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齐家思想的哲学建构
——以朱子家庭教化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陈苏珍，詹石窗

(1.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2.四川大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家”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使其成为中国哲学中绕不开的重要论题。儒家的齐家文化是活态传承的有关家庭教化践履的思想体系，构成追溯中华文明与道德之源的起点。儒家所拥有的在处理父子、夫妇、兄弟、师友等伦理关系上的教化实践在朱子齐家思想中尤显集中。近代以来因种种缘故，对“个体”的张扬导致对家文化探察的削弱。唤醒“家”这个沉睡中的哲学命题是回应现代社会对儒家齐家思想价值阐发之期待的必然。近年，学界多从中西文化比较视野看待家哲学(1)参见笑思：《家哲学：西方人的盲点》，商务印书馆，2010年；吴飞主编：《神圣的家：在中西文明的比较视野下》，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张祥龙：《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孙向晨：《论家：个体与亲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其中虽然对儒家哲学和朱子思想中的相关内容有所提及，但是尚未深入宋明理学内部探求朱子的齐家思想。朱子齐家思想不能孤立而观，而是同宋明理学的宇宙本体论、生成论、教化哲学以及道德哲学等密切相连。这种庞大的齐家思想体系的建构虽然与朱子思想之集大成有关，但也不可否认在中国哲学中“齐家”论题本身涉及面向的宽泛性。朱子作为中国近古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其有关齐家的论述相当丰富，尤其体现在《家训》《家礼》《谨守勤谨》《小学》《童蒙须知》等篇目中(2)《谨守勤谨》又名《训子贴》，《童蒙须知》又名《训学斋规》。。学界探讨上述单独篇目的成果不少，然而从整体视角考虑朱子齐家思想的研究则付之阙如。朱子齐家思想作为整体命题的出现，或可探赜朱子有关“家”思想问题内在的哲学理路。

一、理与事：义理日用的互涵相成

朱子齐家思想具有浓郁的义理色彩，同时在广义上又是一套关乎人的日常教化哲学体系，尤其注重童蒙时期道德养成实践的重要作用。朱子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对中国传统齐家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小学》中的童蒙教育思想构成了朱子齐家思想的重要教化内容。从《大学》到《小学》的创作过程就是朱子思想从“用敬”到“致知”的统一。《四书章句集注》可谓朱子耗费毕生精力的撰著，朱子发现其中只有重阐释“致知进学”之“理”的《大学》，还需以“用敬涵养”之“事”的《小学》来补充，方能使得义理与日用皆不偏废。《小学》与《大学》的关系具体体现为理即事、事即理[1](P5)。《朱子语类》言：“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2](P124)且言：“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2](P125)由此，朱子编撰了以日用养成为要的《小学》，以构建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即束景南谓之朱子“人本主义的四书学体系”[3](P610)。朱子撰著《家训》亦顺循这一“说理”与“说事”相辅相成的思路。《家训》仅300余字，在传统家训史上意义非凡。不同于先前传统家训的鸿篇巨制，朱子将广大精微的义理融进日常生活的道德实践，开创了精炼、质朴又兼具哲理的传统家训体例。朱杰人指出了《家训》在朱子齐家思想体系中的纲领性地位，认为朱子将《家训》的思想提升到哲学与“道”的高度[4](P22)。《家训》将朱子齐家思想融入其理学思想体系中，进行提纲挈领的哲学建构，专门以简练的篇章说“理”，又辅助以《小学》《家礼》等撰著详细说“事”。可见，朱子在齐家思想的义理阐发与日用教化上用力之深刻，看似分别论述，实则融会贯通。

