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塔拉”一词透视内陆干旱区域游牧民族水资源观的共有共享
——来自湿地生态系统变迁的验证

孟和乌力吉，杨庭硕

笔者之一的孟和乌力吉出生于内蒙古翁牛特旗一个牧民家庭，进入学界之初从事的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学习与研究，其后转而专攻生态民族学和环境社会学，因而与当下同行们的实践体验也表现得颇不相同。在将近二十多年的学术研究中，不管展开何种田野调查与文献解读，乃至与行政部门对话，蒙古语“塔拉”一词总是令笔者难以忘怀，无从规避。而笔者不少同仁们却认为“塔拉”一词的含义不过就是湿地或洼地而已，别无深意。有关的翻译问题早已解决，犯不着在这一语词上下功夫。有幸的是，笔者的合作者杨庭硕先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提醒笔者：“你的语言学基础很好，干嘛不认真的反思一下索绪尔‘历时语’和‘共时语’的区别，干嘛不从萨丕尔的《语言论》中找点灵感呢。”正是有了这种启示与提醒，笔者才得以对“塔拉”一词刨根问底，深入探讨。出乎意料的是，在探讨中发现：“塔拉”一词不仅属于蒙古语，在我国北方和西北地区众多内陆干旱草原游牧民族语言中，同源词几乎无一例外的客观存在。它事实上是一个相关民族早已共有共享、至关重要的语词。因为干旱草原的生态系统中，其他自然要素都不缺，缺的主要是水，而且是可以被牲畜直接利用的液态淡水资源。因而这一语词的背后隐含着对生态可用水资源共有共享这一广阔的文化结构枢纽的连接作用。

与此同时，笔者和自己的访谈对象，在深入频繁的交流中，深深的感受到对近年来湿地生态系统的萎缩，均共感切肤之痛。他们和笔者一样都在探寻化解草原水资源危机的当代可行性对策，但却又同样感到无能为力。让我们感到兴奋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到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发展理念，我们由此对干旱草原的未来充满了信心。这样的信心与对“塔拉”的保护和治理恢复融为一体。为此仅就个人所见，从“塔拉”一词含义的时代变迁入手，紧扣这一变迁背后水资源认知与利用的变迁，以期揭示各民族文化生态的核心价值所在，但愿这样的讨论有助于平息时下围绕水资源而展开的各种争议，尽快让生态文明建设在干旱草原上得以落实。

一、“塔拉”一词空间场域变迁

“塔拉”，书面写法“tala”，口语读法“tal”。汉语词汇中的“塔拉”“他拉”“塔利”“塔林”“塔勒”的本意相同，均为草地、滩涂地、湿地以及河流、湖泊等地理环境单元的统称。当代的翻译者却将这个语词意译为“湿地”或“草地”，进而转译为“湿地生态系统”。这样的翻译对一般的民众而言，完全可以接受并心满意足，但在学者眼中却不容许轻轻带过。这是因为，“塔拉”一词在蒙古语中具有极其丰富的能指和所指内涵。它既可以理解为“低洼的盆地”，也可以理解为“水草丰美的夏季牧场”。其呈现的景观既可能是湖泊，也可能是河流的洪泛带以及相毗连的灌丛甚至是疏树草地。具体到实际生活而言，还可以理解为能休息停留的宜人环境或人员汇集的地带，甚至是重大节庆举行的理想地带。如果对牧业生产而言，“塔拉”几乎可以视为生存的根源所在，失去了“塔拉”就是一种天大的损失。

