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华夏文明 彰显陇右特色
——《甘肃文化史》的书写价值

2023-01-10 23:55伏雪芹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 2022年6期
关键词:写本文化史甘肃

伏雪芹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兰州 730070)

关于文化史的研究目前有通史、断代史、区域史和专题史几种,通史类研究旨在梳理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历史演变、基本特征与基本规律;区域、断代和专题史研究,旨在呈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和纷繁鲜活的生命样态。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地域文化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甘肃文化史》就是一部地域文化史的典型之作。该书由伏俊琏、周奉真先生主编,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马世年教授组织,西北师范大学国学研究中心十余位学者共同编撰。本书虽然从特定的地域视角入手,但始终重视甘肃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内在联系与互动,所触及的皆是中华文化起源与发展的大问题。《甘肃文化史》不仅是一部彰显陇右特色的区域史著,也是一部立足地域视野为华夏文明探源溯流的专题史研究。

一、突破传统思维,革新地方史著的书写理念

作为地方文化史论著,《甘肃文化史》不同于以往的同类研究,既不限于历史发展线索的梳理,也不重在罗列介绍甘肃文化的各个方面。关于如何编写《甘肃文化史》,主编伏俊琏先生在引言中谈到:“写地方文化,要写出特色,把它放在中华文化的总体框架内予以考虑,不能拔高其份量和价值,在‘特色’中显示其与中华文化的共同特质。”[1]地方文化是有典型地域特色且个性鲜明的文化类型,要准确反映一个地方的历史和文化,需要用整体的思维和眼光关照地域文化。就甘肃文化史的研究来说,不能脱离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载体,必须把甘肃文化史的研究融入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之中,只有这样才能显示甘肃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特殊性地位。《甘肃文化史》在编写的过程中始终注意这一学理性问题,重视甘肃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内在联系与互动,不仅展现了甘肃文化自身的特征与风貌,也积极探讨甘肃文化之于中华文化乃至域外文化的关系、地位和作用。

遵从这一研究理念,全书选择甘肃古代优秀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以专题的形式分别从祖源、中西交流与融合、边疆及族群、学术思想及艺术成就四个层面详细剖析并阐述了这一颇具个性特征的文化系统。“史前文化”、“祖根文化”(董芬芬撰)和“周秦文化”(马世年、刘阳杰撰)是关于祖源文化的讨论,旨在追溯文明起源的早期迹象,揭示甘肃在华夏文明中的“源头性”地位,为助推华夏文明起源研究提供重要例证;“丝路文化”(郭令原撰)、“敦煌文化”(周奉真撰)、“写本文化”(伏俊琏、张存良撰)属于中西交流融合之文化,作为华夏文明发展与繁荣的见证,旨在揭示甘肃在东西文化交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长城文化”(郭令原撰)、“黄河文化”(张景平撰)、“民族文化”(杜志强撰)属于边疆及族群文化,旨在展示甘肃最具代表性和标识性的“文化名片”,呈现甘肃文化的不同侧面与独特魅力;“书法、绘画、音乐”(杜志强、杨晓军撰)与“陇右思想与学术”、“陇右文学”(冉耀兵撰)讨论了甘肃文化在学术思想与艺术成就方面的历史贡献。通过这十二个专题的讨论,不仅系统、立体地阐述了甘肃文化的地域特征与历史风貌,而且始终站在华夏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高度观照甘肃文化。“史前文化”、“祖根文化”、“周秦文化”、“丝路文化”、“敦煌文化”等,立足地域视角,为华夏文明探源溯流;“民族文化”从熔铸民族共同体的角度,讨论了甘肃多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长城文化”和“黄河文化”虽然属于区域层面的研究,但始终关注区域与整体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为重新发掘黄河文化和长城文化的精神内涵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即使是讨论甘肃古代的学术思想与艺术成就,也不忘观照同时期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大环境与整体发展情况,以此凸显陇右的地域风格与历史贡献。

要之,《甘肃文化史》革新了传统地方史著的书写理念,从中华文化的整体去观照地域文化研究,探讨甘肃文化作为个体与中华文化整体之间的关系,不仅展现了甘肃文化的地域特色,而且对其蕴含的中华文化基因及其承载的中华文化精神作了重点探讨,肯定了甘肃文化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做出的贡献,揭示了甘肃之于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地位。

