泼寒胡戏被禁原因再探
——以夷夏观为视角

刘 海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李唐开国带有明显的胡族色彩，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开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引《朱子语类》“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指出“种族与文化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问题关键之所在”[1]183。陈寅恪的论述一语中的，李唐王朝在政治策略、文化取向等方面表现了明显的胡族色彩，音乐领域表现为西域胡乐盛行。岑仲勉指出：“唐代音乐大体为西域化……西域之乐，常与舞相配合，故唐世亦盛行乐舞。”[2]582泼寒胡戏是由西域传入的戏种，在李唐一朝经历了由统治阶层争相观赏到皇帝下令禁止的过程。如陈寅恪在前文所言，“种族与文化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问题关键之所在”，泼寒胡戏在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猝然被禁一事同样是种族、文化等因素共同叠加的结果。

学界对泼寒胡戏被禁原因的探讨较为集中，多是基于唐代的奏疏内容或禁令诏文进行文字信息分析。如赵望秦认为，出于政治原因，泼寒胡戏客观上“妨于政要”，成为威胁皇位安全的隐患，故而不得不果断地予以禁止[3]。陈海涛认为，泼寒胡戏被禁是异域文化进入中原后不进行本土化改造的必然结果[4]。李建华从唐玄宗朝胡汉关系、张说本人思想主张转变、唐玄宗军事策略转变3方面阐发泼寒胡戏被禁原因[5]。前人研究立足于传世史料，从政治策略、文化传播、胡汉对立等方面分析泼寒胡戏被禁，论断颇具说服力，但仍有可供探讨的余地，现试对泼寒胡戏被禁一事再探讨。

1 泼寒胡戏被禁的文本分析

泼寒胡戏首现于《周书》。“甲子，还宫。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宫人内外命妇，大列妓乐，又纵胡人乞寒，用水浇沃为戏乐。”[6]122以水浇沃为乐是泼寒胡戏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且深受唐朝统治上层喜爱，在唐中宗、睿宗朝甚为兴盛。开元元年(713年)十二月己亥，唐玄宗下诏禁断泼寒胡戏。《新唐书》载：“十二月庚寅，大赦，改元，赐内外官勋。改中书省为紫微省，门下省为黄门省，侍中为监。甲午，吐蕃请和。己亥，禁泼寒胡戏。”[7]122自此，泼寒胡戏在正史记载中消失。学界前贤关于泼寒胡戏被禁的论断颇有说服力，就所利用史料而言，有4则成文于泼寒胡戏被禁前且论证泼寒胡戏应被禁绝的史料是讨论此问题的核心与关键，即吕元泰的《陈时政疏》、韩朝宗的《谏作乞寒胡戏表》、唐玄宗的《禁断腊月乞寒敕》、张说的《谏泼寒戏疏》。深入分析这些材料的文本，有助于把握泼寒胡戏被禁断前的细节。首先，需要关注的是，所引材料是否可信？吕元泰的《陈时政疏》、韩朝宗的《谏作乞寒胡戏表》、张说的《谏泼寒戏疏》见于两《唐书》，且皆存于《全唐文》，唐玄宗的《禁断腊月乞寒敕》见于《唐大诏令集》。比对《唐书》《全唐文》中关于泼寒胡戏的记载，《全唐文》所载更为详尽，但同《唐书》所记并无相悖之处，故两类文本当属同一史源，其记载大致可信。基于相关史料大致可信的前提下，现将以上4则史料摘录如下：

时又有清源尉吕元泰，亦上书言时政曰：“……比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胡服，名曰‘苏莫遮’。旗鼓相当，军阵势也；腾逐喧噪，战争象也；锦绣夸竞，害女工也；督敛贫弱，伤政体也；胡服相欢，非雅乐也；浑脱为号，非美名也。安可以礼义之朝，法胡虏之俗？《诗》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则。’非先王之礼乐而示则于四方，臣所未谕。《书》：‘曰谋，时寒若。’何必臝形体，灌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焉？”[7]4276-4277

