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引领新中国对外人文交流的思想与实践
——以《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为基本线索

黄仁国

中外人文交流受到学界较多关注是在2010年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建立之后。2010年前后,中美双方都没有对人文交流做出明确界定,只列举了一些具体事宜(1)有关中美人文交流高层措施机制首次会议情况,参见:黄仁国.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分析[J].现代国际关系,2010(8):9-16.有关毛泽东时代中美人文交流的情况,参见:黄仁国.教育与政治、经济的三向互动: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2017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对新时期发展对外人文交流的地位和作用、目标、原则、方法、领域、主体等作出说明,强调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地位,明确了对外人文交流的外交属性,提出了服务国家改革发展和对外战略的目标指向,突出了主体的多元互动和客体的人文属性。

对外人文交流已经成为中国外交战略和具体外交实务中的重要支柱,已融入对外交往的各个领域。作为一个新的外交话语,它与不同职能部门分管的民间外交、文化外交、公共外交、1.5轨外交、二轨外交、多轨外交等,既有联系,也有不同。它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如,强调国家元首、首脑的引领作用,调动中央与地方、政府和社会的积极性,挖掘各地方、各部门、各类组织和群体在对外人文交流中的潜力和资源,发挥文化在对外交往中的基础性和长效性作用。

毛泽东时代的对外人文交流是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推动科学、教育、文化、体育、新闻等领域的人员往来、项目合作、资源互换等,服务于建设一个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交流的内容包括有利于治国理政、军事斗争、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文化进步等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且不同阶段侧重点不同。对于尚未建交的国家,主要是通过贸易渠道和民间渠道,采取文化先行的方式,促进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对于已建交的国家,主要是通过政府间相关条约和协定指导具体交流活动。梳理毛泽东在不同历史阶段引领对外人文交流的思想与实践,有助于理解新中国对外人文交流的发展演进。

一 分析框架

分析评论毛泽东引领新中国对外人文交流的思想与实践,属于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的范畴。国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启动较早,其分析框架也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

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主要关注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革命性因素。如,唐纳德·克莱因、迈克尔·亚胡达和谢尔顿·西蒙都是从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出发研判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变化(2)参见:Klein D.W..“Peking’s Leaders:A Study in Isolation”[J].The China Quarterly,1961(7).Simon S.W..Maoism and Inter—party Relations:Peking’ Alienation of the Japan Communist Party[J].The China Quarterly,1968(35).Yahuda M.B..Chinese Foreign Policy after 1963:The Maoist Phases[J].The China Quarterly,1968(36).。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现代化视角被提及。如,莫里斯·迈斯纳注意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现代工业革命及其国际比较(3)参见:Meisner M.J..Mao’s China and After: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M].New York:Free Press,1986.,但它并没有引起学界关注中外人文交流史。这时的费正清学派,对毛泽东的对外人文交流思想和实践总体上仍持怀疑态度。如,托马斯·鲁宾逊认为,从1963年到1965年底,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外交实践是赢了面子,输了里子;乔纳森·波拉克认为,毛泽东把与美国改善关系更多地看成是解决中国安全困境的办法,而不是通向经济与技术进步的道路。(4)参见: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M].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221-225,472.

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人文关怀的视角受到重视。如,何笛论及毛泽东对美国人民的积极看法;施拉姆认为,毛泽东试图按照西方现代化的标准改造中国,他开创的政治制度为人民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可能;蒲乐安以绿色政治为视角对毛泽东的妇女观作了批判性考察,理查德·桑德斯论及毛泽东时代环境保护方面对苏联和西方思想的借用和借鉴。(5)参见:He Di.The Most Respected Enemy:Mao Zedong’s Percep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J].The China Quarterly,1994(137).Schram S.R..Mao Zedong a hundred years on:The legacy of a ruler[J].The China Quarterly,1994(137).Dirlik Arif,etc.ed.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C].Atlantic Highlands N.J.: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1997.Sanders Richar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Lessons of the Mao and Deng Years[J].Third World Quarterly,1999(6).这一阶段的成果,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向外国学习的问题。

第四阶段是21世纪以来,受全球史研究兴起的影响,中外人文交流史,特别是其中的文明互鉴受到重视。首先,毛泽东对国外的影响受到重视。如,朱利安·布赫研究毛泽东对法国青年的影响,安德鲁·罗斯研究毛泽东对西方文化政治的影响,齐泽克研究毛泽东对第三世界的影响等。其次,人文交流的作用受到重视。如,凯瑟琳·史密斯认为,1965年至1979年,中美科技、文化和体育等人文交流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起了推动作用;玛格丽特·迈克米伦认为,毛泽东需要美国的技术来发展经济;基辛格在《论中国》中提及一些中美人文交流方面的内容。但是,革命史叙事仍然影响很大,如,丽贝卡·卡尔论毛泽东外交思想和阿里夫·德里克论毛泽东对第三世界和美国的影响。(6)参见:Ross Andrew.Mao Zedong’s Impact on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West[J].Cultural Politics,2005(1).Julian Bourg.The Red Guards of Paris:French Student Maoism of the 1960s[J].History of Euroean Ideas,2005(4).Zizek Slavoj.Mao Zedong:the Marxist Lord of Misrule[A].Mao Tes-Tung.On Practice and Contradction[M].New York:Verso,2007.Smith Kathlin.The Role of Scientists in Normalizing U.S.-China Relations:1965—1979[J].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2006(1).MacMillan Margaret.Nixon and Mao: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M].New York:Random House,2007.Kissinger Henry.On China[M].NewYork:Penguin Books,2011.Karl R.E..Mao Zedong and China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A Concise History:Asia-Pacific:Culture,Politics,and Society[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Dirlik Arif.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Third World/Global South[J].Interventions,2014(2).

