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凡”一体：家庭祭祀的隐喻
——武陵地区祖先崇拜的人类学解读

胡阿飞,刘冰清

(1.2.三峡大学 民族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一、问题的提出

对“俗”(profane)和“圣”(scared)的划分，历来是学者们对宗教信仰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如涂尔干认为“人们在生活中面对和处理不同的问题可以分属不同的领域”[1]，他将神圣和世俗划分为两个对立的范畴。奥托则进一步指出：“通常我们用‘神圣’来表示‘完全的善’，这是一种绝对的道德性质，指的是道德至善。”还有“‘神圣’含义之外的并且超出了善的含义的那个‘额外’部分。”并从拉丁numen创造出一个numinous，也即“神秘的”，认为“只有当‘神秘的’范畴‘出场’时，这些感受(‘被造感’和依赖感)才会作为一种伴随性的情感在心灵中呈现出来。”[2]伊利亚德亦认为神圣和世俗是二元对立的，即“神圣和世俗是这个世界上的两种存在模式；神圣或世俗的两种生存样式依赖于人类在这个宇宙中已经占有的不同位置。”[3]而在范热内普看来，“在我们现代社会中，唯一用来对此社会划分的分水岭便是对世俗世界与宗教世界，亦即世俗(le profane)与神圣(le scare)之区分[4]。认为两个世界之间也是对立的范畴，但若需过渡，则需要一个中间阶段，“神圣性之特质亦非绝对，其出现是因为特定场景之出现。”并提出“边缘”(marge)的概念，指出“这种精神上和地域上的边缘会以不同程度的形式出现于所有伴随从一个向另一个巫术——宗教性和社会性地位过渡之仪式中。”[4]特纳则将仪式放在运动的社会活动中进行考察，认为神圣与世俗并不是决然对立的，神圣与世俗的界限也并非那么清晰，或者说二者的边界是在流动的。以上种种对于神圣与世俗的相关分析，无疑为我们如何看待一个特定聚合空间的神圣与世俗问题提供了参考向度。

堂屋是传统中国民居中的礼仪空间，堂屋正中最里处常设神龛和祖先神位，既是家庭内部进行婚丧寿庆等重要活动的地方，更是尊祖敬神的场所。显然，就堂屋这一聚合空间而言，神圣与世俗是同在的。因为堂屋对于家庭成员来说，日常它是世俗的空间，但一旦承载了祭祀活动，它就转换成了神圣的空间。而对于堂屋门槛而言，平常日子是外部世界和家内世界的界限，在举行祭祀时，则变成了平凡与神圣世界的界限。意即跨过门槛，进入堂屋，也就进入到了神圣的世界中。正如范氏所言，“神圣性之特质不仅体现在门坎，而且也包括整个门框，变得愈加具体化和地方化。”[4]如果把祭祖仪式视作“正常状态下的社会行为模式之中分离出来的一段时间和空间”[5]，那么在堂屋这一神圣的祭祀时空里，神圣的祖灵与世俗的祭祀中人，尽管先祖—后人的亲属结构依旧存续，但其界限却会变得模糊，呈现出“交融”趋向。这种祭祖仪式过程到底是如何呈现这种状态的，其背后的动力机制和社会意义又如何呢？本文拟择取地处武陵山片区的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土坪镇H村作为田野点，以该村春节除夕家庭祭祀仪式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仪式过程，探讨其阈限与仪式过渡的动态性，进而尝试解读仪式存续的内在动力以及仪式所隐含的文化表达。

二、祭祖仪式：流动的时空

H村位于遵义市正安县土坪镇东面，辖区面积22平方公里，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村落，周边居住着仡佬族和苗族。截止2021年，该行政村共有9个村民小组，828户3334人，以郑、付姓为主要姓氏。正安历史悠久，“是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与黔北文化相互渗透交融、发育的重要区域”[6]，文化底蕴深厚。其中，有关祖先崇拜的信仰在H村村民中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祖先的祭祀要比其他信仰的祭祀要频繁、隆重得多。在州府，祭祀祖先已成为村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每年除夕，该村家家户户都会举行家庭祭祖仪式。整个祭祖仪式，从准备到祭仪结束，创造出一个流动的虚拟时空，我们依据范热内普对过渡仪式的三阶段划分，可将其分为分离(前阈限)—过渡(阈限)—聚合(后阈限)三阶段，而仪式主体得以在其中共享过去和未来。

