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士族视野下北魏城门校尉职位的演变

2023-01-04 04:41谢梦迪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22年6期
关键词:门第城门将军

谢梦迪

(吉林大学 古籍研究所, 吉林 长春 130012)

关于城门校尉一职,学者考述甚详,但多集中于两汉,聚焦北魏的研究成果较少。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1]683-687对北魏城门校尉一职略有涉及;曹刚华《北魏城门校尉考述》[2]对北魏城门校尉的建制沿革和它在北齐、北周时的消亡作了详细考述。中古时期是士族门阀占主导的时代,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家格门第、流品阀阅更是大行其道。现有相关研究在探讨北魏城门校尉传统的建制、职能及升迁程序等方面忽视了中古贵族主义的影响,因而对北魏城门校尉一职的解读尚有未尽之义。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北魏城门校尉置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野下进行解读,探究其在中古社会贵族主义潮流下的门第层次、文化属性和职权演变。

一、北魏城门校尉的门第化

北魏前期城门校尉仅道武朝庾路和太武朝楼禀2人,但这2人的仕进升迁并不涉及家世门第、清浊流品的规则概念。因为此时的拓跋鲜卑初入中原,“胡风国俗、杂相糅乱”,对中原汉人家格门第、清浊流品的贵族主义尚未得其精髓。这一点也为学者所公认。祝总斌认为“北魏建国至显祖时从未清定士族,所云‘高门’‘中第’,自依五胡十六国以来,特别是慕容宝之制”[3]196。“北魏建国进入中原后,由于拓跋统治阶级内部还没有严格的等级区分,再加上拓跋勋贵与汉族门阀在权力分配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所以直到孝文帝即位以前,北魏一直是姓族未定、清浊不分。”[4]28总而言之,孝文改制前期的北魏尚未陷入魏晋贵族主义之窠臼,尽显草原务实质朴之风。

这一状况在孝文帝改革后不复存在。为消除民族矛盾,促使胡汉上层统治阶级合流,同时破除拓跋鲜卑族属隔阂,构建新的统治格局,后期北魏政权顺应中古贵族风潮,大力承袭魏晋以来传统的士族阀阅体制与门第流品理念。如孝文帝建立门阀制度是通过定姓族的方式实现的。太武帝时,崔浩因分明姓族而招致大祸;宣武帝时,族姓之别却为时人所重,为此纷扰不休:“世宗世,代人犹以姓族词讼,又使尚书于忠、尚书元匡、侍中穆绍、尚书元长等量定之。”[5]3275

将北魏城门校尉的选任置于当时贵族主义的视野之下,可以看到这一官职同样顺应了魏晋以来的贵族化趋势。中古士族制度的核心要义就是家格门第、阀阅流品,而关于魏晋南北朝门第阀阅的衡量标准,各家多有探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①。现采用如下标准:以晋品令为基准,综合统计曾祖、祖父、父亲三代的官爵世资,均值一至三品者称“膏腴”,为一流门第;四至五品者称甲、乙、丙、丁“四姓”,为一般高门[6]183。据此,对北魏城门校尉的门第阀阅进行梳理和探讨。

北魏后期担任城门校尉者13人:孝文朝元偃,宣武朝鄯乾、孟威、崔秉、侯刚、元怡、元腾、元坦;孝明朝谷楷、元子攸、元周安、元超、元诲。其中,元腾从其墓志来看或为赠官,故在此不予考虑。为方便探讨和理解,现将北魏上述诸人的门第层次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出来(见表1)。

表1 北魏城门校尉门第世资一览

此外,崔秉祖父崔绰为郡功曹,父为四品奋威将军,就父祖两代可查官爵世资而言并不起眼,但他出身博陵崔氏。北朝博陵崔氏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虽已低于清河崔氏,但乃是天下高门著姓。谷楷这一支世系,《魏书》载:“谷楷,昌黎人,濮阳公浑曾孙。”[5]2085仅存曾祖一代官爵,并不足以衡量其世资门第。但我们可从《魏书》卷三三《谷浑传》中谷楷曾祖谷浑的支系,推测谷楷的门第层级:谷浑一品濮阳公——谷阐一品濮阳公——谷洪一品荥阳公——谷颖三品前将军——谷纂二品骠骑大将军。从《魏书》所载谷楷曾祖谷浑的世系履历可见,谷氏一门历代所任最低官职也为三品前将军,即便到了肃宗朝,谷颖之次子谷士恢尚且为世宗挽郎,甚受宠待。可以说,终北魏一世谷氏一门备受恩遇,门第高悬不堕。谷楷虽为旁系,《魏书》未尽载,但当为士族无疑。由此,毫无家世背景依凭者只有宣武帝朝的孟威一人。

