延续与新变期

由于前两个时期奠定的基础——食指诗集的出版给学者提供了研究文本，相关研究专著则是重要的文献资料，而当事人广泛的社会活动，尤其是文学活动增加了文学研究的时效性，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各类期刊发表的文献和硕博士学位论文。“地基”以及“大厦”的主体结构已经完工，剩下的就是“边角的修补和外观的装饰”。

2002年3月，食指终于真正意义上地跨出了“精神病院”，与翟寒乐的相遇则是其人生中的又一个转折点，此时的诗人已经迈入人生与诗艺上的老年，并拥有了安定美好的生活。但是，对于诗艺而言，舒适则可能是停滞的温床。这一时期食指的诗歌似已定型，来自外部世界的压抑和内在心灵的张力都已逐渐失去，沉重的精神诘辩变为轻松的反复喟叹，偶然的“小确幸”并无多少诗意可言，而食指一直坚持的“新格律体”更是成为束缚其手脚的镣铐。

这一时期的食指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持续“挖掘”食指，探究食指与“朦胧诗”“地下文学”“潜在写作”以及《今天》的关联；二是回到食指诗歌本身，对食指诗歌进行艺术分析及文本研读。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方面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区分的标准主要在于论述重点的不同。

一方面，研究者对于食指“前史”的探究依然乐此不疲，并加以谨慎思考。李润霞辨明了对食指《疯狗》写作年份存有的争议，对资料之间相互引证的问题进行了详细梳理[21]。霍俊明认为，白洋淀诗群是沿着食指式独立的、个人化的道路前行的，但同时又超越了食指的诗歌写作范式[22]。王士强指出，食指的出现是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症候，食指诗歌创作具有分裂性[23]。张闳则认为，“‘文革’新诗歌第一人”的说法不太准确，食指继承的依然是主流诗歌传统，但食指的出现恰逢其时，他是“承前启后的一个关键性人物”[24]。梁艳认为，《今天》并没有体现出食指诗歌的两面性，而是“突出了他诗歌中的‘异质性’的一面”，由此导致了对食指的误读[25]。曾念长较为详细地梳理了食指归来的过程，认为食指的“精神打捞”过程伴随着“食指精神”的再生产，他对“挖掘”食指的现象进行了较为理性的思考与分析[26]。邓招华、林莽的《见证“白洋淀诗歌群落”的精神历程——林莽访谈》是最新的一篇提及食指的访谈录，林莽认为，将食指定位为“第一人”的评价并不过分，“食指最大的意义在于，他将集体的声音回归到个体的声音，使诗歌创作回到自我体验上来。”[27]

另一方面，研究者回归到食指诗歌本身，在“返回历史现场”的大前提下，分析食指诗歌的艺术价值。钱颖伟认为，食指具有性格上的矛盾性，分析了食指诗歌中存在的“三部曲”结构，这是较早关注到食指及其诗歌两面性的论述[28]。汪洁肯定食指在“文革”地下诗歌运动中的开创性意义之外，指出这一时期食指的“诗歌创作历程贯穿了诗人互否的两个系列”[29]。陈超分析了食指三个阶段的诗歌创作特征：早期诗歌在意识形态空前严酷的年代而能广泛传播的原因，即双声话语性质及艺术语言、结构形式的精纯；中期诗歌的压抑分裂；后期的倾诉及感悟[30]。刘广涛则从青春主题审视了食指不同时期的诗歌创作，认为食指的诗歌具有永恒的青春品格[31]。易彬以“命运”一词为中心，重新审视了食指的写作及相关文学语境，认为挖掘食指的行为中蕴含了四重背景：一是“命运崇拜”；二是“寻找‘异端’声音的冲动”；三是回溯历史的文学研究方法；四是“知青情结”“老三届现象”，这是客观且精确的分析[32]。

在这一时期，《诗探索》仍有关于食指的专题。《诗探索》2006年第4辑(作品卷)中推出《食指生平创作年表》[20]，这份年表与其1998年刊发的年表相比，增加了食指24张不同时期的照片，并补充了1998年至2006年间食指的相关事迹。2015年第4期，《诗探索》又推出了《2005-2015食指十年作品辑》，包括这十年间食指创作的诗歌、散文及采访录。在这长达60页的作品选中，食指依旧沿着以前的老路滑行。而这一期的《诗探索》对食指的“新诗史定位给予了一个近乎‘历史档案’式的总结和展示”[33]。

通过大致梳理相关较为重要的文献发现，21世纪之后的食指研究大多集中于2010年底以前，在此之后食指似乎甚少进入研究者的视域之中，食指又一次被“遗忘”了。这其中自然不乏学术研究热点的转移，但脱离具体历史语境之后，食指及其诗歌是否还有可供开拓的空间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从21世纪初起，食指研究热度便一直呈下滑趋势，和食指本人一样，食指的诗歌已完成“经典化”的历程，在已过去的“挖掘”热潮及对这一热潮的反思之中，食指研究也已进入“老年”而停滞不前。