《史记》有载：“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①司马迁：《史记》（全十册）《匈奴列传》第五十，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2909页。这则民谣虽说出自匈奴语的音译兼意译，但其中所提到的地理位置是今天河西走廊南侧的祁连山脉及其支脉。祁连山由多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平行山脉和宽谷组成。著名的夏日塔拉草原（širatala）就位于焉支山的大马营滩西边。焉支山一带气候相对温暖，森林茂密，山下的川地草原平坦辽阔，由于长满金黄色的哈日嘎纳花（hargana或Caragana，锦鸡儿草），因此号称“黄金牧场”。可见“塔拉”在匈奴人的眼中也是性命攸关的生存根基所在。秦汉时期，匈奴把阴山以南广袤平川看作自己的苑囿。土默特地区，即广义河套平原，也即今蒙古语中所称的“塔拉”。实地考察今土默特平川后，任何研究者都不难发现，其间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周边有高耸的山林，西南缺口一侧也有低矮的沙丘，又有常年存在的淡水湖泊，还有川流不息的黄河及大黑河水。在看不到明水的地段，连片的草地和疏林草地犬牙交错于其间，居民的聚落、公众建筑设施穿插于其内。到底该如何正确称呼，再高明的翻译者都会觉得束手无策。但在蒙古语中，它仅是一个面积较大、较富有的整体的“塔拉”罢了。以至于要做出符合当代学术水平的探讨，不管是哪个学科、哪个民族的研究者，都得起用数十个不同的学术术语，才能展开具体的研究工作。而在蒙古族牧民的语词中，它却是一个完整的文化概念，也就是适宜夏季人畜生存的理想之地，细分为河流、湖泊、草地、林间，完全没有必要。这是因为在本土牧民眼中，但凡植物的嫩枝、嫩叶，甚至结出的谷物，木本植物结出的果实和种籽，均一概是蒙古族“五畜”的畜草资源。河流、湖泊、沼泽，甚至是鲜嫩的牧草，都能为牲畜提供必须的饮水资源，强行区分其间可用的水资源来源差异毫无意义可言。公正的说，蒙古族将这样的对象作为“塔拉”一词的能指对象，不仅准确而且极为实用。具体到不同的语境，到底指什么，即“塔拉”一词的所指则随时间、空间、人物、事件而各有不同。“语言是一个自足的、创造性的符号系统，它不仅指称那些基本独立与它的帮助而获得经验，而且由于其形式完整性，我们不自觉地将语言暗含的预期投射于经验领域，语言还为我们界定经验。”①爱德华·萨皮尔：《萨皮尔语言、文化与人格》，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03页。

13世纪蒙古汗国官修史《蒙古秘史》里出现的“槐·主不儿”，意为林川或疏林草地。“塔拉”（tala）一词在18世纪问世的《二十一卷本辞典》里解释为“在原野上有路的地方”，②《二十一卷本辞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624页。即人畜能顺畅穿行的道路。这样的解释，不要说其他民族的学者，就是蒙古族出身的资深学者，都不免会对此感到困惑。因为从语词的能指和所指出发，既然将“塔拉”理解为湿地生态系统，其肯定不是道路穿行的理想区段，而是“地貌—水资源—植被”的一种复合性概念。在古代更不会有人专门纵贯“塔拉”修路，将“塔拉”解释为道路，实属于理不通。如若换一个视角，从古代蒙古族牧民的主位立场出发，“塔拉”的上述解释恰好可以做到能指和所指的辩证统一。原来，在内蒙古草原上，古往今来的各游牧民族，无论是匈奴、鲜卑、柔然、突厥，还是今天的蒙古族，在他们的放牧生涯中，根本不会劳神费事的去修筑专供人畜穿行的道路。但通常会在显眼的较高地带，不惜成本建造“敖包”，作为放牧的地标即可。不管在何种季节实施转场，只需远望“敖包”行进，运用游牧方位知识，就可以抵达理想的、适时的牧场。修筑道路完全没有必要，有了“敖包”就已足够，这恰好是游牧文化核心价值的具体体现。

