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生成逻辑、理论要点与时代价值

王国斌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治理明显改进。”[1]自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治理已大体经历了社会秩序的恢复与重建、社会稳定的充实与发展、社会和谐的维系与提升等几个特点显著的发展阶段。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社会治理”的概念，并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机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等四个层面对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提出了具体的新要求。之后，围绕社会治理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实践，形成了全新的社会治理思想。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重要论述和实践活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为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基本遵循。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全面系统梳理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对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生成逻辑

“任何哲学只不过是在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时代内容”[2]。恩格斯的这一论述告诉我们：任何一种论述的生成都是建基于前人思想基础之上，并结合所处的特定时代环境，再加以自身的理论见解，深入探索而成。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生成也不例外，追溯其思想的来源，既吸取了前人的优秀思想成果，又深深地扎根和回应了当今的现实社会。

（一）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

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明确提出过“社会治理”的概念，但不能因此而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中没有社会治理意蕴。事实上，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著作中，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多有论述，随处可见现在的社会治理概念影子，这些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重要理论源泉。一是倡导社会治理主体的广泛性。马克思认为，国家、市民社会、人民都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但在不同性质社会、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社会治理主体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在总结巴黎公社治理经验时，马克思指出“人民”即“工人阶级、农民和中等阶级”，所谓“人民治理”指的是人民主权、人民普选、人民监督、人民教育等。在人类社会进入最高形态共产主义社会时，将由自由人的联合体共同履行社会治理职能。也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一位社会成员都将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全面参与社会治理。二是指明社会治理目标的多重性。根据马克思的论述，社会治理的目标，至少包括首要目标和终极目标两个层面。一方面，社会治理的首要目标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马克思提出了“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3]的论断，认为到了那个时候，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了生产力高度发达，才能“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4]的情况发生，惠及所有人，包括社会各阶层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另一方面，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昭示了未来的社会组织形态，也就是“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三是社会治理是政治统治的基础。恩格斯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6]。这表明社会治理为政治统治奠定了社会基础，而政治统治则规定和保证了社会治理的有效实行。社会治理的失败将导致政治统治的崩溃，社会治理由于丧失了基本前提条件，也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这个角度而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社会治理的逻辑起点。四是确立人民治理主体地位。列宁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利来源于人民，由人民赋予，代表着人民，并且属于人民。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无产阶级政党在巩固新生政权和发展社会主义时，要十分注重“吸引劳动者，吸引贫民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7]。他还指出，不只在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过程，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激发人民主体意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不过，关于社会主义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亲身的实践和感性的经历，所以他们提出的观点都是涉及社会治理若干原则性的原理问题，是方法论。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也高度重视社会治理问题，提出过一系列真知灼见，并成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毛泽东认为多元主体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格局。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这样写道：“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8]。毛泽东的这一重要论述表明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两个基本的原则：一是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社会建设；二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时又需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可见，党委领导、社会协同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社会治理思想意蕴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便已显现出来。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经典作家社会治理思想的基础上，表达了诸多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社会治理思想。一是社会治理要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这就要求社会治理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为依归。胡锦涛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们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要求加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不断增进和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公平感和幸福感。二是强调社会治理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尽管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起点，但从一开始，其辐射力就不是仅局限于经济领域，所带来的是一场总体性的社会变动，包括理想信念、社会心态、价值观念等方面。邓小平指出，“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10]，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江泽民强调，“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11]。由此可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为我们党进行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三是社会治理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邓小平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是需要稳定。”[12]江泽民强调，“我们要善于统观全局，精心谋划，从整体上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内在关系”[13]。胡锦涛指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14]。这些论述要求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度统一起来，处理好改革、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思想正是在借鉴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只有学懂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领会了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心明眼亮，才能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15]。正是有了这样一种清晰认识，因而我们党在阐述社会治理问题时鲜明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理论精髓，并结合中国新的时代特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

