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甘宁青书院研究与展望

张 之 佐 王 红 成

（1.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2.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文化教育组织，由唐而宋元明清历经千年发展，遍布除今日西藏外的全国所有省区市。地处西北地区的甘宁青书院，其发展虽未与全国同步，但至迟在明代已开始出现并兴起，体现出自己鲜明的边地特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已被国人所认识，国人对承载千年中国文化传播重任的传统书院也有了更为理性而深刻的认识。因此，从文化传承视角而言，通过对甘宁青书院的历史沿革、代表人物、办学特点、兴废情况的详细说明，可以完整呈现这一地区书院的历史风貌及发展态势，进而窥见其不同于其他地区书院的边地特色；通过梳理该地区书院的运行机制情况，可以透视甘宁青书院与西北地区教育发展的互动情况，了解书院对这一地区社会教育的重要影响，进而展现书院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所承载的文化使命和在教育史上的特殊意义。

一、中国书院研究现状

要研究甘宁青书院，就必须从中国书院说起；而要了解目前甘宁青书院的研究现状，则先要从中国书院的当下研究状况说起。

关于中国传统书院研究，学界有诸多研究综述可资参考，于此不赘①。综合来看，学界对传统书院研究综述大体遵循以下理路：首先，对某一时期或时段书院研究的论著进行数量统计；其次，从传统书院的功能出发，对书院教与学、藏书刻书、祭祀等领域展开专题述评，间或涉及书院经费、书院建筑、书院改制等内容。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界对传统书院的研究领域已扩大到政治、社会领域，使之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局面。综合观之，当前中国传统书院研究，不论是从宏观上全面考察书院发展历史，还是就书院的教与学、书院的管理、书院的藏书等方面作专题研究；不管是断代研究历朝历代的书院教育与建筑，还是区域研究各地的书院发展状况，以及对某个书院进行个案研究，都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研究局面。为与目前学界对中国传统书院研究综述路径有所区别，笔者拟从整体论述、区域研究、专题研究、资料整理、学术交往等方面举其要择述如下：

