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运河河道变迁基本脉络及历史作用

吕 娟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1号 100038)

中国大运河开凿起于春秋时期，初为各诸侯国争霸之需。秦统一六国后直至清代，运河的主要功能是漕运，即将南方的粮食通过运河运往王朝的首都，如隋、唐、宋时期的长安(今西安)、洛阳、汴梁(今开封)，元、明、清时期的大都、顺天府、京师(均为今北京)。而运河的河道则随着国家的需求以及自然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中国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其中京杭大运河是元、明、清时期在隋唐宋及以前开凿的运河基础上，通过在山东一带开凿会通河、济州河裁弯取直，并在北京开凿通惠河等新河段连接而成。京杭大运河包括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会通河、中(运)河、淮扬运河、江南运河及其他运河等河段；隋唐大运河是在春秋以来开凿的各段运河的基础上连接沟通而成，包括永济渠和通济渠主干河段以及广通渠、山阳渎(邗沟)、江南运河河段；浙东运河主要指春秋以来不断完善的杭州至宁波段运河。

1 运河河道变迁的缘由

经过夏商周1800余年的进程，春秋初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中原的黄河流域、荆楚的江汉流域、吴越的江淮流域三个地区生产力有了很大的进步，各自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繁荣、兴盛的政治、经济中心，各封建诸侯国对赋税的征集、税谷或进贡物的收缴以及对土地的渴望日趋强烈，诸侯争霸的态势形成，对纵向河道运输的需求日益迫切。

1.1 社会因素对运河河道变迁的影响

1.1.1 军事战争的需要

春秋末期，诸侯间战争纷起，但由于各大江大河互不相通，运送军队特别是运送粮食多有不便，阻碍了争霸的进程。于是，开凿沟通流域水系间的人工河道便成为各诸侯国争相利用的手段。如春秋时期，楚国为了争霸中原，开凿的扬水运河，沟通了长江和汉江；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与齐晋争霸，于公元前486年开凿的邗沟运河，沟通了长江与淮河；战国中期，魏惠王为了争霸，于公元前362年开凿的鸿沟运河，沟通了淮河与黄河；三国时期，曹操为了统一北方，征讨袁尚，开凿的白沟运河等。这些运河后来为全国范围水道交通网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1.1.2 国家统一的需要

秦始皇在公元前211年统一了中国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以后，接着便令大将屠睢率领大军50万，以江西和湖南为起点分兵五路南下，攻打闽、浙，统一岭南(今广东和广西两省地区)。从江西南下的秦军，所向披靡，很快攻占了浙江、福建和广东。但从湖南进攻广西的秦军，却遇到顽强的抵抗。由于这里高山重叠，河流纵横，既无平坦的大道可走车马，也无相通的河水可行舟楫，军需品供应不上，为此必须打通湘江和漓江的通道，以求战争的胜利。于是，在漓江(属珠江流域)和湘江(属长江流域)之间开凿了一条水道——灵渠[1]。灵渠凿成，解决了军粮转输的困难。秦军始能沿湘江、经灵渠运抵岭南大批粮饷。而后，秦始皇于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征发尝逋亡人、赘婿及贾人继续攻占岭南，并分置桂林(治今广西桂平)、象(治临尘，今广东崇左境)和南海(治番禺，今广州)三郡，大致统一了岭南[2]。

隋、唐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全国政权统一，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前代秦汉发展时期，沟通江、淮、河、海、珠五大水系的运河干线已初步形成，为隋代兴建交通全国主要地区的主干运河奠定了基础。隋代兴建人工运河始于文帝杨坚，成于炀帝杨广。隋代定都长安，初年，关中“地少人众，衣食不给”，“遣仓部侍郎韦讃，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仓)者，免其征戍[3]。”京都缺粮断饷，迫使隋朝立国之初，便把开凿运河收取江南财赋，扩大关中供给来源，视作首要任务。同时在平定了江南陈朝实现了隋朝全国大统一以后，为有效地控制江南割据势力霸地自王，巩固统一，开凿运河加强水陆交通，也是势所必行的措施。隋代兴建人工运河网，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4]。

