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报刊对祈雨的态度与认知
——以《苏州明报》为例

弓 楷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

中国古代社会，面对旱灾，官方、民间会举行祈雨活动。苏州祈雨活动盛行，一般在龙王庙、观音庙、城隍庙、其他神灵和已故乡贤名宦的祠庙进行[1]。祈雨作为传统文化模式延续至民国时期。报刊作为知识分子发表言论的主要阵地，多次表明态度与认知。目前，学界关于民国时期报刊对祈雨的态度与认知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报刊对祈雨进行猛烈批判，并宣传科学知识和倡导社会改良[2-3]；报刊对祈雨除了批判之外，还有理解和深入思考[4-5]。但学界未全面、系统分析报刊对祈雨持不同态度的原因、消解祈雨的建议。有鉴于此，笔者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察民国时期在苏州有重要影响的《苏州明报》对祈雨的态度及其原因，着重分析《苏州明报》消解祈雨的建议，进而探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1 对祈雨的批判及其原因

1.1 对祈雨的批判

民国时期，每逢旱灾，苏州地方官员、士绅、商人、普通民众就会投入祈雨活动。知识分子通过《苏州明报》批判祈雨活动，主要针对参与者。

1) 地方官员。1926年，苏州入春后久旱不雨。江苏省长陈陶遗训令吴县张知事“设法虔祷，以迓天和”[6]。5月4日，苏州警察厅李厅长、吴县张知事在苏州府城隍庙内设坛祈祷、延僧道建醮，并“每日早晚两次，率属诣坛虔诚拈香”[7]。6月2日，张知事委派警佐惠而濬前往光福镇迎请铜观音，“设坛建醮，拈香祈雨”[8]。10日，天降微雨[9]。针对地方官员的祈雨活动，署名聋叟发表评论：

禁屠祈雨，迷信之举也。县知事知其迷信而必欲禁屠祈雨，且迎请铜观音来苏，亦□积习相沿，聊以慰人民耳，虽岂真能诚感格天乎？虽然前日已得霖雨矣，且系祈祷后而所得之雨也，焉得谓为迷信哉？然则雨而可求，求之竟得。求福求财，何事不可求乎，有是理哉？[10]

8月，“天气之奇热，为苏垣十数年来所未有”[11]。9日，李厅长、张知事禁屠祈雨。10日，苏常道李道尹亦“亲诣郡庙，拈香虔祷”[12]。15日，“上午十时许，居然黑云密布，移时大雨如注，历二十分钟始止。午后继续降雨，综计雨量，约有四寸有奇”[13]。对此，署名聋叟发表评论：

初夏不雨，田间无水栽秧，官厅乃禁屠祈祷，居然霖雨特沛。入暑一月不雨，田间又呈旱象，官厅复禁屠祈祷，而昨日又居然特降甘雨。虽谓至诚可以格天，然而究非正道也[14]。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内政部颁发《神祠存废标准》，明令取缔海神、龙王、雨师等司雨之神[15]502-504。随后，苏州地方官员停止祈雨活动，并禁止民间举行。然而民间“禁者自禁、行者自行”。地方官员对取缔民间祈雨的态度趋向消极，听之任之。1932年8月，马路商人何桂芬等鉴于“天久不雨，河干井枯”，雇船赴光福镇迎请铜观音，祈祷甘霖。何桂芬等人将铜观音安置在三六湾宝莲寺。宝莲寺内，每日人头挤挤，虔诚祈祷。对此，官方无任何举动。《苏州明报》嘲讽道：“公安人员眼观迷信之盛，无法取缔，为之笑呓而已。”[16]

2) 地方士绅与商人。1934年，苏州入夏后，“天久不雨，霉中亢旱，酷热异常，开六十年来未有之纪录”。6月28日下午，地方士绅李根源等人推派代表顾衡如、洪青圭率同数十名善男信女，携带旗帜、仪仗、小堂名、十番等，前往光福镇，迎请铜观音入城[17]。7月9日，吴县鲜肉业同业公会决定“为民众请命，停止屠宰七天(九日起十五日止)，虔诚祈雨”[18]。对此，署名慰庐发表评论：

救灾宜尚实事，不可乞灵渺茫，予已一再言之。缁流羽衣，行其所素，犹可说也。若社会人士，亦从事于出会祈求，毋乃远人谋而迷信天道，或非革命政治下宜有之现象乎？[19]

