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色设计基因的价值发现与当代建构

文／石晨旭（青岛科技大学当代设计研究院）

2021年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 杂志发表重要文章：《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指出“要宣示中国共产党将始终高举红色的旗帜，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先辈们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建党百余年来，在中华民族各个重大的历史时刻，红色都构成鲜明的中国共产党设计符号体系，孕育了宝贵的红色设计基因。在学理的意义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党和国家的重大设计实践，都是在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的红色设计基因的应用与发展。因此，在党史学习教育的背景下，对于设计史的研究也应该和“四史”紧密联系起来，设计界、学术界有必要回到红色设计的历史源头，也就是早期共产党人的设计思想、文献、作品中去寻找红色设计基因发轫的历史，萃取红色设计基因中的中国符号及中国元素，并将之自觉传承、应用于当代中国设计的实践之中。

一、红色设计基因的发现

随着我国设计学研究体系的建设与发展，中国设计史的相关研究逐渐成为一种显学，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为本文的研究积累了重要的基础。一方面，海内外学术界对于晚清、民国时期设计史的研究成果逐渐丰硕，研究主题和理论视角也非常多元。相对于近现代美术史研究领域对这一时期的研究集中于左翼和延安等地区而言，设计史领域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多是都市商业设计文化发展历史，尤其是上海的建筑、旗袍、洋行百货、月份牌画、商业与都市生活等成为这一时期的研究热点。例如李少波 《构成主义在中国——以民国期间的封面设计为例》[1]、张黎《民国设计文化小史：日常生活与民族主义》[2]、黄建平《百年上海设计》[3]等都集中于商业设计领域。另一方面，在中国当代设计通史的相关研究中，也有学者开始关注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和改革开放之后的设计史，目前已有多项研究成果和国家课题立项，著述方面包括石晨旭等 《中国当代平面设计研究》[4]、祝帅等《时代华章：新中国平面设计70年》[5]等，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立项方面包括2015年石晨旭 《中国当代平面设计史（1979—2010）》、2016年陶海鹰《中国当代设计史研究(1949—2010)》、2017年龚小凡《1949—1999年红色书籍的政治图像学研究》和2021年周博《新中国设计史研究》等。相对而言，这些成果集中在民国时期商业设计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设计史，但对于民国时期这一红色设计基因的发轫时期有所忽视。

应该说，与1949年之前的商业设计研究和1949年至今的设计史研究相比，1949年之前的红色设计思想史研究还存在许多空白。然而，这段时期恰恰是红色设计诞生的历史时期，从这段历史中产生了宝贵的红色设计基因，并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设计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1965年，机械工业杂志编辑部曾出版《为设计工作的革命化而斗争》、《人民日报》社论也发表了同名的文章[6]。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相关的主题设计史专题研究也开始积累，尤其是对《新青年》杂志封面设计、中国共产党党徽、红军军旗、红军军服等设计个案的研究，以及以 “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建党百年”为历史分期、关键词的专题研究陆续出现，如2021年吴诗中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课题 “中国共产党百年重大题材展示设计研究”、李少波的文章《从上海到延安：大众美术洗礼下的字体演变》[7]、贺文敏的《延安三十到四十年代红色根据地建筑研究》[8]等。红色设计思想方面的研究也已经开始起步，如2020年黄厚石主持的课题 “延安设计思想（1935—1948）及其当代价值”等。此外红色美术史、红色出版史、中国共产党新闻史等相关学科的研究中也开始涉及党史中的设计现象和设计思想，如黄宗贤《抗日战争美术图史》[9]、张良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红色出版”研究》[10]、郑保卫《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11]等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学术界已经开始看到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的红色设计不仅不是空白，而且已经有众多值得关切的现象。红色设计现象为追溯红色设计基因的形成历史并开展系统研究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充分说明红色设计史研究对象丰富，研究意义重大。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大规模的红色设计工作并未展开，但是红色设计基因已经在彼时种种红色设计实践当中酝酿形成。这些刚刚开始积累的成果一方面说明对早期红色设计价值的忽略，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种红色设计的思想至今仍在延续和传承。

