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卖餐盒的环保之路

2023-01-03 01:06李慧琪
中外文摘 2022年24期
关键词:餐盒厨余垃圾箱

□ 李慧琪

“一人独居,两眼惺忪,三餐外卖,四季淘宝”,这句对当代青年的写照也是赵然真实的生活。一周早午晚二十一顿饭,赵然点外卖的次数在十次以上。

每一次下单前,赵然都会勾选“不需要餐具”的选项,但她数了数近期点过的二十多份外卖,只有三家餐厅没有附赠餐具。在这么多份外卖中,打包费最高为6元,最少为0.5 元,其他普遍在1到3 元之间。

为了招揽顾客,商家对外卖的“过度包装”日趋普遍。有时候,层层叠叠的外卖包装让赵然有一种拆盲盒的感觉。

上周末,她点了一份粤菜,里面有三个流沙包、三个虾饺和一块糯米鸡。当外卖送到手中时,赵然发现其体量略微“超标”。精美的无纺布保温袋外包装被打开后,里面躺着3 个塑料大餐盒,装虾饺的餐盒至少能放下10 个,3 个虾饺显得有些单薄。另外,还有一个纸质信封,信封内有一张面积约一平方米左右的塑料桌布,以及一副塑料手套。

和大多数人一样,赵然享受着外卖带来的便利,但家门口堆成小山的外卖垃圾也让她有些心理负担。

近期,一份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博士生论文《中国外卖包装物环境影响和政策有效性分析》受到关注。通过分析3500 多万份外卖订单,这份报告描摹了中国外卖包装的基础组成和环境影响。据统计,2020 年,中国外卖行业共产生了170 亿个外卖订单,平均每个订单包含3.44 个餐盒,其中近70%是塑料餐盒。此外,90%的订单包含1 个塑料包装袋。研究表明,2020 年中国外卖行业共产生了160 万吨塑料垃圾。

如此庞大的数量,让赵然不禁好奇,一个外卖餐盒从生产出来到被废弃经历了什么,“我制造的这些垃圾最后去了哪里?它们会对环境造成怎样的压力?”

一人一周外卖的碳排放,一棵树吸收要一年

赵然租住在北京市朝阳区五环外的一个小区里。每天早上4点到10 点是刘建东师傅的工作时间,他是小区物业聘请的清运员,负责将整个小区的垃圾清运到附近的垃圾中转站。赵然周日丢的那种塑料外卖餐盒,是他在“其他垃圾”桶里最常见的。

这些外卖垃圾主要用了哪些材料?清华大学报告中来自八个城市的3500 万份样本给出了答案。

首先,包装材料的选择与饮食习惯有关。中式饮食具有高油、高盐、高湿度的特点,因此餐盒必须满足防溢、防渗透、隔热的要求。目前市场上常见的餐盒材料有四种:聚丙烯(PP)塑料、聚苯乙烯(PS)塑料、纸和铝箔。

报告显示,中国外卖餐盒约六成被PP(聚丙烯)材质垄断,部分城市的使用率甚至更高。PP材质适应中国饮食结构高油、高盐、高湿的特点,它耐热性很好,150℃高温时也不会明显变形,而且几乎不会吸水,是唯一能放入微波炉中加热的材质,还是最轻的塑料之一。

赵然丢掉的就是三个PP 材质的餐盒。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餐盒盒体是PP 材质,盒盖却是透明度更好的PS 材质。因为PS 不耐高温,加热时需要取下盒盖。

此外,外卖包装还因地域呈现出显著差异。因为喜爱吃火锅、冒菜、烤鱼、烧烤等,成都、重庆的铝箔包装比例比其他城市高出不少。

在包装袋方面,高密度聚乙烯(HDPE)塑料袋占据主导地位,使用率约为90%,但高档餐厅一般使用牛皮纸袋和白卡纸袋。

在包装重量方面,PP 塑料餐盒每个约24g,全国总消耗量为176 千吨,广东省使用量最大,达30 千吨;纸质餐盒不是很受欢迎,但因为单件重量较大,约27g,总消耗量也达到了87 千吨;一次性木筷(平均重量约为5g)和HDPE塑料袋(平均重量4 到5g)使用比例高但单件重量较小,全同总消耗量仅为45 千吨。

特大城市的包装袋相对更重。北京的外卖包装总重量最大,达52g,湖北襄阳最小,仅29g。这是因为大城市的外卖更常用较重的牛皮纸袋、保温袋和编织袋,而小城市主要使用较轻的HDPE塑料袋。