城门校尉一职品级与任职者家世门第等级的高度匹配,昭示了自孝文帝正式确立门第序列后,城门校尉一职深受中古时期贵族主义门第阀阅的桎梏。其实若从政治归属来看,北魏任职城门校尉者来自宗室、代人、恩幸附庸、中原士族等,仍然保持着较大的开放性。但这种开放性,依旧是建立在门第阀阅制度基础上的。从上述统计和分析可以看出,无论城门校尉任职者归属于何种政治集团,出身一流高门者都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正如阎步克所言:“中古门阀从本质上是文化士族,雄厚的经史诗文知识是他们 ‘平流进取’的凭借。”[7]73贵族“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8]534繁琐冗杂的军政事务绝非士族子弟所愿;文翰、安逸、近密的清望显职方得高门著姓青睐。城门校尉高门化,意味着该职在北魏发生了迥异于前代,且远不止于此的变动。

二、北魏城门校尉的文士化

纵观北魏历任城门校尉,可以明显看出其中粗鄙武人越来越少,文人雅士越来越多,并最终占据主流,这就是北魏城门校尉的所谓“文士化”趋向。这一趋势以北魏的汉化历程为大背景,城门校尉前后任职者的气质变化与北魏拓跋鲜卑文化修养的演变轨迹有很大吻合之处。

北魏早期拓跋鲜卑初入中原,虽致力融合中原文化风俗,效仿汉人典制,但尚未突破草原游牧意识形态的文化藩篱。早期的拓跋君主“没有放弃他们原有的文化,完全投入中原文化长流的意念”[9]47。所以北魏前期的城门校尉都是剽悍武人。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士族化风潮大盛,北魏开始与汉文化全面接轨,拓跋鲜卑上层的文学修养不断提升。“魏文迁宅伊洛,情存典故,衣冠旧族威仪式序,于是风流名士往往间出。”[10]3954孝明帝时“文雅大盛,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5]3021,“自孝明之后,文雅大盛”[11]476。与之对应,从宣武到孝明朝的城门校尉中温文尔雅的文士也越来越多并占据主流。

从北魏城门校尉的仕宦履历来看,道武朝的庾路得任城门校尉,就得益于他从征慕容宝的军功。孝文朝元偃为使持节、安北将军、贺侯延镇都大将、始平公,加安西将军,自城门校尉转太中大夫。宣武朝鄯乾“起家为员外散骑侍郎。入领左右辅国将军城门校尉,出为征虏将军安定内史”[12]66。孟威历东宫斋帅、羽林监,自镇远将军、前军将军、左右直长,加龙骧将军,迁城门校尉、直阁将军、沃野镇将兼散骑常侍,复为平北将军、光禄大夫、假员外常侍,复加抚军将军,除大鸿胪卿,加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侯刚早年“从驾襄沔”以军功转虎威将军冗从仆射,后历奉车都尉、右中郎将、领刀剑左右,加游击将军,城门校尉之后又任武卫将军,加通直散骑常侍、右卫大将军,领太子中庶子、卫尉卿、侍中、抚军将军、恒州大中正、卫将军、左卫将军,加散骑常侍、车骑将军,领御史中尉,常侍、卫尉如故,又引为侍中、左卫将军,加车骑大将军、领左右,寻加仪同、复领御史中尉、为领军,出为散骑常侍、冀州刺史、将军、仪同三司,最后任征虏将军,其余削黜。崔秉,历奉朝请、徐州安东府录事参军、卫军府录事参军、司空主簿、转司空掾、城门校尉,常兼司空司马,迁长史、左将军、广平内史、司徒左长史,除平东将军、光禄大夫加安西将军、燕州刺史、抚军将军、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迁卫将军、右光禄大夫、散骑常侍、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又除骁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常侍、左光禄如故。元坦,“除步兵校尉、城门校尉”[12]271。元怡,“起家步兵校尉,转城门校尉,迁鄯善镇将”[5]580。