朝宗初历左拾遗。睿宗诏作乞寒胡戏，谏曰：“昔辛有过伊川，见被发而祭，知其必戎。今乞寒胡非古不法，无乃为狄？又道路藉藉，咸言皇太子微服观之。且匈奴在邸，刺客卒发，大忧不测，白龙鱼服，深可畏也。况天象变见，疫疠相仍，厌兵助阴，是谓无益。”帝称善，特赐中上考[7]4273。

(张)说上疏曰：“韩宣适鲁，见周礼而叹；孔子会齐，数倡优之罪。列国如此，况天朝乎？今四夷请和，使者入谒，当接以礼乐，示以兵威，虽曰戎夷，不可轻也。焉知无驹支之辩，由余之贤哉？且乞寒泼胡，未闻典故，裸体跳足，汩泥挥水，盛德何观焉？恐非干羽柔远、樽俎折冲之道。”[7]4407

敕：腊月乞寒，外蕃所出，渐浸成俗，因循已久。至使乘肥衣轻，俱非法服，阗城溢陌，深点华风。朕思革颓弊，反于淳朴。……况妨于政要，取紊礼经。习而行之，将何以训！自今以后，即宜禁断[8]565。

吕元泰所作《陈时政疏》包含数条谏言，在主张不作泼寒胡戏前，对浑脱、苏莫遮之舞作了细致描写，以致后世将泼寒胡戏同浑脱、苏莫遮混为一谈，此非本文探讨要点，故暂搁置不论。吕元泰在论证泼寒胡戏的不必要时，举《尚书·洪范》“谋时寒若”之典故，认为，君主能谋则时寒顺之，不必作乞寒之戏。联系其上奏前文，吕元泰的观点在于，泼寒胡戏等一类胡俗不足为礼仪之邦的唐效仿，且君主若能施展雄才大略，风雨阴晴自会顺应规律变化，不须作泼寒胡戏乞求。韩朝宗上奏《谏作乞寒胡戏表》劝诫唐睿宗不举办乞寒胡戏，原因有三：泼寒胡戏源于胡俗，表演泼寒胡戏同中国之礼法相违；泼寒胡戏表演人员混杂，对观看的帝室成员具有威胁性；举行泼寒胡戏并不能取得水汽袭来的结果。张说的《谏泼寒戏疏》从礼乐角度阐发，认为泼寒胡戏的表演形式粗鄙，有违华夏待客之道。唐玄宗的《禁断腊月乞寒敕》从官方政令的角度将泼寒胡戏被禁原因归于不合乎华夏风俗，妨碍了盛唐礼法的施行。

爬梳以上4则史料，可以看到地方臣子、中枢大臣、统治者关于泼寒胡戏被禁原因不尽相同，上疏者各有考量，但从中宗朝的地方臣子上奏到睿宗朝中枢官员的关注再到玄宗朝的官方禁绝，恰是传统夷夏观在政治上的表现。

2 夷夏观视野下泼寒胡戏被禁原因再探

泼寒胡戏传入中国，最初以裸身跳跃、洒水乞寒的表演形式出现于节庆活动。两《唐书》多次记载了帝王观看泼寒胡戏：

壬午，皇帝、皇后亲谒太庙，告受徽号之意，大赦天下，赐酺三日。己丑，御洛城南门楼观泼寒胡戏[9]141。

是月幸骊山。乙巳，至自温汤。乙酉，令诸司长官向醴泉坊看泼胡王乞寒戏[9]149。

壬寅，大赦，赐文武官阶、勋、爵，民酺三日。……十二月丁未，作泼寒胡戏[7]118。

皇帝于多种场合观赏泼寒胡戏，且要求各部官员一同观看，可见兴盛。唐玄宗亦是泼寒胡戏的爱好者。前文所引韩朝宗的《谏作乞寒胡戏表》中有“道路藉藉，咸言皇太子微服观之”之语，此处皇太子所指代的正是唐玄宗。在中宗、睿宗朝兴盛的泼寒胡戏在玄宗朝猝然禁绝，若归结于皇帝个人喜好，则失之偏颇。需跳脱固有的认知模式，以宏观的视野重新思考泼寒胡戏的被禁断原因。