“地理空间的问题不仅是哲学问题，也是社会历史的实际问题。”③唐晓峰：《人文地理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23页。至于何以会将“塔拉”解释为“道路”，刚好是进入18世纪后，随着北方草原蒙古各部人畜两旺、会盟频繁，但迁徙游牧活动相对减少，由此在无意中留下来的文化遗迹。换句话说，在那个时候，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畜群，需要规模性的定时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预先约定的“塔拉”，以至于人的脚板和牲畜的蹄子在不经意中踏出了一条寸草不生的狭窄地带，从而形成农耕文化观念中的路。而满汉官员、文人学者所持文化往往关注道路，以便与蒙古族王公会面结盟，宣示朝廷旨意，纠察违制的蒙古王公。他们既然不在“塔拉”放牧，就不必关注当地水草地貌和生态景观，仅关注能够通行的道路，因而做出以上解释，其实是汉族客位观察的结果在蒙古语词典中的变形呈现。而出身蒙古族的字典编纂者，心中虽然明白“塔拉”指的不是道路，道路仅是在“塔拉”之上留下的文化遗迹，但出于现实变化和实际需要，实现语词含义的跨文化共享，对增进跨民族文化事项的共有和共享而言实属无可厚非。即使现在内蒙古草原上仍保留以“扎木图”（有路之地）命名的村名，如新巴尔虎左旗的萨如拉扎木图嘎查、科右前旗扎木图嘎查等。因此，这一历时性解释虽有其合理性和可延用性，但稍显片面和牵强。不过，这样的解释有其作为历史记忆而存在的必要，因为其本身就是一个极其珍贵的历史史料。

20世纪40年代成书的大型蒙古语《二十八卷本辞典》，将“塔拉”一词解释为：“无山无沙丘的开阔平坦的地段；或一切事物的一半部分；和谐的礼尚往来”等含义。①那木吉拉玛：《二十八卷本辞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76页。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考察内蒙古赤峰时，提到两个叫“他拉”（即“塔拉”）的地名，一个是位于赤峰巴林右旗的“巴彦他拉”，另一个是位于翁牛特旗的“巴汉他拉”。②费孝通：《志在富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7-150页。前者的含义为“富饶的草地”，后者可以理解为半农半牧地区蒙汉居民的“草甸子”。由此看来，到了20世纪中后期，“塔拉”一词在蒙古语中一直得到了完好的稳态传承和应用。但其能指和所指，却与200多年前拉开了不容忽视的极大差距。这是因为，“塔拉”一词能指与所指的解释已有与时俱进的引申。这样的差异同样无可厚非，亦为珍贵的历史史料。原来的“塔拉”是开阔平坦的独特草地实体，与它相对应的实体地貌和资源环境单元是“山地”“沙地”以及“戈壁”。由此可见，“塔拉”是北部边疆草原环境的主要实体地貌植被单元之一，是内蒙古高原区域分布广的平坦开阔的复合地理单元。从“塔拉”地名及地貌看，内蒙古东部平原、高平原地带“塔拉”分布更广，而在西部干旱区域“塔拉”较少，更多演变成盐碱湖、干涸台地或戈壁。这与现代生态学将中国北方草原按降水量大小自东向西依次划分为森林草原、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化草原及沙漠绿洲的科学知识不谋而合，异曲同工。

二、“塔拉”一词能指与所指述考

正确理解这一概念的含义，关键是要转换分析的视角。凡是被蒙古语称为“塔拉”的地方，在其他民族看来，肯定是地势低洼、海拔高度相对低下的平坦之地，但这样的平坦之地在蒙古语中并不能无区别的均称之为“塔拉”。举例说，蒙古语中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常用语词，那就是“柴达木”，③柴达木”（čaidam）与“塔拉”均与盆地地貌有关，与沙地关系更密切，乃为“有嫩草和泥泞的湿水之地”。见布林特古斯：《蒙古族熟语大辞典》，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97页。今天青海省西北的柴达木盆地即是全球共知的其中一个。在蒙古族文化的视角中，“塔拉”与“柴达木”的区别在于，称为“塔拉”者，其提供给畜牧业可资利用的水资源存量必然极为丰沛；而称为“柴达木”者，虽然在地形地貌等自然景观上与“塔拉”表现得别无二致，但差异却在于被称为“柴达木”者，相对缺乏畜牧业可资利用的液态淡水资源储备。具体到放牧作业而言，“塔拉”仅适合于夏季放牧，冬季地表液态水一旦结冰，牲畜就无法利用，“塔拉”在这样的季节反而成了放牧的禁区；而“柴达木”则相反，比较适合于冬季放牧。这是因为，在“柴达木”这样的地带相对温暖且会下雪，但积雪的厚度很浅，便于牲畜舔食。如果附近有泉眼，对牧民而言当然是一件幸事，但即使缺乏泉眼，牲畜舔食地表的雪花亦可熬过严冬而不至掉膘，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使用浅水井。