西方设计史研究起步早，从学科建设方面来说更为系统和成熟，更加擅长将设计置于艺术史的发展历史阶段去研究，也开始将世界各国设计融入西方社会和生活发展中去认知。在西方学者针对中国设计的研究中，同样十分热衷于研究晚清、民国时期以上海为中心的都市设计历史文化，关注消费社会中的广告文化史研究。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设计的发展也日益关注，但专门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相关设计的成果非常少，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意识形态的偏见。如JUSTICE L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海报设计的专题研究，探讨中国设计、文化和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12]。JONATHAN B以“中国梦”主题政治设计为个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设计系统是等级化的[13]。ALTEHENGER J将模块化家具和室内设计与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愿景联系起来考察[14]。西方学者的这种研究现状表明，当代中国红色设计研究、中国设计主体性的研究亟需丰富发展，以突破西方的框架，展现红色设计的当代活力和正面价值。

总体来说，无论与新中国设计史研究，还是与民国时期商业设计史、美术史的研究相比，中国红色设计萌芽的历史都是一个前人涉足不多的研究领域，学术界对红色设计思想和实践的理论研究都还存在很大的欠缺。我们应该将百年红色设计发展史看成一个整体，弥补红色设计基因发轫的历史研究空白。事实上，红色设计已经与民国时期的商业设计和西方设计呈现出不同的特质，成为中国设计主体性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种设计思想的实质是什么，在视觉上体现出怎样的特点？ 在中西文化汇流、历史交替、现代性产生的重要时刻，红色设计基因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对今天的中国设计主体性建构有什么启发？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亟需对红色设计基因产生的历史进行系统地梳理和提炼，进而挖掘出真正打动人心的红色设计精神内涵。

二、红色设计基因的独特历史价值

区别于其他文艺类型，设计是一种实用艺术，与纯粹的审美艺术之间有明确的区别。设计的根本特征是审美形式和实用功能的统一。作为一种实用艺术，红色设计既有独特的审美特点也具有重要的功能价值。这也是红色设计基因两个方面的重要内涵。首先，在精神实质上红色设计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目标相一致。红色设计继承了马列主义的理论资源，在中国革命和变革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挥作用，呼应民族国家建立的需要，产生了很多经典的设计作品。其次，红色设计在审美上面也形成了独特的符号和风格，色彩上以红色为点睛之笔，符号上多使用具有国家、民族象征的视觉符号，形式上比较朴素、端庄，但在具体表达上又根据实际情况是多样化的。总体来讲，红色设计是一种走群众路线的设计方法。红色设计基因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个行业的设计实践中都在酝酿、形成。

