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大赋名物书写的地理特征及其文学价值*

2023-02-07 01:19蒋晓光
学术研究 2023年12期
关键词:李善名物汉赋

蒋晓光

所谓“名物”,其特点是“有名可举”“有物可指”,在文本上可以称为“名物词”,在现实中就是具体可指的“物”(综合刘兴均、曹建墩等观点)。在中国古代,名物之学主要聚集在经学之中,尤以《诗经》、“三礼”的研究为代表,通过训诂的手段研究“名物词”,将文本上“名”的具体所指揭示出来,使之尽量与现实中的“物”一一对应,从而加深对文本的理解。随着训诂之学的发展,后又旁及《楚辞》等领域的名物研究。孔子认为,学习《诗经》能够“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论语·阳货》),钱穆解释孔子的目的“乃所以广大其心,导达其仁”(《论语新解》),质言之,传统名物之学的任务,首先是“循名识物”,透过字面上的“名”,认识“名”所指称的“物”,这主要是古今语言差异造成的;其次是“探寻物理”,研究“物”在具体文本语境中包涵的思想和情感。在汉代,一部分人质疑辞赋的价值,汉宣帝主张“(辞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汉书》),受孔子和汉代“诗经学”的影响,宣帝从名物之学的角度对辞赋给予了肯定。本文论及汉赋之名物,主要是指动物、植物、器物等,动物以鸟、兽、虫、鱼为主,植物以草、木及其所产生的瓜、果为主,器物则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日用之物的总称。“物”因“地宜”而生,尤其是动物、植物是产生在相应的地理环境之中的,而器物又与当地的社会风俗有关。总之,“物”的地理特征是附着于物品之上的,对汉赋名物书写的地理特征及其价值进行研究极具学术意义。概言之,本文所言“地理特征”是指名物立足于产出地域,从而衍生出人文方面的信息。①在两汉时期,人们的种植、养殖以及制造能力有限,汉人所言某物出于某地,未必与今日科学知识相符,更与今日相关名物的分布存在差异。本文论及的名物产出地域,一般以汉代文献记载为准。

本文以汉赋名物书写的地理特征为研究对象,主要聚焦于汉大赋。散体赋较为注重名物书写,骚体赋名物书写的比重则较小,这与先秦的楚骚传统较为接近,“早期楚辞中的屈原作品,占据最多篇幅的是情绪抒发部分,而非对于物类物态的描写,……真正写‘物’的部分很少。……真正进入‘博物’境界的便是西汉‘枚、马、王、扬’诸辞赋大家”,①徐公持:《汉代文学的知识化特征——以汉赋“博物”取向为中心的考察》,《文学遗产》2014 年第1 期。这一判断符合文学发展实际。骚体赋偏重抒发个人情感,较少表现具体的名物,而散体赋尤其是其中的大赋,为强化表达效果,大量书写名物。

一、“大一统”:汉大赋的域内名物书写

散体大赋基本都集中于京都、畋猎题材,即刘勰所谓“京殿苑猎”(《文心雕龙·诠赋》),作为“崇礼官,考文章”的产物(《两都赋序》),它们围绕君王展开,大多具有礼学意义。汉大赋对名物的描写,于域内之物,则是彰显“大一统”的君权和君臣之礼的严整。