(一)分离：彼岸归来

这里的分离阶段主要指祖先在走出彼岸世界，重新回到凡俗世界的过程。除夕祭祖，首先要清扫堂屋，布置一个洁净的“世界”，仪式往往是神圣的，包含圣地、圣物、神灵等事物。除夕祭祀的圣地就是堂屋这一神圣空间，祭桌要摆放在堂屋的正中；条凳要摆放在祭桌的上、左、右方。居中是中国传统中庸思想的体现，居中的布置也是代表对祖先最高的崇敬。此时，堂屋里的大桌子一定意义上是神圣世界的中心，献给祖先的供品就是圣物。其次将6个小酒杯分别摆放在大桌子的上方和左、右两方，下方因不坐“人”，且在烧纸仪式时会被占用所以空着；接下来将6碗米饭，还有6碗年夜饭中上好的菜肴(主要有鸡肉、猪肉、羊肉、鱼肉、虾、花生等，当地人认为，按阴阳属性，祖先属于“阴系”，因此牛肉等阳性食材一般不上桌，上桌则意味着对圣洁的污染，是大不敬的行为)一并陈列。这时的筷子摆放具有一定的讲究，与当地人饭前筷子放在桌子上不一样，要求摆放在饭碗上面的正中位，意味着先祖的筷子放在碗上可防桌子上有污秽之物；摆放筷子的同时，开始为祖先斟酒。倒酒后即开始点烛，共需燃点蜡烛6支：第一支蜡烛插在神龛的香炉里；第二支插在神龛下方写有“龙下镇宅长生地内瑞庆夫人位”的中间位置；第三支插在厨房的灶上，以敬灶神；第四支插在堂屋门口，一是敬门神，二是“为了排除过渡障碍，或是为了其本身的有效过渡”[4]；第五支插在沿坎(屋前的台阶)下方；最后一支是插在坝子(庭院)外围。据了解，插在沿砍和坝子的两支蜡烛均是为了确保先祖顺利到达堂屋。蜡烛都插上后，开始依以上顺序再燃香。但香的支数并不同于一般的解释，一般认为三枝香是献给神灵的、祖先用两枝、鬼用一枝[7]，H村的祖先祭祀，在门里门外都是三枝，也反映了当地人把祖先看作神灵的观念。

(二)过渡：“跨过”门槛

在当地人看来，烛香点燃后，先祖即收到后人请他们回家过年的“信号”，从彼岸世界归来。烛和香均为祖先开路所用，“也有唤起梦幻境界与神圣感觉的能力。”[8]熏香燃烧的灰烬则被视为一种有助于实现重生的力量，祖先沿着熏香的烟雾回到久别的家园，而点烛一是宣告仪式的开始和“空间性和存在性的原初形式的开启”[8]，二是为了祖先能看见回家的路。祖先来到堂屋门口，“跨过”门槛，到中堂“坐下”。那么，在门槛处所集中的就不仅仅是内外的界限，也是从一个区域向另一个区域的转变，门槛外是世俗世界，门槛内是神圣世界。跨越门槛，就意味着两个世界的转换。而子孙通过精神世界的想象，尘世与天国通过大门得以联系在一起，祖先则通过大门，进入到堂屋这一神圣世界，与家人团聚，享受家人为其准备的晚宴。如此，门槛和大门就成为后代同超验世界的先人联系的必经之地，“对于普通住宅，门是外部世界和家内世界间之界限。”[4]越过门槛，则意味着祖先从一种生命模式向另一种生命模式的转换，同世俗的子孙一同享受年终的喜乐，回归世俗生命、生活的再次体验。祭祀结束，祖先回到超自然的纯净世界，继续过着超凡的生活。

显然，祖先和家人团聚的过程是后人在堂屋这一神圣世界中幻想建构而成。虽然祖先在这一时刻可以说已经“起死回生”，回归世俗生活和生命模式，但世俗中人是不能和祖先一同享用圣餐的，虽然他们已经回归，可在后人心中，祖灵总是神秘的、神圣的，不能轻易与之接触。同时在祖先未进餐之前，所有准备好过年的晚餐，世俗中人也不能率先动用，行之则意味着对先祖的冒犯。因为人们相信祖灵具有巨大的力量，如果圣洁被破坏，就会受到祖先的惩罚，诸如头痛、肚子痛等。而祭桌和其他祭祀物品的摆放，也使得堂屋这一平时世俗化的世界变得纯净、圣洁起来。在这种圣化的氛围中，已然“世界”开启了神圣模式，纵使平时四处打闹的孩子们顿时也会变得虔诚、规规矩矩，因为他们被告知喧嚣打闹就是对祖宗的不敬，一切粗鲁的行为都被看作是对祖先的亵渎，不仅会打扰祖先前来过年，并会让祖先降临厄运。因此，每到年祭仪式，家中成员都会静默地站在堂屋一旁，看一家之主供奉祖先，向祖宗许愿、祈祷。这种聚合性仪式看起来颇具神圣性，且有极强的感染性，它把世俗生活中的人们一下拉到这一神圣空间中，一切的欢腾和喧嚣在祭祀时刻都被迫停止。特别是孩子们在跟随长辈一起参与祭祀祖先的活动时，当长者在堂屋中下跪祭祀，他们在旁边虔诚地见证这一过程，也潜移默化地完成了仪式的传承。