明白了其间的差异后，不得不承认以上对“塔拉”的第一种解释，实属有理有据。这是因为蒙古语语词能指和所指逻辑建构的出发点是畜牧文化的核心价值，而非其他。就这一立场而言，将“塔拉”解释为平坦的草地、草甸、沼泽、湿地生态系统或夹杂有稳定、不稳定水域的低洼地带，确实切中了当代蒙古族乃至其他民族心目中的准确含义。特意解释为草地、草甸乃是针对蒙古族牧民需要而做出的词义引伸。将之解释为低洼的与戈壁、山地、沙地等不同的地理单元，显然是出于服务于不同文化与生活模式的需要。这是因为在其他民族看来，一望便知，“塔拉”确实与戈壁、山地、沙地迥然不同，不容相混。

综上所述，这一新起的解释事实上是在无意中满足了文化事项跨民族共有和共享的时代需求。确保任何意义上的翻译偏差都可以找到匡正和补救的线索和指南，乃为时代的产物和珍贵的史料，理应得到珍视珍重以及合适的征引和沿用。因为这样更有助于民族间的团结、和睦关系格局的建构。

至于将“塔拉”一词解释为“半边天”“胸襟宽阔”之意，则是从游牧文化出发，对“塔拉”一词本意的引伸。这是因为，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北方各游牧民族，在实际的生产和生活中，都需要实施分季节转场，也就是汉文典籍早已记载的“逐水草而居”。“塔拉”虽然水草丰美，夏季温和宜人，能够容纳众多的牲畜汇集一处觅食、育幼、抓膘。然而“塔拉”虽然富有，但光有“塔拉”肯定过不了冬。这是因为，一到冬天，河湖全部结冰，就连灌木和草地都会结冰，而且容易积雪，即令科学意义上的水资源储量极为丰富，但牲畜无从饮水和觅食。在冬季，“塔拉”很自然就成为牧民心目中的“禁地”。牧民在这样的季节，需要将畜群赶到山脊阳坡谷地、沙地或牧草稀疏的荒漠盆地越冬。不是因为这些地带水源多，而是因为这些地带降下的雪比较薄，还有不会结冰的泉眼，可以满足牲畜越冬的饮用水所需。这些地带，牧草单位面积产量虽然不多，但空间地域却极为广阔，加之牲畜可以自由移动，哪怕是稀疏的残草植株，也足够保证它们越冬食用，借此熬过严冬，等待来年的春暖返青，从而实现人畜两安。

由此看来，“塔拉”和其他干旱草原上的各类型、各样式的生态系统对游牧文化生计而言缺一不可，各自代表着游牧生计中不可或缺的两个侧面。那么按照辩证统一的思维原则，将“塔拉”解释为半边天，正在立意之中。而且只有这样的解释，才能体现蒙古族文化的本色，也容易为其他民族所理解和接纳，从而实现两全其美，这也是对族际文化事项共有共享的客观历史记忆恰如其分地表达。

将“塔拉”理解为“胸襟宽阔”亦是出于同样的道理。到了20世纪中期，蒙古语所称的“塔拉”之地，已经成了众多民族乐于杂居常住之地，而且相关各民族在社会经济方面得到充分发展。蒙古族牧民的宽阔胸襟，被比喻性的称作“塔拉”同样言之有理。这是因为“塔拉”自古以来，在蒙古族牧民的眼中，本身就具有“海纳百川”“泰山不让土壤”的自然禀赋。用其来比喻性的表述蒙古族牧民的精神境界，同样是恰如其分。加之，这样的比喻性利用更能彰显蒙古族文化的自尊和自信，这也是民族文化与时俱进的又一具体表现。

