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下中国—东盟关系的“变”与“不变”及启示[1]

2023-02-07 05:57罗圣荣
和平与发展 2023年6期
关键词:东盟国家

罗圣荣 方 豪

【内容提要】 百年变局推动世界格局出现重大调整,中国—东盟关系呈现出阶段性嬗变特征,两者互动促成的“变”与“不变”深刻影响着当下及未来的双方关系走向。从“变”的角度看,中国—东盟关系已从冷战时期的分属敌对阵营转向冷战终结后的睦邻友好,从同质竞争转向异质互补,从安全互信不足转向相对安全“依赖”,从双边驱动转向多边协调,从相互抵触转向交融互鉴。但从“不变”的角度看,双方的政治互信赤字依旧存在,南海争端等地缘结构性矛盾仍在掣肘双边关系深化,两者权力外交的底层逻辑并未改变,同时中国—东盟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始终存在,双方价值认同冲突若隐若现。对此,在新时代推进中国—东盟关系,既要坚定地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充分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和全球发展倡议落实的契机,强化经济对双方关系的“压舱石”作用。同时也要理解东盟对安全和地缘利益的合理关切,与东盟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共同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打造东南亚平等协商型的地区秩序。

当前,世界力量格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社会思潮等因素迎来结构性变化,促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与东盟国家互为近邻,彼此皆视对方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双方从古至今在多层次、多领域的互动中不断认知和定位彼此并积极开展合作,但双方合作在取得的瞩目成绩的背后也蕴藏着固有矛盾。因此,在百年变局的世界历史叙事背景下,立足“变”与“不变”的辩证视域,全方位探讨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历程,廓清并理解双方互动的内在逻辑理路,对于稳定中国—东盟关系,维护中国周边安全、主权和发展利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百年变局下中国—东盟关系的嬗变

(一)政治层面:从分属敌对阵营到建立睦邻友好关系

1.在美苏两极格局下产生意识形态对抗

冷战时期,以美苏意识形态对抗为特征的浪潮逐渐席卷全球。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1]刘建飞:《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载《美国研究》2001 年第2 期,第71 页。,其形塑基于国家的政治制度与经济体制。这意味着相互对立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势力在冷战初期均无法兼容对方。因此,由于担忧“共产主义”在东南亚蔓延,多数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西式民主化改革的东南亚国家选择加入了资本主义阵营,而中国作为历史上的朝贡中心和地理上的区域大国,自然成为这些国家敌视的主要对象,这种情绪在20 世纪60 年代“中国对东南亚推行输出革命政策”后进一步加剧。印尼、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于1967 年发表《东南亚国家联盟宣言》,宣告东盟正式成立。尽管宣言中并无反华内容,但从东盟成立的初衷看,它“代表着因受到共产主义势力领导下的革命压力威胁,从而组成的非共产主义国家间联盟”。[2]Tim Huxley, ASEAN Security Cooperation——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SEAN into the 1990s,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0, p. 84.在意识形态和自身战略利益的考量下,东盟对华敌对的态势随着美苏对抗加剧不断攀升且固化,直至70 年代中期随着中美关系改善而得以缓解。

2.两极格局瓦解推动中国—东盟建立睦邻友好关系

中美关系破冰标志着本属对立阵营的两个大国暂时恢复和平共处关系,这为东盟国家重新思考其对华关系提供了契机。1972 年7 月,东盟外长会议确立了同中国建立和平友好关系的方针。中国于1979 年实行改革开放后,也彻底摒弃了在国家互动中以意识形态划线站队的思路和做法,积极树立自身和平友好的国际形象。80 年代中共大幅调整与东南亚国家共产党的关系,不再支持其以反对本国合法政府为目标的革命运动。[1]贾德忠:《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历史得失与政策启示》,载《国际论坛》2015 年第3 期,第46 页。美苏两极格局瓦解使得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走上了争取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中立道路,其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分量逐步形成对美国的掣肘,推动世界多极化向纵深发展。制约中国—东盟合作发展的最大国际因素得以消解,双方互动的空间和内容有了更多可能性和灵活性。1991 年7 月,中国时任外长钱其琛应邀首次出席东盟第24 届外长会议,双方正式启动对话关系进程。2003 年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双方认为此举“表明双方政治互信显著增强”[2]“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Heads of State/Government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https://asean.org/joint-declaration-of-the-heads-of-state-government-of-theassociation-of-southeast-asian-nations-and-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on-strategic-partnership-for-peace-and-prosperity-2/.,同年宣布中国—东盟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2021 年双方宣布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关系迈上了历史新台阶,睦邻友好的关系定位进一步凸显。

(二)经济层面:从同质竞争到异质互补

1.中国—东盟早期经济关系的互补性[3]对于经济互补性,一般认为是经济体在贸易、市场和产业结构等方面比另一经济体更具竞争力和数量优势,双方贸易产品、市场需求和产业结构互为补充,由此形成相对的经济互补性。较弱

