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教育改革实践浅探
——以庆应义塾为中心

彭 佳

(河北北方学院 法政学院，河北 张家口 075000)

福泽谕吉(1835-1901)是日本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一生从事教育实践活动，引领日本成为近代教育强国。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福泽谕吉的体育教育及和谐教育思想，有学者将福泽谕吉的教育思想与中国教育家蔡元培和思想家梁启超等人的教育思想作横向对比分析，也有学者研究福泽谕吉的教育思想与近代化的联系，思考其教育思想的深层含义①。该文立足福泽谕吉的学校教育思想，围绕他的教育实践，探究庆应义塾创办的目的、学风、课程设置及其对日本产生的影响，以期丰富对福泽谕吉教育思想的研究。

一、福泽谕吉教育改革背景

明治时期，日本社会动荡不安，内有人民揭竿而起，反对封建腐朽统治，外有西洋文明冲击，文化碰撞激烈。作为最先接触西洋文明的有志之士，时代赋予了福泽谕吉变革封建教育的机会。

(一)幕府封建教育体制弊端

1603—1867年是日本社会漫长的“江户时代”，也是幕藩体制控制下的封建时代。在江户时代，朱子学为官方独尊的官学，受到幕府统治者尊崇。显然，此时的教育不过是幕府维系统治的手段。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爆发出的尖锐矛盾迫使幕府进行“宽政改革”，以缓解武士贫困、物价上涨和商人势力增长的局面。

1841年，幕府开始了第三次“幕政改革”，内容包括在财政方面想方设法摆脱困境，注重学校教育与人民教化，恢复以往道德秩序，积极鼓励兴办教育和社会教化事业等。江户末期，德川幕府和各藩兴办的教育事业有较大的保守性。首先，作为幕藩体制危机加剧时的封建当权者，幕府虽然重视教育，直接兴办官立学校，但目的并非是实现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也不重视社会成员个体身心能力的发展。其次，各藩的分散性导致他们无法建立系统的近代国家教育制度，也无法制定长远的教育规划。最后，当权者主观上只愿意从自己的幕吏和藩士中选拔人才进行培养，一般官办学校并不招收普通农商子弟入学。总体而言，幕府统治下的教育其主要目的在于培养为统治者服务的封建幕僚，而不在于为社会培养人才。

(二)西洋教育的兴起与影响

在整个社会面临新兴工业文明的冲击之时，教育亦应不可免俗地随之而变。

在目睹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后，日本国内的先进知识分子深受触动。他们意识到只有学习实用之术，日本才能摆脱困境。为此，他们积极提倡引入西方先进技术，效仿西方教育体系，培养通晓先进技术的人才。不同于之前在日本传播的兰学，西学的覆盖面更为广阔，内容也大大超出日本国人传统学习范畴。

伴随着对外局势的紧张，幕府在1809年下令要求翻译人员学习英语和俄语。1853年《日美和亲条约》签订，日本对外开埠通商，商品经济流通加快，日本对外交流显著加强，对通晓各国语言的翻译人才需求增大，幕府逐渐放开了对学习和使用外国各种语言的限制。政府对外来文化知识一定程度上的接纳也使得西洋学塾的开办速度和数量显著攀升。西学的兴起表明了日本社会和民众对西洋教育有极大求知欲，这为西洋学塾的繁荣发展奠定了民众基础。

二、福泽谕吉的教育思想和改革实践

福泽谕吉倡导“文明开化”，崇尚西洋“实学”，借鉴西方教育模式创办西式学校，传播西学，提升了日本国民的受教育水平。

(一)福泽谕吉教育改革实践指导思想

福泽谕吉的教育思想体系详尽完整。作为一名启蒙思想家，他看到了幕府的腐朽，极力主张学习西方文明。

1.崇尚“经世致用”的西洋“实学”

福泽谕吉目睹了日本遭受西方列强侵略而政府却无能为力的情形，他深刻认识到，日本要实现真正的独立，就必须提升自己的文明程度，这也为日本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在《文明论概略》中指出:“欧美发达国家为最文明的国家，中、日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澳、非国家是野蛮之国。”[1]他敏锐地认识到，日本要想与西洋诸国并驾齐驱，有识之士必须发愤图强，终生为之奋斗。他认为，目前西方的文明只是达到了这一发展阶段的最高水平的文明，时代会变迁，日本的最终目的是向更先进的文明学习。他将文明类比为物体的内外两面，内是文明之精魄，外是文明之外衣。孰重孰轻，立见分晓。精魄是文明不可缺失之物，具体表现为民主与独立。只有真正的文明社会才拥有这种文明精魄。“实学”与“独立”为日本向西方学习的具体目标。福泽谕吉写道：“学问既无形又有形。”简单来讲，类似心理学和宗教神学等就是无形之学。依照福泽谕吉的见解，他更为偏爱实学，认为实用之学是利国利民的学问。以往日本以儒学为官学，民众思想受其影响颇深。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儒家之学仍为主流学科。社会层面缺少对实用之学的推崇。福泽谕吉特立独行，提出不符“常理”的实用之学，对比儒学的不切实际，高下立见。