在翻译和传播早期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众多出版物中，产生了大量书籍封面设计、版式设计等实用平面设计作品。例如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传播阵地《新青年》杂志的封面设计，已经呈现出不同于同时期其他主题刊物的内容和形式特征。20世纪初期，中国受到世界上多种平面设计潮流的影响，在中国近代期刊设计中已经产生了装饰主义、新艺术、立体主义、构成主义等多种类型的封面设计形式。如陈之佛、钱君匋、裘芑香等设计师设计的《东方杂志》封面，既有中国传统图案也融合了自然植物图案，线条繁琐华丽，色彩丰富，装饰感较强。万籁鸣为《银星》 杂志第三十期设计的封面图案具有强烈的立体主义风格[15]。但是《新青年》 杂志为代表的红色刊物的设计并没有使用当时流行的封面设计手法。一方面新青年的封面设计呼应了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等内容主题，采取了图文并茂、几何图案与文字图像组合的形式，内文也开始使用白话文横向排版和新式标点符号，“新青年”3个字字体也通过加粗的方式凸显自己的主张，既有思想创新性，又是形式上十分简洁的、符合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设计作品、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客观条件。另一方面 “杂志‘一卷有一卷的色彩，一号一篇都各有各的精神’，这色彩、精神不仅表现在内容上，也表现在装帧设计上，尤其封面变化明显。伴随着民初西方先进印刷技术、美术的引进，杂志各卷号封面采取横排现代版式，图文结合，设计的整体风格一致，即简洁而朴素，端庄而雅致，体现独特的文化追求，但不同卷号比较，会发现《新青年》封面中有很多具体细节变化，如封面颜色一卷一色彩，图案、字体字型、字号都有不同。”[16]在保持开放性、多元化的设计前提下，基调仍然是简朴的并凸显杂志在中国文化、社会运动中独特主张，服务于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这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出版物和宣传资料中是极有代表性的设计风格。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并没有明确统一的旗帜等标识。此后的一段时间内，镰刀、斧头等具有鲜明苏维埃政权组织特征的标识才陆续出现在各地工农群众运动的旗帜上。2022年2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了 《旗帜飘扬——党旗、国旗、军旗诞生珍贵史料展》，收集了中共历史上重要的旗帜设计图片、档案和相关文件，为观众展示了这些重要红色设计作品诞生的过程和重要时代意义。1927年，毛泽东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到“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打出自己独特旗帜的重要性，而后中国共产党公开征集党旗的设计方案，陆续产生了多个版本的党旗设计稿。党旗的设计元素与党在每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紧密相连，与党要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的使命紧密相连，例如强调工、农、学团结的党旗设计图案，以锤头、镰刀和笔等形象分别代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合，还有增添了中国元素、强调中国特点的设计方案等。经历了多次更迭，直到1952年简化、抽象形成了沿用至今的党旗的设计方案。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增写了“党徽党旗”一章作为第十一章，对党旗党徽图案的性质、制作和使用做出了明确规定，形成了完整的视觉识别系统，成为红色设计符号形成的重要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我国工业设计开始了系统化的建设和生产。被称为共和国机车设计摇篮的四方机车厂就是一个重要的红色工厂。严鹏的著作《红色中车：国家名片的红色基因》[17]着重解读了在四方机车厂的发展历史中，党领导的工人组织在这个工厂的发展历史过程中所产生的重要凝聚力和能动力。四方机车厂诞生于1900年，历经了德占、日占、北京政府、南京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几经变迁，现在已经是制造水平居世界前列的中车四方股份公司。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重要产品，如“中苏友好号”（见图1，2）[18]、“国庆周年号”（见图3），尤其是作为我国第一辆蒸汽机车的“八一号”的成功制造都得到了当时国内重要媒体的广泛报道。在2018年北京国际设计周举办的“中国设计四十年”展览中，该厂生产的“和谐号”动车作为改革开放40年以来重要设计成就入选。而四方机车厂的设计成就，植根于100多年红色设计基因的漫长发展历史中。早在1923年四方机车厂工人自发建立了行会组织“圣诞会”，并且设计了带有“圣诞会”3个字的银质会章。这是青岛市和胶济铁路的第一个工人群众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逐步转变为一个具有工会性质的群众组织，成为“二七”罢工之后的“新生势力”。1923年，早期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王荷波赴青岛与四方机车厂的工人代表郭恒祥取得联系，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和早期工人罢工。“中共一大”的代表之一邓恩铭曾担任圣诞会的秘书，1925年领导了四方机车厂工人大罢工和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四方机车厂的党组织恢复并开始活动。1932年中共四方机车厂党支部建立，在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当中持续在四方机车厂发挥作用，开展抵抗侵略和保护工厂的运动。党组织下的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一直持续到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四方机车厂[19]。新中国成立以后，四方机车厂充分动员工人的力量积极参与新中国工业复兴的奋斗当中，生产了“八一号”、“国庆周年号”等为新中国献礼的自制机车。在党的领导下，四方机车厂建立了设计部门、设计团队，持续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并且在机车设计方面不断开放和创新。经历了外来经验融合实际条件的改良设计、合资促进设计、集团化创新设计、产学研融合设计等几个不同的设计发展阶段，直至设计出拥有完整知识产权的CRH380号动车，成为世界上运营速度最快的高铁列车的设计生产者。四方机车厂的设计部门经历多次摧毁，仍然能够延续并且坚持进行自造车向自主设计的转换。这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方机车厂在历史上形成红色企业精神密不可分，在这种核心力量的指导下，攻坚克难，以国家民族工业设计复兴的迫切需要为己任，创造了奔驰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动车。今天，在北京中国铁道博物馆陈列的四方机车车辆厂不同时期设计生产的一列列机车，本身也就是中国红色设计乃至新中国工业设计史的一个缩影。