《上林赋》开篇曾言,“二君之论(针对《子虚赋》中的子虚、乌有二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②[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123 页。是对诸侯失礼行为的批判,其以礼制相号召是非常明确的,司马相如曾评价《子虚赋》:“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③[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3002 页。《上林赋》的写作力图展现天子的风采超越诸侯,其游猎之范围:“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④[汉]司马迁:《史记》,第3016-3017 页。据研究,“苍梧”实指东海上的岛屿,“丹水”在当时赵氏南越国最南境,“西极”至少远至葱岭附近,“紫渊”代指天极,兼含北方极远之地的意思,⑤蒋晓光:《〈上林赋〉的方位书写与体式垂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 年5 月11 日第5 版;周金泰:《从上林苑到〈上林赋〉:汉帝国的博物空间及其笔端营造》,《学术月刊》2021 年第10 期。因此文中曾言“经乎桂林之中”“东注太湖”,这一范围是将当时汉人所能认知的地理空间全都包含进去了。既然地理空间已经界定,那么则需名物填充其中。关于植物的描写:“于是乎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亭奈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薁棣,答遝离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 丘陵,下平原,扬翠叶,扤紫茎,发红华,垂朱荣,煌煌扈扈,照曜巨野。”⑥[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126 页。“蒲陶”来自西域,其他水果则为内地之物。应劭引《伊尹书》曰:“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卢橘夏熟。”张揖曰:“楱,小橘也,出武陵。”“杨梅,……出江南也。”“答遝,似李出蜀。”⑦[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126 页。司马彪曰:“上党谓之楟柰。”⑧[汉]司马迁:《史记》,第3029 页。这些是有列出的,而离支(荔枝)来自岭南(今最北也仅至四川南部),此从“巨丽”而“巨野”,正能包括其中,因此晋灼曰:“此虽赋上林,博引异方珍奇,不系于一也。”⑨[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126 页。来自全国各地的水果汇聚于上林苑之中,无疑是赫赫皇权的体现。这一特征,也体现于其他大赋之中。在此,有两点需要指出。