1.1.3 都城粮草供给的需要

西汉都关中，初年漕运粮食自关东而西至长安，每年不过几十万石。文帝、景帝以后国家富饶，武帝外事边防，内多兴建，水运公私财物，数量增长极快。漕运至百余万石。首先渭水航道迂曲宽浅，赶不上要求。当时大司农郑当时说：关东漕运经黄河渭水要6个月才运完，水道长九百多里，险阻很多。其中渭水迂回曲折，需要改善。他建议自长安引渭水，沿终南山北坡，东至黄河，开漕渠三百余里，漕运可以3个月完成，运输兵卒可以减少，还可以利用余水灌溉漕渠旁民田万余顷。于是在元光六年(前129年)发军工数万人动工开渠。先令齐地“水工”徐伯勘查、测量、定线。3年后完工，即为关中漕渠。后来漕粮有余，就大量引水溉田。武帝时每年漕运至关中四百万石，最多至六百万石[5](P79)。宋都汴京(开封)，人口集中，特别是几十万禁军都驻扎在京城，食粮仰伏江淮，全靠汴河漕运维持，汴渠一出问题就人心惶惶。汴渠决口时宋太宗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当时汴渠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至八百万石。

1.1.4 政治中心迁移的需要

中国古代经济中心要为政治中心服务，政治中心在哪里，运河就修到哪里。隋、唐时期政治中心在长安(今西安)，隋、唐政权则大力兴修朝向长安的运河，如在关中漕渠的遗址上修凿广通渠，循东汉阳渠故道、汉魏汴渠故道修凿通济渠(汴渠)，循邗沟故道修凿山阳渎，循东汉白沟故道修凿永济渠等，为长安提供漕粮和物质；北宋政治中心在开封，北宋政权则围绕开封呈放射状修凿运河，除了重要河道汴河，还有惠民河、广济河、蔡河等，将东部和南部的漕粮运往汴京；元、明、清时期政治中心在大都、顺天府、京师(均为今北京)，元、明、清政权则将原来朝向长安的运河改向北京，通过开凿山东会通河段和北京通惠河段，将东西大运河裁弯取直，将南方的漕粮运往北京。

1.2 自然因素对运河河道变迁影响[6]

1.2.1黄河夺淮是对运河河道变迁影响最大的自然因素

黄河具有善淤、善决、善徙的特点，徙由于决，决由于淤。据记载，自帝尧八十载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共计4225年间，黄河总计决口1576次有余，黄河在中国的东部及东南一带肆意游荡。但对运河影响最大的还是黄河几次侵淮。黄河侵淮大约始于北宋，1077年(北宋熙宁十年)，第二次1128年(金天会六年，南建炎二年)，第三次1168年(金大定八年，南宋乾道四年)，第四次也是对运河影响最大的一次，是在1194年(南宋绍熙五年，金明昌五年)。此后，元明清三代，黄河仍是始终不断地决口。1495年(明孝宗弘治七年)，明孝宗朱祐樘命刘大夏在黄河北岸筑起三百六十里的“太行堤”，阻止黄河北流，自此，黄河主干南流三百多年，直至1855年(清咸丰五年)铜瓦厢改道，黄河回归北流。

至明代，黄河夺淮日久，下游河道逐渐淤积，尾闾不畅。加上黄河经常泛流涡河、颍河入淮，流势渐盛，于是沿淮州县，屡书淮溢，大水成灾。特别是到了明嘉靖、隆庆时，河决邳、睢，淮决高堰，黄蹑淮后，不断冲击运道，淮扬及里下河地区几无宁日，灾害连年不绝。这时高家堰和淮安大河南堤，由于受黄、淮冲击，失去了防洪能力。总督漕运王宗沐于1572年(隆庆六年)重修高家堰，次年又修筑淮安西长堤，但仍挡不住滔滔洪水。1578年(明万历六年)，潘季驯第三次被启用，总理河漕兼提督军务，他提出了“筑堤障河，束水归槽；筑堰障淮，逼淮注黄；以清刷浊，沙随水去”的治水主张，先后筑高家堰、遥堤、缕堤、隔堤、月堤等一系列系统工程。黄、淮、运经过潘季驯前后3年的整治，淮以高堰为障，以全淮敌黄，出清口，黄淮合流，出云梯关入海，黄河安流了五六年。但是，由于黄强淮弱，淮河大水泛滥成灾，“蓄清刷黄”的策略还是失败了，包括杨一魁提出的“分黄导黄”办法，都没有彻底解决黄、淮的淤决问题。