家族规训是朱子齐家思想的逻辑发端。朱子晚年为训示家族子弟而撰《家训》，是朱子一生为人、为学、教育子孙的经验总结，是其道德教育思想的精华。《家训》以“君之所贵者，仁也”[4](P1)开篇，常载于朱氏宗谱而被族人奉作修身、齐家、处世的“圣经”，后因“朱子”尊称，而得名《朱子家训》或《朱文公家训》。现藏于尤溪县博物馆的朱子手书“四个之本”齐家板联(“读书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亦体现朱子义理与日用相融合的齐家哲学思想。黄榦认为朱子把孝悌作为根植于人心的本然之德性，他阐释朱子的教育理念即“所教人以孝弟为人道之大端”[5](P125)。这正是朱子《家训》中所提倡的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与为人诚信等基本的伦理准则和价值理念。朱子另有一篇家训《谨守勤谨》，是对儿子朱塾在外求学时的殷切至嘱。朱子为督促朱塾专心学业，远送其拜师吕祖谦门下，望其能学有所成。该篇家训中除了劝导儿子踏实为学，更有许多日常道德修养和待人接物的细节，爱子情切的慈父形象跃然纸上。正如《论语》中所赞颂的孔子教子之道谓之“君子之远其子也”[6](P174)，朱子在教育问题上亦存有“君子之心”，从其教诫儿孙的家规族训，到传道授业解惑的为师之道，再到推广礼俗的社会教化，在教育思想上都具有一致性。故其弟子黄榦、陈淳等在各地任地方官及教授生徒的过程中均奉劝民众从善行孝，积极在实践层面推行朱子的齐家教化思想。

童蒙教育是朱子齐家思想的教化实践。朱子作为教育家的独特身份使其齐家实践的范围不仅局限于个人家族之内。据考证，历史上与朱子有关的书院多达60多所[7](P1)。朱子齐家思想体系的形成与传播，与其在各地创建书院，广招生徒，互相研讨和著书立说的教育实践密切相关。朱子齐家思想以教化为其重要途径，其中又以对孩童的教育为要，由此，童蒙教育思想不可不谓朱子齐家思想的重要构成。朱子制定《童蒙须知》针对幼童养成教育之初始，细致规定做事的规矩，涉及衣服、言语、洒扫、读书、杂细等日常生活事项。继而针对儿童编撰了《小学》，朱子在原序中说：“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8](P393)《小学》是一部教人以儒家伦常的童蒙读本，最主要的就是如何依照伦理规范而行“事”，“忠信孝弟之类，须于小学中出”[2](P252)。《小学》不仅引用家训名篇，而且融合许多家教故事作为教化的素材与方法。如朱子引《杨文公家训》说：“童稚之学，不止记诵。养其良知良能，当以先入之言为主。”[8](P434)杨时家训中关于童蒙教育的观点对朱子“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8](P393)的教学目的论也颇有启发。又如朱子引范质《戒儿侄诗》13首五言绝句，其一云：“戒尔学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亲长，不敢生骄易。”[8](P436)又云：“日记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事，如黄香扇枕、陆绩怀桔、叔敖阴德、子路负米之类，只如俗说，便晓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8](P434)朱子《小学》也反映了传统齐家思想与童蒙教育密不可分。朱子认为应遵循个体成长规律，对儿童和成人的不同阶段实行有层次的教育，实现不同阶段教育的有机统一和相互融通。孩童的教育多是在家庭中完成，家庭由此构成个人成长接受教化的第一个场所，朱子正是看到家庭教育对个人道德养成和社会伦理教化的重要性，他在《小学》序言中就阐明了撰著目的，是为“授之童蒙”，希望“有补于风化之万一”[8](P393)。