二、立足地域视角,为华夏文明探源溯流

近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了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围绕中国文明历史研究的总体目标,持续推进、不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甘肃既是中华文化的起源地之一,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学勤先生在《仰望星宿——甘肃考古文化丛书·序》中指出“中国历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问和谜团,恐怕都不得不求解于甘肃”[2]。自上世纪初以来,发现于甘肃境内的诸多重大考古发现,成为推动华夏文明研究的强劲动力。《甘肃文化史》关于“祖源文化”的讨论,涉及甘肃的“史前文化”“祖根文化”和“周秦文化”,旨在追溯华夏文明起源的早期迹象,为助推华夏文明探源工程提供重要例证。

“史前文化”援引诸多考古研究成果,不仅力证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址遍及甘肃陇东、陇中和河西地区,而且详细介绍了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寺洼文化、辛店文化、沙井文化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这些考古发现彻底改写了中国和甘肃的史前史,例如大地湾一期文化解决了困扰学术界多年的彩陶起源问题,大地湾四期文化901号大型建筑,作为中国史前最早的殿堂建筑,成为文明起源的重要证据。“祖根文化”追溯伏羲、女娲、黄帝、炎帝、刑天、大禹等华夏始祖在陇原大地上的历史遗迹,神话传说、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三者之间的互证,为探索华夏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正如董芬芬教授所言,华夏始祖传说加上各种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我们有理由相信,甘肃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不得不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甘肃之于中华文化的特殊地位。“周秦文化”讨论了先周文化与早期秦文化在甘肃境内的历史遗存,指出周人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陇东的庆阳和平凉一带,在此发展完善了农耕文化,形成了礼乐制度的雏形;秦人至迟在其先祖非子时期就已居于西垂之地(今甘肃礼县),在此开疆拓土,并首次设郡县为地方行政建制。书中特别强调了周秦文化之于民族精神和国家制度层面的历史贡献,马世年、刘阳杰在书中指出周秦文化作为华夏文明最为重要的文化基因,其形成与发展离不开早期周人与秦人在甘肃地区的经历,这是甘肃之于华夏文明的独特贡献,也使甘肃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除了“探源”之外,《甘肃文化史》也注重“溯流”,“丝路文化”和“敦煌文化”着重讨论了甘肃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为促进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所做出的历史贡献。“丝路文化”和“敦煌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华夏文明与外来文化交流融合、走向世界的重要见证。“丝路文化”从中西交通、商业贸易、思想文化以及丝绸之路上的历史遗存等多个方面,再现了东西文化交流的盛况。郭令原教授不仅详细梳理了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而且还使用了大量的简牍文献,如书中所举悬泉汉简关于西域国家人员往来的记载、居延汉简关于河西农业生产情况的记载、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的《仪礼》简、王杖简和《王杖诏令册》等,不仅真实反映了汉王朝与西域国家之间的往来情况,同时也说明中原的农耕生产方式、礼仪文化和生活观念已经推行至西域地区,对考察丝路交流与两汉中外关系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敦煌文化是东西文明交汇的重要成果和见证,周奉真先在书中对敦煌文化有全面深入的论述,涉及敦煌文化的概念界定、文化内涵、内容及表现形式、敦煌学的学科特点与国际意义等内容,旨在揭示不同文明、民族和宗教在敦煌的交汇与融合,展现敦煌在东西文明交流中的特殊地位。书中首先对“敦煌文化”的概念作了界定:“敦煌文化是人们在敦煌地区创造的具有多元共生与交融特征的文化,包括艺术、宗教、文学、教育、科技、学术、社会生活等在内的物质和精神产品。”[1]对敦煌文化的创造者、地理区间、内容及物质和精神表现形式都有新的界定。此外,书中还高度概括了敦煌文化的内涵与精神品性,指出敦煌文化融汇了多民族多地域的文化,“各种不同文化价值体系在敦煌能够和谐相处,展示了敦煌文化的自信、自由、开放和包容并蓄的胸怀,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华文化特点的多元一体、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1]再者,书中对敦煌文化的内容也有更为详细的论述,特别强调了敦煌文化反映社会生活和“大众文化”的内容,认为“大众化”和“庶民化”是敦煌文化独特鲜明的个性,书中利用敦煌文书中的社邑文书、书仪文书、户籍资料、契约文书等各种公私文书,鲜活具体地展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情状,反映了古代敦煌地区鲜活的社会生活和庶民文化。