(三)聚合：圣凡的回归

待祖先“用餐”完毕后，祖先即将和家人分别，后辈们就开始把袱子①(1)①袱子是一种形式独特的冥钱，大都用黄签纸或火纸做成的纸钱一叠作内芯，再用白纸封起来，包成长方形。封面上须用毛笔工整书写×××(先祖名字)收，×××(供奉者名字)封的字样，并署有日期。写袱子一般由家中长者来负责。而烧袱子则意味着是后人向已故的亲人尽孝道，好让祖先和已故的亲人在“阴世地府”有钱用，更好地庇佑子孙，也预示着将纸钱中蕴含的世俗价值转变为永恒的精神价值。按照祖先生前的居住格局搭建好，一方面是为了让空气在袱子内流通，以便充分燃烧，另一方面是模拟家屋的形式，表示把祖先生前的房屋一同烧去。伴随着袱子燃烧产生的烟雾和熏香，烟柱穿过纸钱的钱孔，阴阳两个世界得以连接，祖先接受子孙后代为自己准备的厚礼，在后人的目送下，再次“跨过”门槛，离开凡俗世界(这里堂屋转化为凡俗世界)，回到超自然世界中。正所谓“所有的分离都预示着聚合，从日常生活中分离，预示着与鬼神的聚合；与鬼神的分离，则预示着和日常生活的聚合。”[9]

“门槛也表示着世俗的和宗教的两种存在方式的距离，门槛就是界限，就是疆界，就是区别出了两个相对应的世界的分界线。与此同时正是在这种让人捉摸不透的地方，两个世界得以沟通；也只是这个地方，是世俗世界得以过渡到神圣世界的通道，人类居住处所的门槛也被赋予了这种相似的宗教仪式的功能：正是鉴于这样的原因。那门槛才是一个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物件。在这个人类家居住房的门槛上，伴随着无数的礼仪：鞠躬、跪拜和虔诚的握手等等。门槛有着自己的守护者——众神和精灵，他们禁止人类的敌人和恶魔以及瘟疫力量的进入。对门槛守护神的献祭也正是呈现在这道门槛上。”[3]祖先在开始进入门槛和离开门槛，都有香和蜡烛的燃烧，在祖先过渡门槛时，烧香点烛是为了祭祀门神所用，也是为了打通通往门内的障碍，确保祖先顺利过渡到堂屋中；在祖先离开时，一般熏香和蜡烛都还在燃烧，也是确保他们能顺利跨出门槛。

当袱子燃烧时，世人即将酒洒在地上，以示与祖先的告别，美酒便伴随着袱子的燃烧一同传递到超验世界中。“因为亡者都必须经历一段路程，相关的生者都小心地为他们准备一切路上所需物品(如衣物、食品、武器或工具)，以及那些具有巫术——宗教意义的东西(附身符、咒附、符号等)，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亡者旅途安全。”[4]按H村村民所述，烧纸一来是为了祖先回到他们的世界中自己开支使用，二来也是为了扫除路上的障碍，用以贿赂其他鬼怪。从这点来说，“最普遍的观念是那个世界与我们的世界相似，但更美好，其社会组织也与我们的一样。因此每个人重新回到曾经所属于的氏族部落、年龄群体或前世所从事的职业。”[4]同时进行的还有放鞭炮，目的是为祖先开路，打破祭祀的沉寂并回归到旧秩序中去。另外，放鞭炮也是为了驱逐邪气，意味着宣告祭祀完毕，开始过年。而对于圣餐的处理，则要等到初一早上，把用于祭祀的饭菜归入同一个碗中，当地称为“泼水饭”，用于对孤魂野鬼的打发，在上香、点烛、烧纸钱等简单的祭祀仪式后，一般将其“泼”在自家菜园子里。

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以上祭祖仪式尤其强调了从区隔到祖先享祭的动态过渡。而这种过渡仪式的阈限期不仅仅是区隔，还具有跨越边界的动态性。

