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历史地位与“宋韵”文化

□ 何忠礼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宋高宗被认为是一个令人不齿的反面人物，对他创建的南宋评价也很低。但就是这样一个朝代，面对尖锐复杂的民族斗争，享国却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特别是它的宋韵文化，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表现，在今天仍然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学习和传承。由此可见，以往人们对宋高宗的认识怀有一定的成见，对南宋历史地位的认识存在着偏颇。只要我们不怀个人爱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来评价宋高宗，对南宋的所谓“权相政治”“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进行具体分析，对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进行全面研究，就会认识到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只有在宋朝特别是南宋才能孕育出如此光辉灿烂的宋韵文化。

在以往学术界，人们鉴于宋高宗重用秦桧，杀害岳飞，签订丧权辱国的“绍兴和议”而对他十分不齿，有学者甚至言其是一个“荒淫无道”“死有余辜”①的封建帝王。高宗所创建的南宋，既受其声名之累，也因在对金、蒙战争中屡遭失败，被迫签订了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人们也因此以“弱宋”视之。如果真是这样，人们不仅要问，当其周边军事力量十分强大的西夏和金朝，相继被蒙古灭亡以后，为什么南宋仍然能坚持抗蒙战争近半个世纪之久，战争又进行得如此可歌可泣？ 为什么它不像汉、唐、明、清那样被农民起义或革命战争所推翻，而是被蒙元军队所摧毁？ 为什么在它亡国以后，有这么多遗民为之痛惜哀悼？ 直到今天，仍有学者不无惋惜地说：“南宋如一颗晶莹光亮的明珠，最后却埋没在蒙古铁骑飊起的漫天尘埃里，不胜唏吁之至！”②由此可见，今天人们对南宋历史地位的认识，由于受到各种原因的影响，尚存在着不少误区。

一、要正确认识南宋所处的时代

北宋（960—1127年）和南宋（1127—1279年）人称两宋，本是同一个朝代，它立国320年，国祚比秦汉以降任何一个朝代都长。我们所以称两宋为一个朝代，原因很简单：南宋的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1107—1187），乃北宋徽宗的第9 个儿子，也是北宋最后一个皇帝钦宗的八弟，帝系一脉相承，国祚从未中断；南宋初年统治集团中的主要成员，从中央到地方、从文臣到武将，都无一不来自于北宋，只是在新形势下，他们的官职有所变动而已；南宋的基本国策，所遵循的“祖宗之法”，与北宋并无两样；南宋的思想文化、学术宗派与北宋更有割不断、理还乱的联系。此外，南宋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与北宋也如出一辙。两者所不同者，一是国土面积减少了大约五分之二左右，二是都城从北方的开封迁到了南方的杭州而已。有人或许会问，难道其他方面就没有不同吗？ 当然会有，正如“安史之乱”前后的唐朝都称为唐朝，但实际上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有了变化，疆域也被缩水，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而称它们为两个朝代是同样道理。

论者或言，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和东汉（8—220年）首尾相加长达420 余年之久，它们的国祚就超过了宋朝。实际上，两汉之间存在着一个王莽建立的新朝（8—23年），已将汉朝一分为二，西汉的国祚至此已经终断。只是由于封建史学家秉承正统观念，不承认新莽的存在罢了，今人当然不应该再有这样的认识。此外，东汉的统治核心、统治政策、都城所在地等，与西汉也大不一样。后人所以称两汉为汉朝，不过是汉光武帝刘秀早年作为南阳地主豪强集团的领袖，也为刘姓而已。

既然南宋与北宋的关系如此紧密，我们要正确认识南宋的历史地位，有必要首先从整个宋朝谈起。

那么，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阶段中，两宋处于怎样一个时代呢？ 大约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史学界对日本著名东洋史学者、原京都大学教授内藤虎次郎（字湖南，人称内藤湖南，1866—1934）早在20 世纪一二十年代所提出的宋代“近世”说和唐宋变革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讨论十分热烈，并多有应和者。根据内藤的观点，在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唐宋之间有一个很大的断层，这就是贵族政治的崩溃和君主独裁的出现、官僚政治的产生、百姓地位的变化、货币经济的发展、庶民文化的兴起等。认为宋代已经走入“近世文明”③，与唐以前的“中世”有很大不同。

内藤的上述观点，虽然不臻完善，如言宋朝开始了君主独裁统治，与事实并不相符，只有到明、清两朝，才真正称得上是帝王独裁。但是，他提出唐宋之间产生了变革，对今人仍然有着很大启示。唐宋两代虽同属封建社会，它们确实是中国古代社会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实际上，中国古代学者对唐宋之际所发生的社会变革早已有所察觉。生活于四百多年前的明代政治家、史学家陈邦瞻（1557—1623）有云：

