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框架对居民脑卒中就医延迟行为意向的影响研究

王芬，张绮珊，孙兴兰，秦凤银，黄奕敏，韩郭茵，赖锦佳，张小培，谭益冰*

脑卒中患者就医延迟是指患者在发病后因疾病认知、转运方式、医院诊治条件等因素而错过治疗时间窗［1-2］。随着国内卒中中心建设进程不断加快，患者及其家属未能识别脑卒中症状和患者未及时就医日益成为脑卒中患者就医延迟的主要原因［3］，这也是公众脑卒中认知教育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4］。居民的脑卒中院前延迟行为意向水平可预测其罹患脑卒中后延迟就医的可能性［5］，也是目前用于评价公众脑卒中认知教育实施效果的重要指标［6］。信息框架理论指出，信息的表达方式会影响人们的决策偏好和判断，而相同客观信息可以以收益框架（从事某健康行为将带来收益）或损失框架（不从事某健康行为将带来损失）呈现［7］。已有学者对收益-损失框架在疾病防治、筛查健康教育中的应用效果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对于乳腺自检教育，收益框架信息比损失框架信息更具有说服力［8］，而在增强目标人群戒烟意愿及对皮肤癌等疾病预防意识方面，损失框架信息比收益框架的信息更有效［9-10］。目前，信息框架理论在公众脑卒中认知教育中的应用效果尚不明确。“中风120”是国家卫生健康委脑卒中防治专家委员会主推的脑卒中健康教育工具［11］。得到其研发者同意后，研究团队编制了“中风120”信息框架微视频，并通过探讨基于“中风120”的收益与损失框架信息对居民脑卒中院前延迟行为意向影响的差异，旨在为公众脑卒中认知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决策参考与依据。

1 “中风120”信息框架微视频编制

2021年1—9月，根据视频创作指南的要求，通过脚本撰写、视频制作、视频评价3个步骤［12］，形成基于“中风120”的收益框架视频和损失框架视频。

1.1 撰写脚本

1.1.1 文献研究 2021年1—2月，以“脑卒中/中风（stroke）、症状识别（symptom recognition）、院前延误（pre-hospital delay）、公众脑卒中认知教育（public stroke cognitive education/stroke awareness campaigns）、FAST（Face，Arm，Speech，Time）、中风120（stroke 1-2-0）、框架效应（message framing effect）、信息框架（message framing）、目标框架（goal framing）”等作为检索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PubMed、Medline、SpringLink等数据库，获得357篇相关文献。了解公众脑卒中认知教育的宣传形式、重要内容、工具［11，13-16］，信息框架的类型、表现形式、应用范围［9，17-19］，脑卒中的疾病与经济负担［20-21］。

1.1.2 素材收集 为获取视频的素材（包括入住本院前的就医过程、与家人之间就就医决策进行的互动、疾病和经济负担、患病的感受与预后情况等内容）、使视频的内容贴近生活，于2021年2—3月，在广州市1家三级甲等医院的急诊科、神经外科和康复科进行田野观察，并查阅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病历资料，同时询问6例典型脑卒中患者的就医经历。6例脑卒中患者中，及时就医和延迟就医患者各3例。结果显示：（1）脑卒中患者就医延迟现象严重，其发现自身出现脑卒中的症状后，常选择等待观察、向家属求助、自行就医等，很少使用急救系统。（2）年长的脑卒中患者较为依赖家属，在做就医决策时常听取家属的意见或建议，疾病的严重程度、发病的时间、患者及其家属的健康素养水平等是影响脑卒中患者及时就医的重要因素。（3）无溶栓禁忌证且及时就医的患者大多接受了静脉溶栓治疗，其预后较好，康复的速度快，经济负担较小；延迟就医的患者错过了黄金救治时间窗，出现了无法逆转的脑神经损伤，预后与康复效果差，根据症状的轻重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和心理障碍，经济负担重，其中不同医保参保类型的脑卒中患者经济负担水平存在差异。