（二）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社会治理文化的时代表达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治理思想。对此，西方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曾经对中国古代的社会治理经验给予高度评价。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事实也是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治理思想养料值得我们借鉴。一方面，中国古代社会治理思想。其一，关于社会关系思想。孔子用“仁”来概括良性的人际关系。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16]。荀子基于人性恶的假设，强调“分”才是良性人际关系的标志。墨子认为，建立良性的人际关系，需要遵循“兼爱”的思路，即“视人之身若其身”“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国若其国”[17]。其二，关于社会秩序思想。老子的社会理想内涵集中体现在其“小国寡民”思想当中，包括有限型政府、崇尚和平、崇尚幸福生活、崇尚社会关系的简单化等方面的内容。荀子用“群”来表述社会的本质特征，认为“人之生，不能无群”[18]。韩非子则是法治秩序思想的集大成者，在《韩非子·解老》《韩非子·六反》《韩非子·备内》《韩非子·饰邪》《韩非子·五蠢》等文章中较为详细的论述了法治的必要性、法治的社会功能、法治秩序的实现方式等方面的内容。其三，关于“大同”世界的思想。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著的《礼记》一书，其中的“大同”思想仍然延续至今，仍然是一种理想社会蓝图。其四，关于宗法关系思想。宗法关系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在《礼记》《诗经》中描述了大量的良性宗法关系。与此同时，在中国社会古代传统治理思想中也不乏具有社会治理意义的观点。比如，关于“仁政”思想。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9]，他希望当政者善待普天下的老人和儿童，这就与现代社会的普惠性福利有相似之处。又比如，关于民生思想。管仲的“顺民心”思想至今仍然重要的治国理念，他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20]。还比如，关于爱民和畏民的思想。西周时期，爱民思想就已有端倪。《国语·周语上》说，“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兹大”。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社会治理思想。其一，平等的社会关系观。与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家把伦理本位的社会关系神圣化相比，近代社会思想家都强调社会关系的平等的重要性。谭嗣同借用“仁”这一概念讨论平等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仁以通为第一义”，而“通之像为平等”。其二，民生思想。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家继承了古代社会思想家重视民生保障的传统，并将民生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孙中山以防止人民内部出现贫富分化为出发点，提出，“所以倡民生主义，就是因贫富不均”[21]。其三，民主思想。与中国古代社会治理思想的民本思想相比，近代社会思想家自觉地将民本思想发展成为民主思想。严复借鉴西方契约论思想，提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22]。为了尊民贵民，就必须予民自由、强民力、开民智、鼓民德。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23]“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2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强调要重视升平之世时社会进步所留下的成功经验，也非常重视衰乱之世时的社会动荡所留下的深刻教训。虽然因大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我国的传统文化存在一些糟粕，但其中的精华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继承、借鉴、利用和改造，进而发扬光大。可以说，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传承了中国优秀传统社会治理文化，并结合了时代特征而发展，是中国优秀传统社会治理文化的时代表达。

（三）问题意识：解决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的现实需要

任何一个概念的提出，一定都与其所处的现实发展环境密切相关。社会治理概念提出的现实原因就是我国当前“社会管理面临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传统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转变”[2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2010 年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人均GDP 也实现了快速提高，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新奇迹”。中国这辆“高速列车”只用了不到40 年的时间驶过了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数百年才走完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五化”重大变革之路也在短期内同时展开，谱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史诗。然而，西方发达国家曾经在不同历史阶段逐渐呈现的众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集中凸显。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与社会矛盾多发凸显期相互交织并存，社会管理领域面临着众多极为复杂的现实问题，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多发多样，利益诉求利益表达呈现新情况；流动人口及特殊人群管理与服务问题凸显；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公共安全领域事故时有发生；社会组织、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管理及服务问题显著；信息网络建设管理面临严峻挑战；等等。以上这些社会管理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如果“处理不当、解决不好，就会影响甚至干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26]。以上这些问题形成的原因是多元的，既有主观思维观念上的问题，也有体制机制上的问题；既有工作上不足带来的问题，也有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约带来的问题；既有我国长期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也有社会深刻变革造成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倒逼我们必须探寻变革社会管理之路，而实现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就是一条光明之路、胜利之路、必由之路。因而可以说，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生成是解决社会管理面临新情况新问题的现实需要。