第一,汉赋名物来源的多地域特征,是以政治上的“大一统”的观念及实践为前提的。据《西京杂记》记载,“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如“梨十……枣七……栗四……桃十……李十五……查三……椑三……棠四……梅七……杏二……桐三”,果木之下又分成不同小类,此外还有多种珍稀树木,且云“余就上林令虞渊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千余种”,⑩[晋]葛洪:《西京杂记》,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年,第52-53 页。而《三辅黄图》卷三载:“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宫以荔枝得名,有菖蒲、山姜、甘蕉、留求子、桂、密香、指甲花、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桔等,“上木,南北异宜,岁时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稍茂,终无华实,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诛者数十人,遂不复莳矣”,⑪《三辅黄图》卷之三,《四部丛刊》三编影元本。刘彻似乎对荔枝尤其偏爱,但因水土不服最终无可奈何。《西京杂记》一般认为有虚构的成分,但《三辅黄图》所记“扶荔宫”则真有其事,其遗址已成为陕西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①陕西省人民政府:《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四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2003 年9 月24 日发布。所记武帝引种岭南方物,或有本源。从“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来看,是臣子对君王的效忠。司马相如对物类的描写,吸纳四方之物,或有虚构,或是为政治上的需要而书写,但总的来说反映出了对当时政治上“大一统”观念的回应,这一传统也为后世的大赋作家所继承。譬如张衡的《南都赋》:“尔其川渎,……其水虫则有蠳龟鸣蛇,潜龙伏螭。鱏鳣鰅鳙,鼋鼍鲛蠵,巨蜯函珠,驳瑕委蛇。”②[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70 页。南阳为光武帝的龙飞之地,虽无帝都之实,但在作品中俨然比作京都,故有“南都”之称谓。这里只是写南阳河道中的水生动物。按李善注所引可知,蠳龟、鸣蛇、潜龙、伏螭应均属“虚写”。鱏、鳣、鰅、鳙、鼋鼍,或许真有;《说文解字》解“鲛”为“海鱼,皮可饰刀”,③[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580 页。解“蠵”是“大龟”,实际上,“鲛”就是海中的大鲨鱼,“蠵”也可能是大海龟;“巨蚌”虽援《蜀都赋》为证,至于达到一二丈几乎可以“委蛇”长度的大虾,均难想象是南阳境内河流可以生长的。作品在名物上,从传说中的龙、螭到海中鲨鱼,以及模拟、想象的巨蚌、长虾,都是对神圣的另一“帝都”的夸饰,与扬雄的《羽猎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鳞虫,凌坚冰,犯严渊,探岩排碕,薄索蛟螭,蹈獱獭,据鼋鼍,抾灵蠵。入洞穴,出苍梧,乘巨鳞,骑京鱼。浮彭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离,剖明月之珠胎,鞭洛水之宓妃,饷屈原与彭胥。”④[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134 页。扬雄所写范围也集中于上林苑之中,立足于上林苑而想象全国。李善注引服虔曰:“文身,越人也。”《汉书·地理志》载越地风俗云:“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⑤[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1669 页。《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太伯、仲雍“文身断发,示不可用”,应劭曰:“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⑥[汉]司马迁:《史记》,第1445-1446 页。文身即纹身,是海边民族的风俗,其目的据说是为了在海中发挥阻吓的作用,这里的各类名物,大多可能指的是海中生物,“乘巨鳞,骑京鱼”尤其可以确定。至左思《吴都赋》:“结轻舟而竞逐,迎潮水而振缗。想萍实之复形,访灵夔于鲛人。精卫衔石而遇缴,文鳐夜飞而触纶。北山亡其翔翼,西海失其游鳞。雕题之士,镂身之卒。比饰虬龙,蛟螭与对。……相与昧潜险,搜瑰奇。摸蝳蝐,扪觜蠵。剖巨蚌于回渊,濯明月于涟漪。”⑦[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92-93 页。则是直接描写海中景象。当然,此处略经考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证实南阳究竟是否真有此类物种,张衡的《南都赋》实际上将视域从陆地上的“浅水”转向了“海洋”,那是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既体现了华夏民族对海洋的探索,也反映了涵括海陆的雄心,与“帝都”代表帝国及天子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第二,汉赋中想象出来的事物,也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将海中之物置放于内陆,亦属域内名物书写。以汉赋中海洋意象为例,班固《东都赋》有“发鲸鱼”,⑧[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32 页。提及“太液昆明”,⑨[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34 页。张衡《西京赋》载有“昆明灵沼”,⑩[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44 页。扬雄《羽猎赋》称“穿昆明池,象滇河”“渐台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莱”“乘巨鳞,骑京鱼”,⑪[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130-134 页。汉武帝时曾作昆明池,将西南夷地名用于长安,《史记·平准书》载:“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馀丈,旗帜加其上,甚壮。”⑫[汉]司马迁:《史记》,第1436 页。《三辅黄图·池沼》引《三辅故事》曰:“(昆明)池中有豫章台及石鲸。刻石为鲸鱼,长三丈,每至雷雨,常鸣吼,鬣尾皆动。”⑬《三辅黄图》卷四,《四部丛刊》三编影元本。昆明池上能够承载楼船并用以操练水军,说明其规模确实巨大,雕刻石鲸,无疑是将昆明池视作大海;与之相类,《史记·封禅书》载:“于是作建章宫,……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馀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①[汉]司马迁:《史记》,第1402 页。《关中胜迹图志》引《三辅故事》曰:“(太液)池北岸有石鱼,长二丈,广五尺,西岸有龟二枚。”②[清]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太液池有求仙、延年之功用,石刻海中生物较多,这里的“石鱼”也是鲸鱼。太液池石鲸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昆明池石鲸头部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说明汉赋中的想象与现实中的艺术再现是联系在一起的。

《诗经·小雅·北山》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大一统”的观念在武帝独尊儒学以后越来越深入人心,“大一统”首先在疆域的统一,“物”在土地之上产生,是土地的代表,汉赋对域内名物的书写是现实礼制和现实政治的需要。游猎、京都题材的赋作围绕君王而展开,为展示君权神圣与朝廷威武而创作,汉赋对名物的大量书写,一方面展示天子的富足、强大,用于祭祀、食用而达成礼制之要求;另一方面显现出的是天下郡国对天子的绝对臣服,与《上林赋》所言“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相吻合。

二、“王者无外”:汉大赋的域外名物书写

上文所论名物集中在域内,不可忽视的是,汉赋中还有一定数量的域外名物(汉之“域外”因时而变,一些地域逐步纳入版图)。自张骞通西域后,东西方的交往日渐频繁,既有陆路,亦有海路,均能通向西亚、欧洲甚至非洲东部和北部,人们所能接触、认识的名物日益增多。