3) 普通民众。如1926年6月，吴县张知事迎请光福镇铜观音至沧浪亭五百名贤祠内供祀，设坛祈雨，普通民众进香祈祷。署名志功发表评论：

观音盘坐一木座中，全身计高一尺有余，座前供香桌一，烛光融融，香烟缕缚，使人目迷，不能作正视。一般善男信女，则争先恐后，蹲伏蒲团之上，恋恋不忍遽起。堂前纸灰高堆，有如小丘，而钱粮元宝，又复此掷彼抛，纷纷向丘上撮去，口内则呓语喃喃，有如中祟者，使人可笑亦可叹[20]。

又如1932年12月8日，来苏祈雨的铜观音在锣鼓喧闹声中返回光福镇。仪仗中，“抬轿者八人，一律头戴前清凉帽。一排预备队前面开导，高声朗呼‘招牌挂照上’‘右面滑脚当心’等特别口号。热心之念佛婆，手执长香，运用其小脚，彳亍而行，或则乘车随轿，口中喃喃”。对此，《苏州明报》道：“实为近年来罕见之怪现象。”[21]

再如1934年，苏州入夏后天气亢旱，普通民众连日举行祈雨会。虎丘西山庙附近居民出花王会，会中仪仗有各种鲜花扎成的特品。东山庙附近居民闻之，特地举行东亭王会。会中仪仗除鲜花、旗伞之外，还有癞伞、蔴伞、女子臂香及素大肚皮，一味追求新奇。对此，《苏州明报》道：“出会而斗异至此，岂尚得谓之祈雨哉？”[22]

1.2 批判祈雨的原因

《苏州明报》批判祈雨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1) 时代的进步。清末民初，现代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包括祈雨在内的民间信仰已被视为虚妄、蒙昧的另一种同义语，与“封建”“迷信”“神权”等被抛弃在时空序列中的陈旧之物联结在一起[23]。与之对应的，“科学”“革命”成为重要的关键词。《苏州明报》由接受过西学洗礼的张叔良创办，拥有秉持科学、革命等理念的撰稿人群体，自然对与时代不符的祈雨进行猛烈批判。1928年8月13日刊载的《赛会祀神应彻底铲除》较为典型。

窃查信教自由，本为法律所许。赛会祀神，早经切晓严禁。际兹科学昌明、政治革新时代，于破除迷信，尤属当务之急。乃近有不肖之徒，仍假其庙董会首之名，行其赛会祀神之举，阳则禳灾祈福，阴则敛钱聚赌。此种举动，不特有碍地方公安，而又背乎国家法令，矧于立教本旨，亦且大相径庭。况今政府设施新政之初，若不将陈腐恶习、鬼怪谬论，本革命之精神，作彻底之铲除，则后患何堪设想[24]。

文章认为，包括祈雨在内的赛会祀神与科学昌明、政治革新的时代相违背，应彻底铲除。

2) 祈雨的弊病。一是扰乱社会治安。参与者处于狂欢状态，行为失当而破坏社会治安。1934年7月16日，《苏州明报》报道了《走夜会发生殴打案》。7月14日，阊门外永福桥附近居民以祈雨为由举行杨王会夜会。队伍经过西中市皋桥时，韩余金与周金保因口角之争互殴，众人围观[25]。二是危害公共安全。1934年7月15日，阊门外永福桥等处江北居民抬金龙四大王神像巡游街市，并大掉龙灯。沿途商店、居户竞放爆竹，表示迎接。《苏州明报》告诫：“际此风干日燥、河干井涸之时，万一爆竹火星，遗落房屋，发生火警，势必无从汲水灌救，足生公共危险。”[26]三是虚耗钱财。1934年7月29日刊载《迎神赛会一唱百和》，直言祈雨虚耗钱财。

本县前以天气亢旱，影响秋收，农户惊惶，米价陡涨，群相走告，祸若将临，于是有拟借迎神祈雨，以期安定人心者。揣其用意，良非得已。乃不意近数日来，一唱百和，千百成群，斗胜矜奇，鱼龙曼衍，交通为之梗阻，疠疫为之流行，甚或口号高呼，罔顾忌讳，怪相百出，备极淫靡。以有用之金钱，作无益之糜费，以有限之心力，供无谓之牺牲。凡此皆非智者所应为，岂竞反为神明所乐取？[27]

