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思想的文化基因解读

2023-01-24 21:29丁桂馨
公关世界 2022年23期
关键词:万邦人类命运共同体共生

文/丁桂馨

引言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面对气候危机等一系列全球问题治理失序的困境,提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思想,强调:“作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是一面镜子,给我们思考和探索未来全球治理模式、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宝贵启示。”21世纪日趋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昭示了西方主导的现代性文明形态有着内在的生态缺陷。人类必须以生态文明开创永续发展的现代性文明新形态。新时代中国率先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国家战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时代脉搏的敏锐把握和实践创新力。置身于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方位,“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思想蕴含着深刻的世界价值,是中华文明崇尚世界“和合共生”传统价值观的当代出场,为21世纪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但国际社会对此颇有质疑。囿于“一多二元”思维传统,西方社会无法体悟“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思想谋求世界“和合共生”的行为逻辑。西方社会所信奉的大国互动理论是基于二分法思维传统的非合作博弈型的“修昔底德陷阱”,惯于以“赢者通吃”“你输我赢”的“有限游戏”[1]制定国际游戏规则,难以从“天下为公”的集体理性为视角理解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无限游戏”的价值取向。从学理层面揭示新时代中国推动生态向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实践的文化基因,有利于从思维模式及其文化价值观的深度理解新时代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思想的立论基础。

一、中华民族“和合共生”传统价值观的生态文明意蕴及其现代性价值

“和合”作为文化思想,几乎所有中华典籍都有论述。根据当代学者张立文的研究,“和合是中国文化的首要价值, 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中国文化生命的最完善的体现形式。”[2]这一论断已成为学界共识。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社会和谐共处的“和合共生”价值观是“和合”文化的内核和要义,具有深邃的生态文明意蕴。从当代生态向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实践出发,“和合共生”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性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性发展理念提供认识论指引

人类文明自诞生起,“究天人之际”,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便成为中、西方社会共有的哲学问题。源于起始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实践方式的不同,中西各自形成了“天人合一”整体有机的自然观和“天人对立”主客二元的自然观。这是中、西最深刻的思维传统,衍生出中、西方社会迥异的认识论和实践方法论模式。贯穿于古代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由于把握了大自然生命系统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有机性,认为人类富有守护自然的道德义务。持有“天人对立”自然观的西方文化更强调对自然的征服。其割裂事物整体有机性的思维方法认识与处理宇宙生命时,陷入局促与谬误,呈现出历史局限性。未来人类文明发展,必须以“天人合一”生态自然观为认识论指引,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伦理规范科技创新的价值取向,实现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2.“协和万邦”的外交理念为当代地球村成员生态关系构建提供价值规范

源于对宇宙生命整体有机性的把握,中华先哲构建社会制度时,不以“我——你”彼此割裂、竞争赢胜的视角衡量其效度,而以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共处为其价值坐标,强调“天下为公”,倡导“礼之用,和为贵”。具体到国际关系建构,“和合共生”传统价值观倡导“协和万邦”。“协和万邦”外交理念在今日环境问题上的价值在其规范意义:以营造和谐国际关系为价值指向的全球治理机制建构,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必然以国家间的共在共存为逻辑起点,杜绝生态霸凌主义,以实现国家的和谐共生。以“我——你”彼此割裂的视角看待人类社会关系结构,行为主体必然会为保持“我”的绝对竞争优势,割裂个体生存与类生存、人类物质利益与社会、生态利益的有机关系,大肆掠夺自然资源,外化现代化发展的环境成本,造成自然生态环境领域的“公地的悲剧”。未来全球环境合作共治机制的完善必须以“协和万邦”理念为指引,以地球村成员的和谐共处保障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的和谐共生。

3.“君子中庸”的行为准则为捍卫国家间的环境正义提供实践方法论

为保持万物和谐共生,中华先哲提出“君子中庸”实践方法论,倡导人类的行动应执中而为,不走极端。汤因比在考证人类古老文明的兴衰原因时,曾以中国的“中庸之道”[3]概括文明的可持续成长因素。这是因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内在的限度。故老子指出:“知足不辱,知之不殆,可以长久。”[4]过犹不及,终将有损事物本身的健康发展。所以,“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4]“君子中庸”的行为准则启示21世纪人类:面对人类文明发展共有的生态环境瓶颈,发达国家应本着“和合共生”的集体理性,与落后国家适当分享绿色高科技,以提升弱者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西方文化传统片面强调征服自然、战胜他者的极端竞争思维,其结果是“集体不理性”:不仅发展中国家陷入可持续发展危机,发达国家的文明发展也受困于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未来全球环境合作共治机制应以“君子中庸”的补损之道指引国家间的环境正义,以国家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保障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4.“和而不同”的处事原则为多样化的绿色发展制度与模式美美与共提供哲学指引

