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四川巡抚驻地变迁研究

2023-02-09 04:18
扬州职业大学学报 2023年2期
关键词:李国英驻地巡抚

郑 权

(扬州大学, 江苏 扬州 225002)

作为行政区划要素之一的治所,其变迁可反映政区的建置沿革,而政区置废亦可以治所迁移作为观察视角[1]。清承明制,先后在四川设置督、抚,历多年终平定南明及李自成、张献忠等余部势力。因清初四川局势复杂、制度多变、各方势力交织,有关清初四川巡抚的治所变迁之问题,目前尚未见专文讨论。“顺治朝的总督设立没有形成定制,是清朝督抚制度的建立及地方化时期。”[2]可知清初的督抚设置尚未有成熟之体系。

笔者所讨论的清初为顺治元年至康熙四年(1644-1665)。顺治元年是清军入关之年,重要性毋庸赘言。康熙四年四川“下东底定”[3]211,标志着四川进入了短暂安定,故此年也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笔者借助清初实录、奏疏、典章、档案及方志等,探讨顺治、康熙(前期)两朝四川巡抚的建置沿革与治所变迁的关系,着重于“驻于何处、何时驻此”,以期深化对清初督抚制度问题的研究。

1 成都:虚空的无奈

稽考有关清代的史籍,多将成都作为清初四川巡抚的治所,但所置时间的记载存有差异,甚至同一史书的记载也彼此抵牾。《清朝文献通考》记载:“顺治三年,设四川巡抚,驻成都府。”[4]《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载:“以委署四川巡抚总兵官李国英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巡抚四川提督军务。”[5]308时顺治五年闰四月九日。《清史稿》则出现第三种说法,一是“顺治元年,置四川巡抚,驻成都,不置总督”[6]3340;二是“顺治二年,置四川省,设巡抚,治成都”[6]2207;三是“顺治四年,定四川官兵经制。设四川巡抚……四川初仅设巡抚,驻成都府”[6]3895,余未言及。今人著作中,《清代地方官制考》载:“顺治元年,置四川巡抚,驻成都。”[7]应是采用《清史稿》第一种说法。《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载:“顺治五年四月,沿袭明制,设四川巡抚,驻成都府。”[8]则是依据《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以上皆认同清初四川巡抚驻成都之说。何时设立,有顺治元年、顺治三年、顺治四年、顺治五年等观点。如此观之,清初四川巡抚设置的时间是存疑的,而驻地是否为成都亦是存疑,兹就此略述。

1.1 顺治元年说

顺治元年的设置有理论可能,即设置官职未见任命,是为虚设。此情况在清初并不罕见,“他们在占领某地之前就选派了那里的总督和所有将被占领城镇的官吏”[9]。这是一种虚设手段,并在当时引起了注意。如顺治四年十一月,“戊午,增设四川总督一员”[5]285。实录中首次出现设置四川总督的记载,然而却长时间内未曾有人任此职,直至顺治十八年九月,清廷“改四川陕西总督李国英为四川总督”[3]87,四川总督一职才实设。顺治三年正月肃亲王豪格即将出兵伐蜀,清廷“铸四川巡抚以下官员印记、关防、三百四颗,给付靖远大将军肃亲王”[5]201。亦可证明四川巡抚一职至三年正月确已设置,只是未有人担任。此时的巡抚既是虚设,驻成都之说法便站不住脚。

考察顺治元年的四川情况,成都初为明廷所有,后为张献忠占领。明四川巡抚陈士奇守重庆,张献忠进犯四川攻陷重庆,“士奇骂不绝口而死”[10]3884。新任的四川巡抚龙文光由顺庆前往成都救援,“与总兵官刘佳引率兵三千,由顺庆驰赴之”[10]3884。至“八月初七日,贼四面攻城,较重庆更力……贼攻围不辍,凡三日。贼兵内应,钟鼓楼火发,守兵惊走,贼登城,文光、镇藩皆战死”[11]93,至此成都为张献忠所有。“十五日,献忠自称秦王,国号大西,改元大顺。”[11]93此时的清廷尚无法管控四川地区,全无可能在成都设巡抚驻地。顺治二年亦是此种情形,故不赘述。