国内重视资料整理,有关毛泽东和新中国对外人文交流的史料不少,但相关学术研究则起步较晚。1992年,石仲泉主编的《毛泽东研究述评》中没有专论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文章,45篇文章中只有一篇论及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1993年,受当时国内外形势影响,外交部举办了毛泽东思想研讨会,毛泽东的对外经济交流、中外文化交流、民间外交、创建新型外交等与人文交流有关的思想被提及,但未引起史学界重视。除毛泽东传记、年谱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同时期国内外相关人物的回忆录等“旁引性文本”外,史学界在较长时间内主要是从冷战史的角度关注大国间的人文交流,其中有些内容间接与毛泽东引领中外人文交流有关,如,顾宁在评冷战的文化遗产时考察了毛泽东时代中美教育交流的基本线索,沈志华根据中俄双方档案文献考察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7)参见:裴坚章.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顾宁.评冷战的文化遗产:中美教育交流(1949～1990)[J].史学月刊,2005(12):77-83.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010年以来,史学界不断有学者关注毛泽东时代的中外人文交流史实。如,杨奎松在论述1960年代中国外交的转向时大量引用了人文交流的史料,李斌等考察了学习苏联运动,沈志华关注了在华苏联专家,蒋华杰从革命外交的角度探析了新中国1950至1965年的夫人外交史,李正华论及“两弹一星”研制中的科技交流。(8)参见:杨奎松.19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向(上)(下)[J].江淮文史,2012(6),2013(1).李斌,叶健君.“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运动纪实[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蒋华杰.革命外交的张力:关于新中国夫人外交的历史考察(1950—1965)[J].中共党史研究,2016(50).李正华.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国防尖端科技[J].湖南社会科学,2017(1).也有学者关注毛泽东时代中外人文交流的使命与历程。如,刘京辉论及“着力苏东阵营”和“援助亚非拉”(9)参见:刘京辉.中外人文交流的使命与历程——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1-2.。

综上,21世纪以来,国内外学界都注意到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外人文交流史,其不足之处主要是:缺乏能够融通革命、现代化、后现代和全球史等叙事的分析框架;缺乏长时段宽领域的综合研究;对毛泽东引领对外人文交流的思想和实践的研究与中外人文交流史的研究还存有两张皮的现象。究其症结,主要是:国外有关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研究有过不同的范式或叙事,各种叙事均有其合理性,但往往偏重于某一个方面,难以将国际政治领域中的政治、军事等“高级政治”和人文等“低级政治”融通起来;国内学界从哲学、政治学、军事学、马列·科社、党史·党建、国际问题研究等学科研究毛泽东外事活动的较多,而从人文交流史的角度研究的较少,现有成果多侧重理论建构和文本解读,缺少史料考订和动态分析。基于此,有必要以中外人文交流史为主线,建构一个从宏观、中观与微观等层次融通国际关系领域中的“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的动态分析框架,深入研究与中国发展道路相联系的、以毛泽东引领新中国对外人文交流为中心的国际社会相关力量在全球、区域及双边关系中的竞争与合作的演进态势。

二 演进脉络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国内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对外关系上则是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和为国内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力衰弱,经济文化落后,百废待举,通过对外人文交流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争取外援、促进友好合作,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无疑是长期的任务。但是,当时冷战格局已经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出现平行发展的趋势,而中苏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10)所谓中苏历史遗留问题包括中苏边界问题、苏联在中国东北特殊权益问题、中苏两党关系问题等。尚未解决,新中国很难实行平衡外交。从大国外交和中国传统重陆轻洋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先处理好与陆路强邻苏联的关系,再处理好与海上强邻美国(1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通过军事占领日本、强化美蒋特殊关系、军事援助菲律宾等举措,已经成为中国的“海上邻国”。的关系,在当时具有历史必然性。而近代中国以西方为师救国图强的艰难曲折经历更加强化了中国人民另辟工业化蹊径的念头。当然,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的总体发展趋势并没有因为两极格局的出现而根本改变,工业化本质上就是全球化,新中国外交政策定位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反映的就是对这种世界发展大势的洞悉。只不过,后来的朝鲜战争和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等,使新中国的对外人文交流在向先进国家学习的进程中屡遭强大的外部阻力,加上两岸对峙、“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误等,新中国的对外人文交流呈现明显的波浪式发展态势,一段时间内还不得不在物力和财力都非常紧缺的情况下由以学习型为主转变为以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型和相互支持型为主,“文革”初期则出现了几近中断的极端情况。由于确立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宏大目标,由于坚持了独立自主,最终迎来了改革开放后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人文交流新时期。因此,考察毛泽东引领新中国对外人文交流的发展演进,必须与当时的军事斗争、意识形态斗争和工业化、现代化等要素结合起来,统筹思考国际形势的发展演变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态势。