关于书院的整体论述，早在上个世纪初期，随着中国传统书院改制为近代学校不久，就引起了国人对中国传统书院的关注。1923年，青年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对书院教育与近代学校教育进行了比较，并指出书院教育并非一无是处［1］。此外，胡适当年在《书院制史略》中亦对书院之废表达了一种强烈反思［2］。之后，曹松叶在《宋元明清书院概况》一文中，对宋元明清时期的书院从整体上进行了研究［3］。20 世纪30 年代，盛朗西在《中国书院制度》一书中，全面概述了传统书院的发展历程，并就书院的教与学、藏书、祭祀等方面进行了探讨［4］。自20世纪50年代起，大陆的书院研究几近中断三十年之久。在此期间，港台地区对书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重要的论文有：陈道生的《中国书院教育新论》［5］及《书院建设之源流》［6］，何佑森的《元代书院之地理分布》［7］，严耕望的《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兼论书院制度起源》［8］，丁肇怡《书院制度及其精神》［9］；代表性专著有：孙彦民《宋代书院制度之研究》［10］等。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书院研究形成新的高潮，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有陈元晖《中国古代书院制度》［11］，张正藩《中国书院制度考略》［12］，李国钧《中国书院史》［13］，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14］，樊克政《中国书院史》［15］，陈谷嘉、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16］。进入21 世纪，湖南大学的邓洪波出版了《中国书院史》［17］，该书先后在大陆和台湾以简、繁体字出版，系统地用统计方法及图表对中国传统书院从唐代萌芽、五代两宋时期成型、元明清时期继续发展与流变的整个历史过程进行了翔实描述，并提出了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观点；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著者从广义的书院角度出发，对“华人文化圈”中的书院也进行了论述，突破了以往书院史研究的框架，使该书成为近百年以来书院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关于书院的区域研究，书院研究覆盖的范围极广；单就研究内容而言，也是包含甚广，举凡书院发展沿革、社会作用或个案书院挖掘等内容均有关涉，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的特色。就大陆地区书院研究来说，主要集中在华中、华东、华南、华北地区。如涉及华中地区的代表论文有：石正义的《唐朝至晚清鄂南书院考》［18］、刘艳伟的《城南书院非雍正年间所设省会书院考》［19］等，主要著作有：张学龙的《萍乡鳌洲书院史话》［20］，王立斌、吴国富、金来恩的《象山书院》［21］等；涉及华东地区的主要有：徐放鸣的《云龙书院》［22］，章建的《书院安徽》［23］，黄树先的《循理书院志》［24］，王志强的《学术、学派与文化传承：文化传播视野中的宁波古代书院研究》［25］，周达章、周娴华的《宁波书院文化》［26］，福建省图书馆编著的《福建书院概览》［27］等；涉及华南地区的主要成果有：邓敏杰、邓滔发表的系列论文《广西书院钩沉》②等。此外，学界近些年对西南、东北地区书院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涉及西南地区的代表成果有：肖雄的《明清云南书院与边疆文化教育发展研究》［28］，庞思纯、郑文丰编著的《明清之际的贵州书院》［29］，张羽琼的《贵州书院史》［30］，吴洪成、王培培、郭春晓的《重庆书院史》［31］等；涉及华北地区的主要有赵连稳的《北京书院史》［32］等成果；涉及东北地区的主要有顾建娣的《晚清的旗人书院》等成果③；涉及西北地区的主要有张世清《西北书院制度略论》［33］等成果。就港台地区书院而言，重要的论文有：张胜彦的《清代台湾书院制度初探（上、下）》［34］，王镇华的《台湾的书院建筑（上、中、下）》［35］；代表性专著有：王镇华《书院教育与建筑——台湾书院实例之研究》［36］、王启宗《台湾的书院》［37］以及林文龙《台湾的书院与科举》［38］等。

关于书院的专题研究，从其研究领域来看，其荦荦大端者有：书院的沿革、建置、祭祀、讲学、教学、章程、学规、讲义、课艺、学田、藏书、古籍、经费以及对当代教育的借鉴等。就传统领域而言，涉及书院教学的有：黎文丽《清代陕北书院的教学与管理特点》［39］、鲁小俊《清代书院的知识结构——以阅读指南、课业设置和考课题目为考察视角》［40］、邱志诚《宋代学规的兴起及其对生徒的身体规训》［41］、蒋建国《晚清书院读报活动与时务新知的传播》［42］等；涉及书院藏书刻书的代表性成果有：邹桂香《国内书院藏书研究现状与展望》［43］、靳力《论清代山东书院的图书出版文化》［44］；涉及书院学田的主要有：刘静等人的《白鹿洞书院学田沿革考》［45］、沈伏琼《元代江南寺院侵占儒学田产现象探析——以胡文昭公墓据碑为中心》［46］；涉及书院学术的有：冯晓霞《书院教学与阳明学传播》［47］、王胜军《明道继统——书院志编纂与理学道统的构建》［48］、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49］；涉及书院与社会文化的代表性论著有：胡青《书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特色》［50］、肖永明《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51］；涉及书院祭祀的主要有徐永文《明代儒学书院祭祀论述》［52］；涉及书院与科举关系的主要有李兵的《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53］；涉及书院与士人关系的主要有黄思记的《二程书院教育活动寻迹》［54］。从新兴领域来看，涉及书院与图书馆的主要有齐诚、马楠编著的《外国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55］，该书对明清以来古代传统藏书基础条件逐渐瓦解，两次西学东渐西方图书馆思想传入及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过程进行总结；涉及现代书院建设与教育活动的主要有：肖永明、吴仰湘的《书院传统与当代大学教育：岳麓书院本科生导师制的实践与思考》［56］，何毅的《现代大学制度视域下的大学书院制研究》［57］，吴晓明的《书院的理念与探索：复旦大学书院讲演录》［58］，王家新的《书院制改革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59］；涉及书院对现代研究教育影响的文章有：欧阳霞《我国书院制度特征及其对现代民办高等教育的启示》［60］、钟坤杰《书院教育制度文化的现代启迪》［61］、沈晴《通经明道经世致用——试论广雅书院的教学风格及其现实意义》［62］、王洪亮《古代书院教学思想的现代启迪》［63］；以上论文均认为，古代书院的教学内容、办学特色、教学特色，对当代的教育改革具有重要启迪意义④。