1.2 顺治三年说

不同于顺治元年的虚设,顺治三年的设立属于委署,即临时担任。除《皇清文献通考》外,三年一说尚见于诸多史籍。雍正《四川通志》将王遵坦列为首任四川巡抚,并注明其为“山东人,顺治三年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任”[12]2。李馥荣的《滟滪囊》对此事有详细记载,张献忠为清军所射杀后,余部南下,“肃王乃之保宁城,部署满汉文武官,委署巡抚王遵坦、布政使司王元膴料理军需,奏授汉中投诚杨道纯为按察使司,刘通巡北道,柯臣保宁府知府……总兵白永馥左襄领马步兵三千水陆并进取重庆,总兵马化豹领马步兵三千授叙马镇贝勒王监军取川南,总兵李国英、马宁各领兵三千取川西”[13]17。张献忠死于顺治三年十二月,李馥荣将上述内容放于顺治四年事之前,则说明豪格部署诸官应是顺治三年年末之事。

李馥荣的记载并非虚言,后来的四川巡抚李国英在奏疏中称自己“三年正月内命随肃王西征,本年十二月内蒙王委职成都总兵”[14]4013。顺治三年末,豪格确有部署诸官的行为。故顺治三年委署巡抚一说可信,但此年即驻成都的说法不确。时巡抚王遵坦并未留驻地方,而是继续跟随豪格外出征战,(四年二月)“大兵驻合州,巡抚王遵坦招马乾降”[15]。《滟滪囊》又载“王追贼抵合州,趋大足、铜梁,截贼走路。时方疾疫,王元膴管巡抚亦染病不起……满汉大兵暂退合州,而疾病仍前,王又退遂宁,复驻保宁……时肃王以四川粗定回京复命,巡抚王卒於遂宁”[13]19。由此可见,王遵坦一度留在遂宁,最后病故。关于王遵坦之死,另有病死于保宁之说法,王士祯称“肃王入蜀,以遵坦从,既定川北,即署遵坦都御史巡抚四川,寻病死保宁”[16],王士祯为顺、康时期人,与王遵坦同乡,且为王遵坦作传,其说应有一定依据。不过无论王遵坦是病死于遂宁或是保宁,其在任时未有固定驻扎地应是事实。

同样可从马化豹的奏疏中窥探一二,“职因先奉肃王令,凡地方军机事宜应与巡抚王遵坦酌议……不得已,且剿且抚,往富顺地方寻访巡抚行踪,相与酌处……始离叙属富顺,前奔安岳县,跟寻巡抚”[17]3630-3631。若王遵坦固定驻扎于成都,马氏所谓的“寻访”“跟寻”巡抚便说不通,侧面也反映出时四川巡抚尚未有固定驻地。

1.3 顺治四年说

依上文可知,四川巡抚初设的时间应是顺治三年十二月,由豪格委署,非中央任命。委署的塘报传到京师,已是顺治四年。清廷于顺治四年确定四川行政建置,进行中央任命,尚可说通。然从实际情况看,顺治四年清廷并未从中央推行,时仍按豪格部署。最明显的便是四川诸官仍处委署状态。顺治五年三月,马化豹在奏疏中仍称己“署四川川南叙州府总兵官”[17]3939。另,顺治五年永宁镇总兵官柏永馥在奏疏中,亦称己“署四川永宁镇总兵官”[18]。

顺治四年委署巡抚王遵坦的情况在顺治三年说中已有提及,其时未有固定驻地,故顺治四年驻成都的说法也难以成立。

1.4 顺治五年说

顺治五年的设立是为实设,如前所述实录中明确有任命李国英的记载,也是顺治朝实录中首次有关四川巡抚任命的记载。而未见有关王遵坦的记载,可能因其仅委署四川巡抚,且已病逝未获转正,故不见于实录。顺治朝巡抚先委署,再由中央任命的情况并不少见,如黄尔性委署宁夏巡抚[5]246,周伯达委署甘肃巡抚[5]255。又如耿献忠,实录中也无其任巡抚记载,两广总督佟养甲在顺治四年五月的奏疏中,却提及委任耿献忠广西巡抚之事[19]。可知,清初由于地方局势不稳,清军攻占后多有临时委任官员之事。这些临时任命若无特殊情况,后来基本能得到中央的认可。

