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尔贝·加缪的悲剧意识
——以《局外人》为例

金珍美

（延边大学，吉林 延吉 133000）

作为整个西方文学与哲学当中最为经典的人物形象和最为重要的关键词之一，《局外人》历来被视为加缪小说创作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学界指出，加缪的《局外人》“通过塑造默尔索这个行为惊世骇俗、言谈离经叛道的‘局外人’形象，充分揭示了这个世界的荒诞性及人与社会的对立状况”[1]，由此形象地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关于“荒谬”的观念。除了传统研究当中被世人广泛关注的荒谬成分之外，悲剧意识也是贯穿全文的重要元素之一。《局外人》以其相当出色的创作艺术充分地展露了加缪的悲剧意识，是作家悲剧创作的重要作品。

一、作者及其作品

（一）阿尔贝·加缪

法国作家、哲学家阿尔贝·加缪生于1913 年11 月7 日，其父亲在加缪一岁时便阵亡在战场之上，此后加缪随母亲移居位于阿尔及尔贫民区的外祖母家。加缪的母亲靠做佣人维持生计，加缪也由此尝尽了生活的艰辛。在加缪小学期间，一位名叫路易·热尔曼的教师发现了加缪的天分，极力劝说加缪的家人让他继续上学。于是，加缪得以进入学府，接受系统化的教育。1933 年，他进入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和古典文学。1957 年10 月，44 岁的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获得了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1960 年1 月4 日，加缪搭朋友的顺风车从普罗旺斯去巴黎，途中发生车祸，加缪当场死亡，年仅47 岁。加缪作为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大师，在面对生活的惨淡和困境时所表现出的无畏精神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那个时代甚至后世的精神导师。

（二）《局外人》

中篇小说《局外人》酝酿于1938 年至1939 年，出版于1942 年，是加缪的成名之作，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可以说是整个二十世纪西方文坛具划时代意义的小说之一。其完成时间基本上可确定是在1940 年5 月，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书以主人公默尔索的视角写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从默尔索母亲辞世开始，到默尔索在海滨枪杀阿拉伯人为止。第二部分是写默尔索被捕入狱之后，从参与审判到接见神甫，所有情节都发生在监狱和法庭之中，其间加入了大量主人公内心独白的描写。《局外人》的笔调新颖而奇特，它创造了一个明显不同的反派，主人公不期望与他人有任何联系，只想保持自己的个性不受干扰。[2]日本研究者清多英树认为《局外人》是一种“名为主观、实为客观”的叙述方式[3]，关于人物的行为、心理，加缪在文中并未直接加以干涉或评论，给读者带来一种情感缺乏饱满度的疏离感受，而内在和外在的描述又能够做到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在当时属于非常新奇的创作手法。

二、《局外人》中悲剧意识的体现

（一）主要情节的悲剧性

在《局外人》中，加缪为全文设置了三大极具悲剧性的主要情节，这也是其悲剧意识的最为关键的体现。首先是文章开篇第一句的：妈妈今天死了。这样惊世骇俗的一语不仅推动了后续情节的发展，同时也为小说奠定了较为压抑的悲剧性基调，并且成为主人公默尔索被判死刑的伏笔。加缪将默尔索丧母一事放在小说的开头，其意欲体现小说悲剧性的用意不言而喻。其次，默尔索交友不慎，与邻居雷蒙随意地就成为了朋友。雷蒙作为一个一言不合就与陌生人互殴、羞辱和欺侮自己恋人的坏青年，恶名早已传扬在外，而默尔索却对此毫不在意。在雷蒙遇到阿拉伯仇家请求默尔索帮忙照应时，默尔索也欣然答应，最终导致默尔索朝阿拉伯人连开五枪，犯下杀人的重罪。从交友不慎到成为杀人犯，一系列悲惨事件的环环相扣正是加缪善于巧妙安排悲剧情节的重要体现。最后，默尔索成为杀人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局外人，被众人肆意地评判他灵魂的善恶。法庭认为默尔索对母亲之死无动于衷，在母亲下葬后的第二天就去寻欢作乐。而主审法官竟因此推断默尔索是预谋杀人，指责他没有灵魂、人性和道德，于是判了他死刑。在整个审判过程中，默尔索始终被搁置在一旁，整个法庭中没有一个人在乎他自己的想法，众人只是一味地揪着他在母亲棺椁旁抽烟，在葬礼上没有哭泣等与案件本身没有关联的事情不放。在这里，悲剧意识寓于荒诞情节之中而又无处不在，可谓是独具加缪风格。