明末清初，黄河侵淮更加严重，几乎不岁不决，灾害异常频繁。淮安处于淮河下游，是黄淮运交会的地方，问题十分复杂，成为当时治水和航运的焦点。1676年(康熙十五年)，黄河倒灌洪泽湖，高家堰大堤决口34处，淮扬七州县被淹，清口以下河道被淤，漕运严重受阻。面临这样严峻的局势，康熙帝下决心治理黄河。于是任命当时的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靳辅提出了八项治河主张，一是取土筑堤，使河宽深；二是开清口及烂泥浅引河，使得引淮刷黄；三是加筑高家堰堤岸；四是次第堵塞周桥至翟家坝决口34处；五是深挑清口至清水潭运道，增培东西两堤；六是淮扬田及商船货物，酌纳修河银；七是裁并河员以专责成；八是按里设兵，画堤分守。靳辅在十年中主持兴建了一系列淮黄、治淮工程，使黄河、运道出现了小安的局面。

清中期，1751年(乾隆十六年)，在高家堰大堤境筑石工墙，并将滚水坝由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修建的3座增至5座，称仁、义、礼、智、信五坝。归海五坝修建的目的是保障运河平安，但五坝的启用却给里下河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清后期，由于政府腐败，经济拮据，军事废弛，朝廷对河务疏于管理，加之下游河道淤积甚重，黄河终于在1855年(清咸丰五年)于铜瓦厢(今河南省兰考县北部)决口，穿过运河，由山东利津附近注入渤海。

2 运河河道变迁的时空脉络

2.1 先秦时期：长江中下游区间运河及沟通长江-淮河水系的运河开凿

最初开凿人工运河的是楚国，而不是吴国。按开渠时间顺序：(1)江汉之间的运渠。这条运河名扬水运河又名江汉运河，是借长江与汉水之间的扬水开凿而成的，后成为“漕运所由”的重要通道。(2)太湖通江通海等水道。即所谓通渠三江五湖。吴王阖闾时(前514～前496年)开过不少水道。据说运渠中有自太湖向东通海的胥浦，大约是利用太湖泄水道疏通而成；还有一条太湖北通长江的运渠，大致是从今苏州经今运河至无锡以西，转北在今常州以北通江；另一条通江运道叫“百尺渎”[7]。(3)沟通江淮的邗沟运河。是历史上第一条有确切开凿年代记载的运河。邗城在今扬州西北，筑城与开挖运河是吴北进的关键工程，运河因邗城而名“邗沟”。邗沟同为吴王为称霸中原而开凿的运河。当时邗沟只是将各湖泊连通起来的一段一段的水路，到东汉才有大的改变。(4)沟通商鲁的菏水。开邗沟后三年，吴又于“商鲁之间”开了一条运河，名菏水。吴兵可由邗沟北上经泗水，由菏水通济水，至黄河。吴王夫差当时与晋国在黄池(在今河南封丘县南)会盟，争做盟主。菏水大约自今鱼台县境的泗水西通定陶县境的济水。(5)沟通黄淮的鸿沟。鸿沟是司马迁《史记·河渠书》中记载的中原腹地最有影响的又一运河，连接黄淮之间的水路交通。鸿沟兴建于战国中期，是魏惠王为争夺中原霸主地位的重要举措。魏国在惠王九年(公元前362年)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后的次年开挖了鸿沟。鸿沟汉代又称狼荡渠，是一个与颍水、涡水、阴沟水、沙水(今濉河)相互连通的水系，或称鸿沟水系。(6)济淄运河。与鸿沟水系相通者，尚有济水最下游通向齐国都城临淄(今县城北)附近淄水的运河。(7)钱塘江下游地区运河的开凿。钱塘江下游的浙东地区春秋时是越国所在，古称“舟车楫马”，水运发达。春秋时所开“山阴水道”是浙东地区最早的运河。钱塘江北岸与太湖之间也有运河沟通，最重要的是秦始皇所开的陵水道：“秦始皇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马塘，湛以为陂，治陵水道到钱唐，越地，通浙江。秦始皇发会稽适戎卒，治通陵高以南陵道，县相属”[7]。这条水路大致由今苏州南经嘉兴至杭州，沟通太湖和钱塘江[5](P35-39)。(8)检江与郫江。战国末年从都江堰通往成都的两条运河。秦孝文王元年(前250)，李冰任蜀守，筑都江堰，开成都两江以利行舟。一为检江，又称走马河。从灌县南门外分沱江水，正南流经聚源、崇义入郫县境内，又东南入今成都市界，过城南与郫江合流，至彭山入岷江。一为郫江，今名油子河。在灌县崇义铺分检江水成河，经郫县竹瓦铺折而南流，以下改称府河，又东南流经两路口，至今通惠门折而东流，历故城南，至南河口汇入南河(检江)。检、郫二江，以成都为基准，检江在外，又称外江；郫江在内，又称内江。这两江在古时舟船畅通，航运兴盛，今城西南市桥门郫江岸边是货物装卸码头。城南检江万里桥，是客船靠泊码头[4]。