若将顺治五年视作四川巡抚所设之时,有过迟之嫌。此年清军成都已丢,齐聚保宁一隅,绝无驻成都的可能,故顺治五年驻成都的说法还是存疑。

综上所述,顺治元年清廷虚设四川巡抚一职,实无驻地。顺治三年十二月,豪格率领的清军控制保宁,杀张献忠,年底豪格委署诸官,王遵坦首任四川巡抚。此后王遵坦跟随豪格继续征战,驻地不定。顺治四年清廷得知四川情况,始设四川官制,然并未有效进行,豪格所任诸官仍处委署。该年冬王遵坦病故,川南、川东、川北大部丢失,各镇兵马齐聚保宁一隅,无驻成都之可能。顺治五年闰四月清廷正式任命李国英为四川巡抚。更为重要的是,顺治元年至顺治五年间,成都皆未成为四川巡抚驻地。

2 保宁:现实的选择

从清初奏疏及方志中可发现大量证明四川巡抚驻地保宁的记载。近年来,已有学者考订出保宁实为清初四川巡抚的驻地。《阆中古代贤官良将》收录王遵坦、李国英事迹,称李国英以阆中(保宁)为基地,征战各地[20]。《四川通史》认为顺治五年四川巡抚即驻扎保宁[21]10。《成都通史》则认为从顺治三年(1646)到康熙四年(1665)期间,保宁承担了省会重任,并分析了原因[22]6;也指出巡抚等官署于顺治十六年移至成都[22]62。此外,顾诚在《南明史》中多处描述四川清军以保宁为根据地与南明军队交战的情形[23]。秦晖也指出巡抚驻保宁这一现象,认为直到顺治末年巡抚才于成都重新设置[24]。清初保宁成为清廷的四川省会,在顺治一朝有着重要地位。但保宁作为四川巡抚驻地起止于何时,此期间是否又一直作为驻地,尚存疑以待探讨。

2.1 始设

保宁成为四川巡抚治所的现实原因是清初清廷在四川根基不稳,仅有川北一隅,驻地选择极其有限。如顺治十七年任四川巡按的张所志所言:“时三川未附,入我版图者惟此川北一隅,而保宁即为省会之区,抚按驻劄于兹焉,藩臬驻劄于兹焉,而各镇兵马亦咸集于兹焉。”[25]20357再者保宁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保宁,古巴郡地,山河四塞,北连秦陇,东通巴峡,为蜀中北门重镇”[26]1。其战略价值在清初对清廷极为重要,“保宁岂可轻弃?此城一失,四川无取之日矣”[13]43。三是便于交通运输,李国英有言:“开国之初,驻师保郡,以其接壤三秦便于转运耳。”[13]57

现有说法多将顺治三年视为驻保宁的起始时间,然而顺治三年仅是清军占领保宁的时间。如前所述,王遵坦任巡抚后继续跟随豪格征战,其在任时未有固定驻地,以至于马化豹在富顺、安岳等地区皆产生可能与王遵坦相遇的想法。且保宁虽为川北重镇,其地位尚不能与成都、重庆相比。况且豪格离川前,局势对清军十分有利,成都、重庆皆入版图,在此局面下就将保宁当作巡抚驻地,可能性并不大。倒是在南明反攻,清军退踞保宁后,保宁才成为四川巡抚驻地的现实选择。

保宁成为四川巡抚驻地应从李国英在任时算起,不过其任巡抚的时间并不明晰。仔细考察,有三个时间点。一是顺治四年末,时“巡抚王卒于遂宁,军中推总兵李国英权巡抚事”[13]23,此时的李国英虽无巡抚之任命,却已行巡抚之实权。故在顺治十一年的奏疏中称其已“抚军八载”[27]。二是顺治五年正月,李国英在奏疏中称“五年正月间接奉肃王令,论命职署理抚务”[14]4013。可知,五年正月就已由豪格任命,成为四川巡抚。三是清廷任李国英为四川巡抚是顺治五年闰四月初九日,这是中央任命的时间,接受这一任命的时间还要后推(奏疏从京师传达到四川需要一个月)。李国英于六月在清廷的奏疏中仍称“署四川巡抚”,更可知其接到清廷任命的时间定不会早于五月,故应为五月。