图1 “中苏友好号”机车右侧装饰“学习苏联”

图2 “中苏友好号”机车左侧装饰“建设中国”

图3 1950年“国庆周年号”机车在四方机车厂落成

党史中的红色设计史实还存在于当时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值得深入各个行业去挖掘。我们可以通过充分研究中国共产党发展早期的档案和文献收集其中的设计作品、图片、记录，也要关注当时重要的出版社和出版物；查阅与设计密切相关的组织和工厂档案；收集体现设计思想的文章、论著，以及李有行、陈之佛、邓白乃至一大批不为设计界所知的重要红色设计师的思想和生平资料。红色设计研究还应该及时地深入考察重要的革命老区、革命遗迹、革命历史博物馆、红色资源教育基地等旧址，广泛开展调研和访谈工作，收集散落民间的相关红色设计作品、文本等一手资料，如徽章、旗帜；文件、手册、著作、报刊、货币、嘉奖令、各类证件、标语、传单、明信片、衣物等，以及重要战役、革命历史文物中的文创产品及其他设计作品等。令人遗憾的是，红色设计的作品零星出现在许多党史主题展览与国家庆典展览活动中，尚未作为研究的对象进行总体收集展示和深入研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红色设计史还是一个有待发掘的宝库。

三、红色设计基因的当代价值重构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自信”，弘扬文化自信成为新时代中国设计理论主体性建构的重要指导。过去学术界对中国设计思想的研究更多的是源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设计思想的梳理，对当代中国的设计思想研究较少，尚未对融入世界设计潮流的中国特色进行及时总结和探索。祝帅在《全球设计史观与中国设计主体性的建构》一文中指出，虽然中国设计已经开始得到西方学术界的关注，如新版的《梅格斯平面设计史》、马格林《世界设计史》 当中都开始突破以往西方设计史的视野，将中国的设计进展作为一个研究部分，但是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设计”，无论是在材料选择还是问题意识等方面都与中国本土的研究存在较大的差异[20]。所以，以红色设计基因为重要资源和参照系来建构中国设计主体性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设计故事，这一重任仍旧需要中国学者自主来完成。