二、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理论要点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国家治理的全局定位社会治理，并在社会治理目标、治理格局、治理途径等各方面展开探索和创新，形成了全新的社会治理思想，开启了推进社会治理的新阶段。

（一）从国家治理全局定位的社会治理地位的新认识

历史是连续的，也是分阶段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主题。十八大后，我国的国内外形势主要表现在：从国内来看，一是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及其衍生的矛盾与问题比较突出，又逢国际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处于关键转型期的中国经济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和挑战；二是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啃硬骨头”的关键阶段，改革的复杂性与艰巨程度加深；三是党内的腐败现象，所造成的社会影响非常恶劣，然而对党进行的全面反腐败斗争却杂音嚣嚣，党承受着双重压力与全新考验。从国际方面看，国际政治和社会形势复杂变幻。一些国家表现活跃，以各种理由在我国周边掀起波澜，或多个国家明里暗里合演闹剧，企图对中国进行围堵。国际国内各种矛盾和问题交叉纠结，总体形势错综复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并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可以说，这是在千头万绪之中寻找到了解决根本问题的关键点和突破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27]由这一科学界定，可以明白两点含义：其一，国家治理体系是一整套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它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六个方面构成；这六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既缺一不可，亦不能孤立存在。其二，国家治理能力即体现在运用这六方面制度来管理各项事务的水平与绩效上。据此可知，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是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28]。社会治理的好坏，不仅关乎人民的安居乐业，而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休戚相关。对社会治理的定位由“政府职责、职能”提升到“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的新高度，即从“国家治理体系”的战略高度来定位社会治理，既明确了社会治理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也更有利于人们拓展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思路与途径。

（二）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目标的新确立

十八大后，我们党开始突出社会治理主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社会治理”的概念，并明确提出了“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29]的社会治理目标。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30]，在社会领域，处理社会问题、社会事务上的管理与被管理、控制与被控制的思路，以及管理的手段、方法、制度等，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环境的新变化和人民群众的新要求。由此，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即是党回应实践、创新认识的新成果。

确立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双重目标，其重要意义在于：首先，强调社会和谐有序，这是保障人民安康幸福的基本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一切发展的基本前提。无数历史经验证明，如果发生社会混乱与动荡，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社会成员的安居乐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便都无从谈起。其次，党的十八大后更突出要让社会充满活力，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积极参与社会治理，这是最重要的力量源泉，是社会治理创新最值得挖掘的重要资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因此强调，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31]。再次，“充满活力”与“和谐有序”具有内在统一性。习近平形象地提到，“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32]。一方面，社会的和谐有序，可以增强社会成员的安全感与尊严感，这是解放和增加社会活力的基本及必要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社会充满活力，全体社会成员能够自觉、主动地参与社会事务，并发挥和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创造力，则可以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和谐有序的社会提供厚实的物质资源和精神保障。将二者统一起来作为社会治理的新目标，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化，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新运用和新发展。

（三）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33]。从“政府负责”变为“政府主导”，“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是十八大后我们党创新社会治理的最显著特点。理解和贯彻党的这一理论创新，应该强调以下几点：

首先，依靠人民群众是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毛泽东曾说过，“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34]。他还说，人心的向背，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凭借小米加步枪屡创战争奇迹，打败经过握有先进武器装备、在人力物力都占居压倒性优势的国民党部队，最终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便正是因为我们党坚持的是人民战争思想。如陈毅所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片战争废墟，是一穷二白的国情；此外，国内外反动势力扼杀新生中国的企图未改、破坏活动不停。在那样严峻的环境下，我们党领导人民白手起家搞建设，结果在不到30年时间里，基本完成了国家工业化、建立了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并修建了大量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如此伟大成就的取得，同样是广大人民群众努力奋斗的结果。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也是中国农民自下而上式的改革创新。在深刻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经验后，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指出，“只要我们党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35]。

