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的对话研究
——以《在酒楼上》《孤独者》为例

陈冠旭

（延边大学 朝汉文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0）

对话理论是苏联著名文论家巴赫金所主张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方法，对世界人文学科发展影响极大。国内对于鲁迅小说多使用巴赫金的另一个主要学说“复调”来解读，相较而言，对话理论似乎更契合鲁迅小说的特色与鲁迅本人的创作目的，所以本文试通过对话理论来解读《在酒楼上》《孤独者》这两部小说。

一、对话理论的内涵

巴赫金对话理论认为人虽然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但他人是自我存在的前提，自我与他者几乎同样重要，二者不可分离。对于他人存在（即他者）的预先设定，恰恰体现了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创造性，这也正是对话理论的真正含义与核心。[1]即使对话理论最开始是与巴赫金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复调性共同提出，但是其后来的应用范围却日益扩大，形成了更为广泛且独立的体系。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指出，首先话语在本质上是对话的。这就是说话语或语篇都不能被孤立地进行阅读和理解。语篇只有和其他的语篇相互联系时才会活跃起来。语篇真正的含义，其本质产生于两个语篇的边界。[2]因此，选取《在酒楼上》《孤独者》两篇相近的小说来解读鲁迅小说。

二、鲁迅小说《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对话”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的自我意识，是完全对话化了的：这个自我意识在自己的每一点上，都是外向的，它紧张地同自己、同别人、同第三者说话。离开同自己本人和同别人的充满活力的交际，主人公就连在自己心目中也将不存在了。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是交谈的主体。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人类心灵的隐秘’看作是他的‘最高意义’的现实主义的首要任务，而这种隐秘只能通过紧张的交流来揭示。用冷静的态度来分析一个人，就不能把握他的内心，不能了解他，不能与他合为一体，不能理解他，更不能掌握他。这也不管用。只有同他交流，用对话的方式，才能接近他，揭示他，或者更确切地说，迫使他暴露自己。一个人只有通过描述他和其他人的交往，才能表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理解的内在。只有在交际中，在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中，才能揭示‘人身上的人’，揭示给别人，也揭示给自己。”[4]人们借助这种“人”的概念，且借鉴其关于微型对话和大型对话的说法，对鲁迅的小说进行分析。

（一）微型对话——故事主人公与叙述者“我”的对话

首先，《孤独者》《在酒楼上》这两部小说本身就充满对话，并且以对话展开故事，《在酒楼上》中全篇皆是“我”与吕纬甫的对白，而《孤独者》则是遍布着“我”和魏连殳的激烈讨论。[3]阅读文本可知，作品中的“我”和魏连殳、吕纬甫虽然在思想上有共通之处，但是二者在情节发展中凸显出愈来愈多的不同性，因此仍可以称其为不同的声音，而这本身也是一种对话的体现。正如巴赫金所说：“在谈话中，一个人不仅在外表上表现出他自己，而且还第一次慢慢地变成了他的样子。我们再重复一遍：这不仅对别人来说是如此，对自己本人来说也是如此。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际。对话结束之时，也是一切终结之日。”[4]

其次，《孤独者》中，“我”和魏连殳讨论的话题，不仅是自身的命运和遭遇，也还谈及了“孩子”的问题[3]，这也印证了鲁迅所说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而在对于他人问题的讨论中，恰恰映衬出自我的存在——自我的思想、意识、观点。而在“我”与魏连殳的对话中，似乎也并没有一个彻底的定论，显示出一定的“未完成性”，而这种“未完成性”正是巴赫金对于对话范畴的重要界定之一。

再次，魏连殳、吕纬甫本身就是由“我”作为一个观者来展开的，主人公在“我”这个角色的叙述中存在，脱离了“我”这个叙述者，小说就必须以另外一种方式展开，很可能就是另一种故事了。虽然“我”、魏连殳和吕纬甫都是在作者的统一调配下的人物，但是仅就文中而言，“我”仍是作为主人公的他者而存在。

