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社会资本对乡村振兴实施成效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2023-01-25 08:24王文琪刘平养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2年6期
关键词:资本村民社区

王文琪,刘平养*

(1.复旦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上海 200438;2.复旦大学 国土资源经济研究中心,上海 200438)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农村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衰落是世界性难题,不仅表现在农村的边缘化、空心化、老龄化以及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匮乏等方面,还表现在农村发展动力和能力的严重衰弱,如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幅减少、社区机制的瓦解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断裂等。为了系统应对这一挑战,我国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国家财政资源和市场资本投入到农村的力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在农村。”目前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我国农村依然存在“(政府)强投入-(农民)弱回应”现象,广大村民和村集体的主体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社区的集体行动机制仍难以形成,村落的内生动力和政府、市场等外源动力未形成合力[1]。这也说明,乡村振兴作为高度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不仅要关注外部的直接投入机制,还需关注村落内部的反馈机制,尤其要重视无形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作用。

作为农村社会不可或缺的关系纽带,社会资本被视为农村经济发展、社区治理、生态保护等方面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和非经济因素。一方面,社会资本可通过人情关系网络等作用影响个体或团体之间的认知和行为,促进相互间的理解和合作,增强社区认同,激发内生发展动力[2]。另一方面,农村社区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趋于瓦解,空心化、老龄化等问题突出,村民之间基于邻里、血缘关系的集体行动机制被私人经济利益关系取代,导致农村陷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匮乏的危机[3-4],也使社会资本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更为复杂,作用机制更加多元化[5-8]。此外,随着人口和其他经济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农村与城镇、农民和其他社会经济主体之间的联系也更加多样化。如在外乡贤以返乡创业等方式助力家乡振兴,也有村干部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政策信息或争取资本进入。由此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且已成为影响乡村振兴的内生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

当前,农村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个体层面,主要探讨个人社会资本对行动意愿或具体行为的作用机理。如Wang 等[9]、邹玉友等[10]和李文欢等[11]分别探讨个体社会资本对选择气候变化适应策略、黑土地保护参与和支付意愿、养殖户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认为个体社会资本可以通过社会信任、关系网络、共同规范等方式改变个体在采纳与不采纳行为之间的边界,进而缓解乡村发展中的冲突,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推动乡村有序治理、转型发展及美丽乡村建设。然而,个体层面的研究难以反映社会资本的公共性和集体性特征。对于乡村振兴等公共事务而言,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代表一个村落整合内部资源和获取外部支持的能力,对村级公共物品的供给和社区治理等影响更为突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开始关注社区社会资本,围绕其概念内涵、类型特征和作用机制展开深入研究[12-15]。学者们普遍认为,社区社会资本分为内部整合型和外部链接型两类:前者是指嵌入在社区内部成员之间关系的现实和潜在的资源总和,而后者是指在社区群体与外部主体之间联系基础上形成的资源总和[16]。相关研究发现,社区社会资本在促进社区集体行动[17]、解决社区环境治理难题[18]、提升社区治理绩效[19]以及应对极端天气和社区粮食安全问题[20]等方面作用显著;健康的社区社会资本可以抑制发展的负面效应,规范公共社会行为,形成价值共识,也能争取更多的发展资源,助力经济的持续增长。

目前,现有文献多从理论层面针对城镇社区展开分析,而针对农村地区的实证研究较少,对农村的社区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等关键问题,还缺乏深入系统性的研究。实际上,在乡村振兴面临的突出问题与挑战面前,村落整体的社区关系和谐程度、关系网络的规模和质量、社会规范的强弱等对内部的有效治理以及向外获取资源、政策支持等影响更大。鉴于此,本文试图解决如下问题:社区社会资本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乡村振兴的综合成效?内部整合型社会资本和外部链接型社会资本的影响有何不同?其作用的路径是什么?并以期通过社会资本的培育与发展推进乡村振兴。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社区社会资本对乡村振兴的直接影响