从冷战终结前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发展水平来看,双方经济发展梯度大致齐平,在资源禀赋、贸易结构和政策导向等方面均有所趋同,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大于互补的现象。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开始转入外向型发展战略时期,与此同时东盟国家也逐渐从进口替代战略向出口导向型战略过渡,双方经贸关系有所发展,但贸易额比重始终处于较低水平。1975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总额为7.54 亿美元,占东盟外贸总额的1.7%,同期美国占比为17.2%;1993 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已达104.79 亿美元,但仅占东盟外贸总额的2.4%,而美国占比达17.7%。[1]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 Yearbook, 1976 Edition,” January 1976, https://www.elibrary.imf.org/display/book/9781451952674/978145195 2674.xml;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 Yearbook, 1999 Edition”, November 1999, https://www.elibrary.imf.org/display/book/9781451981537/9781451981537.xml?rskey=BhU70p&result=15.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与东盟的经济结构过于相似,出口的都是传统类商品和自然资源,且大多为高相似度的劳动密集型成品,大致均属于同一生产力梯队,其比较优势在于产品的相互替代而非相互补充。[2]Fred Herschede,“Trade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The Impact of the Pacific Rim Era”, Pacific Affairs, Vol. 64, No. 2(Summer 1991), p. 192.中国与东盟在选择商品出口目的地时,更多偏向于欧美等发达国家[3]田昆:《中国与东盟贸易投资关系及“未来全球第三大市场”展望》,载《东南亚研究》2002 年第5 期,第35 页。,进而激化了双方的经济竞争。中国与东盟产品和产业结构的同质化,既导致双方在双边贸易市场中处于竞争状态,也在国际贸易中产生了激烈摩擦。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与东盟的经济竞争性大于互补性。但从国别层面来看则略有不同,如中国和新加坡的经济主要是互补性的,但是与印尼、菲律宾、泰国等国的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则是竞争性的。[4]程毕凡、谢陈秀瑜:《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关系:现状和发展趋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123 页。

2.中国产业迅速升级增加了与东盟经济的互补性

为了适应国际市场需求的结构变化,中国凭借完善的产业体系和坚实的产业基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强化科技自主创新,发展理念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依托体量、政策优势和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与东盟的经济水平构成了不对称性,这为双方的经济互补创造了条件。中国在巩固战略性新兴产业比较优势的同时,还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盟国家转移,以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东盟国家不仅获得了承接中国产业转移的红利,也逐步对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形成庞大的市场需求。2002 年双方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从2005 年起开始降低正常产品的关税,2015 年全面建成自由贸易区,双方绝大多数产品将实行零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1]“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8/Framework-Agreement-on-Comprehensive-Economic-Co-Operation_ASEAN-Rep-of-China.pdf.至2010 年,中国—东盟自贸协定推动7000 多种产品类别(占双方进口产品的90%)实现了零关税。[2]Ayman Falak Medina, “ASEAN’s Free Trade Agreements: An Overview,” https://www.aseanbriefing.com/news/aseans-free-trade-agreements-an-overview/.此举推动了双方贸易投资便利化,为彼此发挥比较优势创造了条件,双边贸易的增长也带动了产业结构优化,产品多样性进一步增强。2020 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签署后,由此产生的巨量贸易创造效应更加密切了中国和东盟的经贸联系。2022 年双方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贸易额高达9753.4 亿美元,较2002 年自贸区初建时的548 亿美元增长了近17 倍。同时,中国逐渐从最终消费品出口商向中间产品出口商角色转变,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上升,而东盟是中国中间产品的主要进口国,两者业已形成高水平产业分工。2022 年,中国对东盟进出口的中间产品总额达4.36 万亿元,增长16.2%,占中国对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7%。[3]《电子商务资讯摘要(2023 年1 月19 日)》,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网,2023年1 月20 日,https://dzswgf.mofcom.gov.cn/news/phone/44/2023/1/m-1674184059342.html?eqid=a9d1412d001a16da000000066492f5dc。双方在经贸领域的进一步融合,也直接带动了金融领域合作的蓬勃发展,推动人民币走向国际化。《2022 年人民币东盟国家使用报告》显示,2021 年中国—东盟跨境人民币结算量为4.8 万亿元,同比增长16%,10 年来增长了近20 倍。[1]《RCEP 深化经贸合作 人民币积极拓展在东盟跨境使用》,中国经济网,2022 年9 月21 日,http://intl.ce.cn/sjjj/qy/202209/21/t20220921_38117389.shtml。

(三)安全层面:从安全互信不足到相对安全“依赖”

1.中国—东盟军事力量对比失衡导致一定程度的安全互信缺失

早在20 世纪50 年代,美国政治学家约翰·赫兹(John H. Herz)就提出了所谓“安全困境”概念,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环境下,人们出于免受其他群体或个人的攻击、占领、支配或灭亡的安全需求,被迫攫取越来越多的权力,以免受他国权力的影响。相反,这又使他国愈加感觉不安全,于是被迫作出应付最坏局势的打算。由于生活在一个所有单元相互竞争的世界里,无人能够完全感到安全,权力竞争相继而生,进而导致安全和权力增长的恶性循环。[2]John H.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Vol. 2, No. 2, 1950, p. 157.中国与东盟的综合实力对比在21 世纪初持续拉大,原有地区权力生态加速失衡,彼此威胁认知趋强,而在南海问题的加持下,导致安全互信不足问题凸显。一方面,东盟部分南海声索国为了一己私利,频繁挑战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底线,强化与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国家的军事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逐步加大对国防建设的投入力度,客观上形成了东盟的整体军费投入与中国相比差距悬殊的局面。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统计,2000 年中国国防支出约422 亿美元,东盟的军费约为203 亿美元;而2010 年中国军费高达1326 亿美元,东盟则仅有324 亿美元。[3]“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 https://milex.sipri.org/sipri.这本是一个正常的发展趋势,而且中国的军力发展并不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但却成了西方和东盟一些国家炒作“焦虑”的借口。这个现象投射在南海问题上,主要表现为中国为了维护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正当合法权益,积极在南海礁盘进行陆地基建活动和防御性军事行动,却被部分东盟国家认为,“中国主张的坚持以和平方式且通过平等政治协商妥善处理南海争端与其实际采取的强硬外交回应言行相悖”;而部分东盟国家奉行“大国平衡”思维与“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的策略,也明显违背了双方达致的共识,导致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互信基础无法夯实和巩固。