战国时钱塘江、太湖、长江、淮水、黄河水道已经沟通。当时黄河北流和现在的海河水系混流，水道亦可通今海河各流域。再加上沿海的海运，可以说中国东半部已经由水运连通起来。

2.2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沟通长江-珠江水系、沟通黄河-海河水系的运河开凿以及疏浚以往运河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并了六国，建立了统一全国的秦王朝，颁布了车同轨，书同文字，一法度、量、衡的法令，同时开凿了灵渠，并对沟通了长江、淮河、黄河三大水系的运河进行了疏浚。按时间顺序：(1)开凿灵渠。秦统一六国后为了巩固边防，统一岭南，于始皇二十六年(221)进军岭南。由于五岭险阻，军粮运输困难，二十八年(前219)命监都御史禄开灵渠水道通运。(2)疏浚江南运河。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10)南巡，由云梦顺江而下至于丹阳，令赫衣徒凿京口舰山南坑，南接丹阳大小夹冈，开通今丹阳至镇江的运河渠道[8]。继则在苏州以南由嘉兴(由拳)“治陵水道至钱塘越地(今杭州西灵隐山下)[8]”。“陵水道”，即开河筑堤形成的水陆并行的通道。秦始皇所开的这段渠道，即是杭嘉运河的前身。西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为征调闽越贡赋，北起苏州开河一百余里，南接杭嘉运河，基本形成了人工疏凿江南运河的初始线路。(3)西汉关中漕渠。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逝，三年后，秦朝覆亡，其未竟之业由汉王朝接续完成。武帝时，国家基础稳定，内行建设，外行拓边，粮饷用量大增，原有漕运数十万石已不足用，积极要求提高漕运能力。由于西汉都长安(今西安)，中原、江淮一带是当时粮食的主产区，这些地区的粮食主要通过黄河、渭水运往关中。由于渭水水量洪枯不均，汛期多有溺舟之险，枯期两岸农田大量引水灌溉，加之河道滩广湾多，水运往往不济。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9]。”此渠全长三百余里，名“关中漕渠”。(4)东汉至东晋的邗沟。东汉建都洛阳，地处于黄河与洛水之间。东汉王朝，通过阳渠、洛水和黄河，把京城洛阳与全国主要地区联系起来。当时由洛阳绕黄河入汴渠东行，至徐州汇入泗水通于淮，达于扬州而过江至于江南，是东汉以后漕运的主干水道。沟通江淮的邗沟在广陵辖区，建安二年(197)，陈登出任广陵太守，先在广陵城西筑塘，周围90里储水济运，又开邗沟西线，经樊良湖改道向北下注津湖，又由津湖向北开新渠下注白马湖，再出湖北上末口入淮。改道后的邗沟南北径直，改善了航行条件，大致即今淮扬运河一线。从而奠定了大运河的基础。(5)东晋、六朝时的浙东运河。浙江运河的成渠时间不详，最迟在六朝时已有此渠。当时渠首西陵(今浙江西兴)已设立了征收过堰船税的机构。此运河的渠首，隔钱塘江与江南运河南端渠口相对，向东经萧山、绍兴、曹娥至上虞以东的通明坝与余姚江相接，然后经余姚、宁波与甬江相汇，在今镇海县南入海。这条运河，只有在西兴至通明坝之间的250里一段是人工渠道，其余都是借自然河道通航。这条运河一直到明代，都是杭州交通海外的贸易通道。日本、朝鲜的海商船出入，均“不由大江，惟泛余姚小江，易舟浮运河而达杭越[10]”。尤其在南宋时，成为南宋立国的生命线。(6)白沟运河。东汉末年，曹操为沟通黄河、海河水系，开凿运渠，兴建了许多大型工程。东汉建安九年(204)，曹操伐袁尚时所开的一条运河。先在淇水入黄河口(今河南淇县卫贤镇)以北数里，以铁柱、木石参用”筑枋头堰，栏淇水向东北流入白沟。再东行有宛水汇入，流至浚县西南二十里处，有宿胥渎水汇入，至馆陶县南，又有利漕渠引漳水汇入白沟。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北征乌桓时，为了北上转运，又开平虏渠、鲁口渠和泉州渠、新渠，使海河流域的白河与漳水、滹沱河、潮河联系起来。这3条水道后逐渐演变为现在的南运河、北运河。隋大业四年(608)，循白沟故道开永济渠，运河最终造就了海河流域南系和北系的干流的形成。(7)平虏渠。建安十一年，曹操为追剿袁尚残余势力，北征乌桓(今辽宁省西部地区单于蹋顿部)，令董昭开平虏渠和泉州渠。(8)泉州渠。汉代的泉州县，在今之天津市区西北部和武清县南部这一带。曹操在此开泉州渠，是为了上接平虏渠向辽东转运军需粮饷。平虏渠、泉州渠、新河渠三段运渠形成一条向北而转东的弧线，与渤海北岸基本平行，可避海运风涛之险。曹操用兵辽东时，便可以黄河为中央转输纽带，联接江、淮广大屯田农场的粮秣供给，使军前永无亏乏之虞。更重要的是，由以上三渠南接白沟为主干运河，从而沟通了华北平原的黄河、海河和滦河三大水系。从此以后，历朝京都，都可利用黄河作中间传输带，将黄河以南的灵渠、鸿沟、汴渠、江南运河，和黄河以北的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渠，再接主干自然河道，构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水运交通网[4]。