农村社会资本可以限制甚至消除乡村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等发展过程中的负面影响[21],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提升社会经济绩效、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22],同时作为生计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资本能够弥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在乡村社会发展中的不足,是农村治理和转型发展的重要要素[23]。

内部整合型社会资本体现出农村社区内部村民之间通过特定纽带聚合资源的能力以及村庄内部紧密关系。内部整合型社会资本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在于:一是通过社区内部社会网络的沟通联系作用,强化广大村民对建设共同美好家园的认知,激发广大村民参与集体事务的积极性,形成更大的发展合力[24];二是通过社区内部的社会信任,降低成员之间互助合作的综合成本,优化村级资源的配置,降低乡村治理和转型发展的综合成本[25];三是通过社区内部的社会规范,形成长效的监督机制,引导广大村民的行为转变,实现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26]。

外部链接型社会资本体现出农村社区向外获取信息、资源等能力。理论上,外部链接型社会资本越强,意味着其外部社会网络辐射范围越大,能够为乡村振兴获得的财力、物力和智力等支持也就越多。类似的,这也意味着农村社区与地方政府、企业等外部主体的社会信任能够消除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纠纷,降低外部资源进入农村社区的综合交易成本,提升长期合作和规模合作的信心,实现全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整体格局[27-28]。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1:内部整合型乡村社会资本正向影响乡村振兴的综合成效;

H2:外部链接型乡村社会资本正向影响乡村振兴的综合成效。

(二)社区社会资本对乡村振兴的调节效应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充分发挥各类相关主体的作用。从当前的实践看,其主体可以分为村落外部的各级政府主体和村落内部的村集体和广大村民。各级政府主要承担规划引导、财政投入、制度供给等责任[29],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外源动力。村集体承担着对内有效管理和对外沟通交流的重要功能,需要平衡地方政府、下乡资本和村民间的利益,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平台[30]。广大村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其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文化认同感和实际行动力,均直接影响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形成和最终目标的实现。

内部整合型乡村社会资本基于家族、亲友、乡邻而产生,由较为紧密的同质性社会关系带来资源和信息,更偏向于闭合网络[31]。因此,在农村这种“人情社会”中,由内部社会资本带来的互动以及信息的传递和扩散会对政府的政策实施起到积极效果。当村民中的“领跑者”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时,其他村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会显著提高[32]。这种由地缘关系形成的社会资本,使得作为“村民代言人”的村干部与村民关系更加密切,进而提升村干部发挥作用的有效性。

外部链接型社会资本可以跨越联结原本分隔的异质性群体,带来大量新的资源和信息。此外,这种内部群体和外部世界的互动,除了资金、信息、政策等资源的获取外,还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本投入到乡村振兴过程中。这些新资源、新群体以及更为多样化的合作,反过来会进一步激励农村社区内部群体的参与和合作,激发内部主体和外部主体的更大潜能和协同效应[33]。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3:内部整合型社会资本对其他关键主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发挥具有调节作用;

H4:外部链接型社会资本对其他关键主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发挥具有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内部整合型与外部链接型乡村社会资本影响乡村振兴的理论分析框架(图1)。内部整合型与外部链接型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关系网络、信任互惠、规范约束3 个维度直接影响乡村振兴的实施成效,也可以通过影响政府、村干部和村民等关键主体的作用发挥间接影响乡村振兴的实施成效。