（二）主人公性格的悲剧

虽然《局外人》从头到尾几乎没有涉及人物形象的描写，但却成功地将默尔索塑造成了一个性格鲜明、层面丰富的主人公形象。一方面，他具有无动于衷的冷漠性格。面对亲情，在收到自己母亲与世长辞的电报后，他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哀伤，也没有表露出任何对母亲的思悼之情。在养老院院方再三确认他是否愿意再看母亲最后一眼之时，他始终保持拒绝。他对于母亲具体于哪一天离世毫不关心，更记不清母亲寿数几何。在葬礼上，他没有流一滴眼泪，下葬完成之后便立刻离开，未曾在母亲坟前默哀。在下葬前的守夜过程中，他抽烟、打盹、闲聊、喝牛奶咖啡，在众人面前没有表现出一丝悲痛。即便在葬礼刚刚结束的第二天也不妨碍他找女性朋友一同消遣。面对爱情，女友玛丽问默尔索是否爱着自己，而他竟认为这种话毫无意义。在女友玛丽向他求婚时，他表示这无关紧要，并且认为结婚并不是人生大事。面对事业，他可谓毫无进取之心。老板有意派他去巴黎的办事处工作，这在一般人看来是个难得的机遇，但他却完全不感兴趣，认为这一切并无实际意义，因此还被老板批评为胸无大志的员工。面对友情，他轻易地就接受了恶名在外的邻居雷蒙的晚餐邀请，还和雷蒙成为了朋友。面对雷蒙代写书信的请求，他也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状态，即便书信中充满威胁和恐吓的内容。种种无动于衷的冷漠态度在文中反复出现，而这也正是主人公性格悲剧的首要体现。另一方面，他还具有忠于内心感受、拒绝撒谎的本真性格。从法官、辩护律师、陪审团再到神甫，所有人都在要求主人公承认他对母亲的离世十分悲伤，承认他对于枪杀阿拉伯人的过错万分悔恨，他们希望默索尔能够声泪俱下地深刻忏悔，可是他却拒绝了，因为“这不是真的”。为了守护自己内心的真实，他甚至和前来找他沟通的神甫发怒，并将神甫驳斥了一番。默尔索最终等来的宣判结果是“以法兰西的名义，在一个广场上将他斩首示众”默索尔自始至终都拒绝撒谎，执拗地守护着属于自己的真相，哪怕这种执拗在其他人看来愚蠢且没有任何好处。无论对谁，他所说出来的内容从来没有多于内心所感受到的，哪怕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他也依然是一个忠于自己的内心，忠于自己的感受的人。而这样的性格也直接导致了案件最终的判决结果是死刑。可以说，性格上的悲剧性在主人公的命运上得到了完全的体现。

（三）文中穿插悲剧故事

《局外人》中还有一个悲剧故事同样值得注意。默尔索在被捕入狱后，靠阅读旧报纸上的社会新闻打发时间。默尔索阅读到这样一则新闻：一男子离乡创业，多年后致富归来。他携妻儿住进母亲和妹妹在家乡开的旅馆，故意不被母亲和妹妹认出来，并且露出大量钱财。母亲和妹妹为了夺取钱财，在半夜将男子杀死，尸首投入河中。次日其妻子讲明男子身份，母亲自缢而亡，妹妹投井自尽。这则故事实际上取材于加缪自己的戏剧作品《误会》，加缪曾表示“以它为创造现代悲剧的尝试”。这里引用在《局外人》中，其增添悲剧元素的用意不言自明。加缪所创造的悲剧美学并非拥有严密的体系，而是一种悲情氛围，这种氛围是散布在生活中的，存在于生活各个角落的一种悲情气氛。[4]悲剧故事里的男子因为弄虚作假而丧命，而主人公默尔索却因为拒绝撒谎而被判死刑，两位悲剧人物的悲剧命运在这一层面形成鲜明对照，起到使小说的悲剧意味更加浓烈的作用。