第一，红色设计基因是中国特色设计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中国设计主体性建构的重要内涵之一。当代中国设计植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当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历史表明，红色设计基因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奋进征程当中，与党的最高奋斗目标息息相关。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 《讲话》）成为红色文艺思想的重要来源，至今仍然是当下发展红色文艺、评论红色文艺的重要理论参考，其最核心的命题是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讲话》中人民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思想已经形成。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12月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一百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实践充分证明，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广大文艺工作者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期待与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为基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领导的红色文艺的核心内涵，也是红色设计基因的核心。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对我国设计事业开始了全面领导，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对中国的设计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前苏联构成主义艺术运动也是马克思主义影响设计思想的重要体现。“在1920—1930年代，苏联的一批先锋艺术家为追求新共产主义秩序的社会需求和建设新的国家与社会，强调艺术的社会作用，探索艺术与设计的融合以适应新政权的需求，进而发起了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艺术运动。深受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和文化理论的影响，构成主义者认为,‘所有的艺术家应该进入工厂，在那里才有真实的生命，艺术要为构筑新社会而服务。’”[21]新中国建立之后，前苏联专家在技术上援助过中国多个行业，其中也涉及机械设计等多方面的设计工作。后来中苏关系发生了变化，苏联专家撤回，设计合作中断。我国的红色设计和前苏联的构成主义艺术运动有相似之处，但突破困境、自力更生的意识更加强烈，在制度上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有独特的生命力。1964年《人民日报》配合全国的设计革命运动，曾组织了一次“用革命精神改进设计工作”的讨论：“采用和发展新技术，必须走群众路线，在设计部门内部实行干部、专家和群众三结合；在外部实行设计同生产单位、科学研究单位和设备制造单位相结合。设计部门还要根据建设任务的要求，向科学研究、学校、生产、设备制造等单位出题目、提任务，推动他们研究和发展新技术。”[22]我国重要工业生产组织也的确是按照这个路线进行了设计部门的建设。1965年任光《走独立地进行产品设计的道路》文章中谈到：“所有这些成就,都是由于在党的社会主义建殷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破除洋框框,丢掉 ‘洋拐棍’坚持走独立地设计和制造的道路而取得的。”[23]通过关于在中国设计中抛弃“洋迷信”的讨论，可以看出在冲出战乱的新中国建立之后、中苏关系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在极为艰苦的国内设计工作环境中，百废待兴的中国设计业仍然具有强烈而自觉的主体意识。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当代设计也迅速复苏和发展起来。尤其是我国从1992年开始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之后，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全球化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后发展的中国当代设计迅速加入了全球化的竞争，成为全球市场竞争的一股重要力量，在商业领域内大有作为。在这个设计环境良好并且充满机遇的新时代，我国的设计产业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但是也伴随着各种困惑。一是西方的设计思想迅速进入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设计，曾由一段时间内为了尽快地与国外进行设计语言交流，追赶世界设计的潮流，快速学习吸收了国外现代设计的思想，而对中国现代设计主体性的思考不足，仅仅产生了一些作为商业价值符号的中国元素，造成“中国广告兵败戛纳”等中国设计史上的迷茫期。二是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设计开始集中于商业表现，而对社会发展的参与不够充分，没有再发挥出与时代进步相匹配的社会文化功能，出现了2008年前后“奥运会”的相关设计中，我国设计师在平面设计领域独当一面，但在建筑设计等领域却将话语权“拱手让人”的局面。此外，在工业设计、产品设计等领域，中国设计也一度因为原创性不够甚至抄袭、“山寨”而蒙羞。因此在新时代的中国，设计界应该重新重视设计的社会角色，重提“设计为人民服务”的最高目标。也正因如此，进入新时代以来，红色设计才再度成为研究热点，需要去重新发现在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孕育的红色设计基因的宝贵价值。这样的中国现代设计才能坚守核心本质，也能够以多种形式融入生活，服务人民。

红色设计基因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相连。红色资源、红色基因传承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与符号资源，是建设具有中国主体性的设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探讨中国特色的设计道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设计命题方面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红色设计的研究将带动社会各界增强中国设计文化自觉、坚定中国设计文化自信，明确新时代红色设计发展的历史任务，有意识地去重视和建设红色设计，提升设计在国家、政府工作中的重要性，加强红色设计教育与理论研究，建设开放包容的当代红色设计话语体系，推进形成对内和对外红色设计的多种表达方式，呼应现代化、国际化、多元化的时代需求，从而带动红色设计产生更广泛的社会效应。

第二，红色设计基因是当代中国设计的精神实质，始终以服务人民为最高目标。红色设计为人民服务的最高目标贯穿始终，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问题和解决方案,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重要红色题材的设计都有不同的时代面貌。红色设计的语境变化与代表符号之间存在一种辩证互动的关系，但红色设计源于人民群众，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本质是不会变的。对红色设计传统的追寻，可以探知红色设计深入党史并且影响了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中承担了重要的社会角色。

