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港澳委员发挥“双重积极作用”的机制、问题及对策
——基于间接群际接触理论

李文珍 朱雅芬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新时代新征程，推动“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是我国港澳工作的基本向度和制度保障。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织，也是团结爱国爱港爱澳力量的重要平台。政协港澳委员作为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力量之一，长期以来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内地和港澳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重视政协港澳委员的“双重积极作用”，指出要“引导港澳委员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1]充分发挥政协港澳委员的“双重积极作用”对推进“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一、间接群际接触理论与政协港澳委员“超级联系人”

（一）理论基础：间接群际接触理论

群际接触理论是为解决群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问题而发展起来的一套理论体系。该理论认为良好的群际接触可以改善群际关系、减少群际偏见。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Allport）是该理论的集大成者。奥尔波特认为，群际偏见是由于某一群体对另一群体缺乏充分信息或存在错误信息而产生的，群际接触则为双方获得新信息和澄清错误信息提供了机会。因此，他提出了减少群际偏见的主要方式是内群体与外群体成员在最优条件下进行直接接触。群际接触的最优条件包括：双方拥有平等的地位和共同的目标；群体间存在合作而非竞争的关系；群体间的接触受到法律制度和权威的支持等。[2]304-320群际间的接触是否会缓和群际冲突、改善群际关系，还取决于上述条件的满足程度。但在现实生活中，群体间的直接接触往往很难同时具备这些条件，比如群体间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接触双方的地位不平等、接触的机会过少、群体间缺乏共同利益和目标等情况。这样，消极的直接接触不仅不能改善群际间的关系，还可能由于群体间的消极接触消减了以往积极接触带来的好感，导致群际焦虑进而降低群际关系质量、恶化群际关系。

为了进一步完善这一理论，学者们提出了间接群际接触理论。他们认为间接群际接触可以有效避免直接群际交往引发群体成员焦虑、恐惧以及不适等负面情感，对一些处于隔离、陌生、紧张或者冲突情境下的群体双方而言，可以更有效降低其对外群体的偏见，改善群体态度。[3]目前的研究成果大致包括四种间接群际接触假设，即扩展接触假设、想象接触假设、替代接触假设以及模拟接触假设。[4]扩展接触假设认为如果个体得知内群体成员与外群体成员之间具有亲密的友谊关系，也会促使个体产生对外群体的积极态度。想象接触假设认为个体在心理上想象与一个外群体成员积极互动的情景，也可以降低群际间偏见，产生积极的群际态度。替代接触假设则指出观察内群体成员与外群体成员之间成功的群际接触经历，能够提高观察者对群际交往的自我效能，从而提高他们与外群体进行直接群际接触的意愿。模拟接触假设则强调大众媒介可以产生类似真实面对面接触的效果。在直接接触最优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间接接触的效果可能比直接接触带来的效果更为持久和稳定。

（二）政协港澳委员的角色定位：“超级联系人”

在“一国两制”背景下，政协港澳委员在内地群体和港澳群体的间接接触中担当着重要的“超级联系人”的角色。2013年6月，梁振英在访问美国纽约时首次提出了“超级联系人”的概念，以表达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桥梁地位。[5]“超级联系人”是促进群体间交流互动、共促发展的重要桥梁和枢纽。政协港澳委员在确保“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中，始终坚持自己的使命与担当，在港澳和内地间担任重要的“超级联系人”职能。政协港澳委员大多是各行各业爱国人士的杰出代表、专家或成功人士，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他们更能直接体察到两地居民的心声和利益诉求，在行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责中能够广泛汇集港澳地区人民的智慧，又能向中央和地方政府建言献策，为港澳地区和内地的发展架起互联互通的桥梁，展现了两地居民间接接触的重要平台效应，促进了两地经济社会的交流和交融。政协港澳委员在促进内地和港澳交流交往中具有天然的“超级联系人”优势，展现了重要的“双重积极作用”，全力护航“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二、政协港澳委员发挥“双重积极作用”的机制

政协港澳委员在促进港澳群体与内地群体的接触和合作中做出了越来越大的贡献，获得了广大港澳同胞的认同和支持，充分发挥其既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又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双重积极作用”。政协港澳委员“双重积极作用”的进一步提升依赖于“超级联系人”作用机制的有效运行。

（一）政协港澳委员发挥“双重积极作用”的认同机制

政协港澳委员作为各行业中的翘楚，成为港澳同胞内生群体与内地居民外生群体扩展性接触的观察媒介和榜样。他们的言行给群体内的成员树立了一种积极正向地与外群体成员进行良性互动的形象，使内群体成员认识到与外群体互动是可行且有益的，并从他们身上学习如何与外群体成员进行接触互动，由此减少了对外群体的无知和偏见，减缓摩擦，形成共识，增强情感认同。