（二）大型对话——文本（人物）与作者的对话

文学创作是作家从产生创作动机和创作冲动后，对生活经验进行审美加工从而形成艺术形象的过程，这其中包含着作家主观的艺术理解和情感，体现着作家的艺术追求。

鲁迅曾在《呐喊·自序》中明确提到过自己创作小说的初衷——通过文艺运动改变他们的精神、求取新生、希望打破“铁屋”[5]。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革命队伍出现分化、自身稍有心灰意冷之后，他也在《彷徨》扉页中引用了屈原《离骚》中十分经典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3]。可见鲁迅自身是经历过魏连殳、吕纬甫之流的思想斗争的，只不过在最后他即使寂寞、悲哀，却依旧选择了上下求索。而鲁迅在《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对魏连殳以及吕纬甫的塑造更像是对鲁迅想要表达的自我的一个反映。而“我”和魏连殳、吕纬甫二人更像是鲁迅内心面对冲击时两种心理状态的写照，二者虽有分而并立时刻存在，但实质上依然统一在启蒙知识分子的精神框架之下。二者的存在对于作为作者的鲁迅而言，就是一种他者存在。也正是这种他者存在，证实了“鲁迅”的存在。

鲁迅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说到“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因此，我所选的材料，大多都是社会上不幸的人，意在揭示这种痛苦，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我尽量避免文字的喋喋不休，只要我觉得可以把意思传达给别人，我宁愿什么陪衬都没有。”[6]因此，鲁迅是希望通过文学创作使小说中的人物“活动起来”“尽其任务”，即达到他的创作目的，这是他对于自己创作的作品的希冀。也正是这些文学作品的完成，才把作为作者的鲁迅映射到了自己的作品中，也正是通过“他者”的存在展现“自我”。

（三）更大的对话场域——与特定读者紧密联系

巴赫金认为，语篇存在多层次的创作，除了作者创作出语篇之外，听者或读者也进行了再创作，他们同样地参与了对语篇中的内容的重构工作。因此，在语篇的创作过程中他们用某种特别的方式也成为了积极参与者。即读者通过产生弦外之音，进入对话之中，并对其中话语产生不同的反应。这种相互作用的对话的产物也就是一个全新意义的产生。“从对话来看，无头无尾，也无界限（语境延伸至无穷过去与无穷未来）。”[4]甚至过去的对话的含义，也就是那些产生于过去的对话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会在随后的、将来的发展过程中发生变化（或更新）。在对话发展的任何时刻，都会存在大量的被遗忘的语境含义，但在随后对话发展的某些特定时刻，这些语境含义会被回想起并被赋予全新的形式（在新的语境下）。任何事物都不会绝对地消亡：每一个含义都会重新出现。[2]

因此，我们可以推知，鲁迅小说之所以难懂，是因为部分读者缺少角色认同与生活体验，进而没有参与到弦外之音的对话创造中。对鲁迅作品出现误判与过度解读也大概如此。但是，如果是同为知识分子的读者，则会深深体会到鲁迅在《孤独者》《在酒楼上》中描绘的知识分子的困境，这个困境不仅是五四新文化时期以及革命退潮后的知识分子的窘境，更是一种处于历史长河中知识分子逃不开的宿命。同样的生存与挑战并存，同样的限制与自由并立，同样的进取与退缩，同样的诱惑与坚守，正如陈丹青所说：“《呐喊》《彷徨》不是古书。当我亲自见到周家子孙时，才证实鲁迅并非封面侧像。新版的阿Q 与假洋鬼子，新版的孔乙己与夏瑜，新版的祥林嫂与子君，都还活着，而不是书中的鬼魅。”对于读者群中的知识分子来说，陌生化理论似乎在这类作品中没有生存空间，扑鼻的熟悉的味道似乎占据高地。在剥离开文学作品本身所固有的表面的话语蕴藉后，一切都是那么真实可感。因此，鲁迅的小说就拥有了一种永恒的生命力。读者通过鲁迅作品（他者）来观照自我存在。

这里鲁迅就营造了一种绝对领域，也可以说是读者、文本和作者一同营造的，这使得读者产生了类似于高峰体验的极度审美享受，这个领域是基于现实又超现实的，在这个超大场域里，读者、作者、故事中的主人公、故事中的见证者“我”在同一个处境下思考着同一个问题，自我与他者交织在一起。而对于鲁迅小说而言，充分利用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平等性，将这种对话引向读者一方也就能够更加充分解释其小说的真正价值所在。