此外，关于书院资料的整理，历来受到学界重视。从邓洪波目前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可见一斑。书院文献的发掘、搜集、整理、点校、出版等不仅是书院研究的前提，也是书院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陈谷嘉、邓洪波为代表的学术团队先后出版了《中国书院史资料》［64］《中国书院学规》［65］《中国书院章程》［66］《中国书院学规集成》［67］《书院学档案》［68］等研究史料集，为开展书院研究提供了相当的便利。此外，赵所生、薛正兴编著的《中国历代书院志》［69］，以影印的方式收录了历代书院志、书院章程、课艺、学田志等115种；季啸风主编的《中国书院辞典》［70］，其内容之丰富、考证之精当，堪称一部难得的经典之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外书院同仁也开始了更多学术交往。实际上，在此之前域外学者对中国书院已多有关注，他们从书院的功能作用、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如大久保英子的《清代的书院与社会》［71］、丁淳睦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72］等已为中国学者所熟知。随着李弘祺Chu His，Academies and the Tradition of Pri⁃vate Chiang-hsueh（《朱熹、书院与私人讲学的传统》）的翻译与发表，我们对英语世界的中国书院研究也不再完全陌生⑤。之后，域外同仁更多地从书院与社会视角出发进行探讨，代表性的论著有美国学者狄百瑞的《儒学教育对培养世界公民的贡献》、万安玲的《南宋书院与社会》、秦博理的《中国帝制后期的典型书院：长江下游的社会变迁（1830～1900）》等⑥。

综合来看，上述论文与著作，有对中国传统书院制度的全面论述，有对书院个案的细致分析，有对某地书院的区域性考察，有对书院某个侧面的专题研究，还有对中国书院史资料的整理与汇总，这些研究无疑共同深化了中国书院史的研究。当然，上述研究成果也成为甘宁青书院研究的基础，为开展甘宁青书院研究提供了可行性研究思路与论述范本。

二、甘宁青书院研究现状

与全国其他地区书院蔚为大观的研究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处西北地区的甘宁青书院，虽然在明清时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目前学术界对其的研究却重视不够，较长时间缺乏专门系统的研究，总体上还处于较为薄弱的地位。究其原因，可能与该地区书院的非典型性有一定关系。目前，学界对这一地区书院的研究，从地域来看主要聚焦在甘肃地区，从时段来说主要集中在清代。

从书院研究区域来看，涉及甘肃的主要成果有：漆子扬《古代甘肃书院考》［73］、黄兆宏《甘肃书院诸问题探讨》［74］，这2篇文章针对甘肃书院进行了初步探讨：前者以现存资料为基础，对明清时期甘肃书院及其修建（重建）年代进行了考证；后者则对甘肃书院的创建与发展情况、教育管理及特点进行了论述，并初步探讨了甘肃著名的书院——兰山书院的基本情况。涉及宁夏的主要有李小凤的《宁夏书院文化历史演变》［75］，该文在梳理明清之际宁夏书院历史发展轨迹的基础上，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背景切入，对这一地区书院的作用进行了论述；涉及青海的则目前没有检索到。