对“塔拉”一词的解释还有“辽阔”“广大”“馈赠”“互惠”“回馈”和“包涵”之意，在人名中也广泛使用，同样有理有据。从自然属性上看，“塔拉”的所指对象本身就是宽阔的盆地，生物生存所需要的一切自然资源，在这里一应俱全，而且呈现为规模性的、适度匹配存在。说它“广阔”“广大”完全可以做到眼见为实。从人的属性上看，胸襟宽阔、虚怀若谷，同样是广阔富集，兼收并蓄之意。以“塔拉”比喻人的这一美好禀性，同样合情合理。至于再做一定程度的抽象引伸，“馈赠”“互惠”亦可言之成理。由此看来，“塔拉”一词这一系列新起的含义和所指范围，同样实现了概念上的跨文化共有共享。当然这肯定是到了20世纪中期发生在内蒙古草原上的民族关系实情而获得的比喻性、象征性表达，并没有违反“塔拉”一词本意的能指范畴。差异仅在于，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变成抽象性、象征性所指，这同样符合文化演进的规律。

以上对蒙古语“塔拉”词义演化轨迹的梳理，源流线索分明，其间的各种变化均针对特定的社会历史事实而来，只不过随着该语词从蒙古族内部辐射应用到了其他民族中后，词义要发生引伸、比喻、虚化，本来就是语言流变的基本途径和普适规律。仅仅是因其发生于中华民族内部，所以较容易梳理其间的因果关系。但如若抛开时间的脉络，改由空间维度的横向比较，那么还可以进而发现在阿尔泰语系族内各民族间，含有“塔拉”一词本意的各民族语词中还可以找到不胜枚举的实证。如，“蒙古语‘tala’与哈萨克语‘dala’（音位t-d）对应。”①蒋宏军：《如何区分哈萨克语中的外来词》，《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9页。所指理应相同。

表1 “塔拉”一词在不同民族地名中使用概况

由此看来“塔拉”一词在其他民族的共有和共享，还另有天地。他们是因为文化谱系上的同源和相近而实现了共有和共享，而上文讨论的则是通过文化传播而实现的共有和共享。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这两类不同成因的共有和共享，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今天还在演化之中，未来也将如此。

当然语词含义的变迁与相应的实体变迁，也就是科学意义上所称的干旱草原或湿地生态系统的变迁，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性，则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新问题。

三、“塔拉”退变与水资源匮乏的实证分析

凭借上文的讨论，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一种印象，此前看似杂乱无章，犹如一团乱麻的“塔拉”一词的各种含义，现在似乎已变得有脉络可循，有因果关系可考。然而“塔拉”一词背后所隐含的水资源观却隐而不显，这就不得不借助当代的自然科学理论与成果去提供支持和帮助。要知道“塔拉”之所以在蒙古语词中得到如此广泛和频繁的应用，背后有其深远的自然成因。

中国北方和西北方的干旱草原十分独特，因为它是地球上距海最远的内陆区，从干旱草原的腹心地带出发，无论向东南西北哪一个方面前行，都需要走上2 000公里以上的遥远路程，才能到达海边。即海洋上的湿润气流要抵达此地成为有效降水，本身就至艰至难，因而极度缺水乃是其根本性的自然属性。这就难怪水文学家，要将这样的地区称之为“超渗产流”（Hyperosmotic flow）地带，意为无论浇多少水，都会无遮碍的全部渗入地下，地表不会残留一滴明水。但此处所说的是自然属性的水资源匮乏，而并非文化概念上的水资源彻底缺位。这是因为，在这里的各游牧民族，文化观念中所理解的水资源不仅仅局限于滞留或流动着的液态水资源，还包含着储藏于地下的液态水资源，乃至储存于植物体内可供牲畜利用的液态水资源。而此类水资源在“塔拉”区域能做到高密度的富集，从而使得在此地生息的生物物种，不仅物种多样化水平极高，而且生物能和生命物质的产出水平也较高。由于这样的水资源，可以为北方各游牧民族实现高效利用，因而他们文化中的水资源观与水文学家的定义存在差异，实属意料之中。另一个不得不郑重提醒的事实则在于，在这些民族的水资源观中，并没有将冻结的冰块，堆积过后的雪视为水资源。因为这样的水资源，水文学家理所当然要纳入自己的研究对象之中，但在这些游牧民族的水资源观中，却将类似水资源排除在水源之外。比如，将积雪过少称为“黑灾”（habsarga），将过分坚实、过厚的积雪称为“白灾”或“铁灾”（jud、temür jud）。两者的共性都在于极度缺水，但实质上缺乏的仅是供牲畜可资利用的液态淡水而已。