2.中国—东盟的战略需求促成双方的相对安全“依赖”

“安全依赖”系指在无政府状态和共同追求和平的取向下,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威胁认知趋弱,而在安全领域产生相互依赖的良性互动情势。进入新时代后,中国与东盟审时度势,调整了各自的战略,在某种程度上促成双方相对安全“依赖”的格局。但美国加大对华战略竞争破坏了原有地区秩序的存在基础,“印太战略”更是将打造美国主导下的地区秩序作为主要目标[1]张洁:《东盟中心主义重构与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载《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3 期,第122 页。,试图通过在地理上抵近来对中国形成直接压力,并通过塑造地区环境来对中国发展间接施加影响,为其“竞赢中国”的大战略服务。[2]陈积敏:《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效果与前景评估》,载《和平与发展》2023年第5 期,第38 页。中国周边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加强同东盟安全合作的倾向性更加突出。美国的“印太战略”与东盟长期积极打造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秩序诉求相悖,东盟也希望得到中国的更大支持,以维护自身的独立性。为了应对美国“印太战略”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国和东盟国家寻求彼此再保证的意愿更加强烈。[3]刘若楠:《再保证与再地区化:“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载《东南亚研究》2022 年第3 期,第142 页。双方依托东盟地区论坛以及中国—东盟“10+1”防长非正式磋商等对话机制与多领域利益融合,进一步缓释了彼此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战略互疑。出于稳定周边地区安全局势和护持由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框架考虑,中国始终强调坚持东盟中心地位,并在南海问题上提出用“双轨思路”加以处理。同样,东盟尽管在南海问题上积极引入外部力量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但推动南海局势平稳和谐、实现合作共赢是东盟的最终价值取向,维护和平稳定的地区安全格局有利于实现东盟与中国的互利共赢。总之,中国与东盟通过对话机制的信息沟通和多领域利益的相互依存,达到了彼此威胁认知趋弱的目的,而且双方都有维护区域安全的战略需求,由此构成双方安全“依赖”的内在逻辑。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与东盟彼此的安全“依赖”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东盟国家对“大国平衡”的利益取向基本不会动摇,并不会在安全领域过分依赖中国,以免失去所谓的“议价资格”。

(四)外交层面:从双边驱动到多边协调

1.中国与东盟所有国家确立了双边外交关系

双边主义的外交政策是通过双方交往的形式来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基于双方的实际利益关系与历史交往基础采取不同的对外政策。[1]宋伟:《中国的周边外交:多边主义还是双边主义》,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4 期,第10 页。从新中国成立到冷战终结,中国与东盟国家始终是在双边框架下发展对外关系。原因在于,中国这一时期的实力在国家交往中处于弱势地位,出于历史传统的延续性和力量对比的不对称性而采取双边主义外交,这一选择符合当时中国的外交战略利益。近代以来,美欧大国主导多边机制和美苏挤压中国周边地缘战略空间等现实因素,都迫使中国在外交上秉持以双边主义作为主要互动模式,以避免因实力差距而损害国家利益。此外,中国与多个东盟国家有着复杂的历史记忆,加之政治体制差异和国际局势的影响,造成双方推进良好关系存在一定障碍。基于此,中国在与印度和缅甸处理双边关系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后来的外交实践中作为中国处理双边关系的基本准则。[2]董向荣:《中国的多边外交实践与多边主义理念》,载《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 年第6 期,第123 页。中国与东盟国家于20 世纪70 年代后陆续建立和恢复了双边外交关系,并在双边框架下探讨议题,例如中国坚持通过双边方式来解决南海问题,而不是将东盟组织作为协商对象,以免出现“寡不敌众”的尴尬境地。

2.中国—东盟逐步迈入多边机制对话阶段

冷战终结后,东盟各国意识到经济全球化对本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与机遇以及维护地区安全的紧迫性,纷纷建立以经济和安全为主要议题的多边机制,谋求多边主义框架下的共同治理目标。从20 世纪90 年代中期起,中国在处理东南亚地区事务时,也开始逐渐从双边主义向多边主义转变,中国参加由东盟创办的、美国、日本、欧盟等域外大国共同参加的东盟地区论坛(ARF),可以看作是这种转变的一个关键。[1]曹云华、唐翀:《新中国—东盟关系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版,第47 页。东盟借助中国发展多边主义外交思想的契机,逐步促使其加入“10+1”“10+3”等以东盟为主平台的“东盟+”多边合作机制。这一方面顺应了中国在多边场合展现开放包容大国形象的需求,同时也能通过多边机制的协商一致原则来限制部分东盟国家的单边行动,弥补双边机制无法有效解决或舒缓现有矛盾的不足。另一方面,东盟建立多边机制也为更好地在东盟主导的框架下平衡对外关系提供了平台,强化了东盟作为东南亚地区多边框架主导者的合法性。自南海问题凸显后,东盟多次邀请中国参加地区论坛讨论南海局势,中国对此的回应经历了从拒绝多方会谈到接受多边协商,意味着中国愿意将东盟整体作为一方在有限的多边场合探讨部分涉及多边利益的问题。通过与中国在多边会议或论坛上的交流互动,东盟加深了对中国南海问题立场的理解,增强了东盟通过“多边机制”稳定南海局势的信心。[2]葛红亮:《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评析》,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2年第4 期,第72 页。