通过梳理上述诸人的仕宦经历可见,道武朝至宣武朝的城门校尉选任、升迁多在禁军内部流转,迁转路径也大致在武官系统之内,任职者多为几经锻炼、能征善战的武将。不过,城门校尉以武将为主的局面至孝明朝时已不复存在。孝明朝共有5位城门校尉:谷楷、元子攸、元周安、元超、元诲。他们大体都在文官系统内迁转。谷楷,历奉车都尉、城门校尉。元子攸以中书侍郎起家,历城门校尉、兼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御史中尉、侍中、中军将军、卫将军、左光禄大夫、中书监。元诲,自散骑侍郎起家,历城门校尉、通直常侍、太常少卿兼武卫将军、散骑常侍河南中正、假抚军将军平西将军,为潼关都督,仍兼尚书,为行台、宗正卿、卫将军中书监、侍中左光禄大夫,加车骑将军、尚书左仆射。元超“拜城门校尉、通直散骑常侍、东中郎将。寻除光禄大夫,领将作大匠”[5]591。元周安,起家羽林监,历都水使者、游击将军、城门校尉,营构明堂都将、兼太仆少卿、通直散骑常侍,加龙骧将军。

除仕宦履历外,北魏城门校尉的文士化趋向还可以从任职者的气质类型来论证。宣武朝的孟威“颇有气尚,尤晓北土风俗”[5]1108。崔秉虽不曾领兵,但“少有志气”,与彭城王元勰从征寿春时,彭城王元勰言:“吾当寄胆气于此人。”[5]1216孝明朝虽然也有谷楷这等“眇一目而性甚严忍,前后奉使皆以酷暴为名”[5]2085的骁勇武人,但其余诸人均为文质彬彬、温儒尔雅的文士:元子攸“及长,风神秀慧,姿貌甚美”[5]303,元周安“器识温雅,志业清简,明义在躬,徽风被物”[12]247,元诲“理识淹长,气韵通雅,在纨绮之中,灼然秀出”[12]273-274。

综上,无论是从城门校尉仕进路径进行侧面推测,还是通过对任职者文化面貌和精神气质直接论证,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致以北魏孝明朝为界,历代多以剽悍勇武之士出任的城门校尉,此时已成为文士所居之所。文武分职本是行政体系的合理演化,城门校尉自汉代设立伊始便保持着武士化色彩,为何独在北魏发生180°的转轨,其中缘由值得探究,兹略述如下:

其一,拓跋鲜卑作为游牧民族特有的文武观念。与南朝不同,江左政权以士族公卿为支柱,“重文轻武,尤其是五朝冠冕根深蒂固的偏见”[7]73。北魏以拓跋鲜卑军功贵族为根基,前期的武人一家独大,无谓文武之别。如皮豹子因少有武略任中散、散骑常侍、选部尚书[13]1351,穆观少以文艺知名,后任左卫将军[5]744。由于塞北遗风的影响,北魏后期的武官在仕途竞争上也不弱于文官。如神龟二年(519)“羽林之变”后,灵太后令“武官得依资入选”[5]1607。宫崎市定认为,灵太后此举也不过是恢复了北魏的古制而已[14]274。北魏仕进既然不受文武界限影响,贵族文士对于担任城门校尉也就没有隔阂抵牾。

其三,高度门第化的影响。北魏后期城门校尉一流高门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而贵族子弟仕进的最大特点便是“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沙场建功非其所意。城门校尉作为太和后令四品的闲散之职,职闲廪重、位望通显,正合贵族门阀之旨趣,是高门士族乐于接受的迁转晋身之阶。

其四,城门校尉本身的闲散化。城门校尉由于孝明朝政局变动,地位已无足轻重,职权或被领军将军所夺。城门校尉既无实权,人员选任也就可“随意”,不必再精选勇猛武将或治世干吏。关于这一点,下文会详细展开。

三、北魏城门校尉的散职化

城门校尉,西汉武帝始设,东汉、魏晋以来大致承袭,发展至南北朝时期,南北分途,南朝宋齐梁陈不置此官,北朝则沿袭前制,直至隋唐时期。《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唐六典》等对此均有记载。但这些文献对城门校尉建制职权的详细记载仅在城门校尉建制沿革的两端,即设立之初的汉代和落寞消亡的北齐北周隋唐,对处于中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记载非常简略。设立之初的汉代城门校尉“掌城门屯兵,有司马及丞各1人,12城门候各1人,出从缇骑120人”[16]249,可谓建制齐备,职责紧要。北齐北周和隋唐的“城门校尉”与之相比则大相径庭:员额缩减,职权压缩,最终成为仅负责开闭城门的城门郎。

历史发展的轨迹是渐进而非跳跃式的。历时近700年的城门校尉,从西汉统兵辖吏的武官到隋唐仅负责看管城门的看门人,细细察之,这其中巨大的落差,剧烈的转折,当在北魏。北魏城门校尉虽然在道武帝时期就已经出现,但北魏前期都城频繁变动,职官制度废置无常,幢将郎卫包揽了大部分都城守卫工作[2],所以此时的城门校尉并不常置,政治地位和军事职能也远不如汉晋时期。孝文朝时重设城门校尉,宣武朝城门校尉得以常态化、制度化;孝明朝的城门校尉执掌城门和禁卫都城的军事职责被剥夺,彻底成为闲散虚衔。