1.1.3 小组头脑风暴 2021年3月，研究小组组织开展“头脑风暴”活动，确定收益框架的核心思想为“脑卒中症状发生后快速就医可以获得健康和节省医疗费用”，损失框架的核心思想为“脑卒中症状发生后没有快速就医会损害健康和多花费医疗费用”。依据《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2018》［22］和《脑卒中院前急救诊疗指导规范》［23］，明确脑卒中的临床表现、院前诊治流程、静脉溶栓治疗与其他治疗方法的流程和效果。经文献研究发现，性别不是脑卒中患者院前延迟的影响因素［4，24］；课题组前期研究结果也表明不同性别居民脑卒中院前延迟行为意向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5］。为了贴近现实、顺应故事情节的发展，以及便于后期推广应用，确定收益框架视频以女性为主角，损失框架视频以男性为主角，以日常生活为背景，采用视频叙事的方式，基于上述案例形成就医故事。分别根据收益框架、损失框架裁剪就医故事，并将经裁剪的就医故事与“中风120”整合，形成脚本。

1.1.4 脚本审核 于2021年3月，由3例来自三级甲等医院神经专科的医护人员审核脚本中有关症状描述、就医与治疗过程、预后和费用的内容是否与临床实际基本一致，课题组根据修改意见，对2个视频脚本进行完善。2个视频脚本内容均由2部分组成，即脑卒中患者就医故事和快速就医宣教内容。脑卒中患者就医故事围绕出现人物简介、脑卒中症状、送医就医过程、治疗与预后情况、出院后生活情况等内容展开；脑卒中患者快速就医的宣教内容包括“中风120”、快速就医/延迟就医导致的结果。2个脚本核心区别在于采用的信息表达方式不同。收益框架脚本内容强调采取快速就医行为将获得积极结果（医疗费用少和快速康复），损失框架脚本内容则是强调不遵循快速就医原则会导致消极结果（医疗费用多和留有身体残疾）的出现。

1.2 制作视频 于2021年4月，将视频脚本交由专业公司，由其负责制作视频。在保证内容的科学性这一前提下，结合现有技术条件，经沟通与修改，调整剧情、选用的画面图片、配音和背景音乐等，形成待评价的视频。

1.3 视频评价 2021年6—9月，邀请专家对视频的内容效度进行评价［26］，以确保视频内容具有代表性和开发过程的适当性；邀请公众对视频的可读性进行评价。

1.3.1 专家评价 实施专家函询时，专家的人数一般以15～50例为宜［27-28］。邀请18例专家作为函询对象，将编制的2个视频及解说词、专家咨询表通过邮件发送至专家，对其进行2轮函询，每轮函询在2周内完成。18例专家中，脑病科临床医疗/护理专家8例、急诊科临床医疗/护理专家8例、护理教育专家2例，其均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从事专科工作>10年。采用王梦瑶［29］研制的《科普微视频评价标准》作为评价工具。该标准的具体内容包括规范性、科学性与知识性、通俗性与趣味性、艺术性与技术性4个维度，各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非常满意～非常不满意分别赋值5～1分。在各条目后设置用于收集具体意见的“修改意见栏”。通过专家判断系数（Ca）、专家熟悉程度系数（Cs）、专家权威系数（Cr）判断专家的权威程度，Ca、Cs、Cr均>0.700表明专家权威性较高［30］；采用条目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I-CVI）和平均量表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S-CVI）评价视频的内容效度，当I-CVI≥0.780，平均S-CVI≥0.900时，可认为内容效度较好［31］。第1轮专家函询结果显示：Ca为0.894，Cs为0.922，Cr为0.900；收益框架视频的I-CVI为0.722～1.000，平均S-CVI为0.960；损失框架视频的I-CVI为0.722～1.000，平均S-CVI为0.947。共收集到修改意见64条，例如：视频名称新颖性不足，建议修改名称；图片切换速度太快等。条目“视频名称有创意，激发问题意识，引发学习兴趣”的I-CVI为0.722<0.780。根据专家的意见，由视频制作公司对视频进行修改。第2轮专家函询结果显示：Ca为0.917，Cs为0.900，Cr为0.900；收益框架视频的I-CVI为0.833～1.000，平均S-CVI为0.982；损失框架视频的I-CVI为0.889～1.000，平均S-CVI为0.975。最终版收益框架视频与损失框架视频时长均约3 min，将2个视频均命名为《中风，快速就医！》。收益框架视频播放链接为https://b23.tv/E3gF9iV，损失框架的视频播放链接为 https://b23.tv/L427Esx。

