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强:零到世界第一,哪有那么容易

2023-01-29 11:57黄祺
新民周刊 2023年3期
关键词:仁济肝移植患儿

黄祺

2019年8月6日,夏强在马来西亚开展该国首例儿童肝移植手术。

中国的医学团队,真正能够在医学舞台上多年稳稳站在“世界第一”位置的,迄今其实并不多。

今年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儿童肝移植开展的第16年,作为世界最大的儿童肝移植中心,仁济医院已经连续九年稳居全世界单中心实施儿童肝移植例数最多的医院。除了手术数量,术后孩子们的五年生存率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仁济医院儿童肝移植的开拓者、仁济医院院长夏强,是团队的灵魂人物。谨慎行事和勇闯未知两种性格,在夏强身上完美平衡,这种特质让他带领团队用16年时间成长为全球最顶尖的儿童肝移植团队。如今仁济医院一家医院每年完成的儿童肝移植手术量,已经相当于美国全国手术总量的一大半,而美国是世界上开展儿童肝移植最早、曾经手术量第一的国家。

每年世界各地不断有外科医生来到仁济医院肝移植团队进修,包括欧美发达国家从事儿童肝移植工作的医生,都希望有机会到仁济医院沉浸式学习。夏强团队如今不仅培养了全国各家医院的儿童肝移植医学骨干,还远赴马来西亚帮助当地提升儿童肝移植手术水平。

十多年来被家长们抱到夏强面前的几千名孩子,他们出生时并未得到命运的眷顾。但这些孩子却被人间的执着和大爱挽救,父母亲人的捐肝和医生的妙手、社会的慈善捐赠,最终让他们得以重生。

“天上人间,如果真值得歌颂……”最值得歌颂的,是把生命看得如此珍贵的人们。

2022年对于中国著名的儿童肝移植专家夏强和他的团队而言,意义非凡。

这一年的10月22日,一名不到1岁的胆道    闭锁孩子接受了来自自己父亲捐献的肝脏,顺利完成了亲体肝移植手术。这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团队开展的第3000例儿童肝移植手术。

这一年的12月7日,中芯国际“芯肝宝贝计划”十年纪念活动举行。中芯国际“芯肝宝贝计划”是仁济医院接受的众多社会慈善捐助中金额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项,十年来,项目捐赠善款总额近4000万元,共有725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贫困患儿得到救助。夏强说,如果没有这么多的社会善款,儿童肝移植事业可能也走不到今天。

数据和成绩很容易让人忽略奋斗者曾经承受的压力和克服困难时超过常人的付出。

《新民周刊》记者近日专访夏强时,他毫不掩饰地感慨:“16年,哪有那么容易。”

尽管已经担任仁济医院院长,夏强每年仍然要站上手术台主刀完成约100 台儿童肝移植手术。

这次专访中,夏强谈起自己38岁撸起袖子探索儿童肝移植以来的心路历程,也讲到了16年中差点“换赛道”的抉择瞬间。他的言谈态度,既有医学专家特有的严谨和务实,又有性格中柔软且侠义的一面。

尽管已经担任仁济医院院长,夏强每年仍然要站上手术台主刀完成约100台儿童肝移植手术,他合理分配时间的方式就是把手术安排在行政工作相对少的周六和周日。他保持着行政楼里每天上班最早的纪录,偶尔有人比他早到,就会成为当天的“新闻”。他每周还有半天的门诊,晚上的时间则留给实验室和学生。

勤勉、聪明、能力强、胆识过人……当谈起成功者时,我们往往能发现他们身上共同的特征,但即便有这些特质,要干成一件大业,也处处充满艰难。

时间回到2004年,夏强加入仁济医院,主攻成人肝移植。当时的仁济医院领导,慧眼预见到肝移植学科的广阔前景,也认准了夏强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年轻人。夏强以38岁的年龄,成为仁济医院最年轻的科主任。