礼学建制是朱子齐家思想的治世理想。朱子编撰《仪礼经传通解》和《家礼》展现了其主要的礼学思想(3)尽管在《朱文公文集》《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朱子语类》等文献中有较多礼学方面的疏解与讨论，但朱子礼学思想仍主要集中于《仪礼经传通解》和《家礼》中。。朱子提出“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6](P51)，赋予“礼”以天理的内涵。面对当时百姓由于民间礼仪的空缺而无所适从的境况，朱子曾慨叹：“礼不难行于上，而欲其行于下者难也。”[9](P3 352)朱子编撰的《家礼》是以士人和庶民为对象，这也是朱子礼学建制的最大价值之一，即推行一种具有人文情怀的家庭伦理制度，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等级观念，意欲构创“士庶通用”的仪礼。朱子《家礼》由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也是朱子《家礼》能够普及化的根源所在。朱子编撰《家礼》正是出于当时社会对齐家礼仪规范的需要。《家礼》涉及通礼、冠礼、昏(婚)礼、丧礼和祭礼，涵盖了社会交往及日常所用之礼，基本上满足了百姓日常生活所涉及的婚丧喜庆礼仪的实际需求。推行“民间通行之礼”摆脱了庶民在礼乐文化上遭受歧视的境地。“这种作为‘士庶通用’之礼的《家礼》的出现，在思想上与朱熹的人生观有关”[10](P12)，朱子不以家庭出身对人进行阶层划分，而是以“学问”为导向激发人的潜能，不可不谓“人皆可为圣贤”教化思想的体现。朱子《家礼》通过祠堂、墓祭和祭田等建制给予民间仪礼情感的表达以合宜的实践形式。朱子综合宋儒关于家庙的诸多观点而发明士庶通用的“祠堂”，所谓“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11](P875)。祠堂为家族礼仪活动提供了专门的场所，此外还有祭田制度的设立，使得家族祭祀等礼仪活动有了一定的物质保障。由此，“报本反始”的文化价值通过家庭伦理建制得以展现。详细而具体的日常礼仪常常具有强大的教化引导力量，使得国家与社会主流的政治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训得以通过礼仪的载体达到对社会百姓的规约。当然，朱子齐家思想的礼学建制更有着不为政治统治范畴所涵盖的文化意涵，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传统社会个人道德修养的培育、家风族风的塑造以及社会伦理的建构，有力地维护了传统社会的稳定。朱子齐家思想在文化思想方面的意义经由官学的传播，使其同国家政治实现了紧密联合，对后世伦理建构和道德延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强化了儒家的经世意识。

朱子将理学思想渗透到教化哲学、道德哲学、伦理实践中，实现与日用伦常的互动，彰显了日用与义理的相互补充。朱子齐家思想在表意“事”的“生活世界”和表意“理”的“概念世界”之间建构起双意向的回环路径。这种齐家哲学体系的建构是宋明理学对人存在的基本方式的回应，是儒家理解世界的基本途径，其中的细致内容和相互之间的联系有待更多的研究和发掘。

二、教与学：代际传承的共生互促

朱子以教与学为齐家思想的实践要旨，建构起代际共生传统中的个体与世界的价值联系。朱子齐家思想以家为代际传承实践的纽带，涉及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师友等基本伦常建制，其中尤以父子关系的代际共生为核心。家庭的教与学展现出代际传承的双重向度，齐家的任务不仅是实现生物基因层面的种族繁衍，而且是一种文化价值意义上的世代延承，这一传承离不开教与学的关键环节。朱子所提倡的与家庭教育最密切相关的童蒙教育就是围绕着教与学的审思。“学”不仅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命题，也是朱子齐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朱子毕生都在致力于探求天理的为学之道。“学”对于人本身在世代中存在以及文化价值的承续与发展无疑具有非凡的意义。朱子在《论语集注》中说到：“学之为言效也。……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6](P47)在此，朱子把“学”理解为模仿，这在代际传承中就意味着后代对前代既有的文化生命经验的习得。这样的教与学最初发生在家庭中，人们最先模仿的对象就是自己的父母，展现为代际共生的文化传承。当我们从生命的延续模式来理解朱子齐家思想时会发现，围绕教与学而形成的文化价值延续的生存论意旨，以此为根基建构自身生存的基础，继而让文化伦理通过代际习得在当下甚至未来延续，并逐渐扩展为一个特定群体共有的互动、沟通和交流的文化价值世界。

