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如腕底起风云

徐梦晨

方介堪（一九0一—一九八七），生于永嘉县（今温州市），初名文榘，号介盦，后更名严，字介堪，别署玉篆楼、松台山馆等，晚号蝉园老人、蝉叟、晚香堂主，八十二岁后迁居木杓巷，又署木杓居。幼承庭训，稍长拜识浙南大藏家谢磊明，得以饱览珍藏，眼界大为增阔，打下了扎实的金石学基础；后拜入赵叔孺门下，不断精进，终确立个人印风。曾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中国文艺学院教授书法篆刻，后任职于故宫博物院古器部，编辑《宋贤名翰》《元贤名翰》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温州市文管会副主任、温州博物馆馆长、西泠印社副社长、中国书协名誉理事、浙江分会副主席等职。

关键词：方介堪 汉玉印 鸟虫书印

因家学熏染，方介堪自幼习书，后渐与谢磊明、张忠祥、吕渭英、戴家祥等师友结识。一九二五年，方介堪经吕渭英引荐，得拜赵叔孺为师，并参与《古印文字韵林》的勾摹工作。自此见闻日广，技艺精进，规模汉玉印风，进而在鸟虫书印一路独出机杼，成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篆刻家之一。

篆刻筑基宗秦汉。方介堪习印，初学浙派徐三庚，后改学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三家，其师法吴氏之作神情毕肖，夹杂于吴氏印谱中，识者多难辨其真伪。后见秦魏印谱，方介堪始知『取法乎上、法本正宗』之理。由是，方介堪开始大量摹拟秦汉印，并于汉白文印用功尤勤。其曾以『横平竖直，匀称饱满，形法小篆，笔兼隶意』来概括自身对于汉白文印的理解。方介堪以隶笔作篆入印，与邓石如『以书入印』观念相合，但其亦有创见，即增加隶书之波磔入端严板正的汉白文印，如『何必桃源是故乡』印，笔笔皆带曲势，点画浑厚，隶意扑面。

于小篆朱文印，方介堪不满元明人纯师李阳冰玉箸篆一脉，承邓石如汉篆之法又有所突破，兼收博采，将汉篆与唐宋篆结合，形成一种方圆自适、意态安雅的印风。如『袖手无言味最长』『白巂楼』两印，较宋元朱文印更为灵动，较清人流派印则更为规矩典雅，可谓恰到好处。

方介堪在《玉篆楼谈艺论》中，具体谈到了他总结自身经验得出的习印方法。其将篆刻分为『篆』与『刻』两部分，『篆』指篆法，『刻』指刀法。『篆』又细分为『别篆』『择篆』『书篆』三步，其言：『别、择既正，书篆又佳，始可谓得篆法。』

方介堪所做的『别篆』工作，正式开始于一九二三年，谢磊明邀其至家对所藏印玺进行札记、双钩、勾摹文字等梳理工作，以成印谱。亦在此时，方介堪开始编纂《玺印文综》。《玺印文综》辑录自战国至秦汉魏晋间的古玺、官私印用字，古玺单字计三千余字，汉印文字计两万余字。一九三三年，因编辑《印谱过目考》之便，方介堪摹写汉晋官印七百方，辑成《汉晋官印考存》，惜原稿于一九三七年由北平逃难至天津的途中，与《玺印文综》末卷一并丢失。