2.1 夷夏观念

夷夏观念是泼寒胡戏被禁的直接原因。夷夏观是古人对中原华夏和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一种认识，主要以“华夷之辨”“夷夏之防”为主要内容。中原地区在地理环境、农业生产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与周边民族的风土人情、血统、面貌差异明显，加之夷狄时常入侵中原、中原不断攘夷扩张，在中原地区礼乐文化的长期浸透下，“夷”“夏”逐渐成为两种文化的符号，不断强化夷夏之别，孔子有“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感叹。有了概念上的区分，在现实利益冲突的基础上， “华夷之辨”演化为“夷夏之防”。及至唐代，夷夏之防更激烈。如隋唐之际的佛道之争便带有夷夏之防的观念，反对佛教传入的士子将夷夏之防作为立论要点。《旧唐书》载：“(傅)奕上疏请除去释教，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9]2715同理，接受儒家礼乐制度熏陶的士人臣子基于自身认知，认为这种胡俗表演形式有伤风化，有违礼仪之邦的大国形象。故唐玄宗在身为皇太子之际观赏此戏，但成为一国之君后，以“妨于政要，取紊礼经”的理由禁断。

2.2 唐蕃军事战略调整

唐玄宗对吐蕃军事策略调整是泼寒胡戏被禁的又一原因。泼寒胡戏的被禁与唐玄宗即位前后的政治局势密不可分。《旧唐书》载：“自则天末年，季冬为泼寒胡戏，中宗尝御楼以观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戏。”可见，泼寒胡戏是寒冬之时鼓舞乞寒的风俗，同时还有接待蕃夷的政治任务。张说在《谏泼寒戏疏》中说：“今四夷请和，使者入谒，当接以礼乐，示以兵威，虽曰戎夷，不可轻也。”由此推之，在唐玄宗继位前的中宗、睿宗朝，曾有数次以泼寒胡戏接待四夷使者。而泼寒胡戏自西域传入，以西域之风俗接待高丽、靺鞨使者似有不妥，以西域胡俗接待西域使者更符合“华夷之辨”的动机，凸显衣冠上国与西域蛮夷的区别，则受众当为回纥、吐蕃等西域诸国。

比对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的具体内容，泼寒胡戏被禁前吐蕃请和的材料值得重视。据《旧唐书》载：“开元元年十二月己亥，禁断泼寒胡戏。”[9]172《新唐书》载：“甲午，吐蕃请和。己亥，禁泼寒胡戏。”[7]122《资治通鉴》载：“甲午，吐蕃遣其大臣来求和。”[10]6810《新唐书》《资治通鉴》皆载有吐蕃请和一事，唯独《旧唐书》不载，《新唐书》修撰过程中参阅唐朝史官实录、唐人笔记，记载内容较《旧唐书》更丰富，故有“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的特点。《资治通鉴》舍弃《旧唐书》而依从《新唐书》之记载，可见在己亥日泼寒胡戏被禁前，甲午日吐蕃请和一事当为事实。

依唐睿宗朝故事，当以泼寒胡戏接待吐蕃使者，故可推测，甲午日吐蕃请和后当举行有泼寒胡戏的庆祝活动。而后在己亥日，唐玄宗以胡俗不合礼法为由下诏禁断泼寒胡戏。限于史料匮乏，甲午日吐蕃请和的细节、甲午日至己亥日发生了何事无从考究，但由唐与吐蕃前后关系可推一二。《新唐书》载：“中宗景龙二年……吐蕃外虽和而阴衔怒，即厚饷矩……自是虏益张雄，易入寇。”[7]6081唐中宗朝虽以金城公主与吐蕃和亲，但二者关系仍以战争为主，吐蕃侵华、唐击吐蕃、吐蕃请和成为二者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而此种动态变化的民族关系反映的恰是夷夏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罗炳良指出，当以汉族贵族为主建立统治政权及其与少数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候，“夷夏观”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宣扬“夷夏之防”“华夷之辨”的观念；而当少数民族建立统治政权及其与汉族矛盾缓和的时候，“夷夏观”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宣扬“用夏变夷”“天下一家”的观念[11]。此言可谓贴切。