从书院研究时段来看，涉及明代的论文有：陈尚敏《明代甘肃书院述略》［76］、赵丹《明代甘肃地区的书院》［77］等。陈尚敏一文主要通过考证明代甘肃书院创建人情况，对明代甘肃书院之公、私属性进行了探讨；与其他书院文章相比，该文考证所得1 所明代甘肃藩王书院理应引起我们重视。赵丹之文则通过梳理明代甘肃书院发展情况，认为这一时期该地区书院的发展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与其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涉及清代的论文有：王迎喜《简谈清代甘肃的书院》［78］，陈尚敏《清代甘肃书院时间分布特点成因分析》［79］、《清代甘肃书院发展中的地方因素》［80］、《清代甘肃书院与地方士人的教育养成》［81］及《清季科举改章、书院革新与甘肃士人思想变动》［82］，李并成、吴超《清代甘肃书院的时空分布特征》［83］等。就王迎喜的文章而言，主要是从书院的发展脉络、使用教材内容、经费来源与使用、书院严格的管理与要求四个方面对清代甘肃书院进行了梳理，对深化甘肃书院研究有很好的引导作用；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该文由于发表时间较早，文中个别统计数据与论述观点仍值得进一步商榷。陈尚敏关于清代甘肃书院的第一篇文章，主要对清代甘肃书院不同时期的设置情况进行了考证，并从清廷文教政策和国内时局两个方面对清代甘肃书院分布特点进行了论述；而第二篇文章《清代甘肃书院发展中的地方因素》实际上是对其2006 年所发文章《清代甘肃书院时间分布特点成因分析》部分数据的进一步细化，并纠正了其2006年文章的部分统计数据，并对左宗棠兴学进行了重点讨论；第三篇文章《清代甘肃书院与地方士人的教育养成》则从清代地方教育机构说起，围绕其与科举的关系，认为与科举的联系是形成清代书院普及的重要原因之一，进而从清代甘肃书院的生源和山长选聘两个视角论证了书院教育的养士功能；第四篇文章《清季科举改章、书院革新与甘肃士人思想变动》从清廷癸卯恩科《甘肃乡试闱墨》所收录第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文章，探讨甘肃士子的思想变动，认为这一变化与当时陶模、崧蕃两位陕甘总督推动的兰山、求古书院的教育革新密不可分。《清代甘肃书院的时空分布特征》一文，首开从时间和地域分布探讨清代甘肃书院设置情况之始，认为清代甘肃书院的发展既有与全国一致的地方，同时也呈现出自己的特点。此外，高丽萍《清代甘肃书院》则从教育社会学及教育文化学的角度，以清代甘肃书院为研究对象，对其发展历程、运行情况以及功能作用进行了探析，认为清代甘肃书院在为国培养人才、促进古代甘肃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方面具有重要贡献，并对当今教育与教学有深刻的意义［84］。

关于书院个案研究的成果有：周文昌《清代甘肃兰山书院》［85］，张维英、王美蓉《甘肃河西书院教育发展史考评》［86］，雷蕾《清代甘肃陇东地区书院探析》［87］等。《清代甘肃兰山书院》一文重点对甘肃省立书院——兰山书院的兴革以及教育、教学内容进行了梳理；《甘肃河西书院教育发展史考评》则对甘肃河西书院教育体制进行了初步探讨，并从生源、经费、学规、教学、育人等方面对其特点进行了总结；《清代甘肃陇东地区书院探析》一文就陇东书院的兴废历程、教学内容、管理制度和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综合来看，这几篇文章对具体问题的呈现略显简单，有待进一步展开梳理与分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张钰曌、崔陇鹏《清代甘肃平凉柳湖书院研究》［88］、赵维玺《湘军与甘肃书院的复兴——以陇南书院和甘州书院为例》［89］两篇文章，分别从西北园林建筑的角度对柳湖书院的营建、清季左宗棠肃清关陇后湘军对甘肃书院的整顿和复兴角度对这几所书院进行了论述，作者所切入的研究视角和提出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由上可知，目前学界对甘宁青书院的研究，虽然在质和量上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仍有诸多问题，如对书院与西北地区文化教育，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综合来看，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开展对该地区书院的研究，都具有很大的拓展与建构空间：对甘宁青书院的深入研究，从史料整理视角来看，可补充、完善现有《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关于这一地区的史料，方便后学进一步深入开展该地区书院研究；从学理探析视角来说，通过对甘宁青书院的深入讨论，可推动和丰富中国书院的区域性研究，“以小见大”观明清之际中国书院发展大势。