教与学的传承透析了“生生”的本体论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明确“家庭”的定义，即“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12](P532)。这种对家庭关于生命生产的本质属性的认定是确证无疑的，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从文化学意义上对家庭的功能作出更进一步的阐释[13](P37)。中国哲学从代际传承的视角理解生生的哲学意涵无疑是西方哲学传统中所欠缺的。这一概念与西方哲学所谓的“本体”或“存在”最大的不同在于“生生”是动态的表达，天然具有代际传承的意味。中国哲学中独特的本体论概念，可以追溯至《周易》对“易”之本体概念的表达，以阴阳变化的意涵来阐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14](P228)及至宋儒则加以发展而提出“生生之谓易”[2](P1901)。宋儒常“以生论仁”，周敦颐言：“生，仁也；成，义也。”[15](P36)程子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2](P85)朱子进一步解释：“只天地便广大，生物便流行，生生不穷。”[2](P85)将“生生”的意涵与道德本源之“仁”实现联结，同时又将“仁”理解为一种生意，继而将仁义礼智作为整体的道德考量，从仁的生意出发，于是可以衍生出义、礼、智等德目。陈来解释“仁之生生”时说：“天地氤氲，万物化生，创造不已，宇宙即连绵不绝的生生之流……而这一生生流行即是仁。”[16](P38)从生生到仁的阐释展现出了宋明理学中由天道至人道的哲学衍生理路。儒家齐家思想围绕日常人伦展开的生存论分析，是一种可以突破西方传统哲学范畴的不同思路建构，其价值的现代发显或将带来中国哲学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求。生生构成朱子齐家思想生存论意义的阐释基础。朱子齐家思想以“慎终追远”的日常伦理建构回应由“生生”发展而成的代际传承共生模式，构成宋明理学齐家思想的“价值本体”。从这一层面来看，朱子的齐家思想直面人的生存问题和对生命的体悟。《家训》倡导的为人处世之道，皆是日常必不可免的生活交往需要；《家礼》涉及“冠婚丧祭”等礼仪，通过人生中重要节点的仪礼表达，将生命体悟融入伦理建设中。朱子齐家思想就是把生生不息的精神理念在齐家实践中借由伦理建构和礼乐文明的承载以融入日常道德践履，为生生哲学的基本义理找到在日用人伦中落脚的踏实的安全感，由此可见朱子齐家思想承载着伦理价值本体论的实践意涵。

教与学的代际共生关系同时也体现为生存依附的关系。人在进入社会成为独立个体之前，必须依附家庭的给养，在家庭中由父母家人的养育而成长。朱子齐家思想包含化民成俗的教化实践，通过家庭教化以应用于人文教育、社会问题的解决及人际关系的调整，以期达到彰显人性价值、创造和谐秩序的目的。钱穆言：“上自父母，下及子孙，一线相承，大生命犹尚超其躯体小生命而存在。”[17](P583)朱子齐家思想正是通过仪礼的实践，包含对死亡问题的处理，保有对生命延续的崇敬，赋予祖先超越生物学意义的文化价值，展现代际延展关系。这突出体现在朱子家礼对传统仪礼的改造与简化，去除了种种繁文缛节，让普通百姓都能运用，并且更加突出以丧祭礼延续对先人存在的意义亦即对生命本源的探寻。朱子《家礼》的创作可谓“天理”与人世间对接的一个重要尝试，是其将形而上的理学思想世俗化的一次社会实验[18](P217)。因此对代际传承共生的齐家伦理的尊重，并非贬低个体存在的价值。强调“生生”在代际传承中的生存论结构与个体的存在与发展并不矛盾，甚至起到对个体成长的助推作用。

梁漱溟尝言：“中国之家庭伦理，所以成一宗教替代品者，亦即为它融合人我泯忘躯壳，虽不离现实而拓远一步，使人从较深较大处寻取人生意义。”[19](P103)由此可见，面对躯体泯灭的必然现实，天然的血缘延承体现在文化价值上的永恒意蕴，让中国人对生命之延续和对永生的渴望在家文化的传承中得到慰藉。《孝经》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20](P3)由孝衍生出的各种德行是对家的本体地位的表达。悌是兄弟姐妹之爱的表达，更加依赖平等、信赖的建构，是走向朋友之爱的过渡情感。《论语》有言“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6](P48)，肯定了孝悌在伦理上的重要性，并视之为道德之根本。《孟子》言“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6](P287)，以此把仁之德与伦理践行进行了直接对接。孟子从事亲的角度来论述仁的起点，辨明了仁和孝的关系。仁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道德概念，可以衍生出丰厚的道德意涵，亲亲之孝就是其中首要的范畴。由此可见，并非另有一个仁与孝相对，如果从仁本身的起点而言，亲亲就是仁的起点。亲亲也显示了对生生文化的重视，代表着宇宙万化流行中的承续性。在生生不息的本体论前提下，亲亲之孝构成了中国传统道德之本。以仁爱为核心的传统道德体系在孝的生存论基础上不断提升与扩大。程子曰：“故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6](P48)从代际生存论的视角，仁是孝的延伸。朱子则把仁解释为“爱之理，心之德”[6](P48)，更是肯定了其道德本源的重要地位。从家庭层面最基本的事亲到社会生活层面的处世之道，最终到精神层面的立身，都源自家庭中的孝悌之德。