2018年1月，食指意外地再次被大众所关注。事情的起因是，《在北师大课堂讲诗》新书发布会的活动现场，食指抨击了诗人余秀华，而后者正是诗坛近来备受关注的畅销诗人。食指指责余秀华“对人类的命运、对祖国的未来考虑都不考虑，想都不想；从农村出来的诗人，把农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对小康生活的向往，提都不提，统统忘得一干二净”。而余秀华在博客上予以反击，言辞激烈地说自己不会伪装，包括装可怜，自己的过错就是“在社会底层，偏偏高昂着头”，此后，她更是发表《兼致食指，不是谁都有说真话的能力》一文来加以驳斥。大众舆论更多偏向余秀华一方，指责食指的“传统、老套以及居高临下”，但其中也不乏思辨的声音。简而论之，余秀华与食指之争根源在于诗歌美学观念的不同，是“士大夫情怀和底层叙事的碰撞”。⑦问题的重点不在于分清对错，而在于这场论辩促使诗歌领域要深刻思考这些问题：当食指(个人化的写作目的在于大我的承担)“被”落伍，余秀华(私人经验最大限度公开，诗人成为标签与符号)被捧红，不同的诗歌风格如何在当代社会中获取新的经验？诗歌潮流将会往哪个方向走？相比于既有的食指研究，这场意外发生的论争可能预示着某种新变，或能促进写作者对诗歌经验、功能等方面的思考。至于其发展走向，只能交给“未来人们的眼睛”。

四、小结

在20世纪80年代，食指何以被埋没？除去强大的历史惯性，“一种富有启发性的观点认为，食指的诗歌具有一种为一代人代言的品质，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的个体化诉求中被忽略了”，且食指作为一个精神病患者“早早退出了场内的微观权利运作”[26]。在20世纪90年代，食指何以被“挖掘”？人们对重要历史现象执着的溯源动力、食指在特殊年代自由歌唱的精神意义、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等都是重要原因。那么，在21世纪，食指何以又被重新埋没？新世纪的诗歌诉求相比20世纪80年代更为个人化、私人化，食指的审美标准并不被当下主流所认同，此外，食指诗歌本身的艺术魅力并未达到经典的标准，食指诗歌意义更多在于一种“精神偶像式”的象征。

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沉潜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的热潮期以及21世纪初期以来的延续与新变期，学界对食指的“打捞”与“挖掘”目前已经走入了一个较为理性的沉思阶段。回顾四十余年的食指研究路径，无论是对食指诗歌本体艺术价值的研讨，还是对食指与其他文学现象关系的探究，都已得到充分关注，可以说食指“其人其文”已得到了较为全面综合的梳理与评述。但是，对于不同时期的食指诗歌的分析还缺乏整体性的观照，当历史赋予诗歌的特殊魅力消散之后，我们应如何给予食指诗歌一个客观而公正的评价，这些问题有待将来的研究者获得更多的启示并作出更深入的解答。

[注释]

①具体发表情况为：《相信未来》《命运》《疯狗》(诗·外二首)(《今天》第2期)、《鱼群三部曲》(《今天》第3期)、《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今天》第4期)、《烟》(《今天》第5期)、《还是干脆忘掉她吧》《酒》(《今天》第8期)。参见梁艳：《食指、多多与〈今天〉的关系再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②《今天》第2期刊登时，将其写作时间注明为1974年。参见李润霞选编：《被放逐的诗神》，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③有的研究者对食指影响力进行了抽样调查，认为食指及其诗歌在“文革”时期的影响是通过朋友圈子传播的，指出“文革”期间“诗歌接收的渠道主要还是来自官方刊物，与食指(郭路生)同时代的他们在那个时期并不太知道他的存在”。参见陈卫：《文学史中的“黑洞”——以食指诗歌研究为例》，《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④食指：《相信未来》，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

⑤以上食指诗歌专集或选集的出版信息分别为：食指等著：《食指 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谢冕、唐晓渡主编：《在黎明的铜镜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林莽、刘福春主编：《诗探索金库·食指卷》，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程光炜编选：《岁月的遗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杨克主编：《90年代实力诗人诗选》，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食指著：《食指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张新颖编选：《中国新诗1916-2000》，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阎月君等编选：《朦胧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洪子诚、程光炜编选：《朦胧诗新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李润霞编选：《被放逐的诗神》，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

⑥以上三篇文章均出自《华人文化世界》，1997年第4期，后均被收入廖亦武主编的《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一书。

⑦参考宗城：《诗人食指与余秀华之争——士大夫情怀和底层叙事的碰撞》，《西宁晚报》，2018年1月25日。此方面的论争还可见：《食指与余秀华之争：两个时空的喊话》，《记者观察》，2018年第4期；《被遗忘的食指，被消费的余秀华》，《环球人物》，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