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④

陈氏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这里所谓的“鸿荒”，就是指原始社会。从原始社会经夏、商、周三代至战国，是第一个阶段。自两汉到唐、五代，是第二个阶段。从宋代起，则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他还认为，直到陈氏所处的明代，无论是国家制度、官僚体制、思想观念、民俗风情，无一不与宋代相似，此实为社会发展变化的大趋势。陈氏之言，虽然没有内藤所说的那样理论化，但道理完全一样，我们真怀疑内藤关于“唐宋变革”的理论，是否受到了陈邦瞻这一观点的影响？

由此可知，两宋时期，从其所处的时代而言，已进入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新的阶段，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这种新气象，随着宋祚南移，继续在向前发展变化，至明代也尚未完成。对此，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过去言必称“唐宋史”，改为“宋元史”；从过去讴歌“大唐雄风”，转而赞扬“宋朝文明”，就是这种转变的明证。乃至有人以为“（宋朝的）发达富足的程度远胜前朝，而社会公平方面亦如此，如进学之不计贫富，如科举之不问家世，如土地之不抑兼并，如用人之不限士庶，如经商之不受限制，如贸易之不禁海运，如消费之不约奢华，如文化之不计雅俗。因此，在相对和平的时期里，宋朝居民的自由程度、幸福指数，绝非前朝所能企及。”⑤此言虽然略有一些夸张，但基本上尚符合事实。

以上可知，仅从南宋所处的时代和出现的一系列新气象来看，它的历史地位就不容小觑。

长期以来，学界对两宋史的研究并不平衡，即对北宋的研究远比对南宋要广泛和深入得多。造成这种原因，从主观上来说，认为南宋是北宋的继续，研究了北宋，多少也就了解了南宋；从客观上来说，北宋的史料因有南宋而得以受到较好保存，南宋特别是理宗朝以后的史料，却因其灭亡而遭到大量散失，这也多少增加了对南宋历史研究的困难程度。近20年来，人们虽然加大了对南宋史的研究力度，相关论著不断涌现，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总体而言，对南宋史的研究尚有欠缺，对一些重要内容，要么只看现象不看本质，要么人云亦云，多有不足。这就严重地影响到对南宋历史地位的正确认识，并由此产生对宋韵文化的怀疑，以为在如此腐朽无能的朝代里，焉能产生出这么优秀的宋韵文化？

为了正确地阐述南宋的历史地位，有必要通过对南宋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容易遭人误解的问题，作出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以还原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二、要正确评价宋高宗的功过

历史学作为一门求真求实的科学，在研究中，尤其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必须严肃认真，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带个人偏见，不搞隐射史学，不人云亦云，更不能面谱化和泛政治化。应该以事实为依据，坚持有功言功、有过言过、功不抵过、过不掩功的态度，以还原历史真相。要正确认识和研究南宋历史，对宋高宗作如何评价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可是长期以来，无论是民间或学术界，对于高宗除公认的书法成就以外，几乎被彻底否定。在历代开国之君中，受到这样的抨击，可谓仅见。

客观地说，尽管高宗犯有许多错误甚至罪行，也摆脱不了一般封建帝王的历史局限性，但如果不以义理史观和绝对化的观点看问题，不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而有意加以贬抑，摒弃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广阔的南宋历史为背景，以衡量有无推动历史前进、 在客观上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作为评判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以及考虑到他本人的一些优点——在位时的勤政和俭朴、关心民生、重视海外贸易、抑制佛教发展、晚年主动“内禅”等方面来看，治绩还是可圈可点。⑥在南宋诸帝中，他对南宋一朝的贡献为最大，这是不争的事实。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正因为有宋高宗所建立的南宋，才使北宋开创的宋韵文化在南方大地上获得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才使经济重心最终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从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宋高宗杀害民族英雄岳飞和签订屈辱的“绍兴和议”这两个问题。这两件事，固然是他的错误和罪行，但究其根源还得从宋朝“重文抑武”的大背景和军事力量不强这两个方面去作进一步的认识。

高宗杀岳飞，可谓自毁长城。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说作为一个皇帝，他竟不愿收复中原失地，这就完全解释不通。若言害怕钦宗回来与他争夺帝位，更是不懂赵宋历史的幼稚之见。其真实原因，除了“恐金病”作怪以外，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岳飞违反了宋朝统治者特别是高宗的武臣观。高宗与岳飞虽是君臣关系，但在许多问题上的意见往往相左，他们犹如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道。高宗抵御金人，完全是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只要能获得偏安局面和迎回生母韦氏，议和条款无论多么苛刻，他都会接受；岳飞抗金，却是为了收复中原失地，一报“靖康之耻”，坚持不与金人妥协。为此，常常对高宗的旨意加以抵制。在重文抑武的时代，当然为高宗所不允。