2.主张德、智、体和谐发展

福泽谕吉把教育者喻为工程师，认为人才的培养是工程师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想造就拥有健康体魄的完美之人，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即智与体。

德智体“和谐发展”也是福泽谕吉在学校教育中的目标。在他看来，德和智恰似左右手，无轻重之分。幼年和少年时期是道德教育最重要的阶段。这要求教育者本身就是德善之人。“只有教育工作者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榜样，受过教育的人才能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形成一种良好的道德习惯。”[2]但要想培养孩子的道德观念，仅靠老师的教导是不够的，父母和兄弟的劝诫也很重要。在智育方面，他反对封建儒学教育脱离现实生活“空谈虚理”，提出以学习西方文明为目标，为学生提供实用的知识。学校的作用在于向学生传授知识。教育的目的在于从身心两个角度全面引导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能力。他清晰地认识到：“拥有智慧，发展身心，才能发展文明，将事情一一做好，没有智慧一切只是空谈。”人存活于世，最重要的是拥有健康。体育可以使人身心愉悦，当面对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挫折时不再害怕畏惧。福泽谕吉重视体育运动，他说：“拥有健康的体魄是发展智力的基础，缺乏健康的身体，一切皆是空论。”[3]健康的身体与头脑同样重要，他认为体育与智育不应区分主次。

(二)福泽谕吉教育改革实践——庆应义塾的创建

福泽谕吉认为，日本要革新就必须先从教育入手。根据藩主命令，他在江户宅邸内开设了名为“兰学塾”的学校以传播兰学，开始正式开办教育机构。兰学塾的别称是“福泽屋”，这是庆应义塾的前身。之后，他一边潜心教学，一边奋力著述，将自己的出访见闻与理念编写成册，广泛传播西方教育思想。1868年，庆应义塾正式成立。

1.办学理念与办学性质

福泽谕吉创办学塾的目的在于：“谋求东洋革新，输入西洋文化教育。”他认为，要想推动日本社会改变，必然要引进西洋之学，学习先进文明。福泽谕吉主张办学要以国家利益为上，引入和学习西洋文明。1868年，福泽谕吉在新校舍建成后正式宣告成立庆应义塾。同时，颁布《芝新钱座庆应义塾记》，表明学塾主要奉行西方私立学校制度制定塾则、规定学费和确立课程内容，并与企业携手共同发展。同时，发表宣言要让庆应义塾走上私学之路，摆脱私塾定位。为筹措办学资金，福泽谕吉曾经寻求过政府资助，但遭到无情拒绝。在这种状况下，福泽谕吉决定与“公司”携手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营。这个“公司”被称为“社中”，由福泽谕吉教育思想的坚定支持者和义塾毕业生创办。通过“社中”，福泽谕吉在较短时间内就筹措到了维持学校正常运转所需资金。筹募到的资金大部分被用来更新学校教学设施设备和维持学校运转，剩余部分则被用于投资，获得的利润继续转化为学校运转资金。

2.课程设置与课本教材选择

合理完善的课程设置对庆应义塾人才的培养意义重大。福泽谕吉对日本文化缺乏对实学与独立精神的重视深感担忧。他非常重视实用课程的开设，在庆应义塾里，他十分明确地把培养独立精神作为首要任务，并把它列入办学方针中。

学校课程以文学、理财和政治为主，倡导开设实用学科课程。福泽谕吉鼓励学子们学习理财经营之道，不要忽视身边的学问。可当时日本绝大多数学塾仍旧将儒学奉为经典，跳脱不了传统的读经诵典。反观庆应义塾，学校课程最初以文学、理财和政治为主，不仅拥有自由开放的学风，且对外来事物具有极强的包容性。1890年，庆应义塾设置了文学、理财和法律3个专业，之后又设立了传染病研究所，并聘请日本当时最著名的医学家北里柴三郎担任所长。1898年，在福泽谕吉的主导下，庆应义塾实行学制改革，变成拥有小学和中学的16年一贯制学校，并增加了政治专业。1920年，学校逐步扩充为4个学部，分别为文学部、法学部、经济学部和医学部。在课程设置上，庆应义塾实行学分制度，要求学生在1年内修满4个学分。且相较其他学科，实用学科的学分占比更大。

学校积极招募国外教师授课讲学，将外文原著作为课本。在讲学方面，福泽谕吉招募国外教师授课讲学。1890年，庆应义塾开设“大学部”，开始专业课程的讲授。授课教员主要为从美国聘请的3名主任外国教师和4名助理外国教师。同时，在外国教师授课时配备其他国内教师作为辅助教师。这一作法在19世纪的日本可谓开先河之举。福泽谕吉也借多次出国访学之机，携带外文原著书籍回国供学生学习。他选择的国外书籍内容涵盖天文、地理和物理等各方面的实用之学。其中，关于律法、经济和数学方面的原著现已成为庆应义塾的珍贵藏书。以外文原著课本作为教材极大地满足了学子想要了解西方的求学渴望。