对外人文交流是国际关系的晴雨表,但由于其特有的低敏感度,它并不总是与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完全同步,而是有时滞后有时超前。尽管如此,考察首脑外交引领人文交流的发展演进,国内外重大事件和首脑角色的变化等仍然是重要的自变量。其中,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是刺激特点自变量,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是环境特点自变量,首脑及其角色的变化是被试特点自变量。据此,毛泽东有关新中国对外人文交流的思想与实践大体上可以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前为第一阶段,这是开展对外人文交流的准备阶段。毛泽东发布了关于接收旧中国人文交流遗产、规范涉外礼仪、启动人文交流以了解和学习外国经营管理和经济建设经验等一系列指示。毛泽东访问了苏联,出访前和访问期间,就中苏人文交流作了一系列准备和实践。如,194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山东分局电,指出:‘斯大林同志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七十大寿,中央决定送山东出产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作寿礼。’‘你们采购上列各项物品(大黄芽白菜大葱大梨大萝卜)时,请注意选择最好的。’”(1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3.山东的农产品大黄芽白菜、大葱、大梨、大萝卜以前曾是贡品,属于中国传统美食。借祝寿活动推动中国传统美食走出去,即是将人文交流与经贸合作联系起来。这一阶段,除了面对面的交流外,毛泽东还通过书信、电报、报刊等渠道与苏东国家、周边国家、欧美国家、非洲地区的政府官员、政党领袖、非政府组织、专家学者等发生联系。期间也有斗争,但更多的是相互支持。这表明,新中国的对外人文交流,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中国既愿意虚心向外部世界学习,更愿意为外部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新中国通过对外人文交流要展示的新形象就是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所说的“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的形象。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新中国对外人文交流的准备阶段被外部力量打断了。这一阶段的对外人文交流,时间太短,虽有新创,主要的还是近代以来中外人文交流的延续,表现为新旧共存的发展态势。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到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为第二阶段。朝鲜战争使毛泽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家工业化和保障世界和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这一阶段的对外人文交流,他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服务战争与壮大和平民主阵营,如何加快国家工业化发展和促进民心相通。为此,针对朝鲜,采取以赈济、收容、培训等为主的援助型人文交流;针对苏联和东欧,采取以学习为主的人文交流与合作,开展面向苏东国家的大规模留学运动,加强了对苏联军事技术和理论的学习;针对美国,开展反对美国细菌战的国际人文合作,亲自指挥反对美军屠杀战俘、虐俘暴行、扣俘讹诈的舆论斗争。此外,毛泽东还就援助周边国家,与英国、德国开展人文交流,处理中日民间交流问题等作了一系列指示。这一阶段,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开始发展起来,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多起国外文化艺术代表团。同时,对外人文交流中的一些问题也暴露出来了。如,1951年4月17日,师哲在关于陪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费德林到济南等地参观的情况的报告中反映了各地招待外宾的一些问题。21日,毛泽东转发了师哲的报告,并在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和华南分局的负责人等的批语中强调:“各地招待外宾的缺点,请加注意,尔后不要过分和不适当”(1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30.。这一阶段是中国外交“打扫干净屋子”的阶段,也是对外人文交流的转型期。从国别看,已由以对美人文交流为主转向了以发展与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和对我友好国家的人文交流为主。为了反对境外敌对势力利用人文交流干涉中国内政,党和政府加强了对人文交流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包括对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采取登记和接办办法等。为了反对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和制裁,加强了党和政府领导的针对未建交国家的民间外交。这一阶段,传统的依赖型对外人文交流进入低谷,以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为原则的新型对外人文交流开始兴起。

1953年8月毛泽东出席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到1959年4月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为第三阶段。这是毛泽东全面展示其元首外交、首脑外交引领对外人文交流的阶段。毛泽东在出席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1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49.,可以看作是这一阶段开展对外人文交流的一个指导思想。他提出学习外国、民族品牌技术出口和反对大国主义的思想;主张以解决华侨问题为切入点,争取港澳华侨投资,争取全世界一切进步力量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援助;与周恩来商议派留学生到欧美留学,指示向世界各地派遣中国记者;参观苏东国家、日本等国在华展览会;接见外国文化、艺术、电影、学术、体育、新闻、青年、妇女、宗教等领域代表团,增进对各自国情和发展道路的相互了解。针对中外人文交流中的具体问题,基于第二次访问苏联的经历,强调要培养自己的人才,调整留学生、实习生派遣政策,提出学习和独创相结合,发展教育以赶上英美,探讨比苏东各国搞得更快更好的办法;在拒绝与苏联共建长波电台、联合舰队后,指示加强翻译美日的东西,研究国际问题;在“大跃进”的狂热后,指示纠正对外关系中的骄傲、急躁和轻敌现象,强调通过参加国外展览会和博览会扭转出口减少的困境。这一阶段是中国外交“请客”的阶段,中国曾试图以学术交流、文艺交流等形式通过第三国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但没有获得美方的积极回应;1958年炮打金门后,为警示美方,中方曾短期放弃以人文交流解冻中美关系的政策。这一阶段的对外人文交流,是服务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取得了重要进展。如,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国际书店通过贸易渠道购买国外科技文化书籍取得新的突破,与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书商建立了书刊贸易关系,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同国外科学机构交换图书的工作也不断拓展。随着1956年全国“向科学进军”热潮的高涨,以及同年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以苏为鉴思想的形成,国外学术成果的翻译介绍也出现了明显的转折,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和新兴独立国家的学术成果的引进和译介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因此,虽然中国与西方国家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不多,作为物质载体的人文资源的跨国、跨境流动却走出了一条明显的上升线。可以说,新中国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便奠定了吸引全球人文资料向中国流动的基础。