(五)文化层面:从相互抵触到交融互鉴

1.冷战期间中国—东盟的相互敌对形象认知

冷战时期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分化鲜明,深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的东南亚国家大多接受西方话语中的中国形象,其负面的中国观从政治维度延伸至文化维度。政府及政治精英所渲染的负面中国观经由新闻传播媒介扩大到受众范围,普通民众则因受制于教育、经济水平和政策条件而无法明辨真伪,最终导致负面的中国形象深入人心,反华群体得以壮大。如东南亚本土文学中的一些作品诬蔑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新社会[1]张东旭:《东南亚的中国形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第178 页。,而东南亚华人群体则成为多数具有反华政治取向的东南亚国家最直接的针对和攻击目标。二战后在东南亚激进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华人努力彰显的异质文化属性及其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使东南亚国家民众感到他们在“喧宾夺主”和“侵占资源”,进而形成两者相互排斥的矛盾局面及对华人的歧视[2]张淑雯:《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的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基于制度主义视角的考察》,载《东南亚研究》2022 年第6 期,第141—142 页。。而当时中国也以强硬姿态对东南亚的反华浪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击。双方总体上偏敌对的形象认知导致了两者在文化交流中的长期缺位。

2.冷战终结后的人文交流互鉴

在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因素的消退和务实理性思潮的回归,促使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人文互动方面迈入新阶段,多元文化交流互鉴成为主流趋势。经由对外文化传播,分属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彼此国家形象的认知逐渐趋于明朗化,并随着交通条件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人员往来密切促使其对彼此的国家形象认知也从浅表零碎转向深层饱满。随着华人本土化程度的提升、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走向正常化并日益紧密,加之一些国家民主化转型的推进,东南亚国家对华人的政策总体走向温和。[3]衣远、孙志强:《治理自主性、族群结构与东南亚国家华人政策的差异性——基于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比较研究》,载《东南亚研究》2022 年第2 期,第152 页。东盟国家土著社会对华人群体的接纳,瓦解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敌对形象认知根基,同时东南亚华人也主动融入当地社会和文化圈,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2005 年,中国与东盟在第二次“10+3”文化部长会议上签署《中国—东盟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正式开启文化合作新时期。在基于重要共识和具体规划下,陆续开展“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等多种活动。2022 年“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包括37项开幕期活动和57 项全年期活动,其数量是首届交流周的15 倍,主题涵盖了后疫情时代的教育交流与合作、青少年跨文化交流等方面。[1]参见《首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即将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2008年7 月25 日,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tnull_37631.html;《精彩荟萃 2022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新华网,2022 年8 月24 日,http://www.gz.xinhuanet.com/2022-08/24/c_1128941195.htm。加之双方陆续恢复其国际航线,双方的人员往来更加频密。中国与东盟的文化交流融合,夯实了双方合作的民意基础和走向纵深的根基,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二、百年变局下中国—东盟关系的不变

(一)政治互信赤字犹存:双方对彼此的战略意图始终存疑,部分东盟国家对中国运用对冲战略

中国—东盟关系尽管呈现走高向好态势,但双方对彼此的战略意图始终存有一定疑虑。例如,多年来虽然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使得双方经济高度依存,但其“外溢效应”却并不明显。这意味着双方在贸易、投资上不断增长的相互依赖性并未自然地转化为互信。[2]王玉主、张蕴岭:《中国发展战略与中国—东盟关系再认识》,载《东南亚研究》2017 年第6 期,第11 页。这主要是由于双方实力的不对称性凸显,以及东盟对华战略的模糊取向。一方面,东盟多数国家对于中国实力增长表现出较为强烈的疑虑和担忧。2023 年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ISEAS)对东南亚十国多领域的民调报告显示,大部分受访者对中国在该地区最具经济影响力、政治和战略影响力的大国地位表示“担忧”,这一比例分别高达64.5%和68.5%。如果东盟必须在中美之间作出选择,三分之二的受访者(61.1%)将选择美国,选择中国的比例则从2022 年的43.0%降至38.9%。[1]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3 Survey Report,” February 2023, file:///Users/ninnefanghao/Desktop/The-State-of-SEA-2023-Final-Digital-V4-09-Feb-2023.pdf.对于中国与东盟存在非对称性实力的现状,东盟部分国家及其民众因受历史因素的影响而不自觉地对中国仍有疑虑,进而倾向于选择地区权力的多元分布。

由此,东盟一些国家选择对中国运用对冲战略,试图引入外部力量制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因为“对越南、菲律宾等国来说,与中国进行对冲是一种别无他选的战略,只有如此才能保持其战略相关性和自主性”。[2]Alfred Gerstl, Hedging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and Vietnam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p. 44.它们认为,只有通过对中美两国实施双重对冲,在推进有限合作的同时加以战略防范,东盟才能维持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把握地区事务的主导权,以此谋取更大利益。因此对于中国提出的合作倡议,东盟倾向于秉持“模糊观望”的谨慎原则,同时适时加强同美国在多领域的关系与合作,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东盟与美国合作的成果无法与中国相比,但这对于强化东盟的协调者和平衡者角色非常重要。东盟通过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去政治化”,即故意淡化其战略意义而聚焦于实际措施[3]“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 https://asean.org/asean2020/wp-content/uploads/2021/01/ASEAN-Outlook-on-the-Indo-Pacific_FINAL_22062019.pdf.,实现同中国的“有限拥抱”。2018 年东盟与中国举行海上联合军演后,紧接着就同美国举行了首次海上联合军演,这是东盟在中国对南海争议领土提出主权声索之际加强美国南海存在的微妙举措[4]Joelyn Chan,“Tipping the balance: ASEAN manages maritime drills with both the US and China,” September 2019, https://www.aseantoday.com/2019/09/tipping-thebalance-asean-manages-maritime-drills-with-both-the-us-and-china/.,实际是为了实现与中国对冲,将美国热衷的“南海问题”作为平衡筹码,以制衡中国在地区安全层面所折射出的影响力。东盟国家对中国合作善意的疑虑,实际反映出在其以对冲为目标的大国平衡结构中,东盟与美国的关系无法承受东盟与中国关系的进一步深化。[5]王玉主:《对冲策略及对中国—东盟关系的意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 期,第49 页。因此,东盟的行为损害了中国对其释放的善意与理解,导致双方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政治互信赤字。