明白了这一切，就很容易理解蒙古族牧民在严寒的冬季，面朝冰冻的黄河、西拉木伦河和呼伦湖、贝尔湖、达里诺尔湖，只能哀叹缺水的缘由。即在游牧文化中的水资源观与当代水文学家所定义的水资源，从一开始就存在差异的缘故。

既然“塔拉”根本性的自然属性，就在于它是季节性的、可资利用的淡水资源富集之地。这就不难理解，游牧民族的牧民们根本无需在言语中正面提及水和水资源，而在某种程度上以“塔拉”一词作为水资源的替身。“缺水”则是更多以“干旱”（gangdagu）一词为表达。这一观念确立的好处在于，如何度量水资源的丰歉，虽难度极大，但靠丰沛的水资源支撑起来的湿地生态系统及其周边的草地、疏树草地生态系统，生产是否健康，规模是否盈缩，牧民们完全可以做到一望便知，真正能够实现形象体察之功效。就这一意义而言，这样的用语惯例，字面含义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自然地理类型，其背后却是水资源观的形象表达。因而当地各民族牧民亲身感受到的并不是水资源的丰歉与否，而是“塔拉”是否健康或规模是否盈缩。笔者在近20年的田野调查工作中，访问过多个民族的牧民，访谈观察的要点，从来没有偏离过“塔拉”。下文对“塔拉”的感受，略加例举。

我们的这个地方是由沙地（坨）和湿地（甸）组成的，湿地里分布许多湖泊。嘎查名称即‘众多湖泊’之意。原来沙地长有灌丛、锦鸡尔草、万年蒿等，湿地长有羊草、针茅、芦苇、茅草、竹草等。沙地和湿地过渡地带还长有榆树、杨树（hunturmodu）、钻天柳以及柳条等。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湿地逐渐被开垦成水稻田，因此一方面，湖泊大面积萎缩退化，另一方面，牧草种类大大减少，周边也就会长些茅草、退化的蒿草类等。①访谈对象：那ML（1951-2020，男），特BY（1959-，男），访谈地点：同村村民赛DT家，访谈时间：2010-06-20。访谈人：本文作者。

牧民之所以对这样的景观变化铭记难忘，原因只有一个，随着“塔拉”规模的缩小，支撑生计的水资源也就没有了保障，事关生存大计，当然会表现得对这样的变迁刻骨铭心。

20世纪40年代初，我跟着父亲从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迁移到内蒙古科右前旗C镇M嘎查。当时这里是草场长势好，人烟稀少，社会治安较好。一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山上都长有杏树，洼地常年积水并均长有牧草。一到春天，满山遍野都是粉红色的杏花，空气中净飘散着浓郁的芳香。一到冬天，所有的谷地和洼地均结冰，雪下得也蛮大，刮大风时被吹飞堆积到屋顶。野生动物更不用说了，野猪、鹿子、草原狼、狐狸等多的是。更何况是野兔和野鸡，放羊的时候稍不注意人都会被惊吓而逃。而今这些动物都已销声匿迹，树木也只剩下杨树一种了，放牧时羊群要走很远的路才能确保喝上水。②访谈对象：陈QL（1931-，男），访谈地点：陈QL家，访谈时间：2015-05-28，访谈人：包ZM（内蒙古大学2013级民族社会学专业研究生）。

从上述调查访谈不难看出，景观的改变仅是表象而已，实质则在于随着资源利用方式的改变，利用效益随之而下降，无效蒸发越来越大，这才是生态退变的关键环节。透过牧民的叙述，归根结底都会必然聚焦于水资源的匮乏这一不争的自然环节之中去。