其次，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潜能是取之不竭的。法国作家莫泊桑有一句名言：人是生活在希望之中的。心理学理论认为，人人都有需求，人类的基本需要是分层次地、从低级到高级逐级递升的。一般而言，人在生存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以后，就会产生社会化程度更高的对于安全的需求，继而再向尊重的、自我发展的及自我实现的需求等更高层次发展。从需求的内涵区分，人既有物质的需求，也有精神的需求。精神需求也是人的一种本能，它也需要寻求释放的机会。行为学理论认为，需求引发动机，动机产生行为，行为导致目标。从低级到高级、从物质到精神，人追求的目标越高，其才力就会发展得越快；而人们的不断向更高层次迈进的需求便成为驱使其行为的内源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让“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36]。因此，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并使其尽情释放自己人生之精彩的过程，也是为社会汇聚智慧和力量的过程。

第三，人民群众的潜能不会自动地、必然地释放出来。有研究发现，在缺乏激励的环境中，员工的潜力只会发挥出20%至30%，而在适宜的激励环境中，同样的员工却能发挥出其潜力的80%至90%。这一研究结论表明，人的潜能是不会自动地和必然地释放出来的。无论是从人性需要来考量，还是从一般经验来讲，人的潜能必须通过适宜的激励机制才能发挥出来。众所周知，中国农村改革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就立竿见影地解决了过去近30年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这即是由于克服了过去“吃大锅饭”的弊端，是制度的激励作用所致。再例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条件都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能够推翻三座大山，取得空前的革命胜利；在生活物资仍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能够取得巨大的建设成就，等等，则是由于我们党凝聚了广大人民群众最迫切的需求、最切身的利益而提出的理想目标所带来的激励。于当下的现实中，有众多英雄人物、或普通百姓，能够尽心尽力地为国家、他人服务，有的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自我道德的激励。综上可知，只有找准和满足人民需要，才能更好地发掘和汇聚人民群众的无限潜能。而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制度激励是重要的硬件手段，价值引导、文化教育和道德开发等，则是更加稳定和持久的软实力。

（四）多措并举、多管齐下的社会治理途径的新探索

毛泽东曾说过，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这里讲的“桥”或“船”，即是指完成任务的途径与方法。十八大后，党关于社会治理途径的新探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突出社会治理的“法制保障”。党的十八大在之前的“十六字”管理格局的基础上新增加了“法制保障”的内容，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作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37]。依法治国，所依的是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其要求就是要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活动一律都依照法律进行，决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在社会治理方面，即要求各主体履行治理职能时必须有法律的授权，各主体的社会治理职能边界和履职方式由法律确定，做到“无法律无行政”；另外，必须依法保障社会成员享有平等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和公平享有社会治理成果的权利。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型社会，庞大的社会群体、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加之社会治理所涉及的事务千头万绪，社会治理的难度、任务的复杂与艰巨自不待言。强调运用法治的手段，坚持贯彻公平正义、以人为本的法治精髓和要旨，既是当今现实的紧迫需要，也是与我们党的宗旨和基本理念完全相契合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因法治进步带来的人民群众逐步提升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证明了“依法治理”的特殊力量与魅力。