2 对祈雨的理解及其原因

2.1 对祈雨的理解

《苏州明报》对祈雨也有理解的一面。

1) 理解地方官员。1926年6月，苏州警察厅李厅长、吴县张知事迎请铜观音来城，并禁屠祈雨。署名悲我发表评论：“久晴不雨，河干水涸，城市则饮料匮乏，四乡则缺水栽秧。厅县长为民请命，迎请铜观音来城，禁屠祈雨。虽事属迷信，而贤长官之轸念民生，一片虔诚，固可感焉。”[28]

2) 理解地方士绅。1934年6月，地方士绅李根源等人迎请铜观音入城，并设坛祈雨。对此，《苏州明报》评论：“印老此举，是为大众谋幸福。”[17]

3) 理解普通民众。1934年，普通民众自亢旱以来，“大都忙于求雨，迎神进香，期霈甘霖”。对此，《苏州明报》认为：“虽然迹近迷信，惟以其一番热忱，固未可厚非。”[29]

2.2 理解祈雨的原因

《苏州明报》理解祈雨主要有3方面原因。

1) 祈雨习俗的浸染。苏州地处江南地区，自古以来“信鬼神、好淫祀”[30]886，包括祈雨在内的民间信仰十分兴盛。古代社会，每逢旱灾，苏州官方和民间便以龙王、观音、城隍、其他神灵、已故乡贤名宦为祈雨对象，开展祈祷活动[1]。这种祈雨习俗延续至民国时期。《苏州明报》的创办人与撰稿群体虽秉持科学、革命等理念，但因出生并长期生活于苏州，难免受到祈雨习俗的浸染。《苏州明报》报道祈雨新闻时多次提及祈雨习俗。如1926年6月20日刊载了《张知事仍赴浒关求雨》。

昨日张知事以一雨之后，仍赤日高张，无霖雨希望，故决定今日乘早班车赴浒关，再乘船赴白龙寺祈雨……按前清时求雨，因长元吴三县分治，故长洲邑令求雨，须至阳山之东，东白龙庙，吴县求雨则至光福迎请铜观音，如再不雨，吴长两县令同往西白龙寺虔祷。该寺西山属于吴境光福乡，东山属于长境浒关市，离浒约七八里之遥，在阳山之西。民国以来，三县合治，孙少川任知事时，曾往该处进香，寺内有裕亲王及尤相之匾额。龙母系金身，靠石而坐，面临大池，龙公则在西山庙中，白须金身[31]。

又如1934年6月29日刊载《请光福铜观音求雨》。

苏习有“求雨请出铜观音”之举，信之者云，已屡试不爽。观音在光福，前年亦曾请之，用轮船接至胥外接官厅时，天忽沛然大雨，大旱中群众狂欢，不堪言状。今寓公李印泉氏，有鉴于此，特发起迎接光福铜观音来城，祈求上苍，早霈甘霖[17]。

2) 严重的旱灾和有限的救济。民国时期，苏州旱灾频发，1934年最严重，6月、7月，吴县超过50天未降雨[32]159。6月29日，《苏州明报》报道了乡村和城市的旱灾现状。

农人事倍功半，劳苦异常，因水田大都龟坼，插秧者最多不过十分之三。未插秧者除改种黄豆外，均望天垂泪，祈祷甘霖。在前三日间，气温超过百度，烈日蒸腾，水气升耗，河水源寡用繁，日形干涸。农夫日夜灌溉，牛趾无停。而水入渴田，立可吸干，秧命难延，秋歉可以预卜矣。

天气愈旱，河道当然日浅。不但班轮停驶，交通被阻，即饮料亦发生问题。支流小港，业早河底向天。各市河来源既枯，余水腐臭难闻，尤以城内河道色黑泛绝，更为污秽，以之为饮料，立可致疾。

饮食既为吾人养命之原素，其重要性自为群众所公认。食的问题，米价连续飞涨……昨晨一般倒老爷，只在船可到达之地，为居民出粪，河浅而粪船不能通行者，均未将马桶倒去，故偏僻处居民，莫不大受其累，无法出脱，亦水浅中之特殊影响也[33]。

严重的旱灾对苏州城乡居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威胁。官方虽实施了急赈、工赈、蠲缓、农贷等赈灾措施，但因常态治理和日常准备的不足，出现了反应迟缓、资金匮乏、抗旱设备缺少等问题，没有取得理想的成绩[34]。对此，署名慰庐发表《求雨与造雨》，矛头直指救济负责人。