其次，高宗对诸大将虽然皆有猜疑，但对岳飞为尤甚。在历史上，封建帝王对身边少数宰执大臣和统领一方的武将的贪渎和好色，往往故意放纵。究其原因，虽有笼络的一面，但主要是认为这些位高权重的官员如果仍然贪恋土地、金钱和女色，说明他们在政治上已没有了得陇望蜀的非分之想，不会构成对自己的威胁。反之，此人如果十分清廉，则可能会滋生野心，需要特别警惕。南宋士大夫罗大经之言，就道出了其中的真谛，他说：

韩世忠尝议买新淦县官田，高宗闻之，御札特以赐世忠。其词云：“卿遇敌必克，克且无扰。闻卿买新淦田为子孙计。今举以赐卿，聊旌卿之忠。”故其庄号“旌忠”。盖当时诸将各以姓为军号，如张家军、岳家军之类，朝廷颇疑其跋扈。闻其买田，盖以为喜，故特赐之。世忠之买田，亦未必非萧何之意也。⑦

岳飞虽然终官至枢密副使，但与当时的文武官员不同，他一不蓄姬妾，二不营私利，还经常将自己和岳云的战功推给别人，将自己的财物支持抗金事业。可是他这样做，偏偏犯了罗大经在上面所说封建社会里大臣不贪财色的大忌。

第三，违反了赵宋统治者严禁武臣参与政治的“祖宗之法”。绍兴七年二月，岳飞赴行在，初九日，在接受高宗引见时，面奏高宗，希望立建国公（孝宗）为皇子。高宗将这件事与岳飞平时的各种表现联系起来，认为这是武人干政的表现，对他产生了更大的不信任感，成为岳飞后来遭杀身之祸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岳飞与刘光世、韩世忠、张俊不同，他追随高宗的时间较晚，虽然战功卓著，但主要是在平定游寇和抗击伪齐与金兵方面，没有在危难时刻扈从过高宗。故高宗对岳飞的感情淡泊，只是将他作为一枚抗金棋子加以利用而已，所以对他更容易下得了毒手。

签订“绍兴和议”，对南宋而言无论在政治上、领土上、经济上都是丧权丧国的行为，但若从当时的客观形势看，确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面。从议和以后对宋、金两国的社会发展看，更有其积极的一面。因此，明清间一些有识见的爱国士大夫，对签订宋金和议都作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并客观地分析了其中的原因，笔者与这些评论也有同感。如明代学者郎瑛（1487—1566）以为：

先生丘文庄公浚尝云：“秦桧再造南宋，岳飞不能恢复……”时以为确论也……丘盖原其情而论其时，知其必难矣，非以少岳也。以桧再造南宋，此则计孝宗之时，算其犒军之费止得十有三番，故难恢复……夫以孝宗之时尚财用之不足，高宗草创固可知矣。使急于用兵，徒促沦亡。故南渡以来虽多良将，帝常为贼驱； 和议之后敌缓民养，国方有久立之规，是桧之心虽私而和之事则当。岂非鬼神阴有以成宋家之天下耶？丘盖原其事而究其理，非以右桧也。⑧

清代学者钱大昕（1728—1804）说：

宋与金仇也，义不当和，而绍兴君臣主和议甚力，为后世诟病。厥后张浚、韩侂胄志在恢复，讫无成功。及金人为蒙古所困，真西山（按：即真德秀）奏请绝其岁币，嗣是金人索岁币，连岁犯边。以垂毙之金，与宋决战，宋犹未能得志，其国势积弱可知矣。然则从前之主和，以时势论之，未为失算也。⑨

另一位清代学者赵翼（1727—1814）更是直率地批评了那些反对“绍兴和议”的耳食者之言，他说：

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宋遭金人之害，掳二帝，陷中原，为臣子者固当日夜以复仇雪耻为念，此义理之说也。然以屡败积弱之余……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时，即长驱北指，使强敌畏威，还土疆而归帝后，虽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故秦桧未登用之先，有识者固早已计及于和……即专任韩、岳诸人，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亦未必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为空言，身在局中者难措实事。秦桧谓诸君争取大名以去，如桧但欲了国家事耳。斯言也，正不能以人而废言也……是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不和议而亡。盖其兵力本弱，而所值辽、金、元三朝，皆当勃兴之运，天之所兴，固非人力可争，以和保邦，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议为辱，妄肆诋諆，真所谓知义理而不知时势，听其言则是，而究其实则不可行者也。⑩

总之，从宋高宗一生的所作所为而言，人们不能因为他杀害了岳飞，签订了“绍兴和议”就要对他作全面否定。客观地说，高宗是一位有功有过、功大于过的人物，总体上应该予以肯定。

三、要正确理解所谓的“权相政治”