三、引领学术前沿,开拓文化史研究之新视域

《甘肃文化史》专门列有《甘肃古代的写本文化》一章,从写本学的角度重新审视甘肃境内留存的文字文物,发掘其中的社会生活史料价值,旨在从“写本学”的视角揭示甘肃文化的独特个性,为地域文化史的书写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域。甘肃境内保存了写本时期各个阶段的数量甚多的写本实物,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地方文化史论著从写本学的视角讨论地域文化,在学界也是前所未有的。甘肃的写本主要以简牍写本和纸写本为主,“均为各种社会活动的原始记录,也是人们当时思想、行为、行动的原始凭证”[3],未经意识形态和精英阶层的筛选和改写,记录并保存了很多传世典籍中没有的官府文书、寺院档案和中下层民众的生活应用文和宗教应用文,对考察甘肃文化及其地域特色有重要的参考和补充价值。《甘肃文化史》不仅详细介绍了甘肃简牍写本和敦煌写本的出土情况、形制特征、文书类别及其文献价值,而且还积极发掘甘肃写本的社会生活史料价值。

以书中论及的佛教写经、文学写本和其他社会文化写本为例。敦煌写经作为写本时代的产物,保存了佛籍翻译初期的面貌,还保存了不少古佚经和一些珍贵的佛教史料。比如早期禅宗的史料,民间佛教教团以及僧尼的生活情况,当时敦煌普通民众与佛教的关系等。从写本学的角度看,敦煌写经还保存了中古时期经典抄写的格式、程序等诸多前人未见的现象。敦煌的世俗写本更是如此,它们记录社会生活的角度和方式更加多样化,像契约、借条、书仪、书信、账簿、刻本、转帖等,这些生活实用文书虽然杂芜琐碎,但反而愈能显露生活本身的真实性,立体动态地展示了当时民众的生活情景。比如通过大量的契约,我们不仅阅读到当时文本的内容,更难能可贵的是它们呈现了当时民众签定契约的庄严仪式,这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诚信精神的体现。而敦煌的文学写本,是中古时期普通民众文学生活的真实体现。与传统的精英文学不同,敦煌文学基本是由社会中下层民众创作的原生态文学,普通民众运用文学并不将其作为案头读物,而是作为生活及其各类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常直接、立体地还原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场景。书中还特别提到社会中下层民众的抄本,讨论了敦煌文书中的“杂抄”现象,认为杂抄写本非常直观、具象地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写本的创作情境,正如书中所说,“它们提供了一个个文化世界,让我们挖掘蕴含其中的生活情境、历史事件,使我们能够‘身历其境’;一个写本就是一个社会生活场景,就是一篇文化史、心灵史”[1],是我们了解当时普通民众文化生活弥足珍贵的资料。以写本学的研究视角重新审视敦煌文书,不仅可以深入挖掘其中的社会生活史料价值,而且可以进而揭示敦煌文化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独特个性,即典型的世俗性和庶民性文化。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论及区别于精英文化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4],未经精英阶层有意识地整理和阐释的敦煌写经,反映的正是社会中下层民众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展现的是古代敦煌地区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这是甘肃写本文化的独特之处,也是从写本学的角度研究甘肃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四、对甘肃文化研究的补充与推进

按照全书的编纂要求,《甘肃文化史》是一部向读者比较精准稳妥地讲述甘肃文化的读物,追求的是学界的共识,为避免争议尽量作平实的写作。但本书的作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耕耘多年,对甘肃文化的相关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在全面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甘肃文化史的研究有新的补充和推进。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虽然从特定的地域视角入手,但所触及的皆是中华文化起源与发展的大问题,得出的结论和认识也很有现实启示意义,这既是作者学养的体现,也是甘肃文化的魅力所在。