1959年4月底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为第四阶段。按照毛泽东个人的设想,这一阶段是退居二线,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研究。他组织精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思考四个现代化问题。但是,中苏关系的变化,使他由专注党际外交转而再次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事实上的最高和最终决策者。在遭遇中苏人文交流寒流后他开始思考突困的办法。针对苏联召回在华工作的专家、新疆群众外逃、中印边境冲突等一系列事件,毛泽东强调既要坚持中苏论战又要保持对苏人文交流,并加强国际协调。突困的办法包括:支持亚非拉反帝斗争,强调重视增强受援国能力建设;扩大对西欧、澳新、日本民间交流,增加国外设备进口;试图打开中美人文交流渠道;加强对外刊物建设,传播中国声音;发展尖端技术,确保国家安全;批示规范接待外宾工作。这一阶段,中国仿制的导弹发射成功,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逐渐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中国与法国正式建交。尽管对外人文交流出现过一些过头的做法,但值得肯定的是,这是开始尝试跳出冷战圈的重要阶段,为以后开展全方位的对外人文交流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这一阶段,国外学术成果的引进和译介继续发展,专事译介工作的内部刊物增多,涉及的学科不断拓展。有资料显示,到1966年“文革”前,北京图书馆的国际图书交换和赠送工作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曾超过了当时英、法、苏、日等国国家图书馆的交换工作(15)杨仁娟.北京图书馆国际书刊资料交换工作的回顾与展望[J].图书馆学通讯,1987(3):94.。从资料互换的角度看,这一阶段已经初步实现了吸引全球人文资源向中国流动的目标。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到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为第五阶段。毛泽东错误估计国内外形势,发动“文化大革命”,导致对外人文交流激进化、极端化,并一度中断、停滞。这一阶段,他指示纠正在欧洲、非洲等地外事活动中摆阔气、讲排场等风气;提出反对对外宣传强加于人、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反对排外等思想,强调对外要谦逊;在珍宝岛冲突、苏军入侵新疆裕民县等事件后,仍坚持慰问苏联水灾、地震;加强对外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援助;批示扩大技术进口;指示开展婚礼外交、葬礼外交、乒乓球外交、熊猫外交;认为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中国抬进联合国;放宽对美人文交流,会见一些美籍华人科学家。综合起来看,毛泽东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不应以国家关系的变化而影响对外人文交流的发展和不应以意识形态亲疏来决定对外人文交流的方向等思想。从1971年开始,中美人文交流的发展带动了中国与西方国家人文交流的发展,来华留学生出现变化,这些新气象倒逼中国在科教、旅游等领域不断调整政策。这一阶段,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继续分化,东西方关系出现缓和,20世纪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进入滞涨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因1970年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和1971年重返联合国等而进一步提升,这些都为中国独立自主地创新对外人文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1971年之后,随着中国逐步放宽外国人入境管理,对外人文交流呈现出新的特点,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开始增多。中国成功地跳出了冷战圈,终于实现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战略目标。改革开放后,中外人文交流很快出现人员往来和资料互换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

三 引领方式

1949年10月至1959年4月,毛泽东有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力量统帅三重身份;而1959年4月底至1976年9月,则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前后角色的变化,在具体分工方面是有区别的。从直接的外交活动而言,前期包括了政党外交、元首外交和军事外交,后期则主要是政党外交和部分军事外交。从影响外交活动的权力而言,前期的权力主要来自党章和宪法授权,后期则增加了因个人威望而引申的权力,而且越到后来这种引申的权力越大。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最高和最终决策者,他所从事的外交活动,实际上是首脑外交。但是,制度化的权力和引申的权力是不同的,引申的权力必须经过制度化的权力才能得到落实,所以,1959年4月以前毛泽东直接引领对外人文交流的案例较多,而1959年4月以后则是以间接引领为主。考虑到具体的对外人文交流分属于不同职能部门和群众团体管理,分清直接引领与间接引领就显得更有必要。

一般说来,国家元首、国家首脑在引领对外人文交流时主要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作为个人和所担负的角色亲自参与对外人文交流的策划,一是通过政治组织结构、媒体、个人威望等以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思想等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对外人文交流。前者属于元首外交和首脑外交的一部分,是具体的外交活动实践;后者则主要是国内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侧重于国家发展和外交战略的具体决策或影响相关决策。具体来说,毛泽东引领新中国对外人文交流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首脑对首脑的外交引领双边人文交流发展

通过首脑对首脑的外交推动签署双边文化科技等交流合作协定,是首脑外交引领人文交流的最高层次。如,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与斯大林进行三次会谈,就主要问题和原则问题达成一致。其中,1950年1月22日第三次会谈时,毛泽东提出“新的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合作,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合作。”(1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84.2月14日,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共同出席《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两个协定的签字仪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第五条规定了发展和巩固两国经济与文化关系的精神和原则。17日,毛泽东致电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并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出由李富春、王稼祥、刘亚楼、叶季壮、赛福鼎组成代表团,李富春负总责,与苏方商谈有关民用航空、专家合同等问题。又如,1953年11月13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商定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的主要问题。23日,毛泽东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等文件(17)其他文件即《中朝两国政府谈判公报》《中朝关于铁路的议定书》《中朝关于技术人员的协定》《中朝关于留学生的协定》《中朝关于民航的换文》和《中朝关于难童的换文》。这7份文件都与两国人文交流有关。的签字仪式,仪式后,设宴招待金日成和他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在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期间,中国先后与波兰、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越南、埃及、叙利亚、苏联、南斯拉夫、蒙古、越南、朝鲜、伊拉克等国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此后至1972年,又与几内亚、古巴、印度尼西亚、加纳、埃塞俄比亚、坦噶尼喀、索马里、马里、挪威、阿尔及利亚、也门、中非共和国、刚果(布)、尼泊尔、柬埔寨、阿富汗、巴基斯坦、毛里塔尼亚、苏丹等国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除苏东国家和挪威外,其他都是新兴独立国家。(18)参见: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综合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合作协定汇编:第一集[G].北京: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1982:目录1-4.