朱子齐家思想以“圣贤坯璞”为教化旨归。朱子把童蒙教育的功能定位为成人，这是儒家教化哲学的价值追求使然。成人是一个以文化人的过程，意味着个体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过渡，成为一个具备道德修养，遵循伦理规范的人。孟子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6](P293)，此中即强调了儒家所提倡的“成人”道德教化路向。朱子提出“蒙养弗端,长益浮靡”[8](P394)，认为童蒙教育重点就在于“养心”与“培根”。儒家“蒙以养正”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强调孩童道德的培养与行为的塑造对于个体融入社会和追求学问之道都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从这个层面来深思朱子以“圣贤坯璞”为教化主旨的童蒙思想，也契合现代教育心理学所强调的早年教育对个体成长的价值。“圣贤坯璞”是一个追求本心的过程，也透析出朱子齐家思想道德教化的价值导向，强调从“明德”到“为学”的道德修养工夫。朱子认为童蒙教育要以培养良好德行的成人为目标，这是一切为学的基础和开端。只有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才能具备追求“圣贤”的基本条件。当然，在朱子看来童蒙教育对象重点是孩童少年，但也适用于一切启蒙教育阶段的人。“圣贤”是儒家传统的理想价值追求，即使未必能人人皆为圣贤，也必须人人都以高尚的道德操守来自我规范。从道德教化意义上来看，儒家传统中“为学”与“成人”并非二事，为学即要追求圣贤之境界，而圣贤之人也是道德境界最高的人。如果一定要有所区别，则应该说“成人”是“为学”的基础和导向。从重视道德教化功能视角检视朱子的童蒙教育理念，即可见朱子齐家思想在教化育人方面的“千古卓见”。

朱子齐家思想延承儒家“好学”的思想传统。孔子所讲的“好学”在宋明理学中得到了更深入的阐释，宋儒所强调的道统传承也无不涵盖着好学的意味。儒家把“学”理解为学习者自主的活动，强调学习者主体性的发扬，“主体性是人在其伦理行动中所展现出的自主的、能动的与合目的性的地位与特性的综合性范畴”[21](P76)。朱子齐家思想对个人修养、道德教育的作用，无疑是强调主体性的自觉与发显。朱子齐家思想中德性的养成主要不是通过讲习模式，而是融入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教化，在不断体认和感悟中唤起为学者的道德感情和生活选择的能力，并促使这种道德选择模式在日常生活中日益成熟。从儒家的角度来看，“教”的作用除了知识的传授外，更侧重于教导者所做出的道德榜样。教导者的任务是通过行为互动和道德示范来展现什么是符合道德的，进而引导学习者把自己培养成高尚的人。这样的养成教学思路正是突出“学”和为学者的主体性对教化成效的重要意义，也契合孔子所讲“为仁由己”[6](P131)的道德修养工夫。再思“孔颜乐处”是宋明儒者对“学”之主体性讨论的集中体现。孔子的弟子颜回生活贫困不堪，但内心充盈着问道向学之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6](P87)。由“乐”而达成“学”之主体性的最高境界，即由内心的自觉而获得为学的自由，这是超越于物质层面的内在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的获得离不开对生命本源价值的体验。所以，从本源道德探寻的视角，朱子认为颜回“元自有个乐”[2](P795)将主体性理解为对生命存在本初意义上的满足。家庭生活中所追求的精神愉悦与和乐，同样也体现对生命本初价值的满足态度。朱子写给女儿的诗句：“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22](P221)此是朱子到女儿家做客，怕女儿因家贫无所招待父亲而愧疚，写下充满慈爱的诗句以慰藉女儿。亲情所带来的温暖是家庭伦理生活之乐在朱子齐家实践中最好的表达，也是朱子齐家思想在教与学的文化生命中延展出中国哲学“道不远人”传统的具体体现。亲亲的发显背后是关于“家”的本体论探求，个体面对世界最为核心的内在情绪就是由“家’决定的，透过“家”的和乐之情，对生命的通达与延续有了本体论的观照。家为人们所提供的确定性的安全感需要通过仪式性的表达得到安放，在日用人伦中得以展现。这既是朱子齐家思想伦理建制的生命关怀，也是对“家”存在论意义上的伦理实践回应。