三个时间点皆有一定道理,然若从军中推戴之时算起,李国英时无巡抚之实名,故太早;若从中央任命时算起,李国英早有巡抚之实权,故又太迟。综上,保宁成为巡抚驻地应从顺治五年正月署理抚务算起为宜。

2.2 止废

关于结束时间有顺治十六年、顺治十七年、康熙四年等说法。顺治十六年八月,四川巡抚高民瞻自保宁出发,提兵恢复成都[28],理论上有了移驻成都的机会。不过高民瞻十六年十一月有奏疏请求藩臬暂缓移驻成都,仍驻保宁,其本人则“统兵离省进剿下东”[29]349-350,亦未即驻成都,故此年驻地未搬至成都。不过高民瞻已在为治所搬至成都进行准备,着手于成都及其周边的建设工作。始建巡抚都察院,又修都江堰渠,顺治十六年与“监军道程翼凤暨文武官,捐助修筑,暂资灌溉”[30]。此外还注重地方政务,巩固在四川的统治。顺治十七年二月高民瞻上疏称“监司不可乏员”[25]20355,请求朝廷尽快补员;四月,因重夔镇总兵官程廷俊关防大印未发,以至办事不便,高民瞻上疏请求铸发[25]20645-20646。八月,高民瞻在保宁主持乡试,“巡抚高民瞻充监临官,与试诸生,凡二千人,取中阆中刘迪等四十二人,仍在保宁”[31]5。据实录记载,七月时清廷便下令将高民瞻革职,其应于八月接到指令,故高民瞻亦于八月结束了四川巡抚生涯。

关于顺治十七年巡抚移驻成都,《(同治)重修成都县志》有:“国朝顺治十七年,我兵平蜀后,巡抚司道由保宁徙至成都。”[31]1又《滟滪囊》载:“开国之初,驻师保郡,以其接壤三秦便于转运耳。今全蜀向化,宜复省会于成都,乃疏奏移巡抚佟凤彩及司道官员各署于成都。时值八月,乡试期迫,成都贡院未修,监临各官仍就保宁。”[13]57此条史料记载应有误,佟凤彩于顺治十七年九月升任四川巡抚,此时尚为八月,其如何已成为巡抚且出现在蜀地?此时的巡抚还应是高民瞻,作为监临官仍在保宁,亦在同月惨遭革职。《(道光)保宁府志》在借鉴《滟滪囊》同时又订其误:“疏奏,因乡试期迫,贡院未修,主司张光祖、孙象贤仍就保宁乡试。”[26]12可知,四川巡抚驻保宁应结束于顺治十七年八月。

“顺治十七年八月”并非四川巡抚由保宁移驻成都的时间。佟凤彩从江西赶赴成都上任,自称“岁辛丑,子受命抚蜀,驻节锦城”[12]30。辛丑年是顺治十八年,锦城即成都,故将四川巡抚驻成都时间记为顺治十八年最宜。佟凤彩在上任后,注重府县建设与稳定地方秩序,在高民瞻经营的基础上继续兴修水利。“佟凤彩題请用水州县照粮派夫,每岁淘凿,庶民不夏旱而国赋渐增。”[29]57顺治十八年九月佟凤彩上疏奏敌军投诚事,疏中所言“差伪参将……赴臣衙门”[32],而“衙门”正是成都的巡抚都察院。

康熙二年,成都所辖保县动荡不安,佟凤彩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会同松潘副将何德成俱到古城查各寨之险易”[33]21。李国英平定动乱,赞赏佟凤彩“殚心督备粮糗,竭立克济军需”[33]38。亦可知,佟凤彩在任时巡抚已较稳定地驻于成都。

关于康熙四年说,此年其实是在保宁的剩余未迁官吏全部搬至成都之时。康熙四年二月,“李国英疏言,下东底定,藩司应自保宁移驻成都,从之”[3]211。乡试地点也于此时搬至成都,“五年丙午始试蜀士于成都”[31]5。