首脑对首脑的外交是两国关系改善的重要指标,是发展政府间人文交流的重要基础;首脑间面对面的交流本身也是传播文化的重要渠道。如,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双方就哲学、政治文化、民间交流等问题进行了深度交流。会谈内容经过两国媒体传播后,对于认识两国文化和推动双边文化交流均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会见了66个(19)同一地缘实体仅国名发生改变不重复统计。国家和地区的117位(20)该国家领导人领导职位发生变化时不作重复统计。国家元首(总统、国务委员会主席、国王、皇帝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首(总书记、第一书记、主席等)、行政首脑(部长会议主席、总理、首相等)、议会领导人(主席、议长等)等正职国家领导人。

首脑对首脑的外交不限于会谈、会见、宴请、出席各种仪式等面对面的交流,还有书信、电报、电话等电讯交流以及其他一些非见面沟通等交流形式。后者也常常成为发展双边人文交流的重要渠道。如,1950年3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为北京人民大学与南京大学我们曾向苏联政府聘请六十名教授和教员(关于此问题,我在莫斯科时一有专函给你)。现在北京人民大学已招收了三千以上的学生并已开始上课,该校教育计划是以苏联教授、教员教课为主而制订的,没有苏联教员,课程无法进行。因此希望按照我们已提出的计划物色教授和教员,并迅速派他们到中国来。”(2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07.可见,首脑之间的交流,既可以解决双边人文交流的原则性问题,也可以解决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但解决具体问题多半限于有着良好沟通渠道的首脑之间,如毛泽东与斯大林。

(二)通过与国外各界各层次人员的交流推进中外人文交流

首脑外交还包括出国访问时在所在国与该国和他国各阶层人士的接触,在所在国各种场合的演讲、讲话、致辞、题词和参观访问等各种活动;以及在国内会见来访的外国各阶层人士和各种代表团、国际组织代表,会见在华外籍人士,与国外各阶层人士和从事人文交流的国际行为体的非见面交流等。其中,与首脑外的各阶层人士和国际组织的非见面交流多半是一些礼仪性的致电、复电、致信、复信、题词等。

毛泽东的出国访问活动不多,只有两次出访苏联。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典礼。访问期间,除了出席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招待会、宴会等外,还先后出席了14日至16日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16日至19日的68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参加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次访问,在与苏联各界接触方面,他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在莫斯科红场观看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会见苏联各界著名人士——苏共中央各部负责人、苏联政府各部部长、苏联元帅,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全体委员、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的负责人,著名的科学家、工程师、诗人、作家、画家、作曲家,妇女和青年代表,苏中友好协会和社会团体的负责人,苏共莫斯科市委负责人和各大报刊总编辑;致信苏联《真理报》编辑部,感谢苏联人民对中国代表团所表达的诚挚的情谊。在往返途中,11月2日出发途经伊尔库茨克、鄂木斯克,20日离开莫斯科途经伊尔库茨克,毛泽东多次与苏联当地党政领导人和群众代表接触。此外,这次访问苏联,毛泽东还多次与苏联外的政党代表接触,利用党际外交了解各国情况、世界形势,宣传中国主张。

毛泽东与国外各界各层次人员的交流大多是在国内进行的。他经常会见首脑之外的各种党政军代表、前政要、其他各阶层人员、国际组织代表,以及经济、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宗教、妇女、青年等代表团。在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国家建交前,政党外交、会见前政要及各阶层人士和代表团都是推进双边关系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形式。这些活动,对于增进外国对中国的了解,进而推进双边经贸往来、文明互鉴,最终实现关系正常化,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通过人文交流推动务实合作、国际协调,是新中国民间外交的重要渠道。其中,以中日关系最典型。为了推进中日民间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在1955年至1956年见会见了一些日本客人和艺术、文化、议会代表团。1955年10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议会长久原房之助。5日,毛泽东在政协礼堂观看日本歌舞伎剧团的演出,并会见了剧团负责人和主要演员。15日,在会见以众议院议员上林山荣吉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毛泽东说:“我们之间的社会制度虽然并不一致,但这个不一致并不妨碍我们相互的尊重和友谊。”“我们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并不是能强制建立的)。”(2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452.11月28日,毛泽东会见了以前首相片山哲为团长的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1956年10月6日,毛泽东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日本商品展览会总裁村田省藏等陪同下参观了日本商品展览会。11月6日,毛泽东会见了日本冈山县文化学术访华代表团。这些活动表明,毛泽东引领中日关系的发展并不限于政党外交,而是非常重视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等各领域交流的互动。尼克松访华后,中日迅速建交,此前20多年的中日人文交流功不可没。