作为“超级联系人”的政协港澳委员在培育港澳同胞的家国情怀、国家认同方面起到了应有的扩展性影响。相比于港澳地区的普通民众，政协港澳委员有更多便利条件与内地发生各层面的接触，更加了解内地的真实状况，熟悉相关政策，更能迅速且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大局和方针政策。他们凭借自身实力和地位，在港澳与内地间的经贸往来、投资合作和互动开放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引导港澳企业深度参与并融入内地产业体系，在促进港澳地区和内地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的同时推进了港澳与内地的经济交流和发展。政协港澳委员与内地形成的良好合作及友谊关系，为港澳同胞树立了积极的榜样，发挥了表率作用。根据“朋友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的心理，港澳同胞也会渐渐想要了解和融入他们的“朋友圈”，强化与内地接触的意愿。政协港澳委员通过“扩展接触”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港澳地区与内地间经济上的交流、社会上的交融、个体间的交往，提升港澳同胞的心理归属感。

（二）政协港澳委员发挥“双重积极作用”的激励机制

政协港澳委员作为“超级联系人”，在港澳同胞中有着较高的信誉度。他们对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带给港澳地区新机遇和新前景的推介更易被广大港澳同胞所接受和信服。对美好未来的想象和期许激励着港澳同胞积极主动地为建设美好港澳、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政协港澳委员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在自己的领域有较强的专业性和代表性，在国家决策时能发挥独特作用。政协港澳委员不仅肩负着一般委员担当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基本职能，而且更要突出凝聚共识的职能，发挥港澳和内地交融发展的“粘合剂”作用。政协港澳委员积极向港澳同胞宣传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和国家的最新方针政策，向港澳同胞讲解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粤港澳大湾区政策的重大利好，宣传国家重大战略布局带给港澳地区的机遇和支持，使港澳同胞深刻感受到国家对港澳同胞的关心和重视。同时，政协港澳委员在港澳和内地的深入调研，倾听港澳同胞的诉求和心声，并与自己的专业经验结合起来形成提案，促进其转化为惠及港澳和内地民众的更优政策。内地与港澳地区加速的“双向奔赴”和同心合作带来的“美好愿景”深深鼓舞了港澳同胞，孕育了港澳民众融入内地发展的兴趣和意图。政协港澳委员的努力使港澳同胞在心理上缩小了与内地的距离，也为港澳同胞与内地交往营造了一个积极向上、稳定团结的交往情境。

（三）政协港澳委员发挥“双重积极作用”的协同机制

协同机制是指政协港澳委员利用其在各社团和组织机构的身份，积极促进各组织、社团之间以及各组织、社团与内地之间的互动交流，推动爱国爱港爱澳社团联合发展，协同工作，联动协作，更广泛有效地发挥港澳委员的“双重积极作用”。

港澳地区的社团建设相对比较完善，社会影响力大。在社团中处于中坚骨干地位的政协港澳委员积极促成爱国爱港爱澳社团到内地进行体验式学习考察活动，推进大团结大联合工作。这种交流访问经验既增进了港澳同胞对内地的了解，激发他们的爱国之情和归属之感，也增强了他们对祖国的向心力。通过政协港澳委员的引领，越来越多的港澳青少年对内地的经济发展形势和文化内核有了更客观全面的认识，为他们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政协港澳委员利用自身优势，助力港澳社团，传递好中央声音，体验好中国经验，领悟好“一国两制”中的港澳故事，在港澳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展现更强的“双重积极作用”。

（四）政协港澳委员发挥“双重积极作用”的舆论引导机制

在网络和社交媒体发达的今天，各种网页客户端和各类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主要信息来源。网络媒体已经处在思想舆论阵地的最前沿。间接接触理论认为，健康的大众媒介和网络空间能够产生类似真实面对面的接触效果，有助于形成群体间的良性互动。这样，网络媒体的价值引导就决定着群际接触的环境和质量。

政协港澳委员应该成为港澳地区思想境界、精神风尚的“领航员”，为港澳与内地交往交流交融打造良好舆论平台和做好价值引导。政协港澳委员是向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传达两会精神、传递爱国爱港爱澳正能量、维护国家法律的强大传声筒。他们引导港澳新闻舆论、传播正能量的责任更加重大。政协港澳委员在面对一些重大事件时要敢于在媒体上发声，加强两个群体在媒体空间互嵌的频率、深度和广度，拉近心理距离，共建精神家园，推进“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政协港澳委员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在新媒体平台如何更生动地讲述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努力发挥港澳与内地的“连接者”作用，引导媒体价值导向。