从一个外卖餐盒的全生命周期来看,制造阶段的环境影响占到45%。塑料的制造需要消耗大量石油,纸制品的生产需要消耗大量木材,所以这一阶段资源消耗带来的环境压力十分突出,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气和废水也会产生污染。

相较之下,外卖餐盒在垃圾处置阶段对环境的影响更大,占到全产业链环境影响的50%。

在北京每份外卖全生命周期内产生固废0.1185kg,排放当量二氧化碳约0.68kg。据测算,按一棵树每年可以吸收并储存4~18kg 二氧化碳的惯例计算,一个北漂年轻人每周点外卖(6~14 次)产生的碳排放,可能要一棵树一年才能吸收完。

从垃圾桶到焚烧厂

6 月20 日早上5 点,天刚刚亮,刘师傅手里拿着长臂木制镊子,掀开绿色的厨余垃圾桶盖,在桶里仔细检查后,从中挑出一块被揉皱的湿巾,用镊子夹着扔进了一旁灰色的“其他垃圾”桶内。

在小区住户逐渐从睡梦中醒来的五个小时内,刘师傅重复了上千次夹、提、放的动作。他开着一辆拼接起来的四轮平板车,加上后面加长的部分,一共能装八个标准垃圾桶。

赵然所住的小区有1100 多户居民。每栋楼标配了三个其他垃圾桶,一个厨余垃圾桶和一个可回收垃圾桶,小区的门口放着两个有害垃圾桶。刘师傅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垃圾再分拣一次,然后把即将装满的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运到附近的垃圾中转站。

20 号这天是周一,刘师傅一共往返了10 趟,合并拖运了80桶垃圾。刘师傅说,周末、周一和节假日是他最忙的时候,在家待着的人多,制造的垃圾也多。

上午9 点半左右,赵然丢掉的那包外卖垃圾,已经被转运到了七棵树村密闭式清洁站。垃圾在这里被分类和压缩,这个清洁站承接着周边五个小区产出的垃圾。

在清洁站,刘师傅和其他小区清运员拉来满车的垃圾,焦急地等待着。在清洁站工作的王师傅说,周一的垃圾量太多,原有的其他垃圾箱已经装满了,他拿起手机,拨了一个电话,向车队要求紧急增派其他垃圾箱。

垃圾箱和普通集装箱一般大。一个密闭式清洁站的基本配置是8立方米的其他垃圾箱两个,8 立方米的厨余垃圾箱一个。

王师傅按下车身后侧的按钮,车厢打开尾盖并放下铁质挂杆。清运员将垃圾桶两个分为一组,同时挂在垃圾箱的挂杆上固定,他手持消毒水对垃圾桶内垃圾进行消毒,随后拨动车身上的开关,挂杆自动将垃圾桶内的垃圾倒入车厢内。伴随着巨大的液压泵轰鸣声,厢内巨大的抓手随即将垃圾进行内部压缩,最终产出五吨左右的压缩垃圾。

这一天,该清洁站的垃圾量在18 吨左右,其中厨余垃圾约3吨,其他垃圾15 吨。这样的清洁站在朝阳区有120 多座,整个北京有900 多座。根据北京市城市管理委2020 年的数据,北京全市的日均清运量在2.2 万吨左右。

在朝阳区,其他垃圾最终会被运到高安屯垃圾焚烧厂,或者小武基转运站进行处理,厨余垃圾则清运至大屯转运站堆肥处理,可回收垃圾主要靠拾荒者们平时在小区里收集转卖。

在这条流水线的末端,马师傅是朝阳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第二清洁车辆场的一名司机,他开着一辆大卡车,每天往返三趟,将清洁站里的其他垃圾箱转运到车架上,最终开往高安屯垃圾焚烧厂。

高安屯垃圾焚烧厂坐落在北京循环经济产业园内,整个产业园就像一个大型公园,环境干净整洁。在焚烧厂门口的电子显示屏上,写着5 月30 日到6 月5 日的生产数据,其中,“进厂垃圾量有11528.94吨,入炉量有“10214.34吨,渗滤液有4240 吨”。

每天,朝阳区运载垃圾的车辆都会经地磅称重后沿着引桥行驶到卸料平台,将垃圾卸到垃圾池内。每天进入高安屯的生活垃圾约2200 吨左右。因为垃圾里面富含水分不容易被立即焚烧,通常会在卸料池里面存放5 到7 天进行脱水发酵,然后,由垃圾吊车将混合发酵后的垃圾投入给料斗,再通过液压推料机推入炉排进行焚烧,燃烧产生的烟气会经过无害化处理再排放。