虽然只有少数读者能感受到鲁迅小说的真正内涵，但这毕竟还是把整个作品从作者到文本拉向读者这一维度。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时候，作品才真正具有生命力，可以称其为伟大的文学经典。当然，并不能简单将其理解为读者的二度创造，其实这是三方（即作者、文本、读者）的共同创造。在传统的独白小说中，作者只是在一味地输出，并未考虑到读者可能参与到自己的文学世界当中，他只想一味传达自己的思想。而在巴赫金所提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中，作者被一味地弱化了，甚至有学者更为激进，例如巴尔特提出了“作者之死”，但在鲁迅的小说中，作者仍是作为一个思考问题的主要发起点，他创造了作品，并在文中剖析了自身，且将问题抛给了读者（尤其是对于知识分子读者群体来说），这个过程中，没有一方是完全处于劣势的，几方处于一种融容的状态。

需要说明的是，在《在酒楼上》《孤独者》这类作品中，“我”、主人公、鲁迅、读者几方关系似乎处于某种流动性的形式，当读者阅读作品从主人公到“我”，再到了解作者鲁迅最后回到读者，几种转换之间似乎显得并没有搁置与停滞，而是直接滑向另一方。对话本身就具有流动性，话语从说者传递到听者，即从“我”到他者。而这对话流动的终点就是读者接受。

三、鲁迅小说的对话性生命力本质

文学归根到底是人学。这就要求我们关注人的存在，“文学为人生”，更具体地说，关注个体“人”的存在。

无论把《在酒楼上》《孤独者》看作是鲁迅对自身的批判和矛盾性的阐释，还是看作是鲁迅希望通过此种方式来影响读者，关照他人，这都没有把作品研究脱离鲁迅本身想要达到的目的，鲁迅先生是想同人物、读者“对话”。钱理群先生讲：“鲁迅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与通俗小说、通俗文化区分别开来，后者是以‘娱乐消遣’为主要目标与追求。他明确地指出，他所写的是一部严肃的‘为人生’小说，而这恰恰是鲁迅开创的“五四”新小说的最根本的特点。”[7]

陈太胜先生认为，“巴赫金阐述自己的美学主张认为人是审美观察的中心，人是艺术观察的形式——内容的价值中心。就巴赫金来说，他研究美学和诗学从形式入手，但并不偏废内容，关注的是人，这就使他的美学诗学和只讲究形式并偏废了形式的人性内容的俄国形式主义美学诗学区别开来。因此他认为艺术分析永远必须从主人公开始而不是从形式主义说的主题开始。也正是这样对人这一价值中心的关注，巴赫金把哲学意义上的自我和他转化为美学诗学中（作者、主人公）之间的区别，从而使现实的人与美学诗学中的人相对应，而这正是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分析依据。”[1]这也显示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与鲁迅的小说创作以及鲁迅的文学思想几乎不谋而合。鲁迅小说中的对话性正是鲁迅小说出类拔萃、与众不同的独特价值，用对话理论来解读鲁迅小说，也显现出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经久不衰的魅力。

由于创作选取的题材太过广泛，容易产生广而不精的效果，因此鲁迅选择了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知识分子题材和农村题材上。并且，实际上，鲁迅从一开始抱有的希望就不在大多数人身上，从其批判国民性、蔑视群智、倡导尼采“超人说”均可看出。但是，鲁迅从一开始的个人主义，走向最后的马克思主义，其本质上并没有太大改变，不能盲目地确定其作为个人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但是可以肯定他在把握大环境下对于个体命运的关注。

中国自古以来的正统文学，可以称为载道文学，而西方古代也是以“崇高”为美大行其道，在这种条件下，作者被预先设定了任务（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文本似乎成了傀儡，而读者似乎也是作者与文本的附庸，可有可无，文学局限在政治范畴中，文学世界显得黯淡无光。而在鲁迅的这两部小说中，文学世界中的文本、作者、读者在同一境遇下达成了共识，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古代载道文学与西方的崇高说，专注于个体的存在。主人公的个人命运显得更为突出，对个人处境的关切更是令人潸然泪下。

综上所述，鲁迅的《在酒楼上》《孤独者》两篇小说是充满巴赫金所提出的对话精神的人学小说，也正因为对话本身具有的开放性与鲁迅小说浓厚的人文关怀，时至今日仍具有继续探索的意义与可借鉴的精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