三、祭祀动力：互惠与超越互惠

基于以上祭祖仪式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人神之间的礼物流动。从这点来看，家庭祭祖一方面无不充斥着盼望先祖佑护和寄托美好愿望的功利性目的，但也存在超越互惠的另一面，即中国传统伦理中孝的超自然延续。

(一)追求互惠的人神往来

从互惠的视角研究人神之间的礼物互换，可以解析出人们祭祀的动力所在。人神之间礼物的交换是无法计算的，也就是说，二者之间的交换是否等价不得而知。年复一年的祭祀祖先，不停地给祖先烧纸、烧香、点烛，同时还要为祖宗准备丰盛的圣餐，从祭祀主体的礼物流向客体，主要是以物质的形式，虽然祖先能否收到后人的礼物，人们不得而知，但祭祀行为却经久不衰。而从祖先流向后世的“礼物”也是无法准确估计的，它以无形的形象体现在后人的命运上。家族兴旺，则二者之间的礼物流动是平衡的；家族衰落、个人命运不济，则会被认为双方的“礼尚往来”是失衡的。总的来说，人们祭祀的动力主要基于家族绵续和个人命运两方面。

首先是祈求家族的兴旺发达。种的绵延是传统中国伦理中极为看重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便可看出传统中国伦理规范对中国人生命观的塑造。先祖虽已逝去，但他们的血脉还在后世子孙中流淌，血液的流淌则意味着宗族的延续。在H村，有对夫妇结婚多年，但未生子。这些年来，他们除在外到处烧香祈求以外，每年除夕，纵使远隔山海，也要回到老家参与家庭祭祀仪式。在祭祀中，他们向祖先的许愿主要是希望老祖宗可以荫庇他们尽快得子。“在大年三十，我们的父亲负责祭祀，我和老公每年都站在大门处看着整个祭祀过程，当大桌上的饭菜摆好、父亲开始烧纸时，我总会在心里默念，望祖先早点给我们带来好运，让我们早点得子。”①(2)①访谈对象，GK，男，36岁，访谈时间:2021年2月15日，访谈地点：H村1组28号。

其实，在农民的意义世界中，拥有子嗣才可以使他们在村落中安身立命，只有女孩还不行，没有儿子会使得他们在村庄人际中没有底气。在H村民眼里，没有儿子的话，就会被村里人欺负、看不起，因此这种强烈的“宗”的意识使他们无论如何也要生儿子，认为只有拥有子嗣才会让自身的生命意义得以超越，也才能让祖宗的生命意义得以超越，当他们不幸无法实现价值意义超越时，就会觉得愧对祖先。故而，村民们都极为看重每年的家庭祭祀，生怕自己的怠慢惹得祖先生气而降罪于己。

其次是个人命运的顺逐。在H村民看来，个人命运的好坏是和祖荫的庇力分不开的。如哪家出了博士、政府官员，村民们则认为是祖坟埋到了风水宝地，同时也证明后人对祖宗的敬奉是到位的；如果命运不济，则会归结为祖荫庇力不及。村民DXH讲述了一个家族后人命运的不畅：

最开始是这家的二儿子在外边抬木头，被木头砸中头部，来不及救治，就走了；接着是他母亲因为大儿子要离婚再娶一个女人，母亲不同意，经过劝说，大儿子执意要离婚，说房子车子给女方他无所谓，母亲整天生闷气，想不开，然后上吊自杀了；但这还不是最怪的，怪的是二儿子的孩子在上大学，莫名地出现疾病，半夜在睡着的时候走了。出现这一连串怪事后，他们找阴阳先生去看祖坟，说是祖坟有问题，还有祭祀方面不到位。②(3)②访谈对象，LBJ，男，45岁，访谈时间:2021年2月28日，访谈地点：H村1组55号。

这个家族后人连续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种种不顺，甚至有的远离家人而去，不得不让后辈对祖宗产生畏惧之心，他们开始反思每年的祭祀是否出了问题。据村民DXH说，这个家族后来对祖坟进行了重新迁移，并在每年的除夕之夜，大家都要聚在一起虔诚地举行家庭祭祀仪式，共同缅怀逝去的先祖，祈祷祖灵庇佑后人平安、健康。慢慢地，这个家族的命运逐步走上了正轨，很少发生不幸的事情。