D旗B铜矿有东部和南部两个水源，南部水源水质较好，主要提供饮用水；人们说西部水源则有毒，如经常喝这里的水，有害于健康，会导致骨质疏松。以前分开使用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现在不分开了。铜矿企业现在一小时抽取60～80t地下水。由于长期过度开采地下水，地下水位下降明显，已经不能短期内恢复，由此导致矿区周围的泉水干枯，无法放牧了。原有的涌泉，抽水之前自然喷涌出水。现在别说涌泉，连盐湖、碱湖、明安图湖、希日查布湖、棚湖等原先星罗棋布的周围湖泊都干涸了。浩来河（hogulai）原先是一个像泉水一样喷涌的河流。由于开矿，水量变少，甚至牧民日常喝水都成了难题。开矿产生了废气和废渣，环境、空气、草场以及牧民的健康都受到影响，给牧业社区和生活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损害。①访谈对象：巴T（1964-，男），访谈地点：矿区附近，访谈时间：2013-09-03，访谈人：本文作者，苏RT（内蒙古大学2013级民族社会学专业研究生），白CJ（内蒙古大学2013级民族社会学专业研究生）。

这里发生的生态变迁同样是在极度干旱的荒漠草原带，水资源利用方式的巨变所使然。牧民们看到的是，水资源被毒害和萎缩，但其背后隐含着的却是水资源的反生态滥用。如果在其间不能及时的找到工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共生互惠、重叠共识的衔接点，接下来的事态也就难以可控。

位于十Z县八台乡南部的哈拉盖图（halagait，荨麻草之意）湿地，海拔相对周围来说最高，接近1600m。20世纪70年代前后，该湿地是河滩，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家户，那时候养的牛在湿地里有时候会陷进去，还需要人帮忙揪出来。80年代前后又搬过来了部分人户，人开始变多。自90年代从该地修高速公路开始，这片河滩就没有常年水了。黄河一级支流大黑河的源头泉眼就在此处。夏天会发水，从南边流淌过来，那边有几条洪水沟。当地农牧民曾在此处修过浇地用的蓄水池，但是因为漏水，没有修成。现在湿地内宣传力度大，有很多人来参观，但没有具体保护措施。大集体时期哈拉盖图湿地大黑河河滩部分已被开垦成耕地，后来该湿地东半部分也开垦成玉米地。此处的土地原本都是公共的，夏天时候，当地居民的牲口进入草地喝水吃草，主要放养牛羊等牲畜。当地不少居民一直反对将湿地开垦成耕地。曾经有人想要开垦，结果遭到居民阻止，未能成功。②访谈对象：冯JZ（1950-，男），访谈地点：冯JZ家，访谈时间：2020-10-31，访谈人：本文作者，郭CL（内蒙古大学2020级民族社会学专业研究生），李G（内蒙古大学2020级民族社会学专业研究生）。

这样的讲述同样是围绕水资源观而展开，在蒙古语所称的“塔拉”地带，一旦看不见明水，本身就意味着“塔拉”所指代的湿地生态系统的变质和萎缩。因而牧民们很自然的要从自己传统的水资源观出发，坚决抵制对“塔拉”水资源的利用方式改变。这样的行为，在蒙古族的文化观中完全可以做到理直气壮。但从农耕文化和工业文明视域看，也可直接开发利用。类似差异，在民族学文化相对观中，早已有深入浅出的说明。遗憾的是，其间的当事各方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正因为如此，才会表现得当事各方都找不到兼容互惠、协同共生的衔接点和可行路径，也才表现为“塔拉”的退变。由此看来，具体的去救治“塔拉”无关宏旨，跨越文化的相对性和差异性，找到其间的共同性、衔接点及操作方式，才是应对问题的正确之路。

基于以上来自各民族牧民的口述，再结合实地观察所得，不得不承认，“塔拉”一词的词义演化偏巧与“塔拉”的变质和萎缩同步。当事各方的行为逻辑实质都是围绕水资源观的差异而展开，各有各的道理和资源利用模式，但却无法做到兼容互惠、和谐共生。不过这仅是历史上知识与技术积淀不够所使然，而绝对不是无解的难题。其实，化解水资源匮乏所引发的矛盾的原则无需远求，而就在当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原则“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对学者、科学家、企业家、行政官员和普通民众而言，要做的事就在于将这样的原则理念因地制宜地落到“塔拉”的规范利用和水资源循环再生利用即可。但要做到这一步，首先得做好当事各方水资源观的兼容互惠、和衷共济才行。这是因为，当事各方的所思所为，无一不是立足于其所荷载的文化做出的响应，他们都各有其理，各行其道，无可厚非。只要能够在水资源观上做到换位思考，真正理会对方的关切和水资源利用底线，并付诸实践，那么看似无解的死结，只需动用当代的科学技术手段，依法行事，就绝对不会遇到越不过去的坎，美好的结果同样可以做到事在人为。可喜的是，现实中这样的合作互惠和共建共治共享的各民族社区案例日益增多。