南宋历史上先后出现了秦桧、 韩侂胄、 史弥远、 贾似道四个权相专权的局面，累计时间长达70年之久，占南宋立国时间的五分之二还多，成为南宋政治的一大特色。于是人们便称南宋政治为“权相政治”。对于南宋的这种政治生态，颇受后人讥议，是南宋历史地位遭到贬低的又一个重要原因。那么，造成“权相政治”的原因是什么？ 这些权相所获得的巨大权力，从何而来？是帝王自愿付与，还是权相攘夺所得？“权相政治”在政治上造成了多大的危害？只有认请这些问题，才能真正理解南宋“权相政治”的实质和利弊。

史学界对造成“权相政治”的原因，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是最高统治者实行所谓“包容政治”⑪，以行笼络的结果； 另一种认为是帝王受到权相胁迫，被迫交出了权力。对于这两种解释，都有值得商榷之处。如果言其为了“包容”，那么它所包容的应该是整个士大夫阶层，而不仅仅只“包容”权相一人而已。何况，宋朝“祖宗之法”中并无“包容”一说。北宋没有“权相政治”，进入南宋，皇帝们因何突然变得“聪明”起来，学会了这一套“包容”术？这些都无法予以解释。因此，所谓的“包容政治”并不存在。

言其受到权相胁迫所致，似乎有朱熹之言以为佐证，他说：

秦太师死，高宗告杨郡王云：“朕今日始免得这膝裤中带匕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秦之为逆。但到这田地，匕首也如何使得？⑫

依据朱熹所言，秦桧权力之嚣张，足令高宗感到害怕，必须时时防备对他的谋害，以此证明，秦桧的权力来自于他借助金人之力对高宗胁迫的结果。不过，对于这个天方夜谭，连朱熹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实际上，秦桧在世日，他在高宗面前小心谨慎，尊敬有加，根本找不出有半点僭越的迹象。高宗对秦桧也一直非常信任。如果高宗真的如此害怕，那么在秦桧死后，为何还要对其大加表彰，并且承诺保护其全家，不许官员们揭发其罪行？高宗甚至建立“思堂”⑬，始终对他表示怀念之情。

实际上，南宋权相的权力，都是帝王为了需要或感恩而主动授与。高宗重用秦桧，是因为两人对金朝政策上的一致性，他需要利用秦桧来抑制反对和议的声浪，说得直白一点，是要秦桧成为维护“绍兴和议”的卫士。宁宗前期重用韩侂胄，后期重用史弥远，是因为宁宗自己不够聪慧，以及政事多受制于后宫之故。理宗朝前期重用史弥远，乃是感恩他的拥戴，后期重用贾似道，则是为依赖其能力，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权相们虽然很有权势，但限于国家体制（主要是文武分治），在以忠君爱国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南宋，根本无力挑战皇权，他们一旦失去帝王的需要和信任，顷刻便会被抛弃，韩侂胄的被杀和贾似道的贬死，即是明证。因此，在南宋国家，无论是年幼的或病中的皇帝，都可垂拱而治，不会有被权相篡夺的危险，政权之稳定，为汉唐以来所仅见。

史籍所载南宋权相的种种罪行，有些虽为事实，有些却因政见不同或权力之争而被夸大。权相政治并非都是消极的，而具有两面性：它一方面容易滋生腐败和造成政治黑暗。另一方面，如果权相本人相对清廉，如史弥远等人，就有利于政令的畅通，防止某些官员的清谈误国，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宋韵文化就是在这样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得到成长。

四、要正确认识“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意义

宋兴，在“文治”政策的推动下，对唐代以来的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是取士不问门第，不论财富，一切以成绩好坏作为录取的标准，从中央到地方广泛任用进士出身者，从而造就了一大批主要由平民出身的文人士大夫，以官僚制度代替了唐以前的门阀制度。自北宋仁宗朝到南宋，士大夫与君主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几乎混为一体，从而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发言权，产生了一种“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思想和责任感。这种“共治”与当年汉宣帝所谓“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宣帝所说的“二千石”仅指郡太守而言，意为地方的治理主要依靠太守。反之，对整个国家的治理，不仅与太守无关，也与所有士大夫无关。而此处所言的“共治”，就不限于地方长吏，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

在南宋，这种“共治”意识更为强烈。士大夫参与对国家的治理，不仅仅是听命于君主的被动行为，更是一份责任，甚至出现了士大夫与君主共天下的言论。他们认为：“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⑮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社会，有哪一个朝代的士大夫，敢于与帝王如此“分庭抗礼”？