汉赋中的域外名物书写,有一些是真有其事,一些则是对既有知识的重组与想象。班固《西都赋》:“西郊则有……黄支之犀。”③[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24 页。《汉书·王莽传》载“(平帝时)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后汉书·西域传》载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艺文类聚·卷九十二·鸟部下》称“(班超)献大雀,诏令大家(班昭)作赋”④[唐]欧阳洵撰:《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1596 页。即《大雀赋》。以上是真有其事。杜笃《论都赋》:“……部尉东南,兼有黄支。……摧天督,牵象犀,椎蚌蛤,碎瑠璃,甲玳瑁,戕觜觿。于是同穴裘褐之域,共川鼻饮之国,莫不袒跣稽颡,失气虏伏。”⑤[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2600 页。此赋写于光武帝时期,朝廷无暇对外交往,其内容是对西京、西汉历史的回顾。黄支,一般认为在今印度境内,而“天督”,与历史上曾用过的“天竺”“印度”等词是同音而异译。物在土地之上产生,故而象犀、蚌蛤、琉璃、玳瑁、觜觿等跃然纸上,由是乃有这些地方与汉廷的联系。按照古人的思维,域外名物的传入多与朝贡有关。“对于汉朝来说,西域贡赋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⑥[英]崔瑞德、[英]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第395 页。因此就汉赋而言,特别关注名物是有其相应的政治考虑的。

第一,从西汉到东汉,大赋中域外名物书写的比重呈上升趋势。文学是政治的反映。无论真有其事,还是想象为之,名物已然成为一种表现政治关系的修辞手段。自汉初至武帝初年,汉朝实质上是臣服于匈奴的,而对东南、西南民族以及南越国行羁縻之策,未能进行实质性的管理。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汉廷发动马邑之战意图歼灭匈奴主力,虽未达到目的,但从此拉开汉匈大战的序幕,汉朝对匈奴的服从关系发生改变。与此同时,汉武帝逐步解决东南、西南问题,而在北方战场上,汉廷也取得了巨大胜利。《七发》《子虚赋》均为诸侯而作本不足论,试观《上林赋》则对朝贡关系并未太多着墨,这是因为司马相如的时代正处在解决周边问题的关键时期。至武帝后期直至宣帝时,汉朝对匈奴的优势愈加明显,最终实现匈奴单于入朝,这是对外关系的最大胜利。班固《西都赋》写西汉之事提到“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这是由班固所处的时代决定的,反映西汉整体的外交、军事胜利。《东都赋》对对外关系更为重视:“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荡河源,东澹海漘。北动幽崖,南燿朱垠。殊方别区,界绝而不邻。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陆詟水慄,奔走而来宾。遂绥哀牢,开永昌。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①[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33 页。虽所述较为笼统,但以“春王三朝,会同汉京”即春正月岁首的朝会之礼来表现东汉朝廷的成就是极具代表性的。“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汉书·萧何传》载刘邦集团进入咸阳后,“(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臧之。沛公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②[汉]班固:《汉书》,第2006 页。《东都赋》所言“图籍”应与此处“图书”内涵相同,而这些信息资料是与秦汉时期的上计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秦汉时期,负责地方具体事务的太守、国相派遣“计吏”将一年工作汇编成册上报朝廷,以户口、钱谷、垦田、风俗、盗贼等内容为主,③参见[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附寄簃文存)》,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1710-1711 页。此处“图籍”应是指域内郡国,而“万国之贡珍”的“万国”主要针对外邦而言,“贡珍”即贡献而来的珍贵物产。《长杨赋》中也有类似表述:“遐方疏俗殊邻绝党之域……请献厥珍。”(《汉书·扬雄传》)献物成为臣服的重要标志。中国古代的外邦来献,具有朝贡与贸易的双重性质,“在中国看来,对于这一贸易的首肯更多的是一种帝国边界的象征和一种使蛮夷们出于某种适当的顺从状态的手段”,④转引自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和东亚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年,第 268 页。政治价值远远高于经济价值,至少表面臣服中原王朝,贡物发挥了极其关键的媒介作用。