其二，坚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随着世界科技的飞速发展，科技已成为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科技为现代国家治理带来的新影响、新挑战也日益增上。在我国，无论是民生领域，还是网络媒体，因科技的发展和运用而带给人民群众的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深刻。尤其要重建人民的社会安全感与信任感，都需要有针对性强且行之有效的新办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是国之利器”，“全党全社会都要充分认识科技创新的巨大作用，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常抓不懈。”[38]他还指出，“建设网络强国，要有自己的技术，有过硬的技术。”[39]“十三五”规划则进一步提出，“科技政策与社会治理等政策的协同，形成目标一致、部门协作配合的政策合力，提高政策的系统性、可操作性”[40]。另外，特别还要注重运用大数据技术，通过推动各个领域的大数据创新运用，打造出精准治理、多方协作的社会治理新模式，进而“提高社会治理的精准性和有效性”[41]。总而言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科技创新上。”[42]这是十八大后创新社会治理的又一条新路。

其三，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社会信用缺失的弊害众所周知。“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一大重要举措，并辟出专门一章加以论述。其主要内容可以作下述几点来理解：一要建立健全信用信息管理制度。要科学制定信用信息管理标准、建立完善的信用代码制度，尤其强调要加强对信用信息主体的保护意识。二要强化信用信息共建共享。即要加强对各部门、各行业的信息系统建设，建设和完善国家整体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要把社会信用信息纳入法律轨道，并依法推进信用信息资源的共享。此外，还应克服“重网络轻数据”的惯性，避免信息孤岛现象。三要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比如，完善社会成员以及市场主体的信用记录，对失信行为进行跨部门联合惩戒，对守信者则提供实惠和便利化服务，此外，形成正面激励导向等。四要培育规范信用服务市场。

三、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时代价值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内容丰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同时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性，具有很强的时代价值。

（一）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的设定，对于未来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意义特别重大。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43]。因而可以说，在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程度直接反映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能力。“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44]社会治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目前，相比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45]，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受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惯性影响，国家治理中的制度设计缺少对现实社会全方位、立体化、多角度的分析研判，特别是缺乏在公权力的基础之上构建国家与社会协同共治的问题意识。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事实上是一种垂直的、全能型的、“单相回路”式的管理模式，政府是社会事务的唯一管理主体，在社会管理当中大包大揽，忽视了应该发挥包括广大社会组织以及人民群众在内的各个主体在社会建设当中的协同作用，最终导致国家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因缺乏群众基础而受负面影响。可以说，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必须正确对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此，党中央在深入认识把握社会建设规律的基础上，提出要从传统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转变，并从国家治理的整体视阈中对社会进行定位。以社会治理理念处理好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历来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根本问题。早在1920年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讨论建党问题时，就明确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指望，才知所趋附”[46]。可见，“旗帜”就是方向，就是理论指导，就是思想方针。当前，从理论上来看，指引新时代中国前行方向的旗帜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实践上讲，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7]，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引领着中华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方向。当前，我国在社会建设领域提出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实质上反映了治理体制从国家权力走向国家与社会协同，治理的价值追求从维护稳定走向维护民权，治理的手段从刚性管控走向民主法制。显然，这一系列社会治理的新知、新解，正是对社会建设规律的进一步认识与深化的结果，有效弥补了社会建设在社会治理领域的空白。又如社会治理理念的明确与情、理、法三者的结合统一，也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的管理方法提供有益借鉴。因此，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艰苦理论探索与努力实践的结果，有利于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三）有助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我们的执政基础是什么，是人民群众”[48]。“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得失在于人民群众是否信任和拥护。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执政之基、胜利之本。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一切工作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就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要经受住长期执政、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外部环境的考验，就必须始终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党的十八以来，为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在社会领域，着重强调要完善社会治理在保持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中的桥梁作用。传统的社会管理在处理社会问题、社会事务上采取的是管理与被管理、控制与被控制的思路，有时造成了民意表达渠道不顺畅、公共政策民意基础受阻等诸多困境，长此以往，势必削弱党的执政基础。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将社会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并明确表示要把“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49]。也就是说，执政党在社会治理当中必须以扩大社会和民众参与为价值取向，在全面服务社会、关怀社会和参与社会中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执政基础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

总之，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认识的新概括、新飞跃。这一思想必将指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进入一个新的更高阶段，国家治理实践必将焕发出新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