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递进与空间互动视域下侨乡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的经济人类学考察的个案研究

2023-02-05 22:26林秀春郭惠杰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3年6期
关键词:晋江市体育用品华侨

林秀春,郭惠杰

1 洋埭村的人文历史背景、社会经济结构与研究方法

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期间多次到晋江市深入调研,并且在2002 年总结归纳了“晋江经验”,而且在2019年两会期间参加福建代表团审议时再次高度肯定了晋江专注实体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推广“晋江经验”的重大意义[1]。改革开放以来,晋江市体育产业尤其是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在国内颇具代表性。据新华社报道,“晋江体育产业总产值在2017 年达到1 744 亿元,拥有国家级体育用品品牌42 个,体育用品上市企业21 个”[2]。晋江市陈埭镇的洋埭村因其特殊的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路径而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闽南侨乡发展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典型案例。与国内其他地区的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模式不同,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得益于该村的地缘资源优势和我国相关政策的引导。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从最初的家庭作坊式加工厂,到后来的体育上市企业,从零散的专业化分工市场,到“中国鞋都”的区域特色,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产品质量,逐步形成了具有区域竞争力的体育用品制造业集群。特别是洋埭村的海外华商与其洋埭村宗亲之间的紧密合作与联动,以及洋埭村当地侨资企业和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产生了多重叠加效应,推动了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产业链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的形成。因此,研究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历程可以为洞察晋江市体育产业转型升级、国际国内双循环格局形成等多重因素交互影响下的区域体育产业发展模式提供一个窗口,并为晋江市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案例。

近年来,晋江市的体育产业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模式,引起了大量研究者的关注,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例如:有些研究者主要聚焦于晋江市的体育产业集群的发展演化[3]、溢出效应[4]、产业集群企业品牌建设[5]、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的关系[6];还有研究者针对当前产业发展新动态,分析了晋江市体育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7]、产业集群的国际治理经验及其启示[8];另有学者基于政府引导视角对晋江体育产业的发展模式进行了调研[9]。总体而言,很少有学者关注晋江市体育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社会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国际化流动,华侨在晋江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晋江市的侨联与乡村宗族关系网络的社会经济功能等问题。那么作为晋江模式的典型案例,晋江市陈埭镇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超越常态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什么?晋江市的外部因素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出自洋埭村的华侨和海外华人力量起了什么作用?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微观的个案研究细致考察。

在学术研究中,尽管个案研究在处理特殊性与普遍性、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关系一直面临着挑战。同时,随着定量分析方法的兴起,个案研究受到了不小的影响[10]。然而对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的个案研究仍然具有探索特殊规律和具体事件发展变化过程的必要性。一是基于对闽南侨乡体育领域的前期研究与长期追踪调查;二是因为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路径有别于我国其他区域体育产业的发展模式,主要差别在于出自洋埭村的海外华人和华侨在该村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我国侨乡体育产业领域具有典型性,所以本研究最终选择洋埭村作为个案进行田野调查。选取的田野调查点——洋埭村位于晋江市东北部,占地面积为7.5 km2,原住村民总人口为7 598 人,外来人口约为40 000 人。洋埭村因土地的开发而得名,其名与该村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密切相关[11]。晋江市林姓人口为81 368 人,其中洋埭村村民大多姓林。洋埭村人从中国近代以来到海外谋生的侨居地分布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等[12]。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出自洋埭村的华侨将近2 000 人,其中旅居菲律宾和新加坡的居多[12]。一般而言,基于经济人类学视角的田野调查,主要通过直接观察和长期追踪调查收集资料与获取相关数据。本研究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得益于晋江市政府统战部门负责人的引荐和洋埭村原村支部书记和某侨资企业负责人的牵线搭桥,从而得以开展田野调查,调查对象涵盖侨资企业、体育用品制造业从业者、晋江市当地侨联、洋埭村村委会工作人员等。田野调查时间主要集中在3 个时间段(2015 年7—8 月、2016 年7—8 月、2018 年6—10 月),采用多次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查阅档案资料的方式获取了较为丰富的一手研究资料。为确保本研究的资料真实性和可靠性,还运用了多次重访、多角度访谈、事件与史料文献对照等方法,通过事实与史料相互印证以核验和甄别受访者所述的真实性,从而提高本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及与实际情况的贴近度。最后,紧扣本研究提出的问题,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此外,遵照人类学通常使用的研究范式,在文中涉及具体人的姓名时均采用化名。