值得注意的是，政协港澳委员作为“超级联系人”在媒体上发挥作用的舆论引导机制与前几种机制的运行密不可分。其他机制的有效运行，离不开舆论引导机制对其效果的宣传和强化。对网络媒体的舆论引导也为政协港澳委员发挥“双重积极作用”的认同机制、协同机制、激励机制的有效发挥打造了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环境。港澳委员与内地和谐交往的形象通过媒体向港澳民众、向整个社会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拓展了间接群际接触的范围，起到了凝聚力量、振奋人心、促进交往的作用。

三、政协港澳委员发挥“双重积极作用”面临的问题

长期以来，政协港澳委员在港澳地区协助中央各项政策宣传和落实，配合港澳政府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施政和中央港澳工作相关政策措施的制定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面对当前的新形势和新问题，政协港澳委员“双重积极作用”的发挥遇到了一些新的挑战。

（一）政协港澳委员基层代表缺乏，基层声音难被听见

根据公布的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及其构成可知，180余位来自香港的政协委员中，多为政治界、商界、教育界、文化体育届中社会地位较高、在各自领域取得一定成就的人，且多名商界精英榜上有名。[6]38位来自澳门的政协委员中，有6位立法议员、2位公务人员，其他为各联合会主要负责人。[7]一直以来，政协香港委员中商界人士过多、港澳委员基层代表缺乏的问题广受关注。“中央只能听到商界声音”“只听见上层声音”之类的质疑层出不穷。港澳基层民众和青年的“声音”难以被听见的问题已经凸显。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使部分港澳同胞对内地产生隔阂和不信任，而且也对港澳地区社会流动性不足、阶层固化产生愤怒感与无力感。基层代表的缺乏使政协港澳委员无法创设港澳普通民众与内地进行友好接触的情境，不能有效发挥“双重积极作用”。如何在政协港澳委员中增加基层代表，优化政协港澳委员的人员构成，如何让更多元化的声音、多样化的诉求通过政协这个平台表达出来，是当前政协港澳委员发挥“双重积极作用”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二）政协港澳委员与各界交流平台不完善，沟通机制不够顺畅

目前政协港澳委员的产生和选拔并没有公开的标准和规范。普通民众不了解他们的产生过程和职能范围，缺少了解政协港澳委员的机会和平台。一些民众甚至不知道政协委员究竟是一个荣誉性的虚职，还是一个能真正参与政治协商、参政议政的职务。[8]信息壁垒使不少港澳基层民众对政协委员的职能存在一些误解，降低了他们与政协港澳委员进行积极沟通和联络的欲望。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不利于港澳居民对政协港澳委员产生信任和认同，制约了政协港澳委员“双重积极作用”的发挥。

此外，政协港澳委员归口统战部门，在统战部门内部的沟通机制较为顺畅，一旦离开统战系统，在与其他部门交流时则缺乏规范的沟通交流机制，缺乏与其他政府部门开展有效交流的机制。

（三）政协港澳委员自我定位有待明晰，履职能力亟需提升

十三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专门增加了“委员”一章，明确规定了委员的任职条件、权利、义务以及对委员的管理等，突出了委员的主体作用，为政协委员的履职尽责提供了准则和依据。和一般委员不同，政协港澳委员要特别关注促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的相关制度、方针政策及港澳民众的诉求、思想动态等。只有具有较高服务意愿和较强履职能力的港澳委员才能胜任。目前，部分政协港澳委员的履职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有些政协港澳委员对自身职能认知并不清晰，并不明确自己当选后的权利与职责是什么。也有部分政协港澳委员担心自己提出的提案会引发内地相关部门的不满，进而影响自身与内地的合作交流，履职往往局限于形式，“搭便车”现象也时有发生。还有少数基层委员缺少调查研究的能力，虽然联系群众能力较强，与港澳普通民众打交道比较多，但他们又往往受限于自身水平，不清楚如何更好更有效更准确地向政协反映问题。履职能力不足和履职不到位使得政协委员在港澳民众心中形成“无实际作用”的印象，无法成为港澳民众心中间接接触的积极影响因素，影响了政协港澳委员“双重积极作用”的发挥。

四、政协港澳委员更好发挥“双重积极作用”的对策

新发展阶段，如何支持和引导政协港澳委员更好发挥“双重积极作用”，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促进港澳地区与内地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互动交流，架起港澳民众人心回归的桥梁是当前政协港澳委员更好发挥“双重积极作用”的目标方向。

（一）扩大政协港澳委员代表性，完善委员履职制度和机制

各级政协组织要完善政协港澳委员结构，扩大政协港澳委员的代表性，提升推选过程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加强对推选过程的宣传，扩大人民政协在港澳同胞中的影响度。同时也要适当调整港澳政协委员的推选条件，让不同界别、不同阶层，特别是来自基层具有一定参政议政能力的爱国民主人士加入政协大家庭。扩大港澳委员的代表性，可以让政协能更多听到来自基层的声音，代表港澳基层群众的意见，使政协港澳委员逐渐在港澳地区形成良好的口碑和影响力。