三、公与私：家国同构的治世理想

朱子齐家思想围绕个体和宗族行为的自我约束与养成机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伦理规范和道德体系，并致力社会秩序以及日常生活的建构。在朱子齐家思想中体现了传统礼法与道德的相通性，是发挥“治平”功能的社会规范。朱子齐家思想的建构反映传统礼乐文化大背景映照之下的家庭伦理关系，所形成的伦理价值符合家庭和家族的需要，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实效性，可以奠定社会民众的道德基础，并有助于解决社会文化认同问题。传统社会从皇权家族到平民百姓，为了进行个体价值观、人生观的培育以及伦理规范训导，多结合时代需求和家族的具体情况，专门订立系统的家规族训，常常以文字形式形成撰著或条例。其中不乏名篇佳作，在流传过程中其影响和作用甚至超出具体的宗族而具有广泛的社会伦理效应。朱子亦即通过对个体与家庭、家庭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处理来把握传统伦理思路。这不同于近代以来将个体家庭与国家社会截然分别的视域，而是倡导为齐家而修身，为治国平天下而齐家的修养进路，皆是环环相扣、相互促进。齐家成为一个沟通个体与家庭共成长、家庭与社会共发展的关键性中介环节。

从“亲亲相隐”到“民胞物与”，公与私在齐家实践中相交通。孔子言，亲亲相隐，“直在其中矣”[6](P146)，这同时也为在伦理实践中认同差等之爱的合法性提出了解决方案。亲亲相隐透露出一种本体论的承诺，使得个体虽然可能面临家与国的冲突、忠与孝的两难，却并非无解决之道。这是源于比道德更基本的存在论层面的肯定，既提供了化解道德困境的机制，又显示出一个文明体系中不同价值原则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对高于法律的生存论原则的尊重。宋儒推崇生命的延续应当享有崇高的地位，认为亲亲相隐在道德上有其正当性根据，强调这是“天理人情之至也”[6](P146)，并获得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支持。孝可以说是源于对自然之生生大德的崇敬，转化为对赋予个体生命的父母的爱。原初的孝心继而扩充为对天下万事万物的仁爱之心，也就达成了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境界。朱子齐家思想中的教与学体现了“亲亲”伦理普遍性的表达。《中庸》言“仁者人也，亲亲为大”[6](P28)正是对伦理本质发源的追问。亲亲作为源于父母与子女的代际情感纽带，是人生在世与他人建立起的最原始情感。这种情感强调了对德性之源的追溯，是在与亲人直接照面中形成的日常伦理，更具有最普遍的道德和价值意义。孟子尤其强调亲亲的良知良能，亲亲可谓“仁义礼智信”等德行之源。亲亲无疑是个体最原初的情感，对生活中最普遍的亲人之爱的确认，这为朱子齐家思想奠定了伦理哲学本体论的基础。只有肯定亲亲的差等，才能理解亲亲之情的推展，人总是由爱自己最亲近的人，进而扩大这种爱的情感。对此，儒家的理解是很宽广的，孟子所讲“仁者爱人”[6](P298)，就是顺循由己及人的道德情感路向。宋儒认为人与天地万物有一个共同的创生根源，故情感对象的扩展不仅包含人类自身，甚至可以推至宇宙间万事万物，人与自然“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6](P293)，即将天下之民当作同胞，将世间万物视为同伴。总之，通过“仁”的概念，由亲亲之情到“仁民而爱物”，继而达到“民胞物与”的道德境界。