自仕宦履历来看,大致以宣武和孝明朝为界,城门校尉的仕宦履历分野明显。道武至宣武帝期间的城门校尉,其任职前后大都担任中央或地方的军政长官,富有军政经验,间接可见城门校尉一职此时仍有实权。太武朝的楼禀任城门校尉前担任赵郡太守,孝文朝元偃为使持节、安西将军、贺侯延镇都大将,宣武朝的孟威担任东宫斋帅、左右直长,崔秉任徐州安东府录事参军、卫军府录事参军、司空主簿、司空掾。这些职位或为中央、地方的行政长官,或为禁卫京师、外镇四方的实权武职。从城门校尉一职迁出后,上述诸人的任职情况也同样如此。庾路后迁司隶校尉。楼禀“出为征虏将军、平城镇将,迁朔州刺史”[5]800。元偃为太中大夫。鄯乾“出为征虏将军安定内史”[12]66。孟威后任直阁将军、沃野镇将。侯刚后任武卫将军、右卫大将军。元怡后迁鄯善镇将。崔秉后长兼司空司马、长史,出为广平内史,入为司徒左长史,前后虽不曾领兵,但久任军府、公府僚佐,均为军政要职。元怡迁鄯善镇将,镇守边镇。

可以看出,道武朝至宣武朝历任城门校尉除元坦、元怡外,均为军政经验丰富者的干才,说明此时的城门校尉仍沿袭汉晋之制,为统率兵卒、执掌城门禁卫的显要实职。特别是元偃,其城门校尉的任期为太和十九年(495)十二月至太和二十二年(498)六月,正是孝文帝迁都之后的政局动荡期。孝文帝此时将叔叔元偃从使持节、安西将军、贺侯延镇都大将,调任前令正三品的城门校尉,显然不太可能是为了虚饰其位,而是为了禁卫洛阳城门。这与他假借南伐之名迁都时让弟弟元羽“镇抚代京”同理,都是为了防备拓跋鲜卑贵族中“追乐北方”的保守势力。

与宣武朝城门校尉担任实职不同,孝明朝的5位城门校尉在就职前大都没有军职甚至实职经验,转出所任官职也为清闲文职。元子攸,以中书侍郎起家后首次迁转便为城门校尉,“拜中书侍郎、城门校尉、兼给事黄门侍郎,雅为肃宗所亲待,长直禁中”[5]303。元诲12岁自散骑侍郎起家转城门校尉,“年十二,为散骑侍郎,转城门校尉。后为通直常侍”[12]274。元超则直接以城门校尉起家,“肃宗初,袭。时以胡国珍封安定公,改封北平王。拜城门校尉、通直散骑常侍、东中郎将”[5]591。元周安在任城门校尉前为羽林监、游击将军,任城门校尉之时“兼太仆少卿,本官如故。孝昌三年,除通直散骑常侍,加龙骧将军”[12]24。而羽林监和游击将军此时已冗职化,龙骧将军也只是维系品级、显示身份的散阶将军号,并无实权。

从任职年龄来看,元诲贵为皇孙王子,12岁即以散骑侍郎起家,起家后首次迁转即任城门校尉。宗室起家后的首次迁转间隔往往低于常制三年[17]77,以此推论,元诲任城门校尉时年仅15岁左右。由15岁的少年统率城门屯兵、守卫洛阳城门显然是不现实的。元坦、元怡、元子攸、元超等大致与之同理。虽然《元周安墓志》载城门校尉“五门禁重,心膂所归,九室崇严,典谟攸在”[12]247,但倘若此时果真仍是“心膂所归”,那么城门校尉作为太和后令四品官职,在孝明朝的选任断不会如此“随意”。宣武朝城门校尉的选任整体上尚且注重能力与经验之时,就有宗室元坦和元怡从已经散阶化的步兵校尉②起家,中途未经任何官场历练,毫无军政经验积累即担任城门校尉,孝明朝的任职者更是不堪其任。由此反推,或许可以认为至少在孝明朝时,城门校尉一职已无职掌,彻底闲散化,成为闲散虚衔。