毛泽东多次看望、会见在华工作的外籍专家,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感谢和支持。1950年3月2日,在访苏归国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看望了在沈阳工作的苏联专家。1958年9月13日,毛泽东视察武汉钢铁公司时,会见了在武钢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15日,毛泽东视察武汉重型机床厂时,会见了在那里协助工作的苏联专家。1963年1月12日,毛泽东在南昌会见了在中国工作即将回国的巴西专家卡瓦略夫妇。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了斯特朗、柯弗兰、爱德乐、爱泼斯坦、李敦白(23)斯特朗,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后4人参加《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诗词的翻译工作。。6月18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在中国工作了四年的桑给巴尔专家阿里夫妇。1965年3月19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了外国专家柯弗兰、爱德乐、艾泼斯坦等,就准备发表的《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一文征求他们的意见。1966年9月8日,毛泽东在阅读阳早等四位美国专家给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写的一张大字报后,批示有关主管领导:“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2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625.1967年8月14日,毛泽东阅读了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给在中国广播事业局工作的美国专家李敦白的信。信中就他访问中国后透露了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表示歉意,并托李敦白找康生或刘宁一代为解释。毛泽东批示:“康生同志:这类事,不要去责备发表的同志。一般谈话,公布也不要紧。”(2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10.8月16日、21日,毛泽东两次会见了来中国翻译、校对、出版阿尔巴尼亚文《毛主席语录》的阿方专家莫依修和穆希。

(三)通过留学生和海外华人华侨推进对外人文交流

毛泽东两次出访苏联都接见了中国留学生。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大礼堂接见了在莫斯科学习的近三千名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解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2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48.到学生俱乐部,勉励中国留学生“和苏联朋友们要亲密团结”“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并祝留学生们“身体好、学习好、将来工作好”。还参观了莫斯科大学中国留学生宿舍。(27)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50.

毛泽东重视海外华人华侨在对外人文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与外国客人和代表团交流时,多次阐述中国政府的华侨政策,明确海外华侨要遵守所在国法律,强调不在海外华侨中成立共产党组织。毛泽东晚年亲自接见了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李振翩夫妇,会见活动和照片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这对于激励海外华人学者为国服务和鼓励中国学生出国留学、中国学者出国访学等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四)引领国内各种力量参与对外人文交流

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集体领导制。毛泽东引领国内各种力量参与对外人文交流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审阅批示相关人员或部门的报告、电报等文件和在召开的各种会议上发表意见两种形式。其中有不少意见后来成为指导对外人文交流的方针和政策。

审阅报告、电报等文件主要是针对具体的问题。如,1950年7月12日,毛泽东审阅由刘少奇起草的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稿。电报稿说中共中央已组织派到苏联的宣传工作参观团45人。毛泽东批示:“以后派这类参观或考察团,以人数少而精(五人左右真能思考问题者)、研究问题少而专更为有益,并带好的翻译员。”(2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62.此后,除极少数多学科代表组团赴苏联学习时人数稍微多一些外,一般专业学术交流活动派出的代表团人数非常少,且回国后必须撰写出访报告,并向国内相关专业单位介绍交流体会。1952年9月17日,毛泽东审阅外交部13日关于拟接受朝鲜技术人员、技能者600余人来我国实习给中国驻朝使馆的复电,批示:“小平同志:此电所说,与我们商定者不符。外交部发此电未先送审,请你查询告我为盼。”(2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601.18日,毛泽东收到邓小平来信后批示:“周、邓阅,送章汉夫同志:……以后请加注意,除例行事务外,凡较重要的外交复文,均须送总理及我审阅之后,再行发出,以免出乱子。”(3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601.24日,毛泽东审阅了章汉夫的检讨,并作出批示。这是强调对外人文交流必须严格按照既定政策办,要加强对各个环节的监督管理。1952年11月7日,毛泽东审阅了杨成武4日关于同华北军区的苏联顾问团交谈情况的报告,批示周恩来:“似应允许顾问参加党委会议。此件可转各处参考,并要各处均照此作出检查报告。以上请酌定,如必要请找聂及萧华、萧向荣一谈。”(3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623.11日,毛泽东审阅了中央军委关于同意苏联顾问参加部队各该级党委会议给杨成武并告各大军区等的电报稿,加写了一段话:“凡有苏联顾问之单位,务必彻底解决干部中是否全心全意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问题,凡不虚心学习者应受到批评。”(3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624.这是强调尊重在华外国专家。1953年5月25日,毛泽东审阅了刘少奇13日转报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五月制订的《顾问团工作守则》,批示修改意见。27日,毛泽东致信王稼祥,要求在《顾问团工作守则》上加上“尊重越南民族独立及越南人民的风俗习惯”(3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04.等文句。29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修改后的《顾问工作守则》,由对外联络部发给中国驻越南顾问团总顾问罗贵波。这是强调尊重派驻国主权和风俗等。1957年4月27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组织部18日《关于我国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实习生问题的报告》后,批示陈云,请他与有关人员研究派遣留学生、实习生问题,严格控制,统一解决,指定一个机关统一管理;提出以后应当少派,派去的要精,品格恶劣或程度太低的要调回。5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当年起只派遣研究生,今后基本不派出高中毕业生。1971年2月7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报送的国家旅游局《关于一九七一年接待外国人来华旅行的请示报告》后,批示:“人数可略增加,右派也可来一点。”(3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68.同月,毛泽东审阅了周恩来19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美国人来华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在处理美国人来华问题上,拟遵循以下原则:以我为主,有选择、有计划、有步骤地批准一些美国人来华,除对我友好的进步人士和有声望、有影响的中间派人士外,还可视情况批准某些有作用的右派人士来访”(3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70-371.,并建议“恢复外交学会,从事对外活动”(3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71.。毛泽东批示:“大体可以。凡没有主动申请访华者不邀。”(3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71.这是表示可以放宽来华条件,不必拘泥于来访者的政治倾向。