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共同构成了历史上的中国红色设计师群体。在早期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事业相关的很多机构、组织中并没有专职设计师这一岗位，很多党的早期领导人直接参与文艺工作，如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还亲自开展广告业务。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与工农群众共同创造了大量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的设计作品，紧密服务当时党领导的革命和解放事业，生机勃勃且不拘一格，呈现出党性、人民性、开放性的内涵特征，并且拥有独特的色彩、标志、字体等多种元素构成的符号体系。除了少数艺术家参与设计，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大多数红色设计出于党员和人民群众之手，如“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鲁迅先生参与了多种红色设计的工作。也正是因为如此，历史中的红色设计作品、设计师身份和设计论述既是海量的又因为缺乏记录和保存意识而存在一些残缺，亟需在未来的研究中广泛、深入考察，仔细甄别史料，加强红色设计历史的整理与研究。

红色设计作品产生于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当中。首先是党的事业的需要，形成了红色设计的核心符号和一系列的视觉设计作品，成为党领导的各项工作当中的旗帜内容。其次，革命历史中的红色设计作品非常实用且多样化，不仅在飞机、坦克的外形、标志、军服、军旗等严肃对象上存在，也有大量用于党的事业和理念传播的日常用品设计，如茶壶、扇子、饭碗、香烟盒、火柴盒、粮袋等。正是因为经历了充分的党和人民群众实践应用的磨练，中国设计才能够在充分吸收西方设计潮流和前苏联设计思想的基础上，超越西方现代设计思想的框架与视野，在党的事业和群众生活中产生红色设计，孕育红色设计基因，形成中国特色的设计思想。可惜的是这些红色设计作品中，除了艺术性较高的作品或者较为重要的案例，诸如包装、广告、产品等很多红色实用设计作品并没有妥善保留下来，亟需开展抢救式发掘和整理。

在新时代，随着媒体传播的多样化，当代设计服务人民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对不同群体的视觉传播也需要多元化的表现手法，例如学习强国等APP的出现，体现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通过新的用户界面设计、互动设计团结广大党员服务人民群众的新的方式。中国设计需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吸收众家之长，融入世界时代潮流，肩负起红色文化的新时代重任，但是与此同时，红色设计服务人民、立足国情、多元发展的核心精神也始终没有变化。

由此可见，红色设计的历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宗旨紧密相连。在党史、党的艺术史、宣传史当中都存在大量的革命前辈的论述与讨论，红色设计形成于党和国家的历史征程中，存在大量研究对象，在中国具体历史和国情的基础上产生了多元化发展形式。学术界对红色设计的追寻还应该回归党的历史中，深入挖掘史料，才能形成红色设计的档案历史，进而追寻其中的红色基因。但是，由于当时主流艺术家认为图案美术、工艺美术是“求生活” 的功利性的艺术，不是 “纯艺术”，因而在现存的档案和文献中几乎没有以“设计”为主题的统计资料。红色设计的研究还需要大量学者深入党史档案重新挖掘，及时地开展红色设计的历史研究，建立红色设计历史的研究框架，梳理其中的核心内涵，形成对红色设计基因的深入解读。

第三，提炼红色设计基因是明确红色设计的内涵和外延，开展当代红色设计批评的重要参照。红色设计与其他中国本土设计思想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红色设计既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征程的反映，也作为一股有力的视觉力量参与到推动革命运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是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政党，工人、农民尊重劳动，崇尚自然、简朴，这是红色设计思想的重要来源。但是中国红色设计并非不重视个性表达，也不是片面推崇朴素节俭、集体主义。邓小平曾经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红色设计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本文初步认为，红色设计指的是通过设计艺术阐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思想、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最终达成为人民服务这一目标的整个设计系统。红色设计的外延，包括与中国共产党相关题材的设计作品诸如标识设计、海报（宣传画）设计、书籍报刊设计与插图、以及各种票据（邮票、公债券、钞票、粮票）设计、字体设计、工业设计、产品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展览设计等艺术设计创作。那么，如何明确其研究对象？ 一方面，可以参考设计的专业分类如平面设计、空间设计、工业设计、产品设计、环境设计等专业角度开展全面的研究；另一方面，需要结合党史上典型的红色设计案例进行重点论述。综合考虑这两个方面，现阶段的研究中可以重点选择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研究与批评：