显然，在村民看来，子孙的成功与否同祖先是命运一体的，人们把学业、事业的成功一部分寄托在祖先的阴德之下，“叶茂是根深最好的证明”[9]。家族兴旺、飞黄腾达则祖先有阴德；家庭败落、无所作为则被认为是祖上无德。祖先的阴德除来自祖先生前的善行以外，还在于后人对祖先的供奉，香火延续不断，则祖先的阴德会得以积累，反之，则无法积累阴德，这将对子孙不利。如此，H村民们就笃守着定期侍奉祖先这一传统，以免遭受祖先惩罚。

(二)超越互惠的孝道延续

虽然祖先早已逝去，但在人们的心中，他们在超自然世界中的生活状态和世俗世界是一样的，也需要在凡俗中衣食住行诸种物品。所以定期给祖宗输送所需之物，才能使他们的生活得以正常运转。从祭祀动力来看，功利的互惠逻辑并不能完全解释清楚人们祭祀的动机。除去互惠的视角外，从儒家亲情伦理出发，以文化本位的观点解释祭祀，可以发现功利祭祀和人格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更多的偏向伦理本位中的孝道延续。

一是以物质表达孝心。比如祭祀所用的袱子，事先要在堂屋中搭建好，主要是模拟祖先生前的居住格局，把建筑般的袱子烧给祖先，以便他们在神圣世界中也同凡俗世界一样安居乐业。而袱子的封皮上必须要写上祖先和祭祀人的名字，按当地人的说法，“不写名字，祖先就收不到烧的钱”，为了确保祖先可以顺利收到后人给他们的礼物，就要有所标记，否则祭祀就是无效的。所以，村民一般都不会去烧散纸，因为散纸祖先是收不到的，长期下去，祖先在另一个世界就会没有资金周转。有的就会托梦给后人，如果得不到及时回馈，会用惩罚的方式告知后人。

对于远逝的先祖，一般就是定期地烧纸即可，但对于逝世不久的祖先，村民会定期给他们烧去生前使用过的物品。从这点来说，村民们依然坚持在神圣世界将孝心继续履行下去，关心亲人在彼岸世界中的生活需要，对待逝去的亲人，始终觉得他们从未远走，让后人对祖先的亲情继续以超自然的状态维持下去，这何尝不是儒家孝道伦理的大美展演？

二是以“沟通”维系感情。在祖先“跨过”门槛到达堂屋的仪式过程中，后人得以和祖先在这神圣空间进行心灵的“对话”，“供奉通常都是对话的行为，避免使用用于简单的钱财交易的日常语言。”[8]儿孙后辈在参与祭祀的过程中，看着神龛上先祖的画像，通过想象祖先伴着缥缈的烟雾驾到中堂，在条凳上庄严地坐下来分享后人准备的圣餐。通过这一想象，昔日同亲人生活的画面即呈现在后人面前，唤起人们对逝去祖先的怀念之情，亲人在堂屋中和后人短暂的团聚后又伴随着熏香和烟雾离开世人，后辈看着祖先随着烟雾远去，同时心中祈祷他们在彼岸世界生活得美好，还有将后人的心愿告诉祖先，并希冀借助他们神奇的力量帮助晚辈实现梦想。正是通过这种“沟通”，后辈和祖先得以再次“对话”，定期的仪式操演，将一次次唤醒祖先和后人一起生活的记忆。亲情的维系不能只靠物质的呈现，还要靠心灵的“交流”，纵使这些在凡俗中人看来虚无缥缈，不切实际，但无可否认的是，“与天、神、祖先、鬼的‘神圣性交流活动’，展示出唤起人们之间感情的特征。”[10]人们恰是借助这种虚幻的方式和祖先增进感情，达到亲情在圣、凡世界中加以维系的目的。“跪在灵牌前、家庙中或坟前，阴阳两世的隔绝会使人在这特定的场合中产生一种与冥冥中祖灵沟通时的神秘兮兮的感觉。”[11]

在当地人的价值评价体系中，定期有人祭祀祖先，说明这个家族的血脉一直在传承，这是对祖先孝的最好表达。虽然没有子嗣的人也在照样祭祀祖先，但人们心中总会觉得价值意义的缺失，因为下一代没有人接替，在祭祀的过程中就会有不孝的自我谴责，这种祭祀是达不到孝的义务的。

通过定期的祭祀，后人一方面表达了对逝去亲人的思念，另一方面又在堂屋这一神圣空间中，借机同祖先“沟通”，以保持他们之间的血肉联系。在短暂的祭祀仪式中，先祖和子孙后代在堂屋中得以团聚，他们通过“对话”的形式加强彼此之间的感情，此时此刻，圣和凡融为一体，回溯祖先的光辉业绩，表达对祖先创业艰辛的感激，再反观自身现状，主动向先祖看齐，在新的一年及以后的岁月中，不忘先祖，带着先祖的寄托，开始寻求自身意义的构建。