(二)贸易不平衡始终存在:在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加强的同时竞争也在加剧,且东盟内部利益分配严重失衡影响部分国家参与的积极性

中国与东盟由于经济水平和产业布局差异,双方合作产生的经济红利难以平均分配,致使双方贸易不平衡现象依然存在。相关数据显示,1995—2023 年间,东盟国家对中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高达76 次,占同期全球针对中国的类似事件的20%,其中印尼和菲律宾为主要申诉国,主要涉及钢铁工业(24%)和非金属制品工业(19%)等行业。[1]中国贸易救济网,http://cacs.mofcom.gov.cn/cacscms/view/statistics/ckajtj。同时,中国向东盟国家出口机械、电器等产品虽能与其经济需求实现互补,但双方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差距决定了双方贸易差的持续拉大,导致贸易不平衡现象加剧。2012 年以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引起东盟国家的担忧。[2]Shihong Bi,“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under the building of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 Vol. 10, No. 1, 2021, p. 98.2023 年前三季度,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达4.68 万亿元,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5.2%,其中对东盟贸易顺差达7400 亿元,同比扩大了4.2%。[3]参见《2023 年前三季度中国—东盟贸易简况》,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东盟使团,2023年10 月13 日,http://asean.china-mission.gov.cn/dmdt/202310/t20231013_11160628.htm;海关统计数据在线查询平台,http://stats.customs.gov.cn。

而从东盟内部看,较发达国家在制造业方面拥有一定实力,可与中国进行良性竞争,因而相较于欠发达国家,较发达国家会在对华贸易中占据更大份额,这使得东盟内部利益分配的差距进一步拉大。2023 年上半年,越南、马来西亚、印尼位列东盟国家对华贸易量的前三位,三国贸易额约占中国—东盟总贸易额的59.4%;缅甸、柬埔寨、老挝受限于本国经济水平,多以初级产品开展对华贸易,三国贸易额仅为中国—东盟总贸易额的5.2%。[4]海关统计数据在线查询平台,http://stats.customs.gov.cn。近10 年来,在中国与东盟逐年增长的贸易额背后,始终隐藏着双方贸易不对称且不断扩大的态势。东盟国家特别是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欠发达国家,其对华贸易的中长期收益失衡,不仅会拉大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降低部分国家对华贸易的参与感,还会加剧贸易不平衡现象。此外,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吸引了大量外资,但随着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外资更多流向了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东盟国家,因此双方在吸引外资方面也形成了竞争关系。2021 年东盟吸引外资1792 亿美元[1]ASEAN Secretariat, “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2,” December 2022,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3/01/ASYB_2022.pdf.,同期中国吸引外资1734 亿美元[2]《2021 年全国吸引外资11493.6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中国商务部新闻办 公 室 网,2022 年1 月13 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xwfb/xwsjfzr/202201/20220103236797.shtml。,双方经济体量的巨大差距和吸引外资金额的相对持平,表明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与东盟仍存在竞争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东盟国家基于“大国平衡”策略,也将美国推行的旨在排斥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视为机遇,期望借此推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并减少对中国经济依赖。

(三)地缘结构矛盾无法根除:南海争端制约区域安全格局塑造,东盟维持地缘优势的倾向掣肘其与中国关系深化

中国与东盟国家互为近邻,陆海相连相通。近年随着中国实力提升和域外大国的频繁干预,东盟主导的地区秩序势必受到冲击,双方原有的地缘结构矛盾被进一步激化,南海争端是最突出的表现。南海兼具海上要道、油气和渔业资源富集场域等特性,自其地缘价值被挖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就因此频繁进行交涉。从严格意义上讲,南海问题只涉及部分东盟国家。然而,东盟的一体化使其南海声索国可以借助东盟组织的力量与中国进行实力相当的谈判,而且包括声索国在内的东盟十国也都强烈希望保持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3]Rodolfo C. Severino, “AS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Security Challenges, Vol. 6, No. 2(Winter 2010), p. 37.。1992 年东盟发表《东盟南海宣言》,呼吁“有关各方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原则为基础,制定南海国际行为准则”[1]“1992 ASEAN DECLARA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 July 1992,https://cil.nu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7/07/1992-ASEAN-Declaration-on-the-South-China-Sea.pdf.,表明其希望这一具有刚性约束力规范的准则具备东盟底色,以强化东盟对南海局势的控制力与话语权。从2002 年中国与东盟共同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到2021 年《南海行为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进入二读阶段,南海地区秩序形成初步规范。

但与此同时,部分东盟国家的单边行动和美国的频繁介入成为扰乱南海局势的重要推手。个别东盟国家罔顾中方严正声明,在非法侵占的中国南沙群岛礁上开展基建活动。而美国出于遏华的战略考量,在南海问题上放弃中立立场,转而强化美国在南海的军事存在,推升地区紧张局势。2022 年美国—东盟峰会发布的《共同愿景声明》,提及“将投入6000 万美元用于海事相关项目,包括增派海岸警卫队人员和器材”。[2]“ASEAN-U.S. Special Summit 2022, Joint Vision Statement,” May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13/asean-u-s-specialsummit-2022-joint-vision-statement/.美国以南海问题为抓手,积极增强与东盟国家的粘合力,试图达到扰乱南海秩序的目的。受中国—东盟双方矛盾和美国频繁介入的影响,东南亚区域安全格局的塑造缺乏合力基础和外部环境保障,地缘结构性矛盾仍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区域安全格局的成型。从南海问题可以看出,中国—美国—东盟三方间的互动业已形成不稳定的地缘战略三角关系。尽管东盟在体量上无法与中、美比肩,但在拥有显要地缘优势和中美博弈的背景下,扮演“支轴”角色的东盟已然朝着“战略三角”中的“枢纽”方向发展,力图通过实施“大国平衡”策略以促使三方相对均势,而且个别东盟国家为了谋取私利还不时表现出联美制华的倾向。