7世纪后期，吐蕃势力扩张，对唐西部疆域构成威胁，唐玄宗继位后亟需解决，泼寒胡戏被禁可视作他对唐蕃关系的军事策略调整的信号。《新唐书·吐蕃传》载：“玄宗开元二年，……坌达延将兵十万寇临洮，入攻兰、渭，掠监马。……帝怒，下诏自将讨之。……诏紫微舍人倪若水临按军实战功，且吊祭战亡士，敕州县并瘗吐蕃露胔。”[7]6081-6082开元二年(714年)，唐与吐蕃再次陷入战争，唐玄宗“自将讨之”。态度同唐中宗、唐睿宗不同，正是唐玄宗军事策略变化的实证，侧面反映了实力变化后“夷夏之防”观念的兴盛，而这正是泼寒胡戏被禁的原因所在。

2.3 唐玄宗政治政策转向

禁断泼寒胡戏是唐玄宗政治政策转向的表现。唐玄宗朝政治政策表现了摒弃武周政策的特点，且诸多措施与太宗朝政策契合。《资治通鉴》载：“晋陵尉杨相如上疏言时政，……隋氏纵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愿陛下详择之！……爱其忤以收忠贤，恶其顺以去佞邪，则太宗太平之业，将何远哉！……上览而善之。”[10]6799晋陵尉杨相如劝诫唐玄宗效仿唐太宗在位的举措，唐玄宗“览而善之”的态度反映了对“贞观故事”的认同。

与此相对，唐玄宗对武周时期的“则天故事”进行扬弃。据《资治通鉴》载：“中宗以来，贵戚争营佛寺，奏度人为僧，兼以伪妄……丙寅，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以伪妄还俗者万二千余人。”[10]6813“毁天枢，发匠熔其铜铁，历月不尽。先是，韦后亦于天街作石台，高数丈，以颂功德，至是并毁之。”[10]6817可见，唐玄宗在政治风气、宗教政策等方面表现了弃“则天故事”的特点。前已提及，泼寒胡戏在唐代兴盛于武则天主政之际，数次出现于中宗、睿宗朝的史料，由此，禁断泼寒胡戏更有政治宣示的意味，昭示唐玄宗朝不同于前朝的政治风向。

此外，禁断泼寒胡戏在夷夏观上趋同唐太宗朝“贞观故事”。罗志田指出，夷夏之辨的开放与封闭，犹如钱币之两面，共存而成一体。历代凡盛朝则多发挥其开放性，到夷势胜于夏或夷夏势均力敌时，往往强调其封闭性[12]。唐太宗所谓“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10]6360表现了天下一家、夷变为夏的开放性夷夏观，而中宗、睿宗朝倾向于重视夷夏之防的封闭性夷夏观。泼寒胡戏于该时期的兴盛更像是展示其为礼仪之邦而西域诸国为蛮夷之国，具有强化夷夏之别的政治作用。唐玄宗依从“贞观故事”，在民族问题上遵从太宗朝“天下一家”的夷夏观，泼寒胡戏显然不适合其治国理念，故而禁绝。

3 结束语

泼寒胡戏于武则天时期兴起，在中宗、睿宗朝成为朝廷接待四夷使者的表演节目，于玄宗朝猝然被禁。泼寒胡戏在唐代的兴衰折射了唐代政治局势的演变及唐同周边民族关系的变化。唐玄宗军事战略调整、政治政策转向、国民层面的夷夏观共同促成了泼寒胡戏的禁绝。

首先，不论是奏疏，亦或敕文，都体现了夷夏之防观念深入人心。其次，7世纪吐蕃势力的扩张，唐蕃关系紧张，唐玄宗以禁绝泼寒胡戏作为军事策略调整的信号，同样有儒家夷夏观的影子，既强调夷夏有别，又主张攘夷征伐，亦即罗志田所言“为达天下一家而用武”的开放性夷夏观。最后，唐玄宗政治政策是弃“则天故事”而依“贞观故事”转向，禁断泼寒胡戏既是反“则天故事”之行为，又同太宗朝的开放性夷夏观契合。泼寒胡戏最终以“妨于政要，取紊礼经”的缘由被禁止，出现于《禁断腊月乞寒敕》的敕文禁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