三、总结与展望

总体来看，中国书院研究走过了90多年的发展历史，已经取得了甚为丰硕的成果，相关研究内容范围广、层次深、影响大，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个案研究、区域研究和专题研究上，这也符合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的研究路径。当前中国传统书院研究，不论是从宏观上全面考察书院发展历史，还是就书院的教与学、书院的管理、书院的藏书等方面作专题研究；不管是断代研究历朝历代的书院教育与建筑，还是区域研究各地的书院发展状况以及对某个书院进行个案研究，都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研究局面。从个案研究来看，研究热点和重点主要集中在中国传统著名书院，对其的研究几乎涉及到书院研究各个领域，而对西北地区尤其是甘宁青书院的挖掘不够深入；从区域研究来看，对地方书院的研究一直是研究热点，尤以华中、华东、华南地区研究最为深入，西南地区近些年则迎头赶上；但与东部和中部地区对书院的深入发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界对甘宁青书院的研究明显不够深入；从专题研究来看，学界在对传统研究领域取得深入的基础上，不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但鲜有涉及专门探讨甘宁青书院与西北地区文化教育发展研究的成果；从书院文献整理来看，目前已经出版了几部很有影响的著作，但对西北地区尤其是甘宁青书院的资料整理与挖掘仍略显薄弱。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甘宁青书院身处西北地区，该地区书院除具有一般书院的共性外，还具有自己鲜明的边地特色。就前述学术史的梳理来看，学界对甘宁青书院的研究多是片段的、零碎的，缺乏系统、动态的研究；就其研究方向而言，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书院数量、分布、教学活动、兴衰原因的考察；二是对个别代表性书院的沿革历史、兴衰原因、历史意义等问题的探讨。具体来说，在地域上以甘肃为主，在时段上以清代为最。从研究个案来看，以兰山书院、柳湖书院、陇南书院、甘州书院等为要，其他书院则鲜有论及；从研究专题来看，仍集中在传统书院的研究领域，且在数目统计等诸多问题上有许多不够周详之处，而对书院与该地区文化教育则涉论不够，尚待进一步加强与完善这一区域书院的地方特色研究。由此来看，对甘宁青书院的研究尚有巨大的拓展空间，完全可做全面而系统的史实重建与理论分析，进而展现书院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所承载的文化使命和在教育史上的特殊意义。

注释：

①重要的有邓洪波.书院研究综述（1923-2013）［G］//书院学档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3-27.除此而外，尚有诸多以时间、分地域进行综述的论文，恕笔者再不一一列出。

②邓敏杰、邓滔发表的系列论文《广西书院钩沉》共计8篇，均刊载在《广西地方志》上，时间为2016 年至2018年。

③顾建娣对东北地区的书院发展沿革、社会作用以及书院个案研究等方面也有深入的研究，详见氏著：晚清的旗人书院［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5（4）：32-37；清代的旗人书院［J］. 近代史研究，2015（6）：146-156.

④王帅、邓洪波对不同区域间的书院的教学内容、办学特色等进行了论述，详见氏著：2017 年书院研究综述［J］.南昌师范学院学报，2018，39（5）：101-106.

⑤邓洪波的相关论著中还提到了一些欧美汉学家对我国古代书院的研究，详见氏著：书院学档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18.

⑥邓洪波、周月娥在其论文中也收录了相关域外研究论著，详见氏著：八十三年来的中国书院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1（3）：3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