(四)东盟奉行权力外交的底层逻辑不变: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而东盟一些国家利用“大国平衡”策略以期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地区对中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政府网,2022 年10 月25 日,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东南亚是中国主要的周边地区之一,为营造和谐稳定的周边外交环境,中国积极参与东盟地区事务,在双边多边机制下不断发挥建设性作用。2013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实现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推动地区一体化发展,从而践行大国责任。中老铁路作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自2021 年开通以来不断产生积极的外溢效应,而中老泰全程铁路运输往返班列受巨大经济利益推动于2023 年首发,“泛亚铁路”建设得以进一步推进。中国积极主动地参与东南亚地区治理,无形中强化了自身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话语权。根据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的相关民调显示,2023 年中国仍被视为东盟地区最具经济影响力(59.9%)与政治和战略影响力(41.5%)的国家。[2]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3 Survey Report,” February 2023, file:///Users/ninnefanghao/Desktop/The-State-of-SEA-2023-Final-Digital-V4-09-Feb-2023.pdf.同时,澳大利亚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于2023 年发布的研究报告表明,过去5 年中,美国在经济关系、国防网络、外交和文化影响四个维度都落后于中国,2022年中国在东盟国家的外交影响力更是都超过了美国。[3]Susannah Patton, Jack Sato, “Asia Power Snapsho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Southeast Asia,”20 April 2023,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sites/default/files/2023-04/API%20Snapshot%20PDF%20v3.pdf.

另一方面,东盟一些国家依旧倾向于通过“大国平衡”策略,将中国溢出的外交影响力转化为提升自身影响力的主要力量和基础来源之一,以达到地区权力格局的动态平衡。东盟希望通过平衡各大国在该地区的影响,达到多种势力并存,实现地区格局的多极化,使东南亚各中小国家的利益得到保证。[4]曹云华:《在大国间周旋——评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3 期,第14 页。东盟利用域外行为体之间的矛盾、优势和利益争夺,将多方力量引入以东盟为主导的多边机制,通过其制定的规则、规范尽可能维持权力大致平衡。正如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曾所说:“中国将成为亚太地区的强大参与者,其他包括东盟在内的东亚经济体即使联合起来也无法与之抗衡,如果亚洲国家想要有回旋余地的话,那美国作为平衡者的作用至关重要。”[1]Lee Kuan Yew, “Need for a Balancer on East Asia’s Way to World Eminence,” November 23, 2000, https://www.nytimes.com/2000/11/23/opinion/IHT-need-for-abalancer-on-east-asias-way-to-world-eminence.html.中美两国之于东盟,无论是国际影响力还是关系密切度都十分重要。因此,东盟“大国平衡”策略的主要实施对象始终是中美两国,且东盟对在中美之间维持动态平衡的战略取向[2]罗圣荣、张新:《中国与东盟应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政策比较及启示》,载《和平与发展》2022 年第2 期,第62 页。,会促使其在一方外交影响力超出东盟控制范围时选择强化与另一方的关系。

(五)价值认同冲突时隐时现:东盟多元文化的冲突和摩擦在全球化背景下呈上升趋势,西方反华舆论影响该地区民众的对华正确认知

文化冲突的核心是不同价值取向和价值观的冲突。[3]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4 期,第104 页。文化冲突与文化交流共同构成了文化发展。东南亚地区包容了多元文明,但也极易诱发它们之间的冲突与摩擦。如2022 年,阿里巴巴集团控股的东南亚最大在线购物网站之一“来赞达”(Lazada),为给网站购物节造势而发布了所谓“侮辱残疾人和泰国皇室”的广告视频,在泰国官方和民间引发了抵制该网站的舆论风波。一些民众举行游行抗议,陆军司令发布命令禁止其麾下所有部队、单位和组织购买“来赞达”在线平台销售的产品。[4]Bangkok Post, “Lazada asked to explain controversial online promotion,”May 2022, https://www.bangkokpost.com/thailand/general/2308374/lazada-asked-to-explaincontroversial-online-promotion.这一事件表明中国企业不仅需要增强在东南亚的商业本土化适应能力,而且也折射出信息化时代该地区多元文化冲突的烈度和广度正不断攀升。