人民政协要支持港澳委员参与到特区政府和其他部门团体的社会事务中，以特区立法会议员、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在特区社会事务中发挥作用。同时要加强政协港澳委员与各个行业和专业社团的联系，发挥爱国统一战线作用，倾听专业人士的心声。在政协港澳委员参政议政的过程中，政协应当积极创造团结民主的氛围，鼓励他们提出意见，及时回应他们的问题，为政协港澳委员与非统战部门的交流互动搭建平台，激发他们的参政议政热情，为他们履职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机制保障。

（二）加强政协港澳委员能力培训，完善委员考核机制

人民政协要把港澳委员教育培训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在政协内部建立起对政协港澳委员的学习和帮扶机制，提升履职能力，完善考核机制。一是要为他们提供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宪法和政协章程等的学习平台和学习课程。在巩固政协港澳委员对国家、制度、思想和情感认同的基础上，帮助他们掌握内地的话语体系，才能更好地向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传播中国理念，进而提升港澳同胞对国家事业的认同和支持。二是针对政协港澳委员提交提案的能力不足、提案质量不高的问题，政协可以为新任委员开办培训班，同时也可以为政协港澳委员提供结对帮扶机制，让有经验、提案能力强的内地委员与港澳委员结对，帮助港澳委员提升分析内地和港澳地区发展问题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撰写提案的能力，打造政协港澳委员中撰写提案的带头人，进一步发挥在政协港澳委员群体中的示范带头作用。三是对于一些政协港澳委员对自身定位不清、思想上存在懈怠的问题，政协要严格委员推选标准，完善委员考核机制，对委员的年度工作履职情况进行考核，对工作能力强、表现好的港澳委员要予以表彰，对消极怠工的委员要进行约谈，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思想上的问题。

（三）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提升港澳委员影响力

国家要支持和倡导政协港澳委员在涉及国家和“一国两制”的重大事项和问题上，要敢于发声、积极发声，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及时澄清事实，化解误会。在网络媒体发达的当今社会，网络就是舆论阵地的最前沿，尤其对于广大青年受众来说，传统媒体对他们的影响远不如网络媒体。因此，各级政协港澳委员要学会用新媒体表达、分享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宣传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力争在港澳和内地民众特别是广大青年中成为粉丝众多的“大号”“大V”，提升网络活跃度和热度，提升网络影响力。

在参政议政方面，政协港澳委员也要善于利用新媒体，创新工作方式，要学会“蹭热点、抓重点、解难点”。“蹭热点”就是要关注港澳地区、港澳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抓重点”就是要将目光聚焦于能够改善港澳地区及国家发展质量的领域，“解难点”就是利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帮助港澳地区民众、政府、国家解决一些发展难题。同时也要提升自己的思想活跃度、洞察分析能力和接地气程度，把网友的真实诉求带到政协会议上，为参政议政注入新鲜活力。在网络新媒体上，政协港澳委员要用自己与内地真实互动的言行感染港澳青年，塑造关心爱护青年的正面形象，让广大港澳青年感受到内地的亲切友好，消解距离感，增加互信度。

（四）聚焦青年工作，打造特色品牌交流活动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做好港澳青年工作，事关“一国两制”事业的薪火相传和行稳致远。近年来，港澳台侨委员会开展了以港澳委员为主导、以港澳青年为对象、以人心回归为目标的一系列活动，积极探索港澳青少年工作的新模式。许多港澳委员组织开展了港澳青年赴内地交流活动，但受限于活动形式，交流活动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因此，政协港澳委员要积极探索生动有趣的交流形式，打造特色品牌交流活动。比如可以通过沉浸式体验的形式，让港澳青年深入参与融入到交流活动，“走进”内地的同时也“走近”内地，增强港澳青年对国情的了解，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推动港澳与内地开展文化展览、展演等人文交流合作，构筑港澳青年与内地的共同文化记忆，实现以文化为媒介的群际接触与融合。

总而言之，政协港澳委员作为港澳地区与内地进行间接接触的“超级联系人”，基于扩展接触、想象接触、替代接触、模拟接触等机制在促进“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中发挥着重要的“双重积极作用”。认真总结政协港澳委员在发挥“双重积极作用”时产生的新经验、新问题，积极探索和完善港澳委员履职的新方式，仍然是当前人民政协维护港澳地区长期稳定繁荣发展，增强港澳居民国家认同，促进“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一项重要工作。人民政协要继续发扬民主、增进团结，助力港澳委员充分发挥“双重积极作用”，汇聚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用心用情画出“最大同心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