1.3.2 公众评价 邀请10例居民（年龄为35～80岁，意识清楚，能听懂普通话，视觉、听觉功能正常，拥有良好的理解能力）分别观看收益框架视频和损失框架视频，并对2个视频的可读性进行评价。评价内容主要包括：（1）内容是否清晰易懂，语音、语速是否合适；（2）能否领会视频的中心思想。结果显示：研究对象都能一次性看懂视频，并表示视频通俗易懂，语音、语速合适，便于在公众中传播；研究对象均能领会收益或损失框架视频的中心思想，即收益框架视频所传达的核心思想为“脑卒中症状发生后快速就医可以获得健康和节省医疗费用”，损失框架视频所传达的核心思想为“脑卒中症状发生后没有快速就医就会损失健康和多花费医疗费用”。

2 收益与损失框架信息对脑卒中院前就医延迟意向影响的对比研究

2.1 对象与方法

2.1.1 研究对象 于2021年10—11月，采取便利抽样法，选取广东省广州市≥35岁的居民作为研究对象。之所以将≥35岁居民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考虑随着年轻的脑卒中患者越来越多，脑卒中防治“关口”逐渐前移［32］，部分地区脑卒中筛查的对象已扩大到≥35岁的居民［33-35］。纳入标准：（1）年龄为35～80岁；（2）意识清楚，能听懂普通话；（3）视觉、听觉功能正常，拥有良好的理解能力；（4）自愿参与研究。排除标准：（1）有脑卒中病史；（2）医务工作者；（3）患有严重疾病或精神疾病者。本研究已通过广东省中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审批号：YE2021-288-01）。

选取脑卒中院前就医延迟行为意向量表（SPDBI）总得分作为关键指标，采用两独立样本均数比较的样本量计算公式［36］计算样本量。根据预试验结果：采用收益、损失框架视频对居民进行健康宣教后，损失框架视频干预组居民SPDBI平均得分比收益框架视频干预组高17.17分，标准差为19.66分。设显著性水平α=0.05（双侧）、β=0.10，估算得出每组样本量为29。同时考虑到不合格问卷等因素，将样本量再扩大20%，最终确定每组样本量为35。

2.1.2 研究对象分组 本研究为随机对照、单盲（仅对受试者施盲）研究。利用SPSS 19.0软件生成随机数字，按照1∶1的比例采用均衡随机化分组方式进行分组，将随机分配卡（包含随机数字和组别等信息）装入不透光的信封中。密封信封并在信封上标明编号后，将信封交由研究设计者保管。当确定居民符合纳入标准，且其已签署知情同意书后，研究实施者按入组顺序依次开启信封，并根据随机分配卡上的信息，将居民分入收益框架视频干预组和损失框架视频干预组。

2.1.3 干预方法与质量控制 由6名研究生负责此次干预与调查工作。实施干预与调查前，对全体调查员针对视频内容、问卷内容、问卷填写方法、干预程序、沟通/解释用语等进行集中培训与考核。干预开始前，要求调查员和受试者将手机调至静音状态，保证注意力集中。受试者在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静、独立的空间（如健康宣教室）中通过iPad/电脑观看视频，收益框架视频干预组居民观看收益框架视频，损失框架视频干预组居民观看损失框架视频。观看结束后，调查员向受试者询问视频的基本内容，若受试者不能复述，则邀请其再次观看视频，直至其能清晰地复述视频内容（本研究中，两组居民均仅观看了1次视频）。在受试者观看视频前后，采用脑卒中先兆症状识别和应对调查问卷、SPDBI对其进行调查。问卷由受试者自行填写，填写完成后当场提交，调查员不做任何诱导性解释。若受试者出现填写困难，可由调查员逐条口述问卷内容后由受试者回答，调查员代为填写问卷。问卷填写耗时20～40 min。干预结束后，受试者可获得价值7元的小礼品（口罩、卫生纸或洗碗海绵等）。为保证所有的受试者单向流动，告知受试者完成试验后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后门离开，避免和未接受干预者接触。

2.1.4 调查工具

2.1.4.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由研究者自行编制，调查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地、职业、婚姻状况、个人月收入、医保参保情况、居住方式，以及脑卒中高危因素（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吸烟、超重/肥胖、心房颤动或其他心脏病、直系亲属发生过脑卒中、运动缺乏、其他［37］）存在情况、体检频率、脑卒中知识教育接受情况、是否见过他人患脑卒中、是否对脑卒中知识一无所知、是否听说过脑卒中案例［38］。