孝文朝禁卫京城、出征四方的城门校尉在孝明朝演变成了闲散虚职,这与北魏现实政治的变化密切相关。孝文帝迁都改制遭到拓跋鲜卑保守势力“国戚旧人”的顽固阻挠。作为官职改革中的一环,也是为应对改革可能带来的动荡,汉代以来禁卫京城的城门校尉在孝文帝官职改革中被重新正式确立,以加强对京师洛阳的防卫。宣武帝即位之初,受困于孝文帝重用宗室近属的辅政格局,正是依靠以于烈为首的禁军,才迫使诸公交还权力,解决了诸王干政的问题,“乃将直阁已下60余人,宣旨召咸阳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详,卫送至于帝前。诸公各稽首归政”[5]823-824。宣武朝担任城门校尉者有7人,平均2年一换。城门校尉的频繁轮调,正是宣武帝对现实政治的反应。孝文帝与宣武帝都是大权在握、乾纲独断的君主,他们既对城门校尉一职有充分的认知,又有充分自信驾驭和掌控。但肃宗朝的情况完全不同。孝明帝幼龄即位,无力掌控朝政,辅政大权几易其手,政局动荡。先是“诏命生杀,皆出于忠”[5]827,后又领军元叉“专综机要,巨细决之,威振于内外,百僚重迹”[5]469。在云波诡谲的政局之中,禁军势力举足轻重。于忠和元叉专擅朝政,都是凭借领军之职掌控禁军军权实现的,于忠“既居门下,又总禁卫,遂秉朝政,权倾一时”[5]827,元叉“既在门下,兼总禁兵。”[5]468。灵太后的两次反政,也都是从二人领军之职的裁撤开始。孝明朝的政治斗争均发生在宫城之内,在政变频发的紧张态势下,紧握禁军,实现宫城内外的集中控制,是历代掌权者的重中之重。而早在宣武帝永平中,本隶属护军将军掌京畿的四中郎将就已“权隶领军”[5]3265,京师内外防务均由领军将军一体统筹。城门校尉负责的洛阳城门介于京师与京畿之间,又在宫城中央权力斗争的外围,其职权也就被领军和掌权者严重轻视或被其他部门侵夺。张金龙就直言灵太后对京师防务的重视程度颇为有限[18]148。沦为无职掌的闲散虚职,又已高度门第化、文士化的城门校尉一职,实质上是否仍属禁军序列都尚未可知。

在北魏贵族门阀体制和现实政治的催化下,城门校尉的闲散化吸引了贵族子弟,使得城门校尉高门化;疏阔无用的贵族子弟又不乐武事,平流进取、安富尊荣,无视自身职权的流失,使城门校尉日益闲散。城门校尉的高门化、文士化和散职化相互勾连,实是互为表里。

四、结语

城门校尉一职自设立以来便承担着禁卫城门、防卫都城的重任,历两汉、曹魏、西晋沿袭未改。中古社会是门阀士族的舞台,士族化风潮如火如荼。在以门第阀阅划分社会等级、分配社会资源的时代,城门校尉也必然要遵循贵族平流进取、坐至公卿之规则,迎合门阀职闲廪重、位望通显之旨趣。经过魏晋南北朝贵族主义风尚洗礼的城门校尉,迨至北朝已经高度门第化,任职者多出自高门著姓;而贵族子弟好虚名、尚浮华,城门校尉日益趋于文士化;因政治变动职权被夺,城门校尉沦为闲散之职,又走向闲散化。作为太和后令中的四品之职,高门化、文士化和散职化的北魏城门校尉已完全沦为宗室子弟攀登仕途顶点的阶梯。城门校尉在北齐、北周时职权被渐次侵夺,隋唐时最终演变为“掌京城、皇城、宫殿诸门开阖之节,奉其管钥而出纳之”[19]1208的城门郎,也正暗合北魏贵族主义的衰微。北朝之职官典制大致袭自魏晋,时过境迁,在数百年的政治实践中,一官之职权、选望、效力难免有所升降,但这一时期的职官制度演变,都不可轻易忽视其背后中古贵族主义的内在潜流。

注释:

①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9-93页;黄慧贤、聂早英《〈魏书·官氏志〉载太和三令初探》,《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辑》;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略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99-303页;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29、281-284页;漥添庆文《北魏后期的门阀制——起家官与姓族分定》,《中国中古史研究》第6卷第139页;祝总斌《材不材斋史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96-200页;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49页、第70-71页。

②步兵校尉作为“五校”之一,宣武帝时已经冗职化。《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载宣武帝正始四年九月下诏:“五校昔统营,位次于列卿……世移时变,遂为冗职。”《魏书》卷一一《前废帝纪》:“诏员外谏议大夫、步兵校尉、奉车都尉……得俸而不给力,老合外选者,依常格,其未老欲外选者,听解。”诏书中将步兵校尉与诸文散官并列,取消了俸禄中的力恤,其中有年龄超限者存在。这些都表明步兵校尉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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