第二,域外名物的加入,是“天下”内涵的丰富和“大一统”观念的延展。《东都赋》云“内抚诸夏,外绥百蛮”,强调“王者之无外也”,《东京赋》曰:“惠风广被,泽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谐越裳,西包大秦,东过乐浪。重舌之人九译,佥稽首而来王。”⑤[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64 页。涉及“中国”“大一统”“天下”等观念的杂糅与辨析。

“中国”原指位于地理中心位置上的城市即周代的洛邑,后逐渐泛指中原、诸夏,随着疆域的扩大,“中国”成为相对于“四夷”的概念。“天下”既可与“中国”重合,又能超越之。《汉书·董仲舒传》载“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⑥[汉]班固:《汉书》,第2511 页。天下、海内似为一事,与“方外”相对;战国驺衍认为“中国”,“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⑦[汉]司马迁:《史记》,第2344 页。这便是“小九州”与“大九州”的关系,当时虽有方术推演的意涵,但也具有现实依据,且这一观念至汉代日益为人们所接受。《公羊传》称,“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董仲舒却称“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春秋繁露•仁义法》),《东都赋》径称“王者无外”,随着对中原之外世界的认知愈加丰富,天下的概念也随之扩大。《东都赋》里的天下由“诸夏”与“百蛮”组成,《东京赋》则写出其具体而横跨东西的地域,杨念群认为,“‘中国’概念比较强调华夏文明起源及其作为中心对周边民族的辐射与涵化意义,‘天下’观更偏重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整体政治治理关系,‘大一统’则兼顾一个王朝如何在思想与实践两个方面确立其正统性的过程”,“‘大一统’倡言‘王者无外’的理想”。⑧杨念群:《“大一统”与“中国”“天下”观比较论纲》,《史学理论研究》2021 年第2 期。“大一统”与“正统”的关系至后世愈加紧密,但在汉代已经有了相应的思想基础。质言之,天下由四夷与华夏构成,万邦来朝构成广义的“大一统”,并确立统治的正当性,是狭义“大一统”的延伸。正因为如此,汉大赋特别注意表现域外名物,说明汉代赋家有着明确的“天下”观,其目的也是更为宏大地表现“大一统”的局面。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汉帝国的版图没有那么广大,围绕着帝王描写的京殿苑猎大赋在物产的铺排上就不会展示全国各地的物品;如果汉帝国的声威不能够不断向西域以及其他域外之地传播,那么大赋之中就无从展示来自异域的珍稀物品。大赋中名物的铺排,既是一种修辞手段,同时更能体现当时的国家政治影响力,包括对天下郡国的掌控、对周边国家的影响。生产于各地的名物,既是土地的象征物,又代表着生长于这些土地上的人民、王侯、君主对汉帝国的臣服。从这个意义上讲,汉赋的名物书写,显然已经纳入礼制体系,而这些无疑是由汉大赋作家的政治身份决定的。