四、祭祀意义:家与国的体认

这种祖辈相承的家庭祭祀仪式的相传，最终社会化为人们共同谨守的地方“规矩”。其意义并不局限于对个体修为、道德人格的培养，驱动着对亲缘共同体的铸造，还是创造当地村落社会文化的主导力量，对于村落共同体、国家意识培育具有重要作用。

(一)家：亲缘共同体的铸造

在现代乡村空心化的背景下，祭祀之于家族的意义在于年复一年的仪式操演，让远隔山海闯荡的人们，都要不遗余力地回到家乡祭祀祖先。祭祀对于家族的深意，在于对家族成员忠孝人格的塑造和对家族共同体的打造、巩固。即“中国人乃在家庭里培养其良心，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是也。”[12]

首先祭祀作为孝道超自然延续的行为方式，具有教化的作用，有利于对个体人格的塑造。通过祭祀，在神圣氛围下，人们对祖先表达孝心的同时，也暗示家族的绵延不绝，对后人进行教化作用，使人们明白要把种的绵延进行下去，否则就是大不孝的行为。“过去的事实可以引以为鉴，已经作古的人也会具有激励或警示世人的作用，所以，我们所谓的记忆框架同时也是一个集体观念和评价于一体的结合物。”[13]每年定期的仪式操演，让后人不忘先祖，同时反省自身，让后人对种的延续有义务感、有使命感。种的绵延，一直以来是大多数中国人无法绕开的问题，年轻人总是难免会遭遇人生中各种各样的挫折，有的难以承受而自暴自弃甚或有轻生的想法，但在面对堂屋家庭祭祀的情景，与家人团聚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荣耀家族的使命感，让他们反省过去的路程，重拾信心，带着希望和使命，去开创、去奋进。

城镇化背景下，平日留守村落的大多是一些年过花甲的老人，他们总是期盼自己的儿孙过年能够回到家中，共同完成祭祀祖先的活动，以此传承祖辈的文化传统。而儿孙们参加年祭活动，也被视为他们对先祖以及在世老人的孝心表达。这样，每一次的家庭祭祀，就是对个人孝道伦理的一次重塑。年轻人虽然停留时间短暂，但却促使年轻人珍视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回看家人目送的眼眸，不舍的情结一次次被打牢，远走他乡，但是孝心常在。

“从爷爷他们70多岁时，我开始出去闯荡，现在他们快80多了，每年都要回来祭祖，二老都会嘱咐我们怎么做，年年如此，他们二老相守的故事对我们后代的影响也很大，大半辈子的夫妻了，虽然已经垂垂老矣，但彼此的关爱并未减弱。”①(4)①访谈对象，HB，男，53岁，访谈时间:2021年2月13日，访谈地点：H村2组10号。

年祭仪式活动中，家族中长寿老人相守和一起奋斗的经历，往往对后人的人格养成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耄耋之年，但彼此之间的感情愈加浓厚，羡慕之余，让后辈主动向祖辈看齐。在H村，年轻人在外工作，到了适婚年纪，家中老人都会关心子孙的感情状况。

“找姑娘不要动不动就换，不要伤害人家，挑的时间长了，人都挑老了，钱财也浪费了，啥子都没得到，赶紧瞄准一个合适的，两人能走得长远是最重要的。”②(5)②访谈对象，HB，男，53岁，访谈时间:2021年2月14日，访谈地点：H村2组10号。

家中长者还常常会以自身的感情经历来教育儿孙辈，规劝他们珍视爱情和生活。潜移默化中，儿孙辈到了一定年纪自然也会以长辈的敦敦教导来慎重对待自己的人生问题。

其次祭祀通过定期的团聚让家族成员得以聚合在一起，强化家族情感，培育家族共同体意识。家族是一个由血缘关系维系的群体，亲情的维系也需要定期的强化，而祭祀便是一个良好的契机。“死者崇拜给家庭提供了机会，让家庭重新确认它的关系纽带，定期与对已经过世的亲人的记忆交融在一起，重新确认家庭的统一感和连续感。”[13]人们通过定期举行祭祀，使祖先的形象和他们创下的基业记忆永恒地活在子孙心中。每一次的年祭仪式，后人都要虔诚地请祖先回家过年，让他们来到在堂屋中和世俗中人团聚，在这种神圣与世俗同在的庄严氛围下，后人和祖先的亲情联系在一起，并通过想象的形式完成对祖先情感的强化。

