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仲裁的新篇章

方正宇

自2023年1月1日开始，由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体育仲裁规则》和《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组织规则》正式施行。这意味着以往熟悉又陌生的“体育仲裁”，就此开启全新的篇章。

之所以说熟悉，是因为人们经常从各类体育新闻中听说过体育仲裁。比如当年轰动全球的孙杨案，就被交由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裁决，整个审理过程还曾进行网络直播。又比如，当年围绕着刘健与青岛中能的“真假合同”一案，也是由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做出了裁决。除此之外，近年来还有不少备受关注的体育事件，最终都以体育仲裁的方式给出了终局结论。

可即便如此，体育仲裁有时还是会给人以陌生甚至神秘的感觉，对于其组成方式、人员构成以及仲裁程序等内容，外界往往感覺雾里看花。最重要的疑问是既然境内已经有人民法院这样的司法机关，为什么还需要另外搞一套体育仲裁的体系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相比其它领域的民事案件，体坛争议往往具有更强的行业属性，很多时候必须遵循“行规”而不只是法律来予以规范。比如球员虽然也是劳动者，但在处理他们与足球俱乐部之间的纠纷时，却不能简单照搬《劳动法》中关于员工辞职的规定，而是必须考虑到转会、限薪、青训补偿费等行业专属的规则。对于这些颇为独特且复杂的规则，人民法院未必都能充分掌握。相比之下，由更多行业人士参与的体育仲裁，往往更加了解行业内部的规定，甚至仲裁员本身就曾参与相关规定的制定，从而具备专业对口的优势。

不过，国内以往在体育仲裁领域也存在一些固有的缺陷。继续以人们相对熟悉的中国足球举例，根据《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工作规则》，其性质是中国足协处理行业内部纠纷的仲裁机构。那么，倘若中国足协及其制定的规则也在仲裁过程中成为争议焦点，这个“内部机构”又能否做出客观公正的裁决呢？还有，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的成立依据是《国际足联章程》和《中国足协章程》，而非基于国内法律。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做出的裁决仅在行业内部具有执行力，不是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件。

弥补上述缺陷，必须在顶层设计方面有所突破。

正因为如此，在2022年新修订的《体育法》中，专门用整个第九章来规定与体育仲裁相关的条款，从而为国内的体育仲裁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整体框架。正是依托于《体育法》的支撑，《体育仲裁规则》和《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组织规则》相继得以施行。

比如，根据《体育法》的最新规定，对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体育仲裁裁决的行为，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套用一句网络流行语，就是体育仲裁终于“出圈”了，其效力不再局限于圈子内部，而是成为得到司法机关认可的最终结论。

根据《体育仲裁规则》，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由国家体育总局组织设立。也就是说，体育仲裁将摆脱原先那种由行业内部分别设立的格局，会尽可能降低部门利益对裁决结果的干扰。同时，《体育仲裁规则》还规定仲裁员必须从资深的律师、前法官和体育实务工作者等人士中选拔，从而确保体育仲裁必须具备的专业性和公正性。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体坛如果再次出现涉及兴奋剂管理或者运动员注册类型的纠纷，各方的解决思路将从以往的找组织要说法，转向积极备战体育仲裁。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有人或许不习惯，也可能有人认为程序太繁复，导致体育仲裁遭遇阶段性的质疑。但以整体趋势来看，随着中国体育的蓬勃发展，势必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利益冲突。以往那种仅依靠组织内部或者行业领导给出结论的决策模式，已经无法处理如此纷繁复杂的冲突。以法律思维设立更多的行业规则，并且由更多法律人士参与，确保规则执行，才是与时俱进的可持续发展之道。体育仲裁将在时代背景下发挥出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