孝悌就是在亲亲的自然体认中形成的基本德行，家庭为其产生提供了原发性的场域，使得“孝”这个传统核心道德得以生成。曾子曰：“夫孝，德之始也。”[23](P125)孝不仅是对生命来处的尊敬，也是对个体维持自我的要求和肯定，由此可言，孝是“亲亲”思想展现的首要德性。“家”作为情感道德的发源场域，从个体对亲人的爱推衍至对社会他人之爱，继而实现对世界万事万物的爱。儒家把这种情感推衍之源称为“仁爱”。道德情感的差等性也体现了人如何通过同情心的建构以突破自我的德性生长过程。“亲亲”赋予爱的差等以天然的合法性，使得公与私之间不再是截然对立，而是从本体论意涵上找到了沟通与联结。家庭伦理中孝悌的表达就是实现推己及人的一种工夫，在朱子齐家实践中的这种工夫导向泛爱众人的普遍道德意识。《大学》有言：“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6](P9)朱子在齐家思想的基础上建构理解世界的方式，围绕着“齐家”形成了一整套礼乐文化和成人教化体系，这是朱子齐家哲学的外显践履，也是其思想精义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朱子齐家思想提供了自我与世界的联结方式是由“家”出发而寻求“天人合一”的路径。“家”作为代际传承的现实场域，则在世世代代的承续中，从文化意义上给予了个体生命的无限延展，以生生不息的家文化显示了人类对不朽精神的追求。将亲亲之孝完全归于私人生活领域的解读之偏颇在于未能把握人与人之间普遍化的关系。亲亲之孝是生活中最普遍的伦理情感。这使得亲亲之孝从超越私人情感的维度获得了普遍性。朱子齐家思想将对亲情关系处理的普遍性价值从遮蔽的状态揭示出来，在私人领域中把握其普遍性，并扩大为社会之“公”的价值意涵，即为儒家齐家思想中的另一种大公。

从“伦理本位”到“互以对方为重”，家庭与社会价值在齐家实践中相融通。对传统儒家齐家思想的理解不应以现代叙事中的公私分别进行教条性区分。儒家倡导齐家的价值规训不局限在私人领域，其旨在更广大的公共社会领域作用的发挥，在修齐治平之间建立起内在的联结。修齐治平在儒家传统中本然地展现出一个求道的完整过程，并非机械地割裂而是保有积极的互动与融通。在为学先后的次序问题上，修齐治平中前一个环节都被理解为后一个环节开展的基础与必要条件。儒家伦理生活的原初场域是家庭，家庭伦理建设为社会生活的全面建构提供了“伦理性原则”。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家庭为中心形成的“伦理本位”[19](P94)概念揭示了家庭在伦理方面的本体论意义。伦理本位即意味着“家”在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优先性。朱子以齐家思想的建构将恪守家礼与政治德性、家庭情感与爱国情感在现实中达成统一。伦理本位的文化强调“互以对方为重”[24](P255)，这种特征表现在伦理关系中，就是重视责任、群体、权利与和谐。朱子齐家思想的家庭伦理导向显示了不同角色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互以对方为前提所应承担的相应责任。譬如父子关系作为社会伦理关系的核心，并非纯粹是子从属于父的关系。朱子《家训》所言：“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4](P1)其中所提倡的基本德目，都具有一定的对应性，体现辩证的、相互制约的伦理关系。“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19](P95)，在中国传统中，个人进入社会关系网络后，在社会关系的指称上都体现了家庭伦理的印记。如“师父”“徒弟”“父母官”“四海之内皆兄弟”等表示人情亲近与注重情义的称呼，将整个社会关系演绎出家庭伦理的味道。“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19](P95)由此，形成以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概念为主要内容的基本道德规范和伦理体系。这样的伦理道德体系建构本身就维系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沟通。