在整个祭祀过程中，家族中的父辈作为祭祀的主要主持者，外加其余的家庭成员，从最开始的仪式准备，诸如摆放大桌子和条凳，取筷子、倒酒、端菜，摆放好鲜美的食物，再到点香、点烛，都会参与其中。尔后，在一家之主开始磕头祭拜祖先时，儿孙们会立在大门口处集体注视这一神圣时刻，平时分散的个体此时在祭祀的神圣空间下被凝聚起来。从某种角度而言，家庭年祭仪式就是家族共同体和集体主义的隐喻。这种一年一度的年祭仪式在巩固家族共同体方面起到了粘合的作用，在家族成员集体参与的祭祀活动中，一定程度上促使个体主义暂时被抹平，而集体主义被突显。平时嬉戏打闹的顽皮孩童在祖先目前也不得不恭恭敬敬，生怕触怒祖先而遭受惩罚。如此，在这种氛围中，年轻一代的共同体意识逐渐被无形塑造，他们不断向长辈学习并熟知共同的祭祀礼仪，可以说年祭仪式的定期操演，对亲属网络的巩固和家族共同体的熔铸是相当重要的。

具体从行为上来看，祭祀中要为祖先烧纸，儿孙辈总会帮助长辈把写好的袱子模拟先祖生前的居住格局搭建好，这时，长辈就会为儿孙介绍袱子上写的某某祖先的名字，同时告知其坟墓在哪里，借此增强家族共同的祖先记忆；如长辈中对祖源有了解的，也会给儿孙讲述他们的祖源地以及迁徙的历史。以贵州的汉族先祖为例，普遍流传的说法是来自山西大槐树下，这种共同祖先的历史心性③(6)③王明珂所定义的“历史心性”是指人们对“人群起源历史”之记忆、叙述与书写的文化规范，即一种文本结构。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398。让族人认识到大家的祖先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他们曾经也是一体的，无形中增进了族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体认。特别是到了适龄还未婚但已开始接替父辈进行祭祖的年轻人，从这种从小耳闻目染的祭祀活动中，强化了他们对共同祖先的记忆。同时，通过祭祖仪式，长辈向子孙讲述祖宗的辉煌功绩，讲述先人创业的艰辛，警醒后人要珍视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虽然在现代社会，年轻一代大部分漂泊在外，有的甚至已携家迁出村子，但“根”的意识让他们无法忘却祖先记忆。漂泊的经历使得他们格外珍视一个家族团聚在一起的日子，在一年一度的祭祀活动中，亲人们得以增进彼此的互爱，家族共同体意识便年复一年地被铸牢。正如有学者所言“过年过节的时候，不仅健在的家人团聚，已经亡故的家人，也要用某种仪式恭请他们的灵魂来家，参与家庭这种与衣食娱乐等消费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礼仪活动，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家庭的宗教功能和家庭的基本单位性。”[11]

(二)国：国家意识的培育

民间祭祀对国家意识的培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祭祀对村落共同体的打造；二是祭祀之于个体的修为作用。

首先，祭祀之于共同体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营造集体的契机，通过这一仪式实践，村落成员的情感得以增进。在一个村落中，在除夕之夜，大家都在祭祀祖先，烟花、鞭炮在村庄得以靓丽绽放，千千万万个小家庭的祭祀仪式在年末得以开展，就有千千万万个小共同体的铸造。“在所有主要节日的黄昏时分，无论是城市抑或村庄，都能看到家家户户在自家的佛龛前燃香摆供。我们可知这种鲜活的社区生活实际上就是脱胎于共同的传统。”[14]武陵地区除夕祭祖仪式便是脱胎于这种共同的“大传统”，同时结合地方性文化发展出一套大同小异的“小传统”祭祀文化，这种大小传统的运行逻辑背后，则隐藏着地方村落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实际上也体现了地方村落世界对国家认同的一个切面。家是国的基本单位，通过祭祀对家庭伦理的整饬，家庭、邻里变得和睦稳定，村落社会的和谐生态便得以构建。而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对于乡村振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由于仪式包容的参与者群体有大小的差别，因此其‘反结构’效力也只能在大小不一的群体中得到发挥。天和祖先的年度祭祀，促发的认同感是以家户(宗族)为单位的共同体意识；神明的祭祀，则可能在地缘性社区和城市整体空间单位中构造其共同体的意识。”[10]虽然年度的除夕祭祀是以家户为单位的，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活动之间毫无关系，“它们是在一种共同的宗教传统下，由整个社区全体成员虔诚地在同一时间、分别地举行同一模式的仪式。”[14]家户是村落共同体的基本细胞，小单位的共同体都在一天的大致时刻祭祀彼此的祖先，在祭祀中营造的村落氛围中，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明显感到平时冷清的村子在瞬间被点燃起来。村落里祭祀庄严、肃穆的氛围及火炮、烟花的热闹，使村民感到平时分散的村庄此时就是一体的。