中国人好贪天之功，外国人爱尽己之力，优胜劣败，此国之所以贫且弱也。譬如今夏苦旱，人民望雨之殷，几非言语可以形容。救济办法，诚可谓刻不容缓。然目之所见，耳之所闻，非设坛祈祷，即打醮求霖。幸而得雨，则释氏必曰：“此我佛之法力也。”道教必曰：“此玉皇之威灵也。”礼拜于耶和华之前者，亦必曰：“此上帝之施恩于我侪也。”究之，上视苍苍，远望茫茫之天，情面卖于何人。虽作屈灵均之间，恐亦无人能代答耳。然反观别国之人则不然，救济旱荒，全恃实际工作，开渠引水、戽井灌田，种种信人而不信天之举措，已足使我国相形见绌。近日复见报载，俄国有人造雨试验成功之消息。科学万能，视我国乞灵于渺茫之神，其思想之优劣，尚可以道里计乎？人造雨之发明，据传由救济旱灾之霖雨局主任，名古登教授者，用化学方法，制成一种特别气体，使空气中水分凝结后，再以强烈之电流放射。如是在一个半平方启罗米突之广阔地带内，降四十余分钟之倾盆大雨，惜所费倍蓰于所获。因成本之不经济，故尚难用以救济旱灾。然由此益加研究，则减轻成本，扩大范围，皆有基础可立。我国古语，称人定可以胜天。若古登者，真巧夺天工者哉。今我国科学□尚在幼稚时代，固不能与骐骥亢轭。然开渠戽井、引水灌田等种种实际工作，似尚不致不能实行。奈何救旱办法，仍借重于祈祷叩求，不思以人力继其穷也。敢秉此言，以质负责救济之人[35]。

由慰庐的言论可知，本应履行救济职责的官方受经济短绌、科学技术落后等因素影响，未能及时、有效提供救济。现实中官方无法有效抵御旱灾，设坛祈祷、打醮求霖成为民间的必然选择。

3) 祈雨的精神和娱乐功能。《苏州明报》通过长时间、近距离报道官方和民间祈雨，发现祈雨活动具有多重功能，如为旱灾中的世人提供精神慰藉。如1934年7月11日刊载《各方面涣汗大号渴望霖雨》，揭示了祈雨活动的精神功能。“本邑方面，已数旬无雨，骄阳肆虐，酷暑日增，河涸田干，农作与饮料发生极度恐慌。各方面涣汗大号，渴望霖雨，幸有宗教及时点缀，祈祷上苍。”[29]1934年7月23日刊载《阴官竞赛举城若狂》，描绘了苏州城内外因祈雨会而异常热闹的场面。其中，府城隍会“仪仗蜿蜒数里，顾伯年之刘海及大锣茶箱音乐御从等班，应有尽有。”温天君会“仪仗之盛，无出其右”[36]。数万人参加、观看并陷入狂欢。

3 消解祈雨的建议

对祈雨，《苏州明报》既批判又理解，最终目的是消解。

3.1 地方官员与士绅方面

《苏州明报》认为，如欲消解祈雨，必须完善水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如整顿水利。1926年6月6日，署名悲我发表《祈雨》，建议地方官绅整顿水利，以防御旱灾。

我邑号称水乡，滨临太湖，何以每逢久晴，即现旱象，此何故也？无他，水利之失于整顿耳。太湖水势虽洪，而汊港支河，类多淤塞，湖水无由内灌，遂致一月不雨而河水涸，再月不雨而旱象成。是可见今之整理河道，实为不可缓之图。地方官绅，宜于水利上注意进行。庶几遇水不致成泽国，久晴不致成旱象。否则，禁止屠宰、迎请铜观音，乃急来抱佛脚，聊尽人事耳，于事何补哉？[28]

又如1934年6月29日刊载《河浅水干饮料缺乏》，提倡安装自来水。

河水与井水，既均浅涸，群众遂不禁又联想到有自来水之便利。如京沪之有自来水，虽无河井，绝无饮料之恐慌，既可取之不竭，又属清洁卫生。吾苏曾由邑人许博明等发起，装设自来水。水之来源，取诸觅渡桥或宝带桥之澹台河，介绍华侨创办，且已拟定计划矣。卒因工程浩大，经费无着，迄今未能实现[33]。