夏强自己担任院长后,更加能体会当时的医院领导承受了怎样的压力。“因为肝移植和其他学科不一样,手术是有很大的挑战和风险的,十多年前难度更大,老百姓觉得肝移植是很危险的手术。而且肝移植需要一个庞大的团队,需要方方面面的技术支撑,需要各种资源的支持。我到今天也非常钦佩他们的魄力、感谢当时的医院领导对我的信任。”夏强说,如果当初不是加入仁济医院,他也不会有今天,仁济医院给年轻人宽松的环境,让他大展拳脚。

最初的团队,只有4名高年资外科医生,可能是全上海或者全国规模最小、基础最薄弱的肝移植外科团队。但夏强心中对未来却充满乐观,使出了全身的拼劲。

创业的前几年是怎么拼的?现在的仁济医院儿童肝移植团队骨干专家罗毅,当时还是小医生。罗毅回忆,手術结束后,他常常跟着夏强住在医院里,有时候守在ICU门外,关注着术后病人在ICU里恢复的情况。夏强也说,最初的几年,他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手术和病人上,他的世界几乎就只剩下这一件事。

夏强像武侠小说里的侠客一样,遍访世界各地的肝移植顶尖外科团队,到各国最好的肝移植外科医生门下接受了或长或短的培训,吸取百家之长。但为了保证手术万无一失,夏强还是邀请台湾的肝移植专家带着团队助阵,完成了最初的几台手术。此后,夏强和同事们一起通力合作,完成了一台又一台成人肝移植手术。

2004年9月到2005年9月,科室建立的第一年,夏强团队完成了超过100例肝脏移植手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因为此前没有一个移植中心在成立的第一年就能完成100例手术,一年几十例就是一个很好的成绩。“正是因为这么一个拼出来的成绩,使得医院的领导对我们更有信心。”

第一年成绩亮眼,夏强又赶上了仁济医院外科大楼竣工使用,医院准备给夏强一层楼面作为病房,四十多张床位已经在科室原有床位数基础上增加了一倍。

但夏强有更大的雄心。“我跟当时的范关荣院长提出来:你给我两层楼,我要做全国第一。医院真的给了两层楼,我现在想想,医院领导真的是有魄力,在两层楼面的病房里,我们一直做到今天,病房空间给我们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夏强(左二)带领团队为准备手术的冉冉查房。冉冉是仁济医院第500 例肝移植手术病人。

有了精彩的开端,有了空间,有医院支持,绝大多数人一定会选择一条更容易的路——继续发展成人肝移植。但夏强却不是这样选择。

“如果照这条路走下去,我们做到上海第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追到全国第一,很难。因为全国已经有好几个规模很大的成人肝移植中心。”夏强说。

2005年—2007年,中国器官移植事业迎来重大变化,过去依赖死囚器官作为器官来源的做法被禁止,器官自愿捐献体系开始建立。但自愿捐献的器官非常有限,远远不能满足等待器官移植的重病人的需求,夏强敏感地看到,亲属间的活体移植,将是大势所趋。

2005年,夏强团队就开始做肝脏活体移植的技术准备,2006年10月,第一例活体肝移植手术在仁济医院顺利完成。“我们最早的几例手术都邀请了台湾长庚医院的陈肇隆教授来帮助我们,他带着团队的医生护士,甚至带着器械飞到上海来。”夏强和同事一边跟着台湾团队学习,一边自己在动物上做训练。

2007年4台、2008年7台……夏强带着团队谨慎地探索活体肝移植,随着技术逐渐成熟,他心中又有了新的目标——发展儿童亲体肝移植。

关键的时刻,命运总会给有准备的人更多垂青。2006年,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首次推出“上海市级医院新型前沿技术联合攻关项目”,如果申报成功,可以得到300万元的资金支持。夏强接到申报通知时距离提交标书只有几天,竞争非常激烈。

夏强推掉了周末的出差,和团队一起认真准备起这份申报材料,明确提出要探索儿童亲体肝移植。夏强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十多年前去申康答辩的情景。“我先碰到一位同行,他问我申报什么项目,我说活体肝移植。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很受伤:你们医院申请什么移植?”