2.1.4.2 脑卒中先兆症状识别和应对调查问卷 该问卷主要用于调查居民对“中风120”中提及的3个脑卒中症状（口角歪斜、一侧肢体麻木无力、言语不清）的识别和应对情况。针对每个症状，各设置1个与症状识别、症状应对相关的条目（均为单选题）。根据课题组前期的质性研究结果［39］，设计各条目的选项。对于口角歪斜，症状识别相关条目的选项为面瘫、神经疾病、高血压、卒中；对于一侧肢体麻木无力，症状识别相关条目的选项为工作劳累、肩周炎、神经疾病、卒中；对于言语不清，症状识别相关条目的选项为舌/咽喉疾病、神经疾病、窒息、卒中；3个症状的应对措施均为先观察再做决定、告知家人或朋友、立即去医院、打120叫救护车、自行处理［40］。3个症状识别相关条目的正确答案均为“卒中”，3个症状应对相关条目的正确答案均为“打120叫救护车”。

2.1.4.3 SPDBI SPDBI由 ZHAO 等［5］研发，主要用于测量居民脑卒中院前延迟行为意向水平。SPDBI由5个维度组成，分别为症状警觉（9个条目）、不就医行为合理化（8个条目）、症状归因（4个条目）、习惯反应样式（3个条目）、急救系统使用（3个条目）；共27个条目，其中条目10～27为反向计分，各条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1～5分），各条目得分相加即得总分，得分范围为27～135分，得分越高表示居民延迟就医的意向越强烈、可能性越大。≤51分为延迟就医的可能性非常小，52～66分为延迟就医的可能性比较小，67～96分为延迟就医的可能性中等，97～111分为延迟就医的可能性较大，≥112分为延迟就医的可能性非常大。本研究SPDBI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08。

2.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s）表示，同组干预前后比较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M（QR）〕表示，同组干预前后比较采用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U检验；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同组干预前后比较采用Mcnemar's检验，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s确切概率法或Fisher-Freeman-Halton检验；等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U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 结果

2.2.1 纳入居民的一般情况 为保证组间基线资料的均衡性，本研究共对81例（收益框架视频干预组40例，损失框架视频干预组41例）居民进行干预，剔除6份质量不合格的问卷，最终共纳入75例居民，其中收益框架视频干预组37例，损失框架视频干预组38例。75例居民中，男34例（45.3%），46～55岁者33例（44.0%），46例（61.3%）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26例（34.7%）居住地为市区，23例（30.7%）职业为工人，71例（94.7%）在婚，45例（60.0%）个人月收入为2 000～5 000元，50例（66.7%）参加了社会医疗保险，59例（78.7%）与家人同住，26例（34.7%）患高血压，14例（18.7%）患糖尿病，14例（18.7%）患高脂血症，12例（16.0%）存在超重/肥胖现象，4例（5.3%）患心房颤动或者其他心脏病，11例（14.7%）直系亲属发生过脑卒中，14例（18.7%）缺乏运动，42例（56.0%）体检频率为1年1次，14例（18.7%）接受过有关脑卒中的知识教育，43例（57.3%）见过他人患脑卒中，4例（5.3%）对脑卒中知识一无所知，52例（69.3%）听说过脑卒中案例。两组居民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地、职业、婚姻状态、个人月收入、医保参保情况、居住方式、脑卒中高危因素存在情况、体检频率、接受过脑卒中知识教育者占比、见过他人患脑卒中者占比、对脑卒中知识一无所知者占比、听说过脑卒中案例者占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居民一般情况比较〔n（%）〕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information of residents in two groups

2.2.2 两组居民干预前后对各脑卒中先兆症状的正确识别与应对情况比较 干预前，两组居民对各脑卒中先兆症状的正确识别率、应对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收益框架视频干预组居民对各脑卒中先兆症状的正确识别率、应对率较干预前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损失框架视频干预组居民对各脑卒中先兆症状的正确识别率较干预前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除口角歪斜外的其他脑卒中先兆症状的正确应对率较干预前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居民对各脑卒中先兆症状的正确识别率、应对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3。