南宋士大夫不仅有强烈的“共治”意识，也有具体的“共治”行动。如果帝王没有遵循“祖宗之法”，或其行为违背孔孟之教，士大夫就会提出尖锐的批评，或予以抵制，很少有人因此而遭到迫害。这与唐朝和明清时包括宰执大臣在内的众多官员，因为“逆龙鳞”和遭猜忌而动辄被杀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对纠正政治上的失误和限制帝王腐朽性的发展具有一定意义。如绍兴五年（1135年）闰二月某日，宰相赵鼎进宫奏事，见有人从外面移竹入宫，奏事毕，“亟往视之，方兴工于隙地”。赵鼎问谁主其事？ 有人回答是入内高品黄彦节。赵鼎立即将黄彦节叫到身边，责之曰：“顷岁艮岳、花石之扰，皆出汝曹，今将复蹈前辙耶？ ”勒令他立下军令状，即日起罢役。翌日，赵鼎入对，言及此事，高宗道：“前日偶见禁中有空地，因令植竹数十竿。非欲以为苑囿。然卿能防微杜渐如此，可谓尽忠尔。后傥有似此等事，勿惮，以警朕之不逮也。”⑯七年正月，徽宗病死朔漠的消息传来，高宗为之服丧，宫内椅子皆换成白色。有官员入见，问：“此檀香椅子耶？ ”张婕妤在一旁笑道：“禁中用胭脂、皂荚多，相公已有语，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⑰时赵鼎为左相，张浚为右相，足见宰相管事已经深入后宫，使高宗行事不得不有所顾忌。小事如此，大事更加这样。如对朝廷中的一些重大决策，皆通过“集议”而定。帝王任命某个官员，如果士大夫认为他不称职，撰制诰的官员可以抵制不行，台谏官可以上疏弹劾，使任命遭到流产。

南宋士大夫在朝廷里享有众多的发言权，少受文禁之害，当是宋韵文化能够成长的又一个有利条件。

五、南宋经济的发展超越了前代

南宋社会虽然前后受到金和蒙元的入侵，战乱不少，但还是享受到了超过100年以上的和平生活。这种和平环境，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靖康之变”以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使南方人口迅速增加，不仅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金朝，也为土地广大的唐朝所不及。随着人口的增加，北方生产技术的传入，加之南宋政府采取招集流民、开垦荒地和其他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使中国南方的荒地、荒山、海涂、湖滨得到了尽可能的开发，垦田大幅度增加，如在唐代和北宋尚不见记载的梯田，在南宋已得到广泛开辟。粮食产量显著增加，“苏湖熟，天下足” 的谚语由此而产生。《宋史·食货上一》以为：“高宗南渡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有以也。

由于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的增加，手工业生产也取得了很大成绩，除矿冶业以外，南宋的丝织、陶瓷、造船、造纸、印刷等手工业部门，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产量，皆超过了唐代和北宋。由此也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兴盛和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开始崛起，并催生了新型的市民文化。

在对外贸易方面，由于陆上丝绸之路被完全切断，在“背海立国”的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向，出现了由汉、唐的“头枕三河（即河内、河东、河南），面向西北”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⑱的历史性转折。南宋政府更加重视海外贸易，加上航海技术的进步和造船业的发达，“海上丝绸之路”至此正式形成，从而每年为国家获得上百万缗的外贸收入。据《岭外代答》和《诸蕃志》记载，南宋的商船曾经到达过亚非五十多个国家。浩翰的大洋不再是中国向外发展的天然障碍，而成了远比驼帮载运量要大上百倍的海上交通线，600年前郑和所进行的大规模远航，就是遵循了这条路线航行。大宗商品，通过几百吨位的巨舟，驶往世界各地，“鲸波万里，如履坦途。杂货瑰宝，将日陈于斯庭，而帑藏无一之不充矣”⑲。

在南宋，无论是农业的产量和手工业的发展水平，还是货币经济的普遍出现和商品经济的繁荣，都要超越唐代和北宋。与同时代的北方地区相比较，更不可同日而语。那里的社会经济即使不倒退，发展也极为缓慢，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的没落”“人口大量减耗”“农村经济的加紧崩溃”⑳。至此，中国经济重心继北宋元丰（1078—1085）年间开始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以后，又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将北方经济远远地抛在后面，从而成为今后八百余年不可逆转的态势。

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既是南宋得以立国的经济基础，也是宋韵文化获得进一步繁荣的物质前提。