2.3 隋唐宋时期：全国东西大运河体系形成

隋、唐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全国政权统一，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前代秦汉发展时期，沟通江、淮、河、海、珠五大水系的运河干线已初步形成，为隋代兴建交通全国主要地区的主干运河奠定了基础。隋代兴建人工运河始于文帝杨坚，成于炀帝杨广。隋代定都长安，初年，关中“地少人众，衣食不给”，“遣仓部侍郎韦讃，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仓)者，免其征戍”[3]。京都缺粮断饷，迫使隋朝立国之初，便把开凿运河收取江南财赋，扩大关中供给来源，视作首要任务。同时在平定了江南陈朝实现了隋朝全国大统一以后，为有效地控制江南割据势力霸地自王，巩固统一，开凿运河加强水陆交通，也是势所必行的措施。

隋定都长安后，首先开凿的运河是广通渠。广通渠是在西汉所开的“关中漕渠”遗址上，重新疏浚而成。后隋炀帝开凿了四条运河，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邗沟)和江南运河。永济渠通向黄河以北华北平原的涿郡，自成一个系统；通济渠中经邗沟、江南运河贯通了长江三角洲和太湖流域。永济、通济两渠总长5000余里，流经今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六省，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东西横向水系，形成了一个全国水上交通网，把我国中部沿海六省与隋、唐、宋三代的政治中心长安、洛阳、开封联结一起[4]。

2.4 元明清时期：全国南北大运河体系形成

1279(元至元十六年)，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后，分裂了一百多年的中国重又统一，建都城于大都，即今之北京，政治中心随之北移到隋代之涿郡地区，京都所需仍如前代各朝一样，“无不仰给于江南”，原来的永定河与永济渠已嫌纡远，便改造运河的走向，建立了一条南北走向的京杭大运河。这项运河改造工程，大体上是分作3次进行的。第一次：至元二十年(1283)，开山东安山与济宁间的济州河，长150里，南端由济宁接入泗水南流，会黄河入淮以通江淮运河。使南来漕船北达安山，再下济水(今大清河)至利津出海，转运至直沽(今天津)。第二次：至元二十六(1289)开会通河长250余里，南与济州河相接，北至临清接入御河(即永济渠旧道)。东北行至天津再接通州运粮河(即北运河)，最后达于京东的通县。第三次：至元二十八年(1291)，上引昌平神山泉，下引玉泉诸水，自大都西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北起今德胜门西，东南至北海，中间无物，汪洋如海。自积水潭引水出文明门(今崇文门北)，东至通县高丽庄，全长140里，接入通州运粮河。至元三十年(1293)秋，元帝忽必烈“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大喜，对这最后一段运河欣然赐名“通惠河”。至此南北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