同时,西方政客和媒体鼓吹的以“中国威胁论”为代表的反华舆论在一些东盟国家仍有兜售空间,身处信息全球化中的东盟国家民众或多或少会接收此类虚假信息,从而影响他们的对华正确认知。印尼外交政策共同体(FPCI)的东南亚民调数据显示,关于对中国信任度的提问,42.76%的受访者选择不作答,而在回答的受访者中,表示信任的占27.38%、不信任的占29.86%。[1]FPCI, “ASEAN-China Survey 2022: ‘Managing Cooperation Amidst Geopolitical Tension’,” July 2022, https://www.aseanchinasurvey.com/_files/ugd/09e67b_6994342b88314a 1b8e49d5cdb6242971.pdf?index=true.大多数东盟国家民众选择中立和不信任中国的原因,除了受西方反华舆论的影响之外,也“与东南亚华人和土著民之间的矛盾有关”。[2]ISEAS Perspective, “A Rising China Affects Ethnic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June 2021, https://www.iseas.edu.sg/wp-content/uploads/2021/05/ISEAS_Perspective_2021_74.pdf.冷战终结至今,华人与原住民的关系在总体向好的态势下仍蕴藏着族群冲突的隐患。一旦双方利益相冲突,民族主义作为强调身份的重要手段将发挥效用,进而波及华人和中国。比如,2022 年菲律宾大选前夕,许多政治阵营的竞选活动中都出现了基于反华情绪的共同叙事和虚假信息。[3]Jason Vincent A. Cabañes, Fernando A. Santiago, Jr., “Digital Disinformation and Anti-Chinese Resentment in the Philippines,” December 2022, https://fulcrum.sg/digitaldisinformation-and-anti-chinese-resentment-in-the-philippines/.反华舆论在东南亚地区呈现出低成本制造和高收益回报的双重特点,这阻碍了正确的中国形象在东南亚地区的建构,同时反华舆论的大肆散播也是造成这一趋势的重要原因。

三、百年变局下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关系的思考

(一)政治层面:坚定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助其摆脱“选边站”压力,尊重东盟因力量对比失衡造成心理调适的需要

随着美国不断以“大国竞争”之名加大对华遏压,东盟主导的原有地区合作机制难以容纳大国博弈的众多议题,东盟与大国实力的不对称性导致其地区中心地位遭到侵蚀和弱化,美国构建的以自己为中心的小多边机制也冲击着“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制度规范。中国需要坚定地维护东盟中心地位,不仅要尊重“东盟方式”和东盟在地区事务的主导角色,强化其制度性权力,还需重视东盟国家的合理关切。一方面,中国应在双边和多边机制中扮演好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参与者形象,突出区域合作中的东盟主体地位。中国可以依靠自身政治、经济实力赋能于东盟区域治理权力的提升,支持东盟在区域安全、气候变化、数字经济等议题上发挥引领作用,帮助东盟拓展适配大国博弈的议题范围和制度设计,不断强化东盟规则基础和规范韧性。另一方面,帮助东盟国家摆脱“选边站队”的窘境,尊重东盟因力量对比失衡造成心理调适的需要,对其施展的对冲战略持客观理性态度。中国应进一步夯实同东盟的务实合作,将口头承诺更多地转化为互动实践,通过实际行动持续释放政治善意。同时,东南亚一些国家本身就是西方地缘政治秩序的内在部分,面对中国快速崛起形成的中国秩序难免会产生担心甚至恐惧心理。[1]郑永年:《周边外交与周边安全》,载《云大地区研究》2019 年第1 期,第15 页。所以,中国应给予东盟一定的心理调适期,积极、友善、有效地参与东盟框架下的对话和磋商机制,达到深化双方政治互信的目的。但也无须一味降低姿态迎合东盟需要,因为东盟对华实施的对冲战略决定了双方政治关系的上限,只有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推动双方政治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二)经济层面:以RCEP 生效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为契机,挖掘区域经济增长潜力,强化经济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压舱石”作用

RCEP 和全球发展倡议不但是中国与东盟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更趋完善的重要提案,更是深化双方多领域合作的可行路径。当前,中国与东盟之间仍有较大的谈判余地,“以经稳政”的效用空间大。[2]高程、部彦君:《大国崛起中“以经稳政”的限度、空间和效力——对“经济压舱石”理论的反思与重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 年第10 期,第38 页。中国可抓住RCEP 生效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重大利好,特别是利用RCEP 原产地累计规则和负面清单等制度安排推进制度型开放合作,提升中国与东盟经济依存度。一是与发达国家共同开展东盟第三方市场合作,统筹利用好中国自身的制造业产业门类最齐全和产业体系最完整、发达国家的高精尖科技和雄厚资金等优势,共同开拓东盟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和新能源汽车等市场,注重打造类似中美日在印尼共建“中爪哇燃煤电站项目”的合作样板工程。二是依托中老铁路和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针对东盟欠发达国家和弱势产业实行关税减免和帮扶政策,提升双边贸易层次和多样性,并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0 版”谈判顺利进行,整合现有资源打造共同市场。三是充分利用现有投资基金,着重投资基础设施、绿色发展、跨境经济等领域,搭建投资信息简约化一站式服务平台,改善东盟地区的营商投资环境。四是重视挖掘海洋资源和“蓝色经济”潜力,以泛北部湾经济区和泛南海经济圈为支点,加强双方在滨海旅游业、海洋电子信息产业和海洋公共服务产业的合作,逐步构建双方海洋领域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经济体系,同时发挥陆地经贸优势,推动陆海经贸联动发展。但考虑到东盟国家经济水平各异的现实,中国应因地制宜地发掘与东盟国家关切度和互补性高的领域,以形成特色互动模式,实现贸易结构多元化,补齐产业链短板,增强东盟国家的获得感和参与感。