对于燃烧过程中的产生物,也会再次循环利用。首先是燃烧垃圾产生的热量把余热锅炉中的水加热成蒸汽,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组发电,送入公共电网。其次,垃圾燃烧后产生的炉渣每天约有500 多吨,会先进行筛分,筛下物用来制成建筑材料,每天筛分剩下的残渣约有200 吨,送到焚烧厂旁边的高安屯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

到这里,赵然的那包外卖垃圾已经在焚烧炉里完全分解,贡献最后一丝热能,结束了它的生命旅程。

“外卖减塑”的未来

20 世纪90 年代,“垃圾围城”是大城市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那时候的生活垃圾随意地填埋在城市周围,焚烧还不是我国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

华中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段华波向本刊介绍,目前国内针对生活垃圾的处理主要是填埋和焚烧两种方式,湿垃圾转化为肥料的比例相对比较小。

从2000 年以来,垃圾焚烧技术的应用呈现一个快速扩张的过程,从2001 年2%的占比,发展到2015 年,已经有了34%。到2020 年,这个占比超过50%。据2020 年城乡统计年鉴的数据,目前全国共有垃圾焚烧厂463 座。整体上,垃圾处理技术格局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保持了同步。

段华波说,现在来看,一般经济发达的地区,选择垃圾焚烧的比例会更大,因为垃圾填埋需要的土地资源更多。比如,在土地资源紧张的深圳,垃圾几乎是全量焚烧的,填埋的量已经很少。

垃圾焚烧也曾在我国面临很大的争议。人们担忧焚烧烟气对环境的影响,尤其是烟气里面的剧毒类物质二噁英。2010 年前后,很多地方都在投入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导致多起邻避现象(指居民或当地单位因担心附近建设如垃圾场、核电站、殡仪馆等公共项目,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而产生的强烈反对和抗争行为)的产生。段华波说,现在技术已经逐渐完善,焚烧烟气排放标准也日趋严格。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刘建国教授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我国生活垃圾的特点是高水分、高厨余。欧美国家厨余垃圾占比在25%左右,而我国这一占比超过60%。在垃圾混合不分类的情况下,垃圾焚烧就有高含水量垃圾能量回收效率低等问题,焚烧发电的热值会变低。

段华波也指出,垃圾分类最大的特点是将干湿分离,提高垃圾的可回收比例和利用效率。近几年,全国各地都在主动推行垃圾分类政策,其实就是提高末端的处理效率,在前端做好分类。

2020 年,北京开始实行垃圾分类。但本刊发现,一些小区垃圾混投的比例还是很高,可回收垃圾桶里也常有外卖垃圾,居民们很少将外卖垃圾中的剩余食物和外卖餐盒分开投放。

目前,尽管外卖垃圾的数量令人咋舌,“但管理上还没有把它放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也没有制定一个让外卖包装发生根本变化的政策。”段华波解释说,因为外卖包装毕竟只是生活垃圾的一部分,尽管外卖订单数量有百亿,但在整个生活垃圾中占比不高。从产生数量和危害程度来看,也暂未纳入固废管理的重点。

段华波还表示,目前塑料餐盒尚无更好的替代材料。整体来看,建立外卖全产业链的系统减塑体系不甚明朗,有技术和成本多方面的障碍,而政府和外卖头部平台主要以呼吁减塑为主。

无纺布保温袋、纸袋等是近几年为“减塑”由平台方发起的改变。在人们印象中,这些包装似乎更加环保。“但实际上由于油渍等原因,目前的保温袋、食品纸袋几乎都无法回收,当它们随生活垃圾被运往垃圾中转站,最终对环保消纳造成的压力可能还甚于塑料袋。”段华波说。

环保餐盒

此外,还有一些由玉米淀粉制成的可降解包装餐盒,由于可降解材料特殊,若要达到减碳效果,必须通过特殊的回收途径和处理设备。“现在一方面很多地方还没有这样的回收处理能力,另一方面许多纸质餐盒内还都有一层PP 胶,难以分类,最终的归宿还是同样被当作生活垃圾填埋或焚烧。”段华波说。

虽然这些方式从单个环节来看是更环保的选择,他总结道,“但减塑的目标不是减少塑料包装的使用,而是从全局来看系统性地减少环境影响。”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段华波认为“外卖减塑”主要靠三个方面:一是优化设计,定制化比较节约的低成本包装;二是继续在技术上探索可降解材料的可实现性;三是在相对封闭的场景下,比如校园内、工业园区等地方,可以小范围地推广循环餐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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