六、要正确评估南宋的军事力量

北宋末年，军政腐败十分严重，军队人数虽然不少，但大都没有经过教习，军事素质很差，甚至骑兵不能骑马，步兵不能行军，粮饷和军需品的准备也极端匮乏，在民族战争中可以说毫无战斗力。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大举南下，成千上万的宋军不堪一击，望风解体。溃散的宋军和部分义军，纷纷投奔到作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的康王赵构麾下。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初一日，赵构在南京（河南商丘）登基之时，在他手下已经集结有近十万军队。但由于军队来源复杂，互不统属，号令不一，军纪败坏，几乎是一群乌合之众。南宋统治者为了应对严峻的军事形势，便设置御营司，以代替有名无实的枢密院和三衙，“以整齐军中之政”。从御营司的名字可以看出，其任务不是为了收复中原失地，而只是为了抵御金兵南下，保卫高宗安全。“苗刘兵变”以后，又设置御前五军，以增加御前兵力。建炎四年（1130年）五月，金人被迫北返，“帝被贼驱”的窘况暂时得到缓解后，即罢御营司，以宰相范宗尹兼知枢密院事，以恢复枢密院掌兵的旧制。尔后几年，随着游寇被平定，各地民变被镇压，南宋的军事力量逐步壮大，虽然尚无力量恢复中原，但在与伪齐和金人的战斗中，还是取得了不少胜利。在宋、金第一次和议前夕，南宋终于形成了以韩世忠为京东淮东宣抚使、 张俊为淮西宣抚使、岳飞为湖北京西宣抚使、吴玠为四川宣抚使的四支驻防大军，具有了一定的抗金实力。

绍兴十一年四月，高宗伙同秦桧等人，收夺了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兵权，“将来调发并三省枢密院取旨施行。仍令统制官等各以职次高下，轮替入见”。从此，南宋军队全归枢密院统一调动，重新纳入“以文制武”的轨道。这次收夺诸将兵权，虽有为扫除军队中议和阻力的意图，但对集中兵权于朝廷，统一指挥，统一军事行动，防止武人跋扈，造成尾大不掉，有其一定意义。

从宋金议和前后到宋蒙战争开始的近百年间，南宋统治者面对外敌入侵的严重威胁，对军队建设尚称重视，具体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继续保持庞大的军队人数； 二是对士兵的教习得到加强；三是重视各种军事器械的改进和制造，先后制成克敌弓、木弩、木鹤觜弩、无羽箭、神臂弓、神劲弓、弹子头箭、筒木弩、突火枪、铁甲乃至回回炮等，“数目山积”；四是推广应用以步兵对付骑兵的新式战术；五是建立山城防御体系；六是支持和利用北方忠义军。另外，继续加强水军建设，水军力量之强，为金、蒙两国军队所不及。因此，在这一漫长的时间里，南宋军队的进攻力量固然不足，防御力量却大为加强。从绍兴十年（1140年）的顺昌保卫战、嘉定十一年（1218年）的随州枣阳保卫战、端平元年（1234年）的联蒙灭金、开庆元年（1259年）的钓鱼城之战和鄂州保卫战、咸淳三年（1267年）至九年的襄樊保卫战中，都足以得到证明。正因为如此，南宋抵抗蒙元的战争，能够坚持45年之久，其顽强的斗争精神实超过了西夏和金朝。

南军军事力量不仅超过了北宋中后期的力量，而且先后涌现出了像宗泽，岳飞，韩世忠，刘锜，虞允文，吴玠、吴璘兄弟，毕再遇，孟宗政、孟珙父子，扈再兴，赵方、赵范、赵葵父子，张威，曹友闻，杜杲，余玠，王坚，吕文德，李庭芝，张珏等一大批杰出将领（其中不乏文臣出身），也为北宋所未见。此外，南宋士兵的勇敢精神，也值得赞扬。他们在抵抗金和蒙元的战争中，时有顽强不屈、壮怀激烈的表现，甚至在最后的崖山之战失败后，10 万南宋军队投海殉难的悲壮之举，在中国军事史上留下了十分悲壮的一页，充分体现了南宋人民的爱国思想和忧患意识，而这些思想正是宋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南宋拥有一支看起来颇具战斗力的军队，但最后仍然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这中间的原因何在？ 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众所周知，在冷兵器时代，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后进民族打败先进民族可谓不乏先例。原因是当时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不是文明程度，而是勇敢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拥有机动性强、冲击力大的骑兵。在这方面，草原民族往往占有优势。汉之匈奴、唐之突厥之所以成为严重边患，原因就在于此，女真、蒙古对南宋的威胁同样也是如此。而汉、唐所以能先后战胜匈奴和突厥，有其共同的原因：一是作为草原民族的匈奴和突厥，他们入侵关陇和中原地区的主要目的，不是要长久占领这些土地，而是为了掠夺那里的子女玉帛和粮食。故实行“和亲政策”或给予大量谷物和银帛，容易使他们退兵。二是匈奴、突厥后来都分裂了，这就给汉、唐政府以各个击破的机会。三是汉、唐拥有中国东北和西北之地，军马来源比较丰富，骑兵的力量与匈奴和突厥相比，并不十分悬殊。可是，到宋代，特别是南宋，情况就大不一样。前期所面对的女真军队，战斗力不比匈奴和突厥弱，因为汉化较深，他们已有了入主中原的雄心，所以不仅要掠夺财富，也要一步步地占领土地。金朝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分裂，也使南宋无隙可乘。南宋战马，主要来自两广，不仅数量少、质量差，而且距离前线路途遥远。南宋由于骑兵弱小，军队的机动性差，一旦发起对金、蒙的进攻，稍待时日，粮食和后勤补给就发生困难，只得被迫退兵，南宋军队几次北伐的失败，原因就在于此。故钱穆先生以为，在军事上，“国防资源问题”（主要指战马），“也是宋代一个最大的缺憾”。可是女真军队主要是骑兵，他们飚进飚出，疾如迅雷，又可以战养战，战斗力之强大不难想见。后期所面对的蒙古军，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军事力量更加强大，在这种情况下，南宋抗击蒙古的战争必然会以失败告终。