(三)安全层面:中国应主动承担大国责任,推动与东盟共同实践全球安全倡议,并理解东盟的安全需求及对地缘利益的合理关切

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与日俱增,意味着中国应肩负起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大国责任,同东盟一道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目前,美国为了遏华战略需要,拉拢盟国等组建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等“抗中联合阵线”,并多次在南海领域维系高强度对华战略威慑以强化其军事存在,严重危及东盟成为和平自由中立区的宗旨和中国周边安全利益。面对美国恶意破坏地区安全秩序的行为,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是应对当下安全治理问题的重要方向指引,也是中国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和贡献中国方案的生动实践。习近平主席于2022 年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倡导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在许多方面,这个呼吁是对东盟强调的对话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肯定。[1]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ASEAN@55: Navigating a Changing Global Order,” September 2022, https://www.iseas.edu.sg/wp-content/uploads/2022/09/ASEANFocus-Sep-2022.pdf.全球安全倡议与东盟规范的适配性,为在东盟地区实践全球安全倡议提供了前提条件。中国应与东盟国家通力合作,在南海问题等安全议题上充分理解东盟对地缘利益的合理诉求,适度采取强硬外交策略,稳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谈判进程,共同构筑和谐的区域安全格局。对于个别东盟国家破环中国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的单边行为,中国要严正表明态度和立场,并建立健全对话磋商和危机管控机制,防止冲突升级使域外势力有可乘之机。同时,作为中国—美国—东盟不稳定地缘战略三角中的一极,中国理应看清东盟追求的是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以获得最大收益,因而可适当保持当前的战略三角局面,既要赋予东盟稳定性,也要主动作为,护持有利态势。

(四)外交层面:在多边主义机制下,打造东南亚平等协商型地区秩序,提供合理且适量的公共产品,推动中国—东盟区域一体化行稳致远

多边主义是中国与东盟切实深化合作和伙伴关系的首要保证。东盟主导的东亚合作进程本质上是一种协商多边主义,协商就是构建信任关系的过程。[2]魏玲:《伙伴关系再升级:东盟关切、中国责任与地区秩序》,载《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6 期,第52 页。多边主义机制意味着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它们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不尽相同,而调和多方利益的前提主要基于平等协商原则,这不仅是“东盟方式”的核心元素,更是中国与东盟发展关系一以贯之的关键原则。中国需要与东盟共同捍卫多边主义,构建东南亚平等协商型地区秩序,积极支持、倡导和引领多边主义机制落地开花,凝聚多边共治的合力以抵御美国霸权主义。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先行区和试验田,中国可以利用澜湄合作机制作为践行多边主义和不称霸承诺的“橱窗”,针对不同领域合理进行平等协商和责任分担,寻求和扩大利益交汇点,同时要与澜湄次区域的多重合作机制进行联动协调,展现中国责任感和执行力。此外,中国应以正确义利观为指引,在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绿色发展等领域提供合理且适量的公共产品,形成双方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局面,加快推进中国—东盟区域一体化建设。中国也要理解东盟作为中小国联盟所采取的“大国平衡”策略,在保持自身战略定力和手段灵活性同时,尝试寻找同东盟乃至美国的外交平衡点,降低各类别各领域摩擦和对抗的烈度。

(五)文化层面:以全球文明倡议为指引,通过密切人文交流弥合文化认知差异,重视对底层政治空间施加影响,深化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共识

中国与东盟国家“地缘相近、族缘相亲、文缘相通”,如何在全球文明倡议的指引下推动多元文明交流互鉴,消除文化隔阂与文化冲突,实现“各美其美”与“美美与共”的统一,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工作重心。首先,加强东盟国家华文教育水平和本土中文教师培养力度,组织编撰符合东盟各国实际的华文教材,发挥东南亚华人华侨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的桥梁作用,并依托云南、广西等具有东南亚小语种教育优势的地方组织,开展跨境电商和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双边项目。同时,借助中国—东盟国际教育发展联盟组织推动校际资源共建共享,夯实双边学术研究基础,从而构建独具特色的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其次,借助中国—东盟博览会文化展、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坛、中国—东盟民族文化论坛等平台,大力支持中国与东盟国家文博机构协同合作,推进融入非遗技艺和民族文化元素的文创产品双向推介。创新文旅结合方式,培育文化领域新业态,挖掘双边文化产业新增长点,刺激双方经济在后疫情时代提振提速。再次,加大对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和旨在扶持东南亚本土网络文学作家的“群星计划”的支持和推广力度,构筑“以文会友”的交融互鉴模式,促进中国与东盟文化艺术的深度融合。最后,重视互联网和新媒体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搭建厚植东盟元素的在线多语种视听新媒体服务平台,即时传递中国声音以阻断反华舆论散播链,投放真实反映中国社会和传统价值观的节目内容。通过丰富媒体和报道形式,提升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华文化感召力,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话语权,着力扩大正确看待中国的友华群体规模。

结 论

面对“百年大变局”,中国与东盟关系既有“变”又有“不变”。“变”在于中国与东盟关系在多领域中呈现向好的嬗变态势。百年变局下中国—东盟双方实现了由敌化友、从竞转合的多维度变化,这既是双方在互动交流实践中顺应时代潮流发展的能动反映,更是两者追求和平与稳定共同价值取向的关键表征。“不变”在于中国与东盟原有矛盾依旧具有延续性,互信不足、地缘矛盾、贸易不平衡等客观影响因素仍然存在。双方多向度的“变”与“不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当下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主要特征。“百年大变局”表明原有格局、秩序和环境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这意味着“危”与“机”并存。中国与东盟应该抓住机遇、转“危”为“机”,推进双方关系深化。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受到原有矛盾的掣肘,但互利共赢始终是双方的价值取向,营造和谐繁荣的区域环境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这应是双方“不变”的目标追求。因此,中国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争取创造安稳良好的周边环境,就需要正视和尊重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合理利益关切,秉承互利互惠原则发展多领域务实合作,努力摆脱域外行为体的恶意干扰,形塑中国爱好和平、共谋发展的国际形象。此外,东盟是由中小国家组成的区域组织,作为日趋成为全球性大国的中国,在自身快速崛起的背景下,需要审慎看待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通过精细化深耕缓释其地缘压力,把握东盟对华舆论风向,提升对东盟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进而化“不变”为“变”,深化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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