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加强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历史经验

佘 湘 王亚妮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和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强调要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确保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1］。延安时期，我们党从血与火的历史教训中深刻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大意义，对如何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总结提炼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持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以掌握思想教育统一意志，为加强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供思想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工人阶级争得解放的斗争是需要权威的，特别是在艰辛的战争年代，共产党要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党的中央机关要“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2］。否则，就像巴黎公社这样一次人类历史上的伟大革命尝试也要遭到灭亡。但是，中央怎样才能成为有权威性的机构并做到集中统一领导？恩格斯认为首要的条件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属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3］。毛泽东也指出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而执行“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4］是保证政治领导的基础。即“思想的统一……是达到组织统一的前提。这是真理”［5］。所以，延安时期特别重视思想建党，通过掌握思想领导来掌握一切领导，建立全党服从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首先，以思想教育为基本方法来克服、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破除妨碍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障碍。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保证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是革命成功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理。列宁也认为没有思想上的统一，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根本说不上统一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述的这些原理表明：在一个政党内，思想不统一，会“给予党内的‘派别’或‘流派’一定的自主性，让每一派在党领导单位内具备影响力，并承认分离的组织等”，也就是说，“思想意识的权力分散所引来的危险是导致分裂，社会主义政党就有过多次这种痛苦经验”［6］。毛泽东积中国革命20年的经验指出，为了迎接光明，就要加强我们的教育，就要做思想的准备，就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否则，“思想庞杂，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所以这个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那就难于应付时局困难，打起仗来，把延安失掉……‘诸子百家’就都会出来的”，“延安失掉了还没有什么，张家也要独立，王家也要独立，那就不得了”［7］。因此，思想统一、认识一致是维护中央权威和实现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必要基础。但要实现思想上的统一、认识上的一致又不是很容易的，需要掌握党内的思想问题，克服和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延安时期，影响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问题，一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残余，二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党内的侵袭。这些问题表现在个人与党的关系上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表现在局部与全体的关系上是宗派主义、本位主义，表现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是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独立主义、山头主义等。为此，我们党开展了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延安整风运动以及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地方主义、经验主义的斗争，着重从思想上解决这些问题，“反对不服从党的组织、不服从中央与上级的指示”［8］。通过这种全党全军范围内的思想教育，扫除了“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其中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的思想，而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9］，使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上形成了空前的统一。张鼎丞回忆说，这种“思想上的一致，带来了政治上的一致和组织上的一致。全党都团结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10］。

其次，确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夯实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基础。1941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强调要把思想教育作为政治局第一等的业务。全党普遍整风开展后，“学习二十二个文件在延安收到绝大效果”，这使他得出结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1］。任弼时认为过去我们党对这点注意不够，掌握思想领导很差。那么，如何掌握思想领导？就延安时期来说，首先得和旧的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作斗争，战胜它，克服它，排斥它。其次，在斗争的同时“必须充分地掌握住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着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12］。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立以来，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但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做法。一种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照搬照抄论”，一种是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合论”。延安时期，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第一，全党真正找到并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道路和基本方向。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13］第二，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经过理论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经验总结和思想教育，全党空前一致地认识到了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性，认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路线，从而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了。党的七大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写进了党章，并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思想一致和意志统一，这既是中央权威生成的重要来源，也为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以组织领导体制建构集中，为加强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供组织保证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权威“以服从为前提，以组织为基础”［14］。从组织理论来说，“组织可以被比喻为一个聚焦的棱镜，将分散的光线集合为强大的一束光线”［15］，从而集中能量去完成一个特定的目标。这便是组织与其领导者的力量来源，是组织能承担个人不能承担之任务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组织既是权威的来源，又可以凝聚力量，创建团结统一。