方介堪的『择篆』学习，与『别篆』同步进行。通过在谢磊明家日常勾摹印谱、玺印，方介堪的篆法经验得到快速积累，此在其印章边款中留有线索，如『韩去非』印边款『集战国时期小玺文』，『方约·节庵』两面印边款『拟秦代两面印刻法』，『陈佩秋印』印边款『仿汉铜印』，『洪承祓印·洪洁求印』两面印边款『仿汉官印刻法』，等等。可见，『印宗秦汉』观早已深耕方介堪心中。又如『槃散人』印边款『仿李阳冰篆意』，『轻柔心性』印边款『拟赵松雪刻法』，『陈氏果行』印边款『仿元人刻法』，『目寒』印边款『拟完白山人』，『翼华』印边款『拟让之篆意』等，自唐李阳冰至清代流派印诸家，亦皆在其『择篆』对象之列。如『尗·渊·德源·叔渊』两面连珠印，『德源』白文印仿汉私印，『尗』『渊』两朱文印力求工稳，『叔渊』朱文印则专仿吴让之，各印面虽取法不同，然皆气息纯正。

至于『书篆』，方介堪刻印不喜在纸上打稿，其印稿大多直接起于印石上，刻白文印以墨汁涂满印面，再以刀尖写出印文；刻朱文印乃以毛笔反写印文内容于印面，之后便快然奏刀。这一方面展现了方介堪于篆法的深厚积累，另一方面则体现其用刀如用笔，在篆刻过程中追求书写感的自然状态。

披沙拣金究源流。方介堪于篆刻的一大成就，是对汉玉印的钻研。（汉玉印有摹印篆与鸟虫篆两种风格，为更细致深入分析，文中汉玉印皆指摹印篆风格，鸟虫篆风格则归于鸟虫书印另论。）一九二五年，方介堪开始着手编纂《古玉印汇》，摹录谢磊明所藏《顾氏集古印谱》及《范氏集古印谱》《十钟山房印举》等二十一种印譜中的先秦两汉玉印，计三百七十四方。在《古玉印汇》中，方介堪从钮式、著录、递藏、印文考释、艺术特征等方面对古玉印逐个详考。

得益于编纂《古玉印汇》的经历，方介堪对汉玉印之精微奥妙多有领会，他不仅刻石拟玉，还直接刻制玉印。据《方介堪先生年表》所载：『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五年间，先生手刻印章种类除石章外，有水晶、玉类、玛瑙、珊瑚、牛角、象牙、犀牛角、海鱼牙、角化石（龙角）、铜、银、金、铂金等。』[1]其中晶玉印达好几百方，故时有『切玉高手』之誉。

方介堪所刻玉印皆无汉玉印板滞之习，印风平和宁静、富有灵性。以其所刻『张如元』印为例，将此印与《古玉印汇》中之『张始』印对比可知，『张如元』印的『张』字、『如』字『女』部皆从『张始』印而来，但方介堪并非亦步亦趋地模仿，其对空间布局稍加改动，使整体更加匀密，点画更加劲挺、饱满；转折处减少方折，增加圆转。又如『为怜他种种清香好难为不醉』印，整体规模属汉玉印，『好』字『子』旁下部、『为』字中部偏左之留红，则取法赵之谦，为原本略显严肃的印面带来生气。

玉印因质地坚硬，点画线条较为纤细，这无疑对治印者的篆刻技艺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方介堪所用刀法为『走刀法』，区别于篆刻家普遍使用的『切刀法』与『冲刀法』，讲究执刀如执笔，行刀由上而下一气贯通，中间不做停顿，刀锋在行进过程中凭腕的运动极细微地左右摆动，与书法运腕的要领完全契合，更利于展现书法的用笔特征。如『戴家祥幼和印』『在情理之中出意想之外』二印，即以『走刀法』刻就，不论朱、白，线条皆乍看工稳，细观则有极细微且密集的锯齿，显得古意盎然、巧中寓拙。

方介堪在上海美专期间，曾撰写《论印学之源流及派别》一文。于『源流』，其言明魏晋以降，古法渐趋于下的原因：一是由于历代制度、字体之变；二是由于自宋迄明，印章用途、印材之变。就印材而言，元以前之私印多为玉、牙、角，明以后则为花乳石。方介堪认为，玉印材质珍贵、坚硬，制作精美，虽经历岁月，然笔法、刀法皆较为完好地保存下来，故喜择晶玉等坚硬材质刻印，以贴合古人刻印之感，及体味古人笔意。