2 时间递进视角下的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的历时性分析

2.1 发轫阶段(1977—1984 年):侨资、体育用品制造设备的捐助及商品经济的渗透是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的外部力量

在改革开放初期,洋埭村开始出现侨资企业。例如:创立于1977 年的洋埭劳保用品厂成为洋埭村的首家合资企业;创立于1979 年的洋埭服装鞋帽制品厂成为该村首家家族式侨资企业。其后,被誉为晋江市“运动鞋制作第一人”的林土秋发动14 户村民共同集资110 000 元创办了体育用品生产厂,开创了当地广泛采用的“联户经营”模式,改变了当地单一的经济结构。由此,曾经被很多人诟病的侨乡“闲人多、闲钱多、闲房多”现象开始转变为当地产业发展的特殊动力。此时,洋埭村制鞋业的蓬勃发展甚至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例如,乔石、万里等在1983 年先后亲临洋埭村参观视察,对洋埭村的鞋业及其办企业的方向给予了肯定[13]。虽然这些企业总体上数量很少,但是对洋埭村之后的运动鞋制造业的逐步发展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

如果说洋埭村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在这个阶段投入的生产资金与购置的设备从物质层面夯实了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的基础,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出自洋埭村的海外华人经年累月往返于国内外,对多元文化和异质社会制度均有体验,既深谙侨乡现实与中国国情,也比较熟悉定居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14],他们在海外拼搏的经历和所见所闻,能影响其在洋埭村的宗亲的商品经济思想。显然,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发轫的动力源头与出自洋埭村的海外华人的推动与潜移默化的影响息息相关[15]。

2.2 勃兴阶段(1985—1999 年):洋埭村涌现大量侨资企业,借鉴了一些国外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与理念,促进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形成了特殊发展模式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以加工和代加工为主的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迅猛,但是“重发展规模,轻质量管理”的问题也逐步凸显,晋江“星期鞋”事件更是引发了产品质量危机,对当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产生了巨大冲击。在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面临产品质量舆论危机的关头,出自洋埭村的华侨和海外华人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旅居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的出自洋埭村的华侨联合出资在1985 年创办了一个新企业。该企业从国外相继引进了当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自动成型制鞋机和全套流水线自动控制制鞋设备,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随着这些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的应用,产生的效果立竿见影[16]。洋埭村的体育用品在1986 年举办的“北京首届全国华侨企业商品展销会”上大放异彩。《人民日报》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并在新闻中提到:“原来的设备、技术和管理都很落后,相当一部分产品质量不过关。他们引进了先进的设备、技术和管理办法,生产的运动鞋美观舒适,产品质量有了明显提高。”[17]该企业对当时的洋埭村的中小企业改革、推动洋埭村制鞋业机械化、引进外资、创新技术和打造品牌产品产生了很强的示范效应。众多侨资企业的纷纷成立,带动了洋埭村100 多个运动鞋生产加工企业的相继跟进生产。洋埭村当地村民创办的家庭作坊式的运动鞋生产厂也开始借鉴侨资企业的做法,联合扩大生产规模,促进了洋埭村甚至整个晋江市的运动鞋制造业的发展。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通过不断创新生产方式、引进外资和拓宽市场营销渠道成功地实现了从传统手工制鞋业向现代化机器制鞋业的转型。这一转型本身是一个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洋埭村人的生产观念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逐渐从保守型生产向开放型生产转变。在此阶段,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联户经营模式。这种合作模式基于宗族关系网络或地缘关系网络,可以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分散生产风险,并能增强洋埭村村民之间的创业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总之,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体现了洋埭村在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形势。

2.3 转型升级阶段(2000 年至今):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现实挑战

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历程是一个典型的外资嵌入乡村社会的经济现象。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与晋江市的侨乡文化密切相关,主要依靠侨资、宗族关系网络等社会关系资源不断推动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当地一部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和满足了当地消费者的需求,也体现了当地社会经济领域的一种价值观。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体育用品市场竞争的加剧,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是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必须直面的挑战。一方面,跨国大型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发展战略不断下沉,对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少和体育用品生产技术创新竞争加剧,使得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难以维持低成本优势。此外,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形成也对我国社会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了新要求,推动侨乡体育用品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迫在眉睫。这将进一步为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创造新机遇,同时也将带来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需要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打造中国本土品牌产品和增强市场竞争力。当然,这种转变并非易事,需要突破原有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并探索新的发展方式,建构新的市场秩序。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未来如何发展?这一问题可能需要更为长期的田野调查方能解答。