第一，恢复发展组织体系，建构权威基础。无论是权威还是集中统一领导，都必须以组织为基础。党的组织是党赖以存在、发展和完成使命的物质基础，也是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物质基础，没有组织上的扩大与巩固，没有健全的组织体系，一切都是空中楼阁。延安时期，从组织体系上来建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基础，是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的。首先，扩大与巩固党，建构党的组织的数量基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表现在组织上，就是“白区党的组织力量（除了北方与文化界还保存一点极小的力量外），差不多损失了十分之十，在苏区与红军方面则损失了十分之九的力量”［16］。所以，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后，在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中首先就提出了要为扩大和巩固共产党而斗争，即必须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把党变成伟大的群众党，反对组织发展中的关门主义倾向。抗战时期，针对组织力量落后于政治影响的状况，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1938年10月15日，张闻天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不仅阐述了党的组织工作的总路线，还强调“应大量的发展党、创立党。速度要快。量要多”［17］。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总任务和总目标，即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员队伍迅速发展，数量规模不断扩大。1938年党员人数达50多万，1940年达80万，1945年更是突破百万达到了121万。其次，建立全中国的党，建构党的组织的覆盖基础。内战结束，革命开启新阶段后，我们党很快就注意到了要在白区恢复和重建各地党的组织。因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健全的组织体系。所以，1937年5月8日，在苏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18］。10月，又强调必须使党“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19］，争取党在全国的公开地位，认为这会大大提高党的影响和威信。为此，张闻天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阐述组织工作时，把有计划地发展党员，建立支部，使党成为全国性的党作为党的中心任务之一。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对党的建设的经验进行了科学总结，明确提出了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党。这成为延安时期乃至革命战争阶段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的一个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这是就组织覆盖来讲的。再次，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建构党的组织的质量基础。党的组织不仅要有数量、覆盖面，更要有质量。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建设的一个大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20］，并强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21］。意思就是说要有质量、要有战斗力。怎样才能建立这样一个党？就必须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不断巩固党，比如审查党员成分、清除异己分子、给以思想教育、加强反奸斗争、提高纪律、加强团结等等，从而使党能够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下团结起来，成为坚固的有组织的整体。这样，就从数量、覆盖面和质量三个方面为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奠定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第二，完善组织领导关系，建构聚焦机制。权威范畴和领导范畴事实上主要反映的是一种关系。因此，完善的组织体系只不过是建构权威领导的一个基础和前提，但如果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这一组织与那一组织，特别是党政军民之间的组织领导关系不协调、不正常，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也很难实现。比如，长征途中张国焘公开成立第二“中央”与中央对立、分裂党组织的行为；全面抗战时期，王明在组织上对中央闹独立性、某些党部的同志对中央采取不尊重甚至是对立态度以及政府、军队和群团组织中一些同志不大愿意受党的政策的领导，等等。这些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状态、独立主义、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现象，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感到有必要从组织领导关系着手建设一个集中统一的党的必要。1938年，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就中央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确定了“中央集中统一全国党的领导”“地方党应养成服从中央、尊重中央与信任中央的领导的优良传统”的原则，同时规定“每一地方的一切党、政、军、民的工作的领导，均统一于当地最高党部，以提高党的威信”［22］。1941年，《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进一步强调要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个别党的组成部分与全党的关系，提出要“特别注意在今天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相信与服从中央的领导”［23］。1942年，《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针对领导关系中的不正常、不协调现象，对党与其他革命组织的关系和党内关系进行了规定与调整，核心的思想和原则是党领导一切其他组织以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党的各个部分服从党委、全党服从中央。这样，通过纵横两个方面加强了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第三，完善组织领导制度，实现一元化领导。莫里斯·迪韦尔热认为：“权威的概念揭示了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要素，即在一个集体中一般都有一些符合一定章法的角色系统，它使处于这种地位的人有权让处于其他地位的人服从自己，而后者也认为这样做是合法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权威都是制度性的。”［24］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也特别注重从组织领导制度上来建构党中央的权威和一元化领导。193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规则和纪律草案》规定，“任何政治局委员不得在党内党外对任何人发表任何与政治局决定相违反之意见，亦不得有任何与政治局决定相违反的行动”，“未得到中央政治局之委托，个人不能代表中央政治局名义或全党名义发表对内对外之文件”［25］，体现了党已经有意识地通过制度来维护中央权威。1938年，刘少奇在《党规党法的报告》中，指出除了政治思想上之统一外，还要从条文也就是制度上来保证党的团结和统一，特别强调要按民主集中制来建设我们的党，使一切领导集中于中央。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三部党规党法实际上也体现了这个思想。自此以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等制度均注意加强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最终，通过1942年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和1943年中央机构的调整及精简，以党中央为中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普遍地完满地建立起来了。特别是在1948年1月和4月，毛泽东先后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和《中共中央关于将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的指示》。根据这两个文件的指示精神，党内各方面的请示报告制度相继出台，从而建立起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实践和交流沟通机制，进一步从制度上完善和强化了党的一元化领导。

三、以党规党法保证服从，为加强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供纪律保障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深刻地指出，权威不仅以服从为前提，以组织为基础，还必须以强制为特征，亦即“党必须有统一的纲领和章程，有革命的权威。党内全体成员都必须服从党的一切决议，执行党的纪律”［26］，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才是集中统一的。领导科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相关研究也表明，寻求组织的服从有很多策略，如果说思想的教育、理性的说服、意识形态的认同、信念的内化是建构权威、保证集中和服从的“软策略”，那么组织的规则、群体的规范则是建构权威、保证集中和服从的“硬策略”［27］。延安时期加强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通过党内法规的建设来保证集中和服从。