开辟鸟虫书印新天地。方介堪是现代鸟虫书印的开拓者，鸟虫书印为其绝艺，自他以后，鸟虫书印的创作蔚然成风。

方介堪在摹录古玉印时，注意到秦汉玉印上鸟虫、鱼雁、戈头矛角等造型特点，渐而悟得鸟虫篆添头加足之理。中岁以后，经过对殳书印与鸟虫书印的着意研究，方介堪达到无一字不可作鸟虫篆，亦无一字有违字、画之理的境界。其《鸟虫书》一诗云：『戈头矛角殳书体，柳叶游丝鸟篆文。我欲探微通画理，恍如腕底起风云。』方介堪正是以画理中对物象的描绘与概括之法，来参透鸟虫书这一古老的美术篆字的。同时，方介堪在创作时极注重文字的精确性与图案的合理性，有法可依时不无故省改，无据可考时则参考《说文》与缪篆，绝不强行组合。

方介堪所刻鸟虫印、鱼雁印，大多随字赋形，形神兼备而不流于图案化的装饰效果，讲求印面设计的合理性和笔墨情趣。如『方明之印』鸟虫印，『方』『之』『印』三字之鸟翻转腾挪、顾盼相依，『明』字之鸟则缩于『日』旁内，好似伫立枝头歇息，给观者带来一种置身山林之感。『饶宗颐』鱼雁印，以一尾鲤鱼搭配若干各具姿态的鸿雁，仿若一幅群雁戏水图。潘伯鹰曾就此评价道：『水里的鱼，他可以画来作篆字。一盘炒鳝糊，可以引起他对于鳝鱼的活动加以构思，这种构思可以成为一种篆字。天上飞的鸟，可以被他采取姿态变成篆字。这并非胡思乱想，确乎又有来源。』[2]

虫书印的图案化较鸟虫印、鱼雁印为简，如『波罗揭谛』印，虽无鱼雁之形，然屈曲盘绕的线条，则呈现出另一种行云流水之态。殳书印则以『戈头矛角』为特征，如『武进吴氏』印，字形方正，点画圆转多于方折、曲势多于横势，平正中寓险绝，简洁中含变化。

秦汉以降，鸟虫书印多见白文，方介堪以自身实践为基础，开辟出朱文鸟虫书印这一新天地。朱文鸟虫书印因线条较细，故拉伸长度以充实印面，且图案较白文为多，易失之流俗。然如『白巂楼』印，以秦汉半通印制，结合虫书印、肖形印的风格，精心建构，极雅丽之致而无半分俗气。

方介堪的鸟虫书印中虽对鸟、虫、龙、鱼等形象多有应用，但这些形象皆附属于文字，是以画寓书，非是以画夺书。这正如徐无闻所言：『方先生所刻的朱文（鸟虫）篆和（白文）鱼鸟篆，形制的多样，刀法的灵活，形象的生动，确是同类古印的创造性发展，为现代印苑增添了一种奇丽的名花。』[方介堪从治印之初即注重法本正宗，体味古印中的笔墨意趣，后又以独到的眼光，关注古玉印、鸟虫书印的发展，并依凭自身才情开拓新境界，其形神兼备而不流于图案化的鸟虫书印一经问世，即为张大千、谢稚柳诸公所激赏，并在二十世纪中叶的印坛掀起一股新风。

方介堪曾言『豈靳靳于以印人名而已哉』，其理想实乃以『收藏家』的身份搜集各类玺印、印谱，编汇成册；以『考古学家』的身份尽观海内玺印，编成统系，穷究经史之缺；以『治印家』的身份研求篆法、章法、刀法，师古创新，最终臻至学术与艺术相辅相成之境。统观方介堪之篆刻艺术，实处处皆讲究宗法，并以小见大，立意深远，真『恍如腕底起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