三、汉大赋中名物地理的文学价值

研究汉赋名物的地理特征,具有文学价值。第一,发掘名物的叙事功能。《剑桥中国秦汉史》曾指出,汉朝的贡纳制度既针对外邦,又针对内部的郡与诸侯,“ ‘贡’的概念是汉帝国的一项普遍施行的政策”,“在理论上,有理由这样说,中国人与非中国人之间在贡赋体系下的不同是一种程度的问题”,①[英]崔瑞德、[英]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杨品泉等译,第361 页。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人们在重视外部的朝贡时,往往忽略郡国的贡献。汉赋对地方特色名物的书写,是汉代政治中地方郡、国向朝廷贡献“方物”的反映。《玉海·食货·贡赋》“汉献赋”条统计:“帝纪高帝十一年二月诏曰:‘欲省赋甚。今献未有程,吏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文帝元年六月‘令郡国无来献。施惠天下,诸侯、四夷,远近欢洽。’后六年夏四月令诸侯无入贡。景帝后二年四月诏不受献,减太官,省徭赋。后纪安帝永初五年二月丁卯诏省减郡国贡献。顺帝永建四年五月桂阳献大珠,封以还之。《隋志》:‘汉之常科,土贡方物’。”②《玉海》卷一百七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可见,在汉代郡、国作为地方行政单位,向朝廷贡献物品是一项日常工作,《隋书·食货志》言“汉之常科,土贡方物”正是准确的反映。《尚书·禹贡》言:“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③[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146 页。“任土作贡”就是根据土地的性质,制定贡献物品的种类和数量。《尚书·旅獒》:“无有远迩,毕献方物。”④[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影印本,第194 页。土地因其气候、水文、地貌等差异而造成物产的差异,故有“土贡方物”之说。汉代皇帝多次下令禁止、减省,恰好说明这一制度从未停止,《文献通考序》言:“汉唐以来,任土所贡,无代无之,著之令甲,犹曰当其租入。……至于珍禽、奇兽、衺服、异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奸谄之臣希意创贡,往往有出于经常之外者。”⑤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长沙:岳麓书社,1987 年,第464 页。天下郡、国向朝廷贡献“方物”,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无论是地方上贡,还是皇帝索取,本质上表明地方对中央的服从与臣属,是确证地方臣属中央的重要媒介。如《两都赋》称“命荆州使起鸟,诏梁野而驱兽”,李善注曰:“《尚书》曰:‘荆及衡阳惟荆州。’又曰:‘华阳黑水惟梁州。’然则南方多兽,故命使之。”⑥[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28 页。这正是地方贡献“方物”的反映,或一种文学的影写。名物无声,但正因其作为地域的代表,将朝贡体系中的政治事实叙述出来,既是文学政治功能的体现,也使名物具有了叙事的功能。

第二,进一步意会名物的修辞效应。汉大赋的名物书写往往建立在一定的地理范畴之上,因地而聚物,名物因聚集而产生修辞效果。例如《南都赋》书写南阳一地的物产:“若其园圃,则有蓼蕺蘘荷,藷蔗姜䪤,菥蓂芋瓜。乃有樱梅山柿,侯桃梨栗。梬枣若留,穰橙邓橘。……若其厨膳,则有华芗重秬,滍皋香秔,归雁鸣鵽,黄稻鲜鱼,以为芍药,酸甜滋味,百种千名。春卵夏笋,秋韭冬菁。苏蔱紫姜,拂彻膻腥。酒则九酝甘醴,十旬兼清。醪敷径寸,浮蚁若蓱。其甘不爽,醉而不酲。”⑦[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70-71 页。首先,土地之上,名物以类相从。按李善及五臣注,蓼、蕺、蘘荷、姜、䪤、菥蓂、芋、瓜等皆为调料、瓜菜之属;藷蔗(甘蔗)、樱(樱桃)、梅、山柿、梬枣、若留(即石榴)、橙、橘等多为水果之类;重秬(黑黍)、香秔(粳稻)、雁、鵽、黄稻、鲜鱼、芍药(调和酱)、春卵(小蒜)、夏笋(竹笋)、秋韭、冬菁(蔓菁)、苏(紫苏)、蔱(茱萸)、紫姜是指厨房内用以烹饪饭菜的品种、调味料等,九酝、十旬则是美酒名。在类别的聚集中,能够感受南阳物产的丰饶。实际上,《南都赋》整篇对物产的铺排十分之多。南阳作为光武帝刘秀的故乡,在东汉具有特殊的地位,故又称“南都”,张衡作为南阳人铺写南阳名物,专门点出的地名就有穰、邓、华芗、滍皋,既有乡情,又含政治意义,显示南阳地区的地位,是对文章开头“乐都”之旨的回应。再者,文学化的处理。文学之于名物若是单据式的罗列,自然毫无美感。而汉赋则不同,将之化入句式:一者,汉赋讲究用韵,因此有音乐性,一连串的名物读起来并不觉得枯燥;二者,均有衔接与过渡,如更端词“若其”“乃有”等的使用,以及“酸甜滋味,百种千名”“其甘不爽,醉而不酲”等点评,让名物叙述显得流畅且富于变化。汉赋中的名物,以类相从,铺张扬厉,产生巨大的视觉冲击力,名物书写的文学性跃然纸上。