四、总结与思考

汇总各项资料后，总体的印象不言自明，“塔拉”的现状确实令人堪忧。但有幸的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同样值得吸取和创新利用。

内蒙古西部土默特平川及其延伸区域巴彦淖尔市河套灌溉平原水资源开发实践和农牧结合模式，是干旱半干旱区域水资源可持续保护利用及构筑湿地草原生态屏障的一种可参考的历史经验。“在共同的地域空间中，围绕着大青山沟水清洪水的开发和利用，蒙民之间的交往愈加频繁，关系日益紧密。地方民众自发地形成了‘村落’为基本单元的用水秩序。万家沟小流域内外蒙汉民众一起参与祈雨仪式，则在集体欢腾中凝聚了共同的社会情感，维持了万家沟小流域的水利秩序，并持续不断地推动着地方社会的认同与整合。”①田宓：《水利秩序与蒙旗社会——以清代以来黄河河套万家沟小流域变迁史为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1年第1期，第37-38页。内蒙古东部西辽河流域半农半牧区域也有类似的做法，但由于环境不同而略有差异。②孟和乌力吉：《草原栖居的环境动因与社会逻辑——基于跨社区交往交流案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这样的实例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今天和未来。具体到对“塔拉”文化生态共同体而言，只需要在观念上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其间的矛盾和冲突都可以做到迎刃而解。当下在这里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原则，具体做法只要做到水资源观念相互包容，几乎可以说得上是信手拈来。举例说，借用现代已经成熟的滴灌技术，在保护和修复“塔拉”的前提下，实施绿色节水农牧业，是对水资源匮乏的尊重，对水资源分布极度不均衡的顺应，也是对“塔拉”生态系统的总体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如果再辅以制度性的农牧用地互换使用，那么干旱草原的生态保护完全不成问题。相关各民族的经济、社会、文化需求均可分别得以满足。

当地传统畜牧业与现代工矿业的兼容互惠、协和共生同样如此。而今我们已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依法保护环境和治理污染有了保障。此前无法化解类似的矛盾，问题在于工矿区经济发展没有明确的法律可资节制，就地排污可以降低成本，由此导致“塔拉”水资源被严重污染。而今同样有了现代科学技术做支撑，对排放的污水实施脱污处理和循环利用的各项技术手段已经成熟。只需依法办事，工矿业发展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的不相容理应不再成为棘手问题。依法脱污后的再生水资源，同样可以维持“塔拉”整体生态的稳定延续，当地牧民当然愿意乐见其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动重要江河湖库生态保护治理。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我们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理应成为今后环境政策行动的重要战略支撑。内蒙古正在推动构筑“两个屏障”，其一是构筑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和建设好内蒙古的生态屏障，事关国家的全局生态安全。其中水资源安全和共治共享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并与“塔拉”内含功能重叠兼容。

综上所述，“塔拉”这一环境关键词源出于游牧文化，在其后的族际关系互动中又扩散到了众多的民族文化当中，从而引发了含义的引伸和比喻性流变。而此流变并非超然的存在，而是族际关系变动，“塔拉”质量的下降和规模的萎缩相同步。其问题焦点都在于水资源观的不相兼容，更无需说互惠。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政策法令的及时出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逐步深化，历史上无法应对的问题，而今都可以实现迎刃而解。随着当事各方水资源观的相互兼容的实现，“塔拉”整体生态系统的受损也将得到新一轮的修复，对此我们都充满信心，可期可待。但愿这样的美好心愿，能够获得当事各方的认同与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