由此可见，南宋军事力量的弱小，既是相对的，也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如果仅以军事腐败、指挥无能这样简单化的解释，恐难以服人。

七、璀灿的南宋文化显示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

宋朝文化受到学界高度推崇。陈寅恪先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即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先生也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南宋是北宋的继续，上述两位先生的论断，对南宋也当作如是观。

在南宋，由于文禁不密，士人著书立说，并无太多禁忌。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对于文化的需求也更加旺盛。北方文化人陆续南下，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才能，或通过薪火相传，或与南方文化相交融，兼收并蓄，取长补短，从而造就了璀灿的南宋文化。中国文化的重心，也在此时转移到了南方，在此后的八百多年间，也从未遭到逆转。

南宋文化的繁荣，表现在多个方面。

一是北宋以来的新儒学，经过多种师传和演变，在南宋形成了主要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以吕祖谦、陈亮、叶适等浙东学人为代表的事功之学。他们在某些学术观点上虽不尽相同，常有论难质辩，但基本思想都同属于理学范畴。各个学派都热衷于宣扬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道德观和责任担当，将“忠君爱国”作为核心价值观。此时的儒家学者大多来自平民，他们大都具有较为强烈的民本思想。如果我们摒弃一批假道学家和腐儒不论，那些真正践行理学思想的士大夫和受理学思想熏陶的人们，在南宋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在治国安邦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后期抗击蒙元的战争中，更是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当然，在宋理宗将程朱理学（道学）奉为官方哲学以后，学习理学往往成为读书做官的敲门砖，一些理学家以及自以为信仰理学之人，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往往脱节。道学的一家独大，缺少了对立面，也使它的思想理论逐渐僵化，这是必须指出的。

二是学校教育的大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南宋与北宋一样，学校可分四种模式：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和私塾村校。在科举考试的推动下，上述学校在南宋都获得了蓬勃发展。别的姑且不论，就以与一般民众关系最为密切的各类私塾村校而言，数量大增，形式多样。不仅都城临安为国学、府学集中之地，就是各类私塾也十分发达，“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即使在穷山僻壤，也时闻读书之声。如新安（安徽龡县） 虽地处山区，“自井邑田野，以至于远山深谷，民居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对后世启蒙教学影响最大的教材《三字经》《千字文》，都撰于南宋。由于南宋读书人多，受到儒家思想熏陶的人也多，国民素质从整体而言，都要高于唐朝与北宋。

三是史学的空前繁荣，为后世研究宋代史提供了比较充足的史料。南宋知识分子关心本朝政治，对国家和民族有很强的责任感，不少人希望借助于史学研究，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以供统治集团借鉴。加之南宋读书应举的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对史书的需要量极大，许多人以著书立说、刻书卖书作为谋生的手段，这就推动了南宋史学的空前繁荣，流传下来的史学著作，尤其是本朝史，大大超过了北宋一代。北宋经过“靖康之变”以后，国史、实录、会要大量散失，如果没有南宋史学家的精心搜集和整理，就会给后人研究北宋史带来很大困难，正可谓功不可没。此外，南宋史学家治史态度严肃，考辨详瞻，并创立了纪事本末体、纲目体、学案体等新的史学体裁，推动了史学的进一步繁荣。总之，南宋在史学上的成就，也足以彪炳史册。

四是文学、艺术的杰出成就。在历史上，唐诗、宋词以它们灿烂多姿、高度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享誉中国古代文坛。就唐诗而言，它确实是唐朝文学的标志和瑰宝，是历史上的最高峰。但是，由于唐朝文化的普及不高，有条件从事文学创作的官僚士大夫和一般知识分子远不及宋朝之多，因此从作者人数和创作数量来看，宋诗并不在唐诗之下。我们只要对康煕四十四年（1705年）所编纂的《全唐诗》与上个世纪末出版的《全宋诗》作一比较，不难得出这个结论。故有学者指出：“其时唐诗之存世者，家不过二千余，篇不过四万八千九百余而已。今人《外编》，增益无多。非如宋诗作者，今日已可考知者不下九千人，倍四于《全唐诗》”。《全宋诗》所收诗作，超过20 万首，也“倍四于《全唐诗》”。虽然唐朝距今天比宋朝远，散失的诗文肯定比宋朝多，但即使如此，数量相差也不应该如此悬殊，由此足见宋诗之盛。而在宋诗中，南宋诗人和诗作又超过了北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宋文化的兴旺。