第三,有助于从空间上深化对赋体文学“巨丽”之美的认识。一般来说,赋的篇幅较诗长,与叙事、说理的散文比较起来,赋又可以理所当然地展开层层叠叠的铺叙。据司马光的《涑水记闻》记载,夏竦是姚铉的学生,姚铉命夏竦作《水赋》,“限以万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铉,铉怒不视,曰:‘汝何不于水之前、后、左、右广言之,则多矣。’竦又益之,凡得六千字,以示铉,铉喜曰:‘可教矣。’”①[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其教学思想乃源自汉赋。汉赋为表现范围之广,特别注重方位的书写,如《上林赋》:“于是乎周览泛观,缜纷轧芴,芒芒恍忽。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其南则隆冬生长,涌水跃波。其兽则㺎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题,穷奇象犀。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其兽则麒麟角端,騊駼橐驼,蛩蛩驒騱,駃騠驴骡。”②[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125 页。“东沼”“西陂”看似在上林苑内,“其南隆冬生长”,实则是言长安进入冬天的时候,其南部处在炎热的生长季节,“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是言长安进入夏季时,其北部仍然处在冰冻时期,根据现代地理学的知识可知,其想象空间极大,横跨高纬度与低纬度地区,在北极圈与赤道之间名物具有了方位指向的意义。作者为增强想象空间的真实性,于是将一系列大而奇且表示祥瑞的兽类充斥其中。《上林赋》中所谓“巨”,可以是修饰“丽”的程度性词语,堪进一步,《上林赋》围绕苑囿展开,而苑囿本身也是地理范畴,所言“巨丽”亦可从空间修饰角度讨论。“巨”用作“极大”之义是较为常见的,如“深林巨木”(《上林赋》),其可以被看见,则必占据一定空间。如果说《上林赋》通过“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以及“其南”“其北”等词,从大的范围上进行了界定,而名物所蕴含的地理信息,使“巨丽”之美更为充实。以“㺎旄貘犛,沈牛麈麋”为例:“犛”,《说文》:“西南夷长髦牛也。”“貘”,《说文》:“似熊而黄黑色。出蜀中。”《南越志》:“潜牛,形角似水牛,一名沈牛也。”《华阳国志》:“郪县宣君山出麈尾。”从能够确认的一些信息来看,所举之物皆在南方。虽未必与今人认识完全一致,但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知识储备。一物代表一地,仿佛板块的拼接,将带有地理标识的动物填充进来,使“其南”的范围进一步具体化,同时也是铺陈的具体化和地理空间意象的加强,“巨丽”之美得以具体化,这种美更接近于立足广大空间的壮美。

近代以来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日益成熟,对于文学研究提供了很多启示。汉大赋作为“大一统”文学的代表,本身就有鲜明的地理特征,尤其是其中的名物体系依附于地域而产生,因此研究汉赋名物的地理特征,既有利于推动文学名物理论研究的深入,也能够为文学地理学的继续开拓提供借鉴。

猜你喜欢
李善名物汉赋
《文选》李善注引乐书考
“瓟斝”与“点犀”新解*——兼论中国典籍中名物词的英译
从班昭《幽通赋注》看《文选》五臣–李善注的价值
“壮夫不为”与“不讽则劝”——扬雄对汉赋理论的改造与两汉之际文学批评思想的定型
本家侄不敌邻家妇
本家侄不敌邻家妇
一篇汉赋一座城
汉赋对水象的诠释
继承传统训诂研究法拓展名物研究新路径
——评杜朝晖《敦煌文献名物研究》
四音格联绵词语音模式分析——以汉赋为例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