质疑之声肯定不限于这位同行,评审专家们对于没有什么基础的仁济医院肝移植也不会有太多偏好。但当时负责项目的高解春教授却看中了夏强。高解春就是今天知名的复旦大学版中国医院排行榜的创建人。

答辩时夏强对评审们说:“我们不想做成熟的、锦上添花的事,我们要做创新。”高解春教授力排众议,夏强申报的项目作为最后一个候补的项目,以第九名的排序被列进了名单。夏强用“喜出望外”来形容当时的感受,他说一方面有了资金,但更重要的是更加坚定了信心。

按照当时项目申报中立下的军令状,夏强团队要在3年中完成30例儿童活体肝移植手术,但重重困难之下,“勉勉强强做到30例”。如今的夏强坦承当年也有打退堂鼓的时候。“我跟高解春教授说,我能不能换成成人活体肝移植?”

夏强向高解春教授列举了一堆困难:儿童需求量不大,家长也不接受,技术又很难,手术费用贵,这些家庭出不起……高解春教授听完却没有给夏强后退的机会,他对夏强说了两点:做儿童肝移植的方向不能变;治疗费用的问题可以想办法,特批项目科研经费可以划出一部分用来帮助患儿家庭支付医疗费用。

在网开一面的政策支持下,夏强不再为患儿治疗费用发愁,3年后项目评估,他的儿童肝移植项目作为前沿技术获评“优秀”。

夏强在探索儿童肝移植事业的早期,面对的质疑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一个原因是儿童亲体肝移植手术技术本身很难,费用高,又涉及捐献者的安全,很多人提出:用高风险的手术去与命运相搏是否合理?夏强说,也有媒体记者问他:小孩子的家庭为了手术付出了所有,但这些孩子手术后到底能活多久?

要回应这么多质疑,夏强唯一能做的是两件事:精进技术让手术变得更安全和治疗效果更好;减轻患儿家庭的经济负担,让需要手术的孩子都有机会获得治疗的机会。

我国每年有3000—5000名儿童由于各种先天疾病导致婴幼儿终末期肝硬化,在肝移植手术成熟之前,这样的病童90%在1岁以前就会死亡。导致婴幼儿终末期肝硬化的疾病里,胆道闭锁占了多数。儿童活体肝移植手术的难度,不仅在于几个月大、十几个月大的孩子器官、血管都非常微小,还在于这些孩子大多数合并有其他的先天性疾病,手术中医生需要面对的问题并不只是肝脏移植这一个。

罗毅介绍,最初几年团队邀请上海市儿童医学中心陈其民教授参与手术,陈教授会帮助他们解决患儿合并的其他外科疾病。

记者曾采访第1000例手术宝宝家庭,孩子只有6个月大,患有先天性胆道闭锁。手术中医生们发现,孩子肝脏门静脉由于术前反复发作的胆管炎导致狭窄。医生们采用患儿自体病肝上的废血管进行了门静脉补片整形,使门静脉血流恢复到了最佳状态。医生们把孩子母亲的肝脏左外侧220克的肝脏取下,移植到了孩子体内,手术中母亲与患儿出血量都不到50毫升。

随着手术量的增加,夏强团队手术技术日益精湛,术后孩子的长期存活和生活质量都大为提高。现在只剩下一个难题:钱。

“我们对到仁济医院就医的前200个患儿家庭情况做了分析,这些孩子里有100个选择了手术,有一半放弃了手术,放弃手术的第一位原因就是经济问题,家长觉得治疗太贵了。”严重肝病孩子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比较多。夏强说,一个原因可能是贫困家庭母亲本身在健康上有更多问题,还有一个原因是家长带着孩子在全国各地看病,等来到仁济医院时家庭经济已经被拖垮。

一开始遇到经济困难的家庭,夏强就动员科室里医护人员自己掏腰包捐款。随着社会影響力的增加,找上门捐款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人扔下几千、几万就走,名字也不留。还有的人每年到科室捐几十万,连续捐了十年。”