从“家国同构”到“天下大同”，道德教化与社会文明相促进。朱子家礼的实践正发挥了文明礼仪方面的文化认同和凝聚力，让文明的归属以家为基础建构。不再从空间意义上而是从价值意义上定义家的私人领域与国家社会甚至天下之间公共领域的关系。朱子齐家文化倡导文明的归属而非族群的归属，正是通过家庭教化实践来彰显“文明”的价值理念，由此所形成的家庭文化价值构成了凝聚传统社会文化认同的载体。齐家虽然是家庭内部的教化实践，其所意旨的对象却是整个国家社会甚至人类世界，因此齐家具有了强烈的道德含义和责任意识，这是中国文化追求世界大同的心态使然。天下成为道德化的、整体性的和而不同的概念。有学者强调中国文化传统偏重私德，而公德阙如，实是未透视家国之间具有价值上的同构性。《大学》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6](P9)通过忠与孝在价值观念上的延展，实现从齐家到治国的跨越，也就是“家齐而后国治”[6](P4)。家庭在其中正是培养个体合作与相互支持的重要机制。朱子齐家文化包含着对国家社会和天下问题的思考，这与朱子作为一位当时的大儒所具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密不可分。黄榦有言：“先生平居惓惓,无一念不在于国。闻时政之阙失,则戚然有不豫之色,语及国势之未振,则感慨以至泣下。”[25](P1487)可见，在朱子看来，齐家与治国并非截然分离，二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融合与一致的互通，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6](P363)。如果仅将朱子齐家思想局限在个人家族内部，那必然是一种窄化，也未能理解儒家传统中“家”在建构个人、社会、国家甚至人类世界中的本体论意涵。朱子齐家思想存在个人家族治理与治国平天下理想的通融，很好地回应了传统儒家在私人和公共领域价值之间的张力。不同于现代公私领域的截然对立，儒家对私人与公共的分野更大意义上是价值领域的划分而非空间场域的划分。“家国天下”既透析出传统伦理的社会渗透也给予了现代“社会大家庭”等政治性概念以传统文化厚重的家庭伦理色彩。

四、结语

儒家文化是以家庭伦理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文化形态，以亲亲的自然情感为起点，不断扩充至包含社会、国家乃至天下的道德关怀。家庭关系的和谐成为伦理的发端，并以此构成社会治理以及国家强盛的基础。传统家庭或宗族往往是几十甚至几百人聚居的大家族，实是一个小型社会。齐家过程中必须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物质生产生活资料的分配问题。因此，拥有共同的文化信仰就成为凝聚人心的必要条件，朱子《家训》和《家礼》都表现出这样的重要功能，即透过齐家教化实践，自觉地形成一个文化价值相一致的生命共同体。中国传统乡村是由宗法家族所组成的“礼治社会”[26](P60)，社会治理主要依靠“礼治”而非“法治”。法治有赖国家的政治权力，而礼治依靠的是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既是自发的道德力量也是来自伦理规范的约束力。通过家族的道德伦理建制和行为礼仪规范，家族成员的情感与家族认同被激发出来，实现了儒家“齐之以礼”的社会管理和“养之成德”的理想秩序。由此，“源于家庭并扩延到天下国家的德化劝善教育理念便被儒家纳入‘天下一家’的价值体系中去”[27](P28)，齐家实践成为稳定社会的重要治理力量。

从历史影响来看，儒家齐家思想成为将传统社会核心价值理念贯彻到民间的重要实践。朱子齐家思想的日常实践为传统社会提供了普遍认同的行为仪规和伦理准则，让儒家的核心价值通过礼仪表现出来，不仅抵御了佛、道礼俗的浸染，也使得从社会最小细胞的“家”到整个国家天下，都可通过家庭生活中具体的礼节和伦理规范得以安顿。朱子齐家思想在近世中国凝聚宗族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随着朱子学的普及而传播到东亚，对朝鲜、越南、日本等国家，在不同时代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从中国哲学自身发展来看，家哲学体现了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传统所固有的范畴而彰显其存在论上的自我表达。无论如何，当前中国哲学亟待探寻自我发展的道路，如何从中国哲学中发掘自身的独特性，而不是处于西方哲学传统的标尺之下，是中国哲学之所以为其自身的证明。后疫情时代显现的对人存在方式追问的哲思，有待我们从中国哲学视域重新审思家庭在沟通个体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这无疑是探索中国哲学自身价值的现实维度。从当前社会需要来看，朱子齐家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文化建设提供传统借鉴。新时代家庭的形态、结构、功能和观念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家庭是社会构成的最小单元的事实没有改变。儒家哲学蕴含着慎终追远的哲学深思，给个体生命以支持和安顿，这也是重检朱子齐家思想以直面现实生活问题的关键所在。有必要说明的是,我们在充分肯定朱子齐家思想哲学价值的同时,并不着意掩盖其齐家具体内容与操作上由于特定时代而带来的局限，仍然要以社会文明发展需求为出发点，实现朱子齐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