1368年，朱元璋削平群雄建立明王朝，定都金陵(今南京)，“明太祖都金陵，四方贡赋，入于江以达于京师，道近而易”[11]。京杭大运河停运。明成祖朱棣即位，改明永乐，十三年(1415)迁都北京，政治中心重又北移，南粮北调的任务日重。先行海运，后又行水陆联运，终因“海运多险，陆运亦艰”，于是重议修复京杭大运河。经此次疏浚整修后的京杭大运河，较元代时益加完善。1644年，明亡，清朝入关后仍定都北京，依如前代一样，一应供给仰仗江南，十分重视对京杭大运河的治理，对河道走向实施过几次较大的改造工程。经明清整治和改造过的京杭大运河，共由通惠河、北运河、河北南运河、山东南运河、会通河、中运河、淮扬运河、江南运河八个河段组成，全程总长1798公里。明代将各河段俗称白漕(北运河)、卫漕(南运河)、闸漕(会通河)、河漕(黄河)、湖漕(淮扬运河)、江漕(江南运河)、浙漕(浙东运河)。

清代在继承元、明运河的基础上，对河道多有改进，最重要的是开凿了台儿庄南运河、中运河，使运河与300公里黄河漕道分离，摆脱了黄河对运河的干扰。至此，南北大运河的河道工程日臻完善。并把京杭大运河，大致按行政区划分作直隶运河、山东运河、中运河、淮扬运河四段，在对运河河道整治维修和漕运运输管理上已设置了专职的机构和职官，达到了规范治理的水平。此外江南运河与明代无异。长约344公里。清代的京杭大运河全程1577公里[4]。

2.5 清末：运河的衰落

清咸丰五年(1855)六月十九日，黄河在今兰考县铜瓦厢决口，二十日全河夺溜，漫水泛滥至山东张秋镇，冲塞运河，夺大清河河道至山东利津县注入渤海。当朝重臣或主堵复故道，或主顺流改行山东。到同治十二年(1873)已争议了18年尚无结果。李鸿章上书建言，当时铜瓦厢决口已展到10里路宽，新河槽已经冲刷成型，再行堵复为时已晚。至于漕运则以“今沿海数洋舶骈集，为千古创局，已不能封关自治。正不妨借海运转输搭运，逐渐推广，以扩商路而实军储[12]。”力主放弃修复运河，改由海运。一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争议了32年之久，清朝廷才做出了“故道一议，可暂作缓图”的决定。但清朝廷仍出于“以备外海或有不虞，犹可持此一线”的愿望，令沿运河各地分别进行疏浚，但黄河南北的运河多年泛滥冲淤已夷为平地，已到无力修复的地步。光绪二十六(1900)设漕运总局，改为商办，次年停征漕粮，改征现银。二十八年(1902)撤销运河河道官员，全归商办。随着京山、京汉、津浦、沪杭铁路相继建成和海运的发展，京杭大运河南粮北调的作用已由铁路和海运轮船所代替，运河漕运始告结束[4]。

2.6 新中国成立至今：运河的复兴

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北煤南运，减轻津浦铁路压力，国家多次集中力量整治京杭运河。目前，徐州蔺家坝至扬州六圩口404公里的苏北运河，已全部建成国家二级航道，2000吨级船舶可昼夜双向通行从徐州直达长江，成为我国内河航道中仅次于长江的等级最高、渠化程度最好、船闸设施最为完善的人工航道。从镇江到杭州的208公里苏南运河，全线达到四级航道标准，有的达到三级。为江苏乃至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1世纪初新开凿的江汉运河，串通起江汉水系和内荆河水系，连起交织的河湖和纵横的支汊，使得整个江汉水网“血脉畅通”生机勃勃，在江汉平原上形成了一个连通长江、汉江和内荆河航道为主干的、由半封闭状态为开放型的江汉平原航道水运网。

在皖苏两省同步整治规划中，芜太运河的各项工程建设正不断推进。江淮运河和赣粤运河也在规划建设中。可以说，一部长江流域的人工运河史，也是一部3000年中国发展史。如果说长江是天赐给人类的水运动脉，那么，长江流域的人工运河就是人造血脉。直到今天，运河在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经济地图上，仍然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辐射和影响着极为广阔的领域[13]。

3 结语

大运河是中国独特的地貌和军事、政治、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历经2500年的沧桑变迁，大运河河道已不仅仅是河道，大运河河道上的水利工程也不仅仅是水利工程，它们都已是承载着大运河历史文化的珍贵遗产，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见证。所以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首先要保护好大运河河道和河道上的水利工程。在保护、传承、利用过程中，不能搞大拆、大建、大破坏，要维护大运河基本风貌，为后人认识大运河、了解大运河，讲好大运河故事留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