零星的社会捐助,仍然不能长久地解决困难家庭的问题。随着社会关注的增加,一些慈善机构开始主动联系仁济医院。这给夏强一个启发:通过规范的慈善项目来救助贫困患儿家庭。

十多年来,夏强团队与大大小小的慈善机构合作,为贫困患儿家庭筹集治疗费用。其中持续时间最长、金额最大的就是今年十周年的中芯国际“芯肝宝贝计划”。夏强说,中芯国际“芯肝宝贝计划”起始于当时的董事长张文义的善念,先后经过了周子学、高永岗三任董事长的爱心接力,后来中芯国际不仅企业捐款、员工捐款,还带动了上下游百余家企业、一起捐款。善款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管理,实现了慈善项目的规范化。

2022年12月7日中芯国际“芯肝宝贝计划”十周年纪念活动的会场,几个受捐助家庭带着宝宝坐在听众席,会场里不时响起孩子的呀呀之声。在这个特殊的会场里,没有人感到孩子的吵闹是噪音,相反,那正是每个人都希望听见的生命的声音。

中芯国际现任董事长高永岗在活动上表示,企业将继续与仁济医院合作帮助贫困患儿。“我们这个社会其实不缺爱心人士,他们最关心的是钱要真正用到需要的人身上。”夏强说。

十多年来,夏强团队与大大小小的慈善机构合作,为贫困患儿家庭筹集治疗费用。其中持续时间最长、金额最大的就是今年十周年的中芯国际“芯肝宝贝计划”。

爱的传递正在进行。最早接受移植手术的孩子如今已经十几岁,夏强希望他们健康和成才,将来回馈这个社会的善意。“有个女孩子,她说她想学医。我每次看到她都鼓励她好好学习,如果她有一天来到我们科室成为医生,那么这个故事就最圆满了。”夏强说起这个想学医的孩子,难掩兴奋。

除了千方百计地为贫困家庭筹钱,帮患者“能省则省”也成了夏强团队里的每位医护人员的“习惯”。罗毅说:“手术时,止血纱布我们都能剪成两半来用。”他所说的手术用止血纱布一张大约2000元。

在夏强的团队里,医护人员与这些孩子之间的感情,可能已经超越了医患关系。每年孩子“回家”的活动上,当看到大大小小从仁济医院出院的肝移植孩子又健康地出现在面前,夏强总是不免动情。在这些孩子面前,夏强的微笑不是来自职业,而是一个人内心深处最本真的欣慰。

已经成为儿童肝移植“世界第一”,夏强却还没有停止新的追求。

从治疗水平而言,夏强团队正在追求手术对捐肝者的影响降到最低,追求更科学的治疗方案对孩子的远期康复更好。

2022年11月,国际活体肝移植学会年度学术大会在韩国首尔召开。仁济医院肝脏外科作为大会唯一受邀手术直播的团队,在全球顶级肝移植学者的眼前直播完成了一台完整的供肝切取和儿童肝移植手术。接受肝脏的是一名1岁先天胆道闭锁男孩,捐献肝脏的是他的父亲。这台手术让世界同行最为叹服的环节,是医生通过腹腔镜技术从供肝者体内取肝,这也是夏强团队近年来形成的手术特色。

仁济医院肝移植团队亮相2022 年国际活体肝移植大会。

夏强在门诊。

这台手术中担任主刀医生的罗毅说,过去的手术会在捐肝者身上留下疤痕,腹腔镜手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让伤口变得很小、很隐蔽,受到了年轻父母的欢迎。大会为这台手术预留了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时间段,但手术实际上在下午2点就完成。看完镜头下的整个手术过程后,国际同行无不赞叹。

而在孩子们的远期治疗上,夏强团队正在探索手术后抗排异药物的合理使用。“我们希望通过研究,搞清楚这些孩子什么时候可以停药,怎样减量和停药对于长期健康是最好的。”此外,夏强团队还在研究临床上遇到的单基因缺陷罕见病。“我们正在研究采用基因编辑的细胞移植,以及采用核酸类药物等等办法来治疗这些罕见病。”