词是两宋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它在北宋开始繁荣，到了南宋，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刺激下，达到了鼎盛。据唐圭章先生所辑《全宋词》统计，在所收作家籍贯和时代可考的873 人中，北宋227 人，占26%；南宋646 人，占74%。后者约为前者的三倍。

此外，南宋的绘画、书法、雕塑、音乐、舞蹈、戏曲、考古和金石学等，也都有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方面，造船和航海技术、罗盘针的发明和应用、“火枪”“突火枪”和火炮的发明、法医学的肇始、医院始分科诊治、精确程度不亚于公历的《统天历》的制订、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积数求和的算法等，都足以彪炳史册。

综上所述，以往人们对南宋社会评价不高，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认为它作为一个偏安政权，国土狭小，军事力量不强，实在不值得称道。二是受到开国之君宋高宗的声名之累。这些都是缺乏对南宋历史的深入了解和受到义理史观的影响所致。实际上，宋高宗其人虽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他对创建南宋有功。正由于有南宋的存在，南方经济才获得了进一步的开发和繁荣； 正因为有南宋的存在，自北宋开创的宋韵文化，才能在南方获得传承和发展。人们的生活显得更加丰富多彩。他们的学术思想、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宗教节日、宴会社交、文化娱乐、琴棋书画，乃至体育、音乐、茶道、插花、焚香都丰富多彩，各具特色。宋韵文化，既使宋代士大夫和广大市民阶层享受到了较高的生活品质，也增强了他们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感情，产生了以岳飞、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人为代表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士大夫和将领。

南宋的外部环境虽然十分不利，造成军费开支浩繁，财政困难重重。但是，在一百多年的岁月里，由于统治者的作风比较开明，生活相对节俭，既能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又比较关心民生。因此，国内尚称和谐，没有大的民变，也很少发生与少数民族的战争。爱国家、爱民族成了全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在抗击金朝特别是蒙元的战争中，经常有英勇顽强、可歌可泣的表现，显示出巨大的文化软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军事力量的不足。

当然，南宋一朝的问题也不少，它除了存在着封建制度固有的历史局限性以外，在政策及施政上也有许多失误，特别是压抑武人太甚，对贪官污吏过于宽容，从而削弱了抵抗外敌入侵的能力，增加了劳动人民的苦难。但就总体而言，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朝代，也是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朝代。正确认识南宋的历史地位，可以破除以往认为南宋历史地位低下的错误认识，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即有利于人们充分认识宋韵文化之所以能在这个历史时期大发展、 大繁荣的原因； 有利于促进宋韵文化的研究、 学习和传承，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和道德情操，增强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忧患意识，增强文化自信，进一步提高文化软实力。

注释：

①参见王曾瑜《荒淫无道宋高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黄繁光：《梦回宋朝·序》，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③参见内藤虎次郎《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原载（日本）《历史与地理》第9 卷第5 号，1990年版。收入夏应元选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国史通论》，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④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原序》，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⑤李国文：《李国文说宋》，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第56页。

⑥有关高宗生平功过，请参见拙著《宋高宗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

⑦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篇卷二《旌忠庄》，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149页。

⑧郎瑛：《七修续稿》卷三《武穆不能恢复，秦桧再造南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标点本，第563页。

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八《宋季耻议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点校本，第164页。

⑩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卷二六《和议》，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第552～553页。

⑪参见刘子健《代序——略论南宋的重要性》，载黄宽重编著《南宋史研究集》，（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4页。

⑫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一《本朝五·中兴至今日人物上》，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第3162页。

⑬据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载：高宗晚年在德寿宫建“思堂”，落成日，与孝宗同宴。席间，孝宗问他，何以取名“思堂”？高宗回答道：“思秦桧也。”“由是秦氏之议少息”。大象出版社2012年《全宋笔记》本第6 编第10 册，第286页。

⑭房玄龄：《晋书》卷六十九《刘隗附孙波传》，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1840页。

⑮佚名：《宋史全文》卷二十中，绍兴八年十二月癸酉条，中华书局2016年点校本，第1564页；《宋史》卷四百零五《刘黻传》，第12248页。

⑯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六，绍兴五年闰二月丁未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点校本，第1453页；王明清：《挥麈余话》卷一《赵元镇责黄彦节》，上海书店出版社标点本，第211页。

⑰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第1页。

⑱葛金芳：《南宋手工业史》第四章《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造船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6页。

⑲胡榘：《宝庆四明志》卷六《市舶》，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本，第5054页。

⑳参见张家驹《张家驹史学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0～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