三、加缪悲剧意识形成的原因

（一）加缪的早年成长经历

加缪并不寻常的成长经历注定了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悲剧角色。加缪于1913 年出生在阿尔及利亚，其父吕西安·加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这使得加缪在不满周岁时便成为了战争孤儿。父亲角色的缺失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上的穷困，还在加缪的内心深处种下了悲剧心理的种子。通过分析整合加缪作品的特征便不难发现，父亲形象总是在文本中缺席，而这一重要特征不能被视作偶然。从《局外人》的主人公默尔索到《鼠疫》的主人公里厄，对父爱亲情的避而不谈十分一致，体现出不平衡、非正常状态下的成长经历对加缪的人格塑造乃至创作意识的影响作用。在《局外人》当中，父亲形象的缺失则加重了母亲在生命中的分量。加缪在17 岁时曾不幸罹患肺结核，这在当年被视为不治之症。患病的经历不仅中止了他一向热爱的足球运动，还完全毁掉了他的博士学位和哲学教授的申请。深切地感受到了生命不公的加缪仿佛厄运不断，又在22 岁时遭遇了一桩失败的婚姻。父亲的早亡、疾病的折磨和婚姻的不幸都给加缪带来难以治愈的心灵创伤，成为他创作中悲剧意识的源头。

（二）加缪所处的时代环境

当时的法国推行种族主义等高压政策，由此导致法国与阿尔及利亚、法兰西民族与阿拉伯民族之间冲突不断升温，这让处于两难之地的加缪感到无所适从。在阿尔及利亚贫民窟中长大的加缪从小与阿拉伯人民生活在一起，共同面对贫困与磨难，由此自然而然形成的感情是远在法国本土的同胞们所不能比拟的。在家园遭受战火蹂躏时，他的内心也始终牵系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苦难，然而他的停止暴力行为的呼吁显然无济于事。心怀人道主义精神的加缪在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事业和法国殖民事业的冲突之间无法做出取舍，使得他最终成为一个“局外人”，饱受精神流亡的痛苦与艰难[5]，因此倍感孤独。但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之中，加缪没有选择默默地忍受这种心灵的煎熬，而是将这种孤独的感受转化为极具其个人风格的悲剧意识，并通过源源不断的创作以及表演等艺术手段展现给全世界。另一方面，加缪完整地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切实感受到满目疮痍的欧洲大陆在陷入动荡之后的苦难，对于法西斯主义危害性的认识不可谓不深刻。作为文学界的反法西斯先驱，加缪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加入法国共产党。在二战期间前往巴黎出版地下出版物《战斗报》的同时，还组织了数次宣传反战思想的戏剧演出，鼓舞人民奋起反抗。在亲眼目睹了一幕幕人间悲剧的同时，他也在利用创作来回应这个制造悲剧的时代，例如《局外人》中法庭对默尔索灵魂无情审判背后所象征着的意味，又何尝不是加缪对法西斯主义压迫世界人民罪行的有力批判。

（三）加缪自身的哲学思想

加缪不仅在文学、戏剧、社会活动等方面有所成就，还在哲学领域著述颇丰，是“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加缪在其自身的成长过程中，通过广泛地吸收尼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安德烈·纪德等先哲的思想果实，丰富了自身的哲学思想，其中尼采所宣称的“上帝已死”对加缪影响尤大。从上帝之死出发，加缪走向了西绪福斯式的反抗之路，认为人既然已经不能够再依靠上帝的力量，就应当以大无畏的勇者精神去面对充满荒诞的生活。在坚持不懈地抗争中体现出对责任的履行，彰显人的价值与意义。要和自己所处的困境打交道，要反抗所处的这种境地，即便是头破血流[6]。失败与死亡虽不可避免，依旧选择勇往直前，以反抗的形式体现自身的存在。可以说，加缪是一个极富时代责任感的作家。他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思考哲学，思考的正是困扰着整整一代人的问题，即在一个充满荒诞与暴力的世界面前，人应该如何生活、如何行动、如何面对与超越荒诞、如何反抗荒诞。纵观加缪的一生，他自始至终都在悲观中乐观地生活，积极地介入生活与社会，与无常的命运抗争，与邪恶的法西斯抗争，与一切不正义的事物抗争。他深爱生命，深爱文学艺术，以坦率的态度承认人生的荒谬，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虚无主义者或者存在主义者那么简单。这种反对麻木的悲壮情怀作为加缪悲剧思想的精髓，在他的作品里多次得到体现，而《局外人》中的默尔索对神甫呐喊时的慷慨宣言恰是其中的高峰。

尽管《局外人》是一部虚构的文学作品，但加缪将主人公默尔索的性格塑造得极具真实性，其所处环境同样极具现实性。这使得文中的悲剧意识能够引发读者深刻的共鸣，并与荒诞主义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由此加缪的悲剧意识也越来越为学界所关注，不仅持续影响着二战以后现当代文学作品对悲剧符号的塑造，还促使人们在悲剧中发现美，把握住对生活的勇气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