图1 理论分析框架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上海郊区农村作为典型案例,数据来源于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课题组对上海市9个涉农区19个乡村振兴示范村的问卷调查。样本覆盖所有第一批乡村振兴示范村(每个区1个),每个区的另一个样本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选择(其中青浦区2 个村)。该调查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每个村随机抽取30~40 户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共收回问卷650 份,剔除信息不完全的调查问卷,实际回收有效问卷617 份,有效回收率为95%。调查内容包括村民基本信息、村民与不同群体间的关系、村民对不同群体的信任、村规民约、不同主体发挥作用程度以及乡村振兴实施成效等。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乡村振兴实施成效,采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维度的成效算术平均数表示。以产业发展改善表征产业兴旺,以村落环境改善表征生态宜居,以村民关系改善表征乡风文明,以村民对未来乡村的期许程度表征治理有效,以村民收入改善表征生活富裕。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内部整合型和外部链接型社会资本。前者包含内部社会网络、内部社会信任和内部社会规范3 个维度,分别通过社区内成员之间关系好坏、相互之间的信任程度以及村规民约发挥的作用大小来测度;后者则分为外部社会网络和外部社会信任2个维度,分别通过村民与外来企业或人员的关系、村民对外来企业或人员的信任程度来测度。

3.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并根据实地访谈情况,选取以下作为控制变量:①个体特征。包括样本个体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对乡村振兴了解程度。②家庭特征。包括家庭常住本村人口数、家庭人均年收入、家庭是否有人担任村干部。③主体作用发挥情况。村民作为建设乡村、发展乡村的主体力量和主要受益者,其个体特征会影响乡村振兴的成效,且村民越了解党和政府的农村工作政策,就会越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中,更好助力乡村振兴[34];作为社会有机体的重要构成要素,家庭承载着社会规范、道德教育等基本功能,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微观主体,可以全方位影响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35];作为连接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纽带,村干部贯彻执行政府政策、实施村庄治理,感知并回应农民诉求,进而促进乡村发展[36]。因此,相关主体作用发挥情况主要包括政府、村干部、村民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的程度。各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如表1 所示。

表1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三)模型选择

根据我国当前农村相关数据可得性以及乡村振兴成效评价的多维度、难测量特点的影响,当前研究普遍采用指标体系评价法或者调研主体打分法,获得离散数据。因此,采取李克特量表打分,并应用Ordered Probit模型进行分析。构建如下模型:

式(1)中,Y*为不可被直接观察的潜变量,Xi是解释变量的集合,β为待估参数,ε为随机扰动项。利用潜变量可构建被解释变量Y的选择模型为:

式(2)中,Y为乡村振兴实施成效水平,被定义为1~5 的分序变量。μ1、μ2、μ3、μ4为Y*的分界点,将不同的乡村振兴绩效水平分开。当Y*≤μ1即Y=1时,表示乡村振兴成效非常小;当μ1<Y*≤μ2即Y=2时,表示乡村振兴成效较小;当μ2<Y*≤μ3即Y=3 时,表示乡村振兴成效一般;当μ3<Y*≤μ4即Y=4 时,表示乡村振兴成效较大;当Y*>μ4即Y=5时,表示乡村振兴成效非常大。

四、结果与分析

(一)模型拟合

本文采用Ordered Probit 模型检验社会资本对乡村振兴实施成效的影响。首先,通过Stata13.1软件测算方差膨胀因子(VIF)对模型所有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模型VIF 最大值为2.61,均值为1.74,远小于10,说明统计上解释变量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其次,逐步进行回归分析。先对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主体作用等控制变量进行分析,得到模型(1),然后将核心自变量内部社会网络、内部社会信任、内部社会规范、外部社会网络、外部社会信任分别引入,得到模型(2)~模型(6)。由表2 可以看出,相比初始模型(1),引入核心变量后,PseudoR2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说明从统计学角度看,引入内部整合型和外部链接型社会资本对探究乡村振兴的成效具有重要意义。

表2 模型回归结果 n=617

(二)结果分析

从模型(2)~模型(6)可知,核心解释变量5个维度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内部整合型社会资本和外部链接型社会资本对乡村振兴的实施成效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H1和H2得以验证。