首先，以政治纪律建设强化中央权威。政治纪律是党的纪律系列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其核心要领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坚决贯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执行中央决策部署。延安时期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形成的典型经验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以党内根本大法等党内法规建设来保证和加强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时期，毛泽东积20年党的斗争经验，得出了“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28］的结论，强调必须要以铁的纪律来保证路线的执行。秉持这一观点，他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应制定一种党规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张闻天在全会上作了组织问题的报告，报告强调，“地方党必须严格执行中央的政治路线、决议与决定，不得有任何反对中央的言论与行动……地方党部必须严格遵守党的铁的纪律”［29］。与之相对应，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党内法规作为党章之补充，明确规定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执行党中央之决议和指令、不得与党中央决定有任何违反。1945年，七大党章更是明文规定党内“不能容许有破坏党纪、向党闹独立性、小组织活动及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特别强调应对“不执行中央和上级组织的决议，及违反党章、党纪者”，给予处分［30］。第二，把无条件服从并迅速确切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决议作为衡量党员干部党性强弱的标准。1939年5月30日，中组部部长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提出了“共产党员的标准”，其中就把“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作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的标准。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更是把党性锻炼当作一个特殊问题提了出来，强调从中央委员到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增强党性锻炼，要把“相信与服从中央的领导”“更严格的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等作为纠正违反党性倾向的办法，并把遵守纪律、服从组织作为“测量党员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31］。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全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都服从党的中央，使我们的党成为坚固的整体，能够担负起当前的任务。

其次，以组织纪律建设保证“四个服从”。延安时期，张国焘从分裂党走向背叛党和项英、袁国平所犯错误的历史教训，以及党内存在的政治上自由行动、组织上自成系统、思想上个人主义等违反党性的行为，原因固然不一，但归根结底都是与党的纪律建设弱化有很大关系。组织纪律的核心是民主集中制。虽然党建立伊始就十分重视组织纪律建设，但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完备的行为规则的建立与突出强调却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积17年党的斗争经验，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四个服从”的基本原则。这“四个服从”的原则也得到了张闻天、刘少奇等人的阐发与强调。张闻天在全会的发言中把“四个服从”几乎等同于纪律的内容，刘少奇更是在《党规党法的报告》中强调要保证按民主集中制来建设我们的党，特别是把“全党服从中央”这一条解释得更加明确，即一切领导集中于党中央。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一旦确定下来就成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切行为规范的核心和贯穿党自身建设的一条主线。如整个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中心就是围绕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党中央领导、巩固党的团结而展开的；思想建设的中心就是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而斗争，为反对“不服从上级、不服从多数、不服从中央、将个人与党对立、个人超过了党（个人突出）、个人英雄主义（与民族英雄主义、群众英雄主义相区别的）这些错误的东西”［32］而斗争。党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也无不贯穿着这一条主线和这一中心思想。

四、以领导方法涵养权威，为加强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供方法保证

权威既源自于强制，也源自于自愿服从。领导方法或领导艺术在领导实践中也是塑造权威的一种有效途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倡导和实行科学的领导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为加强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首先，通过强化有关领导规则和领导程序来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规定：横向同级党政军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党应领导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等一切其它组织，中央代表机关及各级党委是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纵向上，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地委的决议、决定或指示，下级党政军民各组织均须无条件地执行。这样就从程序上把党的一元化领导落到了实处。194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区党委在今冬明春“要着重地注意培养所属各军区、各分区领导核心的建立”，要“将斯大林论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中的第九条（论建立领导核心）运用到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与地委的领导建立上去”［33］。到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主席并有最后决定之权。至此，各级领导核心的建立与事权更加统一与集中于中央的实现，标志着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得到了明显加强。1943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决定不仅强调要把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个条件的第九条中所说建立领导核心问题应用到一切大小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和农村中去，还指出对于任何工作任务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34］。这样，从程序上进一步保障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其次，通过科学的领导方法建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能够实现极其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忍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35］据此可见：第一，无产阶级政党正确的政治领导能够获得拥护、建构权威。因此，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要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首先就要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亦即实施正确的领导。而正确的领导又需要通过科学的领导方法来保证，也就是说，“领导方法很重要。要不犯错误，就要注意领导方法，加强领导”［36］。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检视并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提出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民主和集中等一系列科学的领导方法。这些科学的领导方法确保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党中央领导的正确，反过来又吸引了被领导者的拥护与追随，从而进一步建构了自身的权威与影响。相反，党的历史上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也证明了错误的、失败的领导不仅不能加强还会削弱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所以，刘少奇指出：“领导一元化就是建立核心领导，大家要承认，要服从这个一元化的领导，不要各搞各的。但是一个领导机关，你要决定得好，决定得正确才行，如果你领导得不好，这个一元化就化不起来。”［37］第二，先锋模范作用可以引导带动自愿服从。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多次指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要靠自己的模范作用才能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并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对共产党员要在民族战争中发挥哪些模范作用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与要求。周恩来的《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朱德的《关于练兵与带兵问题》都强调干部必须以身作则、领导者要起模范作用等。显然，他们都看到了领导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对于提高威信、涵养权威的巨大作用，也自觉地通过先锋模范作用来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总而言之，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重大建党原则，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和重要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凡是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得好，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38］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加强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所作的探索以及积累的宝贵经验，对于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