表2 两组居民干预前后对各脑卒中先兆症状的正确识别情况比较〔n（%）〕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rate of correct recognition of pre-stroke symptoms between two groups of resident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表3 两组居民干预前后对各脑卒中先兆症状的正确应对情况比较〔n（%）〕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rate of correct management of pre-stroke symptoms between two groups of resident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2.2.3 两组居民干预前后SPDBI总得分及各维度得分情况 干预前，两组居民SPDBI总得分及各维度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收益框架视频干预组SPDBI总得分及除不就医行为合理化维度外的其他维度得分较干预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损失框架视频干预组SPDBI总得分及各维度得分较干预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损失框架视频干预组居民的SPDBI总得分及不就医行为合理化、症状归因、习惯反应样式维度得分低于收益框架视频干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4 两组居民干预前后SPDBI总得分及各维度得分比较（分）Table 4 Comparison of the mean total score and domain scores of the SPDBI scale betwee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3 讨论

3.1 收益框架和损失框架视频信息对居民脑卒中先兆症状识别和应对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观看视频后，两组居民对各脑卒中先兆症状的识别和应对情况均得到了改善，但两组居民对各脑卒中先兆症状的正确识别率、应对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原因可能是：无论是收益框架视频，还是损失框架视频，均向居民输出了“中风120”的核心内容，并告知公众在面对口角歪斜、一侧肢体麻木无力、言语不清症状时应及时拨打120。本研究也发现，与观看收益框架视频的居民相比，观看损失框架视频居民的延迟就医意向较弱，出现延迟就医的可能性较小，这说明信息框架理论可在公众脑卒中认知教育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也提示在实施公众脑卒中认知教育时应从心理、社会等角度入手，分析公众就医心理，以居民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传播信息，进而帮助公众在面对脑卒中先兆症状时做出正确的选择。本研究中，接受干预后，收益框架视频干预组居民对3个脑卒中先兆症状的正确识别率分别为100.0%、83.8%、89.2%，对3个脑卒中先兆症状的正确应对率仅分别为62.2%、48.6%、54.1%；损失框架视频干预组居民对3个脑卒中先兆症状的正确识别率分别为86.8%、78.9%、94.7%，对3个脑卒中先兆症状的正确应对率仅分别为47.4%、39.5%、50.0%，可见居民识别出了脑卒中先兆症状并不意味着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6］。既往脑卒中患者就医延迟影响因素研究结果也表明，除了缺乏脑卒中知识外，因对脑卒中治疗的急迫性不够了解、担心费用问题、未参加医疗保险、受教育程度较低、无人照顾等因素而报以“等等看”的态度亦是引起脑卒中患者延迟就医的重要因素［41-42］。说明在开展针对脑卒中就医延迟的健康教育活动的过程中，不仅要致力于提高公众对脑卒中先兆症状的认识水平，更要突出脑卒中先兆症状与触发急救系统的关系，着重阐述快速就医的重要性与紧迫性［39，41］，同时应将脑卒中风险因素的识别、卒中的生活方式管理等方面的知识纳入宣教内容［6］。

3.2 收益框架和损失框架视频信息对脑卒中就医延迟行为意向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干预后损失框架视频干预组居民SPDBI总得分低于收益框架视频干预组居民，提示在倡导居民出现卒中先兆症状后快速就医方面，损失框架信息比收益框架信息更有效。冉华等［43］、徐孝婷等［44］亦发现，对于劝导大学生接种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与收益框架信息相比，损失框架信息更具有说服力。

相比于收益框架信息，损失框架信息对居民脑卒中院前延迟行为意向水平的改善作用主要体现在不就医行为合理化、习惯反应样式和症状归因3个维度。李明慧等［45］将脑卒中患者就医轨迹分为4段，即识别阶段、反应阶段、警觉阶段、行动阶段。脑卒中先兆症状发生后，将脑卒中先兆症状归因于其他疾病、将不就医行为合理化、采用习惯性方式对待脑卒中先兆症状均是延迟就医的脑卒中患者倾向采用的应对方式［39，45-46］，而采取上述应对方式，以及患者及其家属对脑卒先兆症状不了解、不使用急救系统均是导致脑卒中患者延迟就医的重要因素。