以敦煌文化为例,季羡林先生曾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5]这一观点高度概括了敦煌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是对敦煌文化研究的一大理论贡献。此后论及敦煌文化者,都绕不开这一理论,但很少有学者具体阐释四大文明以及不同民族和宗教文化在敦煌的交流与融合。周奉真先生依据传世文献并结合历史遗迹、实物证据、出土文物与文献兼及思想、宗教与民俗,详细阐述了中原传统文化、印度佛教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在敦煌的文化遗存,不仅从传世文献、敦煌文书、敦煌简牍和藏经洞文献中仔细寻找其文明交汇的证据,同时也积极探讨敦煌壁画、敦煌石窟、出土器物等文化遗产中的外来文化元素,进一步揭示了四大文明在敦煌交汇融合的历史事实。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学界甚少关注伊斯兰文化在敦煌的交往行迹,缺乏深入的研究。对此,书中专门讨论了伊斯兰文化在敦煌的遗存,指出敦煌地区的伊斯兰文化元素主要以环形联珠纹饰为典型代表的萨珊艺术风格为主,而莫高窟壁画和出土器物中发现的环形联珠纹饰,正是敦煌文化与伊斯兰文化进行交流的记录和见证。探究四大文明在敦煌的交往行迹,总结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经验,既是对敦煌文化研究的补充与推进,也对当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书中指出各种不同文化价值体系在敦煌能够和谐相处,展示了敦煌文化的自信、自由、开放和包容的胸怀,并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华文化特点的多元一体的敦煌文化,同时敦煌的开放包容又在兼容并蓄中丰富、壮大了自己,成为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典范。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今天,敦煌文化所具备的多元并存、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世界性品格,对于中外关系以及中外文化交流而言,仍然具有指导性的借鉴意义,对“一带一路”建设也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这正是敦煌文化的魅力所在。

除敦煌文化以外,其他专题对甘肃文化的研究也都有一定程度的补充和推进。“民族文化”从熔铸民族共同体的视角出发,讨论了甘肃19个民族的地域分布、发展历史及其文化概况,丰富、立体地呈现了甘肃民族文化的历史样貌。“丝路文化”结合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补充了“前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情况,展现了史前时期甘肃境内的东西文化交流情况。“长城文化”结合最新的普查结果,详细介绍了甘肃段长城的走势、建筑过程、建造特点和遗址留存情况,并着力探讨了长城文化、长城品格在陇右地区积淀凝结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作为长城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甘肃段长城既是中华民族团结融合的标志,又是保护和支撑丝绸之路的重要角色,值得进一步深入发掘其长城元素与文化内涵,为保护传承长城文化做出甘肃贡献。此外,《甘肃文化史》首次将“黄河文化”作为甘肃文化的重要单元做专题研究,详细梳理了甘肃人民以治水事业为核心而展开的一系列的文化创造活动,强调了甘肃人民对黄河文化的创新和贡献,这对黄河文化和甘肃文化研究而言,都是重要的补充与推进。再者,《甘肃文化史》对古代甘肃的书法、绘画、音乐、文学和学术思想也有非常详尽的介绍,尤其是陇右文学与学术思想部分,详细梳理了先秦至明清的陇右文学与学术思想的发展情况,资料性与学术性兼备,对甘肃文化史研究也有重要的补充。

总之,《甘肃文化史》突破传统地方史著的研究思路和书写模式,以专题的形式讨论并呈现了甘肃文化的地域特征与历史风貌。既站在华夏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高度观照甘肃的地域文化,为华夏文明探源溯流,同时也立足地域视角和区域层面,充分展示并阐述了甘肃最具代表性和标识性的历史文化现象,呈现了甘肃文化的不同侧面与独特魅力。在具体的研究中,资料性与学术性兼备,重视开发利用各类史料文献,对材料的使用、处理和解读都极具学术眼光。我们相信,其文化意义与学术价值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被学界所重视。

猜你喜欢
写本文化史甘肃
伏俊琏著《敦煌文学写本研究》出版
主持人语
写本和写本学
行走甘肃
甘肃卷
大美甘肃,我们来了
甘肃卷
Clear cell sarcoma in unusual sites mimicking metastatic melanoma
日本“自写本”汉字音训研究——以日本国宝岩崎本《宪法十七条》第二条为主
宋代类书中的博物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