在主持、参加的各种会议(含座谈)上发表意见,可以起到方针、政策方面的引领作用。如,1953年6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并批准了周恩来6月13日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程序、统一管理专家工作及文教政法系统增聘专家等问题的报告。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主持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致开幕词说:“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3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83.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说:“必须很好地继续发展同伟大的先进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亲密合作,也要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合作”(3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57.。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表讲话,号召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说:“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有用的东西,我们就要学,并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4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14.4月2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阐述“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时,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具体方针。1958年6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各组组长会议,强调“要以我为主,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4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79.1960年4月30日,毛泽东同在天津主持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后的谭震林、廖鲁言及河北省委、天津市委的负责人刘子厚、万晓塘谈话,在谈到学习外国经验时,说:“现在还要学习外国,不能说现在连一点书都不抄了。人家书上是正确的东西,而我们没有书,这一部分还得抄。”“全部抄和完全不抄都是形而上学。”(4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84.显然,毛泽东热衷于尽力发展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人文交流,主要是立足于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用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最终形成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综上,毛泽东在引领新中国对外人文交流时具有明显的交融式特色,即以上下交融、内外交融的方式协调各方力量,并在反复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这种交融是以人为中心的立体式动态交融,是一种有序的交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有序交融的重要保障。而正是这种独具特色的以人为中心的立体式动态交融,保证了对外人文交流能够切实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保证了新中国对外人文交流在显示阶段性特点时又具备了连续性。

四 主要经验

毛泽东对新中国对外人文交流的引领,主要是立足于当时中国的具体实践,解决的是当时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

(一)敢于和善于学习

毛泽东引领中外人文交流时,最关心的是如何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下,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内外危机,被迫纳入西方主导的条约制度体系。先进的中国人没有停止过对民族复兴的追求。但是,在如何学习外国先进经验方面,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晚清政府长期坚持“中学为体”,不愿触动封建统治根基,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继续“沉睡”,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局部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失去了数十年学习赶超的机会。甲午战争惨败后,中国社会经济有所变革,中外各方面交流均有所发展,但清政府却因外辱日烈而逐渐走上盲目排外的道路。《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又走向“崇洋媚外”的另一个极端。代表着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和南京政府等,看不到中华民族觉醒的伟大力量,妄图依靠帝国主义实现中国的发展,在向外国学习方面同样找不到正确的方向和依靠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对外人文交流很快表现出重心下沉和贴近民众的新特点。如,派遣出国访问的代表团中增加了工人、农民、解放军等方面的代表,改变了旧中国依靠少数知识精英学习外国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交流模式;对于来华访问的代表团,扩大接触范围,让更多的不同阶层的人民群众能够近距离地接触外国友人,并与他们对话、联欢。无论是“走出去”还是“请进来”,都特别重视交流成果的宣传和推广。新中国对外人文交流的全面性也是前所未有的。新中国不仅依靠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发展与我建交国家的人文交流,还以民间外交的形式发展与我未建交国家的人文交流;不仅增加了对苏联、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文交流,还大力发展与新兴独立国家的人文交流;在与一些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无法进行的情况下,利用第三方平台发展与这些国家的人文交流,通过贸易渠道和书刊互换发展与这些国家的文化资源互换;从交流的内容看,不限于科学技术,还包括近现代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从交流的形式看,当时各国出现了的主要人文交流形式中国都已采用。这些范围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的发展,既是建立在认识到并主动承认中国经济落后、科技落后和文化落后的基础上,也是建立在充满民族自信、民族自尊的基础上,完全摒弃了旧中国历届政府抱残守缺、畏缩不前、消极被动的做法。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主动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伟大变革。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并将这些经验转换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以服务于中国制定的国家发展战略,改变了近代以来认为只有西方才是中国学习的榜样、中国必须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等错误认识,也避免了只学习苏联的错误倾向。中国人民从此真正认识到,世界很大,每个国家都有其长处,值得学习的国家很多,中国有能力和信心在向外国学习的过程中夯实自己的发展道路。这种观念的转换并不容易,如,在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一些人认为苏联经验不如美国,对近代沙俄侵略中国的历史心怀怨恨,对现实的中苏关系心存疑虑,学习积极性不高,毛泽东的不少讲话就是针对如何向苏联专家学习取经的。中苏政治关系恶化后,毛泽东仍然强调要保持中苏人文交流,表达了不以现实中的国家政治关系变化而改变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态度。

敢于学习还包括勇于试错,有错就改。善于学习包括以我为主,辨析取舍,勇于创新。学习对象理论上是包括所有外国的,且不以意识形态亲疏和国家关系远近为取舍,而以中国是否需要和外国经验是否值得学习为标准,但在具体执行时这些原则也有难以把握的一面。改革开放前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曲折,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国外参照物的选择以及学习过程中的教条主义等有关联的。