3 空间互动视域下的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的共时性分析

社会空间理论将空间视为由各种关系主体构成的互动场域,致力于通过呈现不同社会主体在特定场域的共存关系勾勒社会经济领域的总体变迁图景[18]。某一区域的产业发展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而言,洋埭村人的涉外关系作为一种多边性的联系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复杂组合[19]嵌入了洋埭村内部经济活动与政策执行过程的互动中。一些与洋埭村人往来的在菲律宾、中国香港、欧美国家等地区的海外华商促进了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劳动力在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流动,形成了有效的人力资本[20]。同时,这些洋埭村人又将资本、科学技术、相关信息、管理经验等各种生产要素在海外华商网络中进行了深度整合。这种跨国人口流动形成了空间传动效应,为洋埭村人带来了社会资本和创新思想。

3.1 社会经济主体互动场域之一:菲律宾

从经济人类学角度而言,企业家精神被视为是一种稀缺的无形资产,不仅是企业创业和增强市场活力的关键因素,更是产业业态创新和联结各种生产要素的重要因素[21]。洋埭村人移居菲律宾有100 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华侨政策的调整,一些在菲律宾的出自洋埭村的华侨与洋埭村的联系渐趋紧密。例如,从洋埭村移居菲律宾的企业家联合洋埭村的归侨共同出资创办了中外合资企业,推动了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初步发展。尤其是具有丰富创业经历与企业管理经验的旅菲华侨企业家林X 晖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曾担任洋埭村村支部书记的林X 沟回忆到:“林X 晖自幼家境贫寒,因受到海外亲戚的帮助而赴菲律宾谋生并经商,商业网络遍布各地,后来回到家乡投资创业”。同一时期,菲律宾侨商陈X 培回家乡探亲,因地方政府主要领导说的一句话——“希望你们来投资,帮助家乡建设”促使其回乡创办体育用品企业[12]。在当时,这类侨资企业往往被视为种子企业或者领头企业,随着这些侨商重返故土,同时也将其掌握的新技术、经验和创业资源带到了洋埭村的体育用品制造业,推动了洋埭村村民在体育用品制造方面的创业行动。林X 晖、陈X 培等华侨在洋埭村的体育用品制造业方面的投资并非仅是基于对利润或市场的考量,而是融入了对家乡文化和中国社会制度的认同情感。其实,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些华侨与其祖籍地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类似马林诺夫斯基所指的“跨国礼物交换”现象。例如,有些华侨通过捐赠、投资等方式向其祖籍地捐献物资,并由此获得了祖籍地政府和民众的接纳;同时,这些华侨的祖籍地政府也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保障相关权益的方式增强这些华侨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可以鼓励更多华侨投资。

3.2 社会经济主体互动场域之二:中国香港和一些欧美国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人口在海外的移居地发生了变化。洋埭村的新一代村民开始逐步涌向一些经济更为发达的欧美国家,对洋埭村的社会经济影响逐渐超过了以往洋埭村在菲律宾的华侨。同时,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与融合之地,中国香港在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联系海内外经济主体的桥头堡作用。一些定居中国香港的洋埭村人经过多年拼搏在资金、信息、管理经验方面有了优势。在他们的带动下,现代商业在洋埭村初现端倪。首先,这些人开了洋埭村村民赴境外考察和学习国外企业先进管理理念和经验之先河,对洋埭村的现代商业文明建设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例如,在出自洋埭村的华侨的带动下,陈埭镇洋埭村有12 名村民于1985 年底赴中国香港考察后引进了先进的全套制鞋新技术和新设备,并且改进了企业的管理方法[22]。其次,中国香港在洋埭村体育用品生产信息和融资方面起了桥头堡作用。洋埭村的体育用品生产企业在获得初步发展之后逐渐面临扩大生产规模所需的资金和信息难题。洋埭村一些人开始积极动员移居中国香港的洋埭村人通过香港的相关渠道获取海外市场信息、产品销售渠道及管理经验。某品牌运动鞋创办人林X 秋回忆到:“通过海外乡亲帮助收集样品资料,经过对比研究,新的产品样式就设计出来了”[23]。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已经移居菲律宾的洋埭村侨商从菲律宾向中国香港移居是一种适应策略。他们凭借香港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获取优势商业信息资源,继而促进了侨乡体育产业发展。这体现了经济人类学所关注的文明互鉴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及其动态演化过程。