3.学校管理

在庆应义塾的管理上，福泽谕吉也力求转变传统观念，积极倡导“文明开化”。他于1889年主持订立《庆应义塾规约》，这也是庆应义塾的首部校规。

在领导机构管理方面，塾长为义塾最高领导，设理事会理事长兼任庆应义塾校长，为义塾全权代表，可以处理义塾中一切事物。常任理事同塾长组成常任理事会，协助塾长处理义塾事物，理事会为义塾行政决策管理机构，对于义塾一切事务的执行具有决定权。监事对塾长的财政状况等进行监察。评议员会为义塾审议决策机构，预算、借捐款和学校重要设施的设立废止等重要事项均需由评议员会审议后方可决策。

在学生管理方面，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义塾学生不用过分遵守严苛的繁文缛节，对课堂礼节进行简化，不允许学生在学校佩戴刀剑，对学生借贷行为一律禁止。义塾借鉴西方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方式，统一管理，规范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习惯，帮助学生改变陋习。例如，幕府统治时期，学生入学时不必缴纳学费，而是依据传统礼节性地送给老师一份礼物，称为“束修”。在入学后，每逢传统节日，学生也需要提前准备好礼物送至老师家中。但福泽谕吉在庆应义塾打破了这种传统作法，改为对学生收取学费。在他看来，学校有必要对学生收取学费，一方面，学费可以用来建设学校，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另一方面，学生缴纳学费后会更加勤勉地学习，不辜负所交的学费。这些作法遭到日本旧知识分子的质疑，他们认为福泽谕吉重利轻义。但福泽谕吉的作法实际上是效仿西方文明，驱除陈腐义利观，意在让日本国民养成一种全新的“金钱观”，认识到“价值”一词为何物。“通过劳动而获取报酬，这并没有什么不可”[4]。他的这种想法其实是一种务实平等的西方价值观念。现代各国私立教育的收费标准足以证明福泽谕吉当时教育改革的远见，庆应义塾开创了日本现代私立教育收费制先河。

三、福泽谕吉教育改革评析

通过改革，日本一跃成为世界教育强国。福泽谕吉的改革发挥了领头羊的效用，对以后的日本教育改革产生重要影响。

(一)福泽教育改革指导思想与办学成效

福泽谕吉以倡文明和崇实学为其指导思想。他曾深情地鼓励学塾的学子们：“庆应义塾的存在，就是为日本社会培养向西方先进文明学习之人。”[5]之后，庆应义塾不断发展壮大，至今仍是日本一流大学之一。从学塾走出的经济和政治领导人才非常多，如推动日本财阀经济的经济学家注田平五朗等人。日本政界与商界向来交往密切，庆应义塾的学子们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庆应义塾历来重实学，许多庆义学子在毕业后积极务实，较少参与政治党派斗争。他们投身职场，发展实业，在商业经济方面尽显锋芒。只要是庆应义塾出身的学子，彼此之间就会相互提携。因此，在日本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庆义阀”。

“破旧迎新”4字是对福泽谕吉革除日本旧思想之腐朽与迎接先进西方之文明的总结概括。他不仅开阔了日本民众的视野，更启迪了日本民众的智慧，引发民众思考日本社会的新出路。庆应义塾的创办为日本培养了大量人才，也让欧美先进文化得到广泛传播，促进了社会进步。

(二)福泽教育改革实践对日本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福泽谕吉主张学习当时先进西方文明，其侧重点不在于学习外在的物质或制度，而在于学习内在的精神和价值观念。他认为，以英美为首的欧美国家代表最先进的文明，而亚洲各国已是强弩之末，可谓“野蛮”。日本要想寻找出路，就必须以欧美文明为模板，先借鉴后发展。福泽谕吉所重视的是实质的、核心的和内在的文明。他力图将新的文明观念渗透到国民心中，为日本教育近代化奠定精神基础。

人们应该客观地认识福泽谕吉的教育思想。既要看到他在教育方面对日本作出的巨大贡献，也应正视他思想中的个人主观色彩。为了推动教育进步，福泽谕吉可谓“敢作敢为”。但他对西方文明的一味推崇却并不理性，这也导致他晚年提出错误的“脱亚论”。

注 释：

① 相关成果参见关松林的《论福泽谕吉教育思想的民族性》、朱文富的《福泽谕吉教育思想述评》、杨孔炽的《江户时代日本教育研究——近代日本教育历史基础的初步探索》以及周娜的《“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教育视野下张之洞与福泽谕吉西学思想之比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