从当年4名高年资医生,到现在3个治疗小组、20多名医生,拥有独立的重症监护室和重症团队——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儿童肝移植团队已经培养出自己人才梯队,罗毅、封明轩、何康等年轻人已经可以独当一面。

美国曾长期是世界上开展儿童肝移植手术最多的国家,每年手术量500台—600台,而2011年之前中国累计开展的儿童肝移才100例左右,患儿的1年生存率不到60%。

到了2017年,全中国一年完成700例儿童肝移植手术,第一次超过美国,其中400例就是夏强团队完成的。

16年里,夏强团队编制了中国第一个儿童肝移植临床诊疗指南,获得了上海市的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夏强在总结这些成绩时,却用了一句很朴素的话。“这些年我们重点的工作是不断去总结完善一套完整的治疗的手段,然后去推广。”

夏强团队儿童肝移植技术的推广,范围不仅是全国各省市,还有海外。其中夏强团队与马来西亚的交流最为密切。马来西亚医疗水平本身比较高,马来西亚很多医生都在欧美接受教育和训练。

交流的机缘来自一个孩子。大约七八年前,一个马来西亚胆道闭锁孩子的家长在中国经商,偶然听说上海可以治疗,就带着孩子在仁济医院接受了肝移植手术。

“当时为了给外国孩子做手术,我去卫生部请示,因为那时候相关规定认为外国人不能在中国接受移植手术,目的是保护珍贵的器官资源。但我去做了解释,这是亲属间的捐肝手术,不涉及器官资源的问题。”获得特批后,孩子在仁济医院手术非常成功,回到马来西亚后在马来西亚的医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地医生为孩子复查发现,上海医生的手术水平与当地病人之前去的新加坡、日本相比不相上下。而一个孩子在中国做手术的费用,却只有到日本的五分之一。

之后,马来西亚医生又介绍了几个孩子飞到上海接受手术。这时夏强发现,必须要加强与当地医生的联系,因为这些孩子回去后怎么用药,还需要通过当地医生来安排。夏强飞到马来亚大学医学中心,当地医生对他说:“你们做手术的病人恢复情况比他们去新加坡、日本做的恢复还要好。”

此后,夏强团队不定期到马来西亚帮助当地开展手术,也不断有马来西亚孩子到上海做手术。新冠疫情发生后,夏强团队仍然用远程医疗系统在帮助当地开展手术。

从2006年采访夏强至今,记者眼见他霜染华发,但时间和经历仿佛并没有暗淡一个外科医生心中的理想之光。

儿童肝移植的手术方式主要有器官捐献全肝移植、劈离式肝移植以及活体肝移植等。

目前超过80%儿童肝移植主要通过活体肝移植术进行。儿童活体肝移植,就是从患儿亲属身体上切取部分肝脏作为供肝移植给患儿的手术方式,其中供肝者绝大部分为患儿的父母。

符合条件的供者往往只需要捐出一小部分肝脏(左外侧叶)即可满足患儿使用,同时肝脏的再生能力极强,捐肝者术后3-6个月左右肝脏即可生长到原体积,并可回到正常工作岗位。

先天性胆道闭锁是新生儿期一种严重的黄疸型疾病,以肝内、外胆管进行性炎症和纤维化梗阻为特征,是婴幼儿期致死性的肝胆系统疾病。先天性胆道闭锁在亚洲人群中发病率较高,中国大陆每年新发病例达5000例左右。

诊断为先天性胆道闭锁的患儿,如不得到及时治疗,80%以上将在1岁以内因肝功能衰竭而死亡。

黃疸

大便呈灰白色

肚子变大

外科治疗是解决胆道闭锁的主要方法,肝门空肠吻合术(Kasai术)可以部分缓解症状,延缓病情进展,但其5年生存率仅为30%-50%,80%的患儿术后仍进展为胆管破坏和肝纤维化。儿童肝移植术是目前根治先天性胆道闭锁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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