其次，祭祀作为儒家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追求理想的修为具有重要涵养作用。《礼记·大学》：“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先祖的品德对后人的修养具有一定的模范作用，利用家庭祭祀对后人进行教化，塑造其人格修养，以达到“见贤思齐”的目的。祭祖仪式的神圣氛围，要求在场之人孝、诚、敬、静，这在客观上对后人的孝心、诚心、敬心、静心具有潜移默化的塑造作用。于人，孝、敬伦理的培养，以达修身成君；于家，手足间友爱互助，互诚互敬，以达家和；于国，公民之间以诚相待，谦恭忍让，以达秩序和谐。

正如有学者认为，“民间信仰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社会交换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人们得以实现和表达个人的愿望、增进和凝聚集体情感、发展和维系社会关系，并通过道德秩序的建设，促进社会团结。所有这些内容都既关乎个人，又关乎他人和集体；既关乎利益，又关乎道德和情感。”[15]那么，祭祀对个人道德伦理的塑造，表面上是对个人的教化，但赋予个体社会意义时，单纯的个人意义便具备了社会价值。就家庭伦理来说，对于夫妻双方的忠贞是重要的；对于祖辈、父辈的孝心和义务是重要的；对于国家，需要在家庭中养成的忠孝道德人格的进一步延展，将对个人、家庭的忠孝升华到对整个国家的热爱、忠诚。“个人忠孝于家庭、家族和祖先的伦理价值观，是培养人们忠诚于国家的重要基础。因为，国家的权威以及对社会的有效治理的基础来自各族人民的支持，包括个人、家族及社会的忠孝观念。”[16]家是国的基本组成单位，个体只有先学会爱家、对家庭忠诚，才能进一步对国家忠诚。从这点出发，家庭祭祀对个体道德人格的塑造，对家庭和睦、集体主义具有打牢作用；对于民族、国家来说，更具实际意义，利于忠的民族气节观的形成。

此外，祭祀礼仪对后人的教化范畴中，还包括儒家提倡的积极入世的精神。“不管怎样，节日的宴席总会给人们带来丰富和得到犒赏的感觉，以便鼓舞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和以积极的态度来应对生活。因为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失败总比成功来得多。”[14]现代社会高度“内卷”的同时，也有年轻人甘于“躺平”，这是一种消极的遁世思想，不符合儒家提倡的入世道德规范。那么，如何培养后辈从小树立积极的入世精神？祭祀先祖是入世精神培育的一条路径，通过周期性的回忆共同的祖先，讲述先辈开疆拓土、创立基业的艰辛，先祖筚路蓝缕的精神定期激荡后辈的精神世界，让在尘世中遇到挫折，有消极隐遁的后辈重拾前行的动力，把祖先创业精神和基业传承下去，对自身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进而上升为对民族、国家的热爱，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入世精神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

显然，祭祀对个体修身的培养不止于忠孝层面，在见贤思齐的过程中，祖先流芳百世的美德对后人有塑造作用，进一步让子孙后代思考如何完善自身，以成经国之才；祖先崇拜是一个道德化的过程，先祖中不乏贤达之人，祖先的功绩和典范人格，对后人进取精神和道德人格产生重要形塑作用，这种奋进精神和道德人格的培养，进而益于后人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积极的入世精神、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五、结语

堂屋祭祖仪式的操演，为唤起后代历史记忆提供了时空场合，在此时空下圣凡整合为一体，在强化家庭成员的归属感和巩固亲属网络结构的同时，祭祀也使对于祖先的记忆从疏远到重新拾起，唤醒了集体意识。定期地供奉祖先，以达同祖先“沟通”的目的，无疑加强了尘世中人的血缘联系，益于亲缘共同体的构建，而家庭和家族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层单位，通过祭祀行为，既能传承先祖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崇善尚德的美德，有利于家族伦理道德的整饬，更有利于激励后人树立积极的入世精神，不断加强修为养成，培育家国同心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新时代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家庭祭祀不仅隐喻着圣凡一体，更隐喻着家国一体。正如《国语·楚语下》：“祀所以昭孝息民，扶国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