中华民族“和合共生”传统价值观认为相反事物间的对立统一是万物得以繁盛的奥秘,蕴含着“和而不同”的处世之道。《国语•郑语》提出世间万物异质性存在所形成的互补,是通往世界昌盛之路:“夫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5]因此,通晓“天之道”的君子倡导“和而不同”的处事之道,尊重异己性存在,并通过彼此间的平等交流、交融,形成新的和谐格局与事物样态,即“以他平他谓之和”[5]。由此可见,“和而不同”处世之道蕴含着包容性、开放性特质,对变化着的世界予以深刻体悟,即《周易》所言:“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6]这是中华民族历经武力与文化入侵,仍屹立不倒的文化根源。“和而不同”的处世原则对于化解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启示价值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应尊重后发国家基于自身因素所形成的根本制度、发展模式与文化传统,不应干涉他国,使其失去发展意义上的平等主体地位,迫使丰富多样的人类现代性文明形态趋同。

二、新时代中国推动生态文明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举措对“和合共生”传统价值观生态文明意蕴的具体展开

1.捍卫全球环境正义的实践努力蕴含着“君子中庸”的行为准则

为推动生态向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时代中国呼吁国家不应陷入极端思维、一味推卸应对气候危机的责任担当,呼吁发达国家应积极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约定的义务:“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多做表率”;同时强调发展中国家也应有所作为:“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不是说发展中国家就不要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了”,并率先垂范,在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向国际社会承诺,中国将在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这个目标相对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与发展能力,是个非常严格的门槛设置,体现了中华民族“天下为公”的道德情怀。

同时,在2013年的华沙气侯大会上,中国谈判代表团结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国,形成强大的谈判话语权,使得环境正义原则得以继续贯彻。

2015年在巴黎会谈前夕,中国先后与美国、欧盟、法国等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以及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发表气候联合声明,始终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作为基本立场明确表述,为之后的《巴黎协定》继续坚持正义原则奠定了根本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是吸引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激励机制。由于发展中国家减排技术提升空间更大、减排边际成本更低。其自主减排承诺与力度对未来全球气候安全至关重要。中国政府不和稀泥,不回避矛盾,求“可持续发展”的大同,最终促使气候合作框架得以生效。这些实践努力,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以“君子中庸”的行为准则“损有余而补不足”,捍卫环境正义,以国家平等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保障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2.绿色发展援助举措蕴含着“协和万邦”的价值立场

和立、和达,而不是排他性独立,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立己达人”的实践方法营造和谐世界是“协和万邦”的实践路径。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作为类的群存在,无论以个体为单元的主体之间,还是以族群、民族、国家为单元的主体之间,合作共生才是长久之道。“零和博弈”的绝对竞争思维已使世界陷入可持续发展的“囚徒困境”。中国政府深入把握和立和达原则,指出,“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强调“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底蕴,并以“协和万邦”价值理念推进绿色援助,承诺:“我们将为非洲国家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及生态保护项目,为非洲国家培训生态保护领域专业人才,帮助非洲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这些绿色援助举措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对中华民族“协和万邦”传统价值立场的实践恪守。

3.绿色发展中外交流与合作举措蕴含着“和而不同”的处世原则

面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中国政府呼吁国际社会尊重异己性存在,指出:“要倡导和而不同,允许各国寻找最适合本国国情的应对之策。”基于对文明多样性的肯定,中国政府以君子“和而不同”的包容心态和处世原则,推进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第一,将“推动国际合作和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目标纳入历年《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在国家生态产业发展的统领性文件《关于培育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主体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国际先进管理经验,不断提高自身实力和水平”的指导思想;在 “十三五”“十四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中强调,积极引进境外节能环保产业投资、先进技术、管理理念和商业模式。同时,每年更新《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不断强化低碳、生态、绿色技术与产品的引进。第二,抛开意识形态分歧,积极推进中美生态城市试点建设、中欧低碳生态城市合作项目和中美碳捕集合作项目,全面开启了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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