3.3 社会经济主体互动场域之三:国内外多重空间互动商业平台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位于世界不同区域的人的互联,形成了一个持续扩张的国际社会经济网络。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出自洋埭村的新一代华侨和海外华人逐步融入了全球经济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网络,搭建起了国内外多重空间互动商业平台。例如,“旅菲洋埭同乡会”等这类由地缘、业缘为纽带结成的华侨华人社团,使出自洋埭村的华侨和海外华人与其家乡建立了经济交流与互动场域,促进新一代出自洋埭村的海外华人嵌入了洋埭村的制度场域和社会资本积累过程中,使得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促成了洋埭村人与出自洋埭村的华侨的多维场域互动,使洋埭村形成了该村地理边缘地带的新中心,继而产生了经济扩散效应,影响范围甚至可以波及到临近的南安县、惠安县等地。譬如早期赴海外谋生的陈X 志、陈X淳等华侨都曾在晋江市陈埭镇洋埭村学过运动鞋制鞋技术,之后在南安县创办了某体育用品企业[24]。当时,洋埭村的企业开始大范围地搜集外界商业信息、举办学习管理经验的活动与模仿管理活动,推动了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勃兴。

4 互动机制视域下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耦合

资源配置、要素流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等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产值增长的关键因素是传统经济学重点关注的,但是经济人类学更重视通过资源、结构、技术等因素深入分析经济行为主体的动机及其行为特征,探究产业产值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4.1 政府与侨商互动:建立侨商利益协调机制,通过行政力量自上而下地推动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

偏安一隅的闽南晋江市洋埭村,由于其体育用品制造业的独特发展方式受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双重关注。实际上,在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初期,福建省政府就不断尝试突破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困局,积极开发华侨资源,为洋埭村的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营造有利的营商环境和提供政策支持。

首先,把握服务于企业的时机,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在改革开放初期,洋埭村的侨资企业由于人员结构复杂,在管理方式和经营理念上差异较大,在实际经营过程中难免出现分歧。有些侨资企业刚成立时往往由移居菲律宾的出自洋埭村的华侨、移居中国香港的洋埭村人与洋埭村村民合资创办,并共同经营。随着这些侨资企业的发展壮大,各利益相关方在经营理念和发展方式上产生了分歧。例如:菲律宾侨商希望将盈利用于当地福利事业和公益事业,香港投资方则主张用于扩大投资和分红。由此产生的分歧使得该企业曾一度停滞发展。曾在晋江市委统战部工作的林X 梅讲述了地方政府在其中发挥的重要调解与疏导作用,例如在上述企业利益相关方产生分歧时晋江市委统战部闻讯后积极介入调解,最终推动该企业进行了重组,使其重新得以发展。

其次,重视与侨商的沟通与联络,积极动员海外华人投资。在洋埭村的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初期,晋江市基层政府抓住国家政策机遇,积极调动华侨资源。洋埭村村支部书记林X 对动员出自洋埭村的华侨投资洋埭村的体育用品制造业至今印象深刻。其在接受笔者访谈时提到:“当时,洋埭村经济发展刚起步,需要发挥华侨的作用,鼓励其投资,支持家乡建设。有些海外社团的组织者大多是企业家。因此,要把这些华侨汇聚起来,共商家乡建设事宜”。此外,在田野调查时发现,在改革开放初期,侨商与晋江市政府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在这一机制建构过程中,华侨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资源不断被加以强化。晋江市政府通过各种资源和政策对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从行政上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推动作用。这种政府行政力量的“在场”,促进了侨商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

4.2 民间组织与宗族关系网络的协同:建构侨乡体育用品制造业规制共同体,共同推动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