一是探讨红色符号设计的美学象征意义。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中有意识地根据革命事业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打造了党的视觉识别系统设计，如党徽、党旗、党章、“七一”勋章、建党纪念章、印章，通过研究这些作品出现的时代背景，与在这些设计作品中体现出的红色文化与设计平面、色彩、造型语言之间的转换形式，以及以它们为元素所发展而成的内容丰富的红色设计的识别系统。对以它们为素材的当前众多红色设计的影响等挖掘这一视觉系统的美学象征意义及革命性启蒙意义。二是点燃星星之火的红色传播设计系统研究。早期的共产党人经常亲自参与红色传播设计。红色出版物和红色读物设计、中共机关报刊装帧设计，包括外国译著和中国阐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读物的封面设计、版式设计、字体设计，这些红色传播设计对马列主义中国化和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重大意义，对当下的红色出版物设计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三是红色空间设计的时代意义。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以及各个历史时期重大历史事件，我国建设了丰富的党史展览展示体系，全国各地也兴建了各个地方党史题材的红色文化旅游空间设计、各地红色主题教育展览馆，这些重要红色空间的设计是否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是否保持了朴素的美学设计传统，是否能够通过良好的设计体验来完成对参观者的党史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四是红色产品设计的象征意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一直通过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引领着我国工业领域的发展，对工业设计的风格、人才培养、组织机制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在各个时期我国都有一批可以作为红色符号工业设计作品出现，比如“国庆周年号”“八一号”机车、红旗汽车、中国蓝纺织品等，还有大量的生活用品设计，乃至当下开始流行红色“剧本杀”等红色文创产品等。这些红色设计中体现的中国化、民族化、大众化审美取向，是红色设计当代价值的重要体现。五是红色新媒体传播体系的设计。在移动互联网技术、智能程序普及之后的传播环境下，红色文化的传播也需要有意识地去运用这些现代传播技术。“学习强国”APP、“党史学习教育” 公众号等新媒体传播平台迅速发展，还有一些红色数字博物馆、相关红色题材的互动体验场景设计等大量出现。这些新的传播形式是在以互联网的思维开展设计，在兼顾内容严肃与形式活泼的基础上，继续打造红色文化的新媒体宣传阵地和思想交流平台。六是国家形象和国际传播。为了增强民族凝聚力，增强民族自豪感，我国十分重视国家庆典标识设计、国庆庆典彩车设计等国家节庆设计，产生了一系列成果。此外，为了讲好中国故事，我国也开始在国外开展国家形象的传播，国家形象广告、国家领导人动漫形象也开始出现。在这些设计中不仅要有时代美学方面的要求，还要有意识地用不同的设计语言去与不同的文化群体开展沟通，将我国的国家形象进行多元设计语言的翻译与展示。

当然，红色设计的外延还有更加广泛的应用领域，而红色设计基因是红色设计把握时代的新要求、新变化、新特点，谱写新时代的红色设计新篇章的重要依据。当代中国设计师要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发展视角加入现实题材的创作。发现红色设计这一独特的设计理论渊源，是发现中国设计发展史、建构中国设计主体性的一把独特的钥匙。在重构中国设计自信的新时代，尤其是在当前设计界国潮、中国风的热潮与中国设计主体性建构的背景中，探寻红色设计基因发展的历史，对在当代语境中思考中国式艺术设计现代化的成就、在全球设计话语场内建构中国特色设计艺术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参考价值[24]。因此，本研究希望以红色设计历史研究为契机，激发当代设计师对红色设计的创作热情与社会责任感，在红色设计实践中充分彰显中国设计的主体性特色与世界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