综上所述,四川巡抚驻保宁应结束于顺治十七年八月,至顺治十八年四川巡抚移驻成都,康熙四年公署皆搬至成都。

2.3 移驻

如前所考,四川巡抚驻地保宁起止时间为顺治五年正月至顺治十七年八月。在此期间是否有过更改驻地的情况?考察相关史料,有多条记载暗示巡抚移驻成都,应考证以辨真伪。

一是顺治六年。《四川通志》记载:“成都县治,在府西,顺治六年张行重修。”[12]4似乎本年收复了成都。而其卷三十一有不同记载,张行是成都的首任知县,“湖南岁贡,顺治十八年任”[12]20。康熙初年,张行多次参与到成都的恢复建设。《四川总志》载,成都县治为“顺治十八年知县张行重修”[34]。故顺治六年修成都县治记载有误。

二是顺治八年。《四川通史》提及“顺治八年(1651),高民瞻提兵入成都”[35]。似乎本年清廷又与南明势力对成都展开争夺。然高民瞻于顺治十二年方来蜀地,故此条记载亦有误。此记载在2018年出版的《四川通史》中已不见[21]687。

三是顺治九年。吴三桂、李国英所部到达保宁后,随即南下,连战连捷,初收复成都、嘉定地区,后“重庆、叙州、马湖三府悉入版图”[36],李国英于三月、八月两上奏疏报捷。大西军刘文秀部反攻,清廷复丢所得府县,吴三桂退守保宁。经激战后,刘文秀部战败,保宁得以保全。《四川通史》记载:“该年年底,清部将李化龙入成都。”[21]53似乎成都于刘文秀北上时又被南明势力夺回,至十二月又被清廷占领。考察《荒书》:“十二月,副将李化入成都,成都州县复设官,大清与可旺照旧地方据守。”[37]可知,应是该年年底清廷从南明手中夺回成都。故而顺治九年清廷虽短暂拥有成都,然未曾有机会移驻。

四是顺治十一年。《四川通志》记载:“巡抚都察院,在成都府东,顺治十一年巡抚高民瞻建。”[12]1似乎清廷本年再次恢复成都且有移驻成都之意。《四川总志》记载巡抚四川都察院为“为大清顺治中巡抚高民瞻建”[34],其并无“十一年”之字眼,且顺治十一年时高民瞻尚未入蜀,记载应有误。

至顺治十五年,清廷开始着手消灭南明残余势力。三月初五,吴三桂兵至保宁。四月初四,攻打重庆并最终恢复[38]。吴三桂“终以重庆为虞,使川抚高民瞻驻重庆”[11]116,于是四川巡抚高民瞻有一段时间暂驻于重庆。后来李国英提兵入蜀,暂驻保宁养马,闻重庆危,于十二月十一日从保宁前往重庆,与高民瞻商议计策。不久南明内乱,重庆解围[39]。可知高民瞻十五年年底又驻保宁,不过其从重庆回保宁之举,后被弹劾为“弃城逃遁”[5]1066。

综上所述,自顺治五年至顺治十五年,清廷仅在顺治九年有短暂收复成都之举,他时皆不在清廷统治下。四川巡抚除了顺治十五年短暂驻扎重庆外,其余皆驻保宁。

3 结语

明清之际战乱频繁,各地动荡不安,地方制度的体系尚未完全形成,故执政者的政策常有变更,清初四川巡抚的驻地变迁与清代典籍所载情况不尽相同。顺治元年清廷尚未管控四川,四川巡抚对其来说只是虚设,也并未有人担任;顺治三年至顺治四年清廷攻取四川过程中,委署王遵坦为四川巡抚。然王遵坦在任病逝后,顺治五年闰四月正式任命李国英担任川抚,方为实质性的设立。时四川为多方必争之地,清廷起初只拥川北一隅,顺治元年至顺治五年间,成都皆未成为当时四川巡抚的驻地。出于现实的考量,多以保宁为临时省会,四川巡抚李国英自顺治五年正月在保宁处理政务,巡抚驻地固定设置于此,故成都为驻所的记载不符史实。

自顺治十五年起,清廷逐渐收复三川之地,成都重回统治,同时保宁的战略地位也开始下滑。顺治十五年因刚收复重庆,亟需稳定,川抚高民瞻曾短暂驻扎在重庆,但又于年底返回驻地保宁。顺治十八年始,四川巡抚驻地逐渐由保宁移至成都,至康熙四年公署全部搬至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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