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非经济因素和非正式制度是经济人类学研究中被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宏观政策调控对村落经济结构难以直接产生作用时,洋埭村的侨联会作为该村既寻常又特殊的民间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类民间组织实质上是一种有别于韦伯的科层化的民间权威,其深入基层社会关系网络,时常作为民众利益的代言人[25]。据洋埭村当地的侨联会负责人林X 沟介绍:“当时,出自洋埭村的华侨遍布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为此,洋埭村于1978年成立了侨联会,目的是加强与海外侨胞、乡贤的联络,引导侨胞寻根问祖、探亲访友,动员侨胞支持家乡经济建设和公益事业”。洋埭村重新整合的民间组织涵盖村政府和村委会,并集乡贤、侨商等为一体,一般主要由有声望的海外华人构成,具有很强的凝聚力[26]。这是民间组织的一项重要的社会功能,能在国家政策与社会成员之间找到某种利益契合点[27]。可以说,对于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在当时的发展,无论是侨乡政府,还是民间组织,都深知与出自洋埭村的华侨建立联系的重要性[28]。

此外,一方面是宗族关系网络作为一种特殊的非正式制度在“维护村庄共同体利益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9]。笔者在田野调查时同样发现,洋埭村人与其宗亲跨国经营企业并不鲜见,这种经济合作是基于共同利益建立的。曾在洋埭村创办过体育用品企业的张X 沐对此颇为熟悉,并描述了某体育用品企业的发展案例。该案例主要呈现的是:洋埭村某村民通过与同村人合股办运动鞋制造厂而积累到了第一笔社会资金。之后,随着运动鞋制造厂生产规模扩大,资金、设备与技术问题逐渐凸显。在这一情形下,该村民寻求其海外亲戚又共同创立了新的体育用品合资企业,生产所需的仪器设备由其海外亲戚购置,销往东南亚、欧美等国家的体育用品也由其海外亲戚联络销售。该企业通过这种经营方式逐渐发展成一个较有知名度的体育用品企业。尽管该企业当前已经因为经营不善等问题退出了运动鞋市场,但是这种新型合作经营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为洋埭村企业生产的体育用品迅速打开了市场,为洋埭村企业生产的体育用品的跨国销售网络的形成与市场开辟注入了新活力。另一方面是宗族关系网络的经济功能具有很强的社会经济发展适应性[23]。洋埭村的体育用品企业多数为林姓宗亲所办,且在企业资产所有权、经营业务往来、资金信贷方面错综复杂,以交叉持股或以单一资本入股设立分支企业等方式联结成投资网络。洋埭村的体育用品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间互助经济合作与经营方式,也是闽南乡村经济结构变化的社会动因之一。尽管洋埭村的体育用品生产企业形成了现代化态势,但是洋埭村原有的地方文化传统、信任机制等非正式制度并没有完全失效,并且依然发挥着调节经济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的功能。洋埭村的这种民间资源动员方式体现了闽南文化中的一种价值观,同时,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又彰显了约束与引导民间经济行为的政策的强大力量。当然,剖析宗族关系网络与洋埭村的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的互动与内在机制,不可过于夸大其作用。当前,洋埭村的体育用品生产企业在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与洋埭村固有商业模式的冲突、洋埭村的村落文化与现代化经济发展方式的矛盾均可能产生新的问题,那么就不可忽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国家战略层面的经济体制改革、侨乡政府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懈探索所形成的制度的重要规制作用。

5 结束语

在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历程中,国家政策、基层政府、侨商、洋埭村乡贤等各主体联结成了发展共同体。在这个复杂体系中,洋埭村的村落文化传统、宗族关系网络、侨商组织等非正式制度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与政策、企业管理制度、市场经济体制等正式制度相互作用,构成了一种颇具区域特色的乡村体育用品制造业现代化发展的利益协调机制。各方面主体通过特定制度与机制嵌入了一个巨大的国内外社会经济关系网中,能将一些生产要素相整合。本研究基于社会空间理论和经济人类学视角将洋埭村的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历程中的社会经济主体互动场域纳入研究视野,有利于从更为生动的角度诠释闽南侨乡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所衍生的多元社会主体意蕴和我国乡村社会经济现实意涵。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我国体育产业尤其是体育用品制造业的晋江发展模式,也进入了改革创新的新阶段。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也开始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由此,洋埭村的体育用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便迫在眉睫。洋埭村应该从历史中汲取发展的智慧,于变革中寻求内在的社会力量。特别是在科技创新与体育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时代背景下,洋埭村的体育用品制造业的未来发展需要考量如何重聚乡贤力量,推动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及与海外华人、华侨形成更高层次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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