根据前景理论：当个体接收到收益框架信息时更有可能采取避险行为，而当接收到损失框架信息时，更偏向于采取激进的行为来达成目标，即使其知晓采取的激进行为可能是一种高风险行为。当面对同等程度的收益和损失时，个体对其的感受是不同的，损失造成的痛苦与收益带来的快乐相比，损失对个体的心理刺激明显更为强烈，这种心理状态又被称作损失规避［47］。与疾病筛查行为［48-49］类似，脑卒中患者发现自身出现先兆症状后所采取的就医行为对于其而言亦具有风险性或不确定性。因口角歪斜、一侧肢体麻木无力、言语不清等脑卒中的先兆症状尚未被公众所熟知，个体常不能判断症状是源于其他疾病还是脑卒中，仍然采用习惯性方式对待脑卒中先兆症状，或者选择继续等待观察，故而错过了卒中救治的黄金时间窗，导致其后续可能面临肢体偏瘫、失语等后遗症风险，以及巨额的治疗费用与康复费用。虽然快速就医有助于降低上述风险，但既往研究发现脑卒中患者在做就医决策时，会受到自身脑卒中知识水平、经济因素、身边人、疾病不确定感等的影响［45-46］，从而产生了延迟就医的意向和行为。当健康信息以损失框架呈现时，居民可直观地、真切地感受到一旦自身罹患脑卒中将要承受的巨大痛苦和面临的威胁，这也促使居民舍弃原来的疾病应对方式，即不就医行为合理化、习惯反应样式，克服顾虑与不便，进而有助于增强其快速就医意向。而当健康信息以收益框架呈现时，其所表达的中心思想多为患者因及时就医并未出现后遗症，且罹患脑卒中未对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即罹患脑卒中后，居民依然能够维持现有的健康水平和生活状态，这也使得居民对脑卒中的风险感知水平明显下降。顾虑与不便使紧急就医的重要性“大打折扣”，居民出现脑卒中先兆症状后及时就医的意向水平明显降低。

损失框架视频干预组与和收益框架视频干预组居民在SPDBI症状警觉和急救系统使用维度上的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SPDBI症状警觉维度的内容涉及9个脑卒中症状，但考虑公众对视频内容的接受能力，本研究中脑卒中先兆症状相关宣教内容仅涉及“中风120”中提及的3个症状，且两个视频输出的脑卒中先兆症状相关宣教内容的强度具有一致性，这可能是导致两组居民SPDBI症状警觉维度得分无明显差异的主要原因。对于急救系统使用维度，李明慧等［45］的研究发现脑卒中患者及其家属对转运工具的选择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其常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如疾病严重程度、家庭经济条件、外界支持情况、转运时效等，且面对多种转运工具（救护车、小轿车、出租车等），其很难快速做出周全的判断。此外，2个宣教视频中，救护车出现的次数不多，特别是在收益框架视频中，仅出现了2次患者送医画面。公众在观看视频时，可能对救护车的印象不深，未来需针对此不足之处对2个宣教视频进行完善、优化。

在倡导居民出现卒中先兆症状后及时就医方面，损失框架的信息比收益框架的信息更具有说服力和警示性，更有助于降低其脑卒中院前延迟行为意向水平。由此，可重点采用损失框架作为脑卒中院前延迟健康教育信息的表达方式，重点突出脑卒中先兆症状与触发急救系统的关系，着重阐述快速就医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进而助力降低居民的就医延迟发生率，改善脑卒中患者的临床结局。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小，干预次数少，研究周期短，仅在干预后对调查对象的脑卒中院前就医延迟行为意向水平进行了评估。但是随着时间流逝，研究对象可能会遗忘脑卒中先兆症状及其应对方式，以及视频内容，这可能会对研究结论的稳定性造成不利影响。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量，推进研究向纵深发展。本研究采用单盲设计，未对调查者和统计人员实施盲法，可能存在报告偏倚。测量评价指标只限于脑卒中先兆症状正确识别率、脑卒中先兆症状正确应对率、脑卒中院前延迟行为意向水平，未能对公众认知与真实行为的一致性进行评价，后续研究中需将行为指标纳入评价范畴。

作者贡献：王芬、谭益冰负责文章的构思与设计；王芬、张绮珊、孙兴兰、秦凤银、谭益冰负责开发研究工具；王芬、张绮珊、孙兴兰、秦凤银、黄奕敏、韩郭茵、赖锦佳负责数据收集整理与统计学分析；王芬、张绮珊负责结果分析与解释；王芬、张小培、谭益冰负责论文修订，文章的质量控制及审校；谭益冰对文章整体负责，监督管理。

本文无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