3.2 舆论工具方面

《苏州明报》作为苏州舆论工具的表率，自认有必要为消解祈雨尽一份力。

1) 宣传雨水及旱灾相关的科学知识。旱灾来临时，普通民众因对雨水、旱灾缺乏科学认知，往往会举行祈雨活动。《苏州明报》致力于宣传科学知识，如阐明雨水的来源。1932年8月14日刊载《光福铜观音来苏求雨》，阐明下雨是天气变化所致。

天忽又降大雨，在迷信者，必言赞奖铜观音之果然有灵也。殊不知天之晴雨，依气候为转移，绝非人神所能操纵。久晴则水气上蒸，□淋为雨。而铜观音昨日来苏，适逢天雨之会。此乃天气之变化，非铜观音真能巧夺天功耳[16]。

又如解释旱灾成因。1934年7月4日刊载《酷热之主因——太阳黑点》，解释太阳黑点是此次旱灾的主要原因。

日来世界各地，均告酷暑，称为半世纪以来所未有。各国天文学界研究此次酷暑之原因，多归之于太阳黑点之关系。自上月二十日起，太阳上面发现大约两倍于地球之大黑点，其位置在太阳面赤道南北约三十度之间，有逐渐移动状态。迨至最近，该黑点隐匿其半部于太阳后面，大约于两周后恐将完全隐匿。加利福利亚天文台，于去年下旬发见黑点后，即发表预言式天文报告，称今夏全球将有大旱酷暑袭来，该项预言业已言中矣[37]。

2) 劝导普通民众放弃祈雨活动。1934年“入夏以来，天气亢旱，热度之高，为六十年来所未有。田禾枯槁，饮料将竭，人民恐慌，达于极点，祈神祷雨，相继而起。”[38]7月22日，《苏州明报》刊载吴县党部特派员孙丹忱的劝告文。

天气炎热，久旱不雨，苗枯田荒，饮料将绝，此为三十年来未有之异象，亦为吾民挣扎求生的严重关头。当此时也，防旱救灾，实刻不容缓。但欲解决此类问题，必有其正当途径。在今科学昌明时代，决非迷信神力，所可为功。而少数人民，竟因求雨心切，不择方法，争将泥塑木雕之偶像，焚香点烛，奉迎出巡，锣鼓喧闹，鞭炮齐放，不特毫无实效，抑且易生事端。以有用之金钱、实贵之精神，耗费于虚玄荒诞、徒劳无益之事，尤为可惜。所幸前昨数日，略降微雨，但此系天空气候之自然变化，决不能误认为祈求神力之功。一般藉迷信为生的人们，或许借此事机，大放厥词，引为神助。但是我们应知道，神力是绝对不能致雨的。像日本向天空开炮，推动空气，确有几分把握。总之，天旱是应当设法救济，救济确不必期待神力。希望我阖邑同胞，一方面从速自行合资购买机器打水或掘井，一方面全力奉行党政各方决定防旱有效之办法，出一钱得一钱之力，费一日有一日之功，做一工有一工的价值，这才能收救济的实效哩[39]。

文章意在劝导普通民众采取合买机器打水、掘井等防旱救灾的正当途径。

3) 督促官方切实履行取缔职责。针对苏州地方官员因民间呈现“禁者自禁、行者自行”的局面，对取缔民间祈雨的态度趋向消极，《苏州明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督促官方取缔民间祈雨。1934年7月26日刊载《虎丘赛会到处是花》。“入夏以来，天气亢旱，一般民众，藉此举行迎神赛会。当局为顺舆情计，亦不加禁止。因此十天以内，赛会竟无日无之。”[40]当日，苏州公安局便训令各分局，严禁赛会。“目下甘霖已获，各处仍有假借名义迎神赛会情事，难免无狡黠之徒，藉会敛钱，或被反动分子从中煽惑，殊于社会治安，大有关系，应即查明。如果有此项情形，即便严行禁止，是为至要。”[41]

由上可见，《苏州明报》在批判和理解祈雨的基础上，从地方官员、士绅、舆论工具3个方面提出消解祈雨的建议，并将部分建议付诸实践，表现了极强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4 结束语

通过考察《苏州明报》对祈雨的态度与认知，可进一步探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苏州明报》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对祈雨这一传统的文化模式，既有批判的一面，又有理解的一面。这表明，传统与现代并非绝然对立。“传统的成分与现代的成分并非泾渭分明，它们也不是一成不变到可以决定我们究竟是生活于‘传统’之中还是生活于现代之中，或者是生活于两者的明显的结合之中。我们的生活不可避免地把历史的和新的成分融为一体。”[4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