(二)秉持互利原则

新中国发展对外人文交流另一个伟大变革是强调互助互利。新中国与外国签订的政府文化合作协定及其年度执行计划等,体现的就是对等、互惠、相互尊重等原则。毛泽东特别反对单向的受援和单向的对外援助,强调文化合作应该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他对从事外事工作人员提出的要求,如前面提及的规范涉外礼仪,规范接待外宾工作,纠正对外关系中的骄傲、急躁和轻敌现象等,强调的就是改变对外交往的作风,使外事工作真正体现相互尊重。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1950年3月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强调:“我们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要积极地做一些工作,要与苏联建立经济建设的互助,文化建设的互助。从现在起经过多年之后,这种互助会发生很大影响。”(4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98.这种“互助”思想即“要互相依靠,不要互相依赖”。1957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主持华东五省一市第一书记会议时,曾插话说:“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互相依靠,依靠苏联,但不要依赖。”(4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67.这表明,即便是学习强国,也要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要坚持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点,不能重复过去依赖帝国主义的老路。

毛泽东还多次强调包括人文交流在内的所有交流活动都必须以“不互相损害”为原则,尤其反对利用人文交流干涉他国内政。1954年9月30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由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妻子、印度国会议员乌玛·尼赫鲁率领的印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时,说:“我们应当增加相互的接触和来往,不互相损害,而互相帮助。”(4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90.12月1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缅甸总理吴努和夫人时说:“不满意政府的人相互跑,也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利用跑来的人去损害缅甸政府的利益。这就是互不干涉内政,同时也是互利的,因为互利就不能互相损害。我们既然讲合作,就不能互相损害,否则就合作不好。”(4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18.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第二次会见吴努和夫人,再次强调:“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4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22.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时说:“我们的关系不是互相损害,而是互利,不仅在商业上和文化上如此,在政治上也进行合作,万隆会议就是一个例子。”(4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81.

互助互利促进了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使中国在国际上的朋友越来越多,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三)展示真实的中国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也体现在他对发展中外人文交流的引领中。它反映的是一种高度的民族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以及大国担当。

1960年3月15日,在专列上召开华东六省一市第一书记会议时,毛泽东提出:“外宾参观,要使他们看好坏两种,不能只看好的,使他有比较,就是讲老实话。”(4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44.17日,毛泽东在会上继续强调:“外宾参观,不要只让看好的,把缺点藏起来。要好的、坏的都给看,才有比较。任何民族、国家,都有缺点和正确的方面。”(5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48.1963年5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马里文化代表团时,“他建议代表团参观人民公社不要都看好的,看一个好的,看一个坏的,比较一下。”(5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16.这表明,毛泽东希望通过人文交流展示一个真实、立体的中国,真正发挥人文交流的文明互鉴功能。

针对不少新兴独立国家希望通过人文交流学习和借鉴中国经验,毛泽东特别重视在对外交往中客观地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阐释中国道路的个性色彩和曲折经历。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客人时多次强调“中国的经验只能提供参考”。1956年4月29日,他在中南海会见拉丁美洲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代表时说:“中国的经验有好的,有坏的;有成功的,有失败的。即使是好的经验,不一定跟别的国家的具体情况相适合。作为参考则可,照抄则不可。照抄经验是要吃亏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失败的教训很值得研究,能使人少走弯路。成功的经验在一国是成功的,但在另一国如果一模一样,不改变形式,反而会导向失败。”(5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73.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时说:“中国基本上还是个落后的国家。过去我们一些事情做得不好,走了弯路。我们自己也不懂得怎么搞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套。”(5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96.7月20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副主席拉马尔率领的刚果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代表团时说:“我们走的弯路,你们不要再走了。”“送客人到门口时,毛泽东再次说:你们不要走我们的弯路。”(5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12.8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和外交部部长比兹时说:“我们走的路是S形路,是个弯路,就是说我们犯过许多错误,遭受过许多挫折。现在稍微聪明一点,也没有资格向你们逞英雄,只是把我们犯过的错误告诉你们。”(5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17.

(四)树立可亲的国家形象

毛泽东心目中的未来中国是一个强大而又使人可亲的新型国家。1957年3月19日,他在起草准备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中写道:“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展,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5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18-119.这一思想反映在对外人文交流中,就是反对大国主义和强加于人。

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致开幕词时强调:“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5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627.11月12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孙中山》一文,说:“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1961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巴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四国共产党和巴拿马人民党派来中国学习的学员时,毛泽东问:“中国人对你们有没有大国主义?”(5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4.

1968年3月,毛泽东多次强调对外宣传工作中“不要强加于人”。12日,毛泽东审阅关于一项援外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报告,删去“举行移交仪式时,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明我援×修建××××工程的成绩,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一句,并批注:“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5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53.27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起草的中共中央祝贺缅甸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电报稿,修改后批示:“有修改。请注意:以后不要在任何对外文件和文章中提出所谓毛泽东思想,作自我吹嘘,强加于人。”(6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57.29日,毛泽东审阅康生3月28日关于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在中国公开发表其纪念缅共武装斗争二十周年声明的报告,批示:“这些材料,请你们酌定,我不看了。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6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58.同年5月29日,毛泽东审阅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时,也批示“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6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67-168.。1974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长沙听取了邓小平汇报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谈到美国总统福特来中国访问时说:总而言之,不能强加于人。来也可以,来来往往。谈得成也可以,谈不成也可以。”(6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58.这表明,毛泽东的“不要强加于人”适用于中国所有对外关系。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从对外人文交流发展演变的情况看,改革开放前,中国领导层并没有主动制定和长期采取对外封闭的政策,而是依据国内外实际情况,在非常艰苦的国内条件下,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尽力开辟对外人文交流的渠道,以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并为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