从社会网络维度看,内部社会网络和外部社会网络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说明无论是村民内部的沟通交流,还是村民与外部主体的联络,均有助于促进信息和知识传播、增强群体共识、促进相互认可,并通过多样化的强弱连接使农村社区能够获得更加丰富、稳定的社会资源,进而助力乡村振兴。从社会信任维度看,内部社会网络和外部社会信任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当前无论村庄内部的“熟人信任”还是内外部之间的“制度化信任”对形成乡村振兴的最大合力都至关重要。而社会资本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在高成本的制度安排之外,获得非正式的、但在农村社会得到普遍认可的保障,进而大幅度降低各主体的长短期综合交易成本[37]。从社会规范的维度看,内部社会规范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在乡村振兴的实施过程中,社区自身的运行机制在内部监督、奖惩以及行为转变方面,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了检验社会资本的调节效应,在原有模型中加入内部整合型、外部链接社会资本与政府、村干部、村民作用的交互项,以考察社会资本对于上述主体作用发挥情况的影响(表3)。在调节效应方面,从表3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对乡村振兴的内部和外部主体存在不同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内部整合型社会资本对村民及村集体(村干部)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发挥具有显著正向的调节作用,且系数为正;而外部链接型社会资本仅对村集体(村干部)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发挥具有显著正向的调节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内部整合型社会资本的3 个维度即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都与广大村民密切相关。如各种政策、市场等信息和知识的传播既能够整体上提升农村社区乡村振兴的能力,也影响农民个体的认知、决策和行为转变,进而激发其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农民的“从众”趋向也使其更易受到社区整体氛围的影响。而村集体(村干部)作为对内管理的关键平台,社会资本的壮大对于其更好地发挥平台作用具有积极作用。外部链接型社会资本体现为村庄向外扩展、获取各类资源的能力,其实际上通过村集体(村干部)为各类资源进入农村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使村落的内部需求和外部资源能更高效地结合,降低资源投入农村的交易成本(如谈判协商、监管、维护等)。

表3 内部整合型与外部链接型社会资本调节作用回归模型检验结果 n=617

无论是内部整合型还是外部链接型的社会资本,对政府的作用发挥均不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这可能是由于政府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举足轻重,通常发挥引领、服务、监督、推动等作用,政府对农村的资源投入,也是绝大多数乡村振兴最重要的外源动力。当前政府无法在乡村振兴中直接发挥作用,而需要通过村集体(村干部)或者普通村民发挥作用,因此,政府与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联系并不紧密。基于此,H3和H4均部分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模型估计结果的可靠性,采取模型替换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即将Ordered Probit 模型替换为Ordered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表4的结果表明,模型整体通过显著性检验,各控制变量及核心变量显著性水平、影响系数及符号与Ordered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基本一致。据此,可以认为本文模型的回归结果较为稳健,结论较为可靠。

表4 Ordered Logit模型稳健性检验结果 n=617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社区社会资本是农村“看不见”的重要资源,在凝聚社区共识、提升社区治理效能、获取更多的外部支持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基于上海市9 个涉农区19 个乡村振兴示范村的617 份问卷调查数据,构建Ordered Probit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社区社会资本的两大类型和3 个维度均对乡村振兴的实施成效有显著正向的贡献;内部整合型社会资本对广大村民及村干部在乡村振兴中主体作用的发挥具有显著正向的调节作用,而外部链接型社会资本对村干部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发挥具有显著正向的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要依据乡村村民不同于其他社区居民的社区交往需求,使乡村社区保持持续互动的状态,促进个人社会资本演进形成社区社会资本。二是要壮大内部整合型和外部链接型乡村社会资本,通过经济合作、志愿服务、兴趣团体等方式,增强村民之间以及村民与外部之间的广泛联系,拓宽社会网络的广度,夯实信任基础,促进相互间的理解和信任。三是要优化制度环境,加大奖惩力度,引导修复乃至重塑农村社区的精神风貌和行为规范,通过有效的宣传、组织和动员,重塑传统农村社区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区的和谐关系,推动广大村民的行为转变。四是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各利益相关主体应准确定位自己在其中的角色及地位,使村民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村干部成为政府和村民之间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政府适当介入,发挥好引领、服务、监督作用,助力社会资本转化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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