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的 “性灵” 思想及其影响下的文学创作

2023-02-10 09:09范永康童金可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3年4期
关键词:性灵随园袁枚

范永康 童金可

(1.绍兴文理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2.傅村镇中心小学,浙江 金华 321000)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性灵文学思想滥觞于庄子,刘勰、钟嵘、白居易、苏轼、杨万里、严羽为其前驱,在晚明时期渐趋成熟,公安 “三袁” 提出的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已经成为性灵思想的标识,但是,性灵理论的集大成者当属清代中叶 “性灵派” 宗师袁枚:一者,从理论本身的完善性来说,袁枚的性灵理论 “较之明代的‘性灵’说似乎更系统一些”[1];再者,“在清代众多诗派中力量最强大、成绩最卓著、影响最深远,并最符合诗歌发展规律的是性灵派,性灵派亦是中国古代自觉型文学流派中名声最著者之一。”[2]本文试图系统地阐述袁枚性灵理论的内涵,并结合其文学创作来加深理解。

1 袁枚 “性灵” 思想的具体内涵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袁枚的 “性灵” 说明显地受到传统性灵文学思想的启示。袁枚喜爱并推崇庄子,对《庄子》“爱之而诵之”,在其著作中提及或引用《庄子》近四十次。袁枚曾写下这样一句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3]690以至于很多学者认为袁枚的性灵思想来源于《诗品》。杨万里对袁枚的影响也很大,他在《随园诗话》中曾写道:“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 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4]另外,他还受到王阳明的启发:“王阳明先生云:‘人之诗文,先取真意。譬如童子垂髫肃揖,自有佳致;若带假面伛偻,而装须髯,便令人生憎。’”(《随园诗话》卷三)

袁枚的性灵说与当时的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等有着显著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性灵说是 “专主性灵,直指心源” 的。袁枚明确地指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卷五)他十分赞同谢深甫的观点:“诗之为道,标举性灵,发舒怀抱,使人易于矜伐。”(《随园诗话》卷十二)非常反对 “使人夭阏性灵,塞断机括”(《随园诗话》卷八)的诗论主张,强调真情、灵感,特别推崇自然清新的 “天籁之作”。

以下从 “性情”“个性”“葆真”“诗才” 四个方面来阐述其性灵思想的具体内涵:

1.1 性情

袁枚论诗,“性情” 一词出现的频率最高。宋明理学也谈 “性情”,但他们更看重 “性”(也即 “理” 或“仁义道德”),所以总是以性抑情,甚至以性灭情,而袁枚的 “性情” 却偏重于 “情” (即 “真性情” 或 “真情”)。在他看来,诗的本体就是 “性情”,他在《答蕺园论诗书》说:“夫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3]1801并在《随园诗话》卷一中写道:“余作诗,雅不喜叠韵、和韵及用古人韵。以为诗写性情,惟吾所适。” 又道:“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随园诗话》卷七)还有其它相关论述:“提笔先须问性情,风裁休划宋元明”(《答曾南邨论诗》)、“自把新诗写性情”(《春日杂诗》)、“性情得其真,歌诗乃雍雍”(《寄程鱼门》之五)。他还以《诗经》为例,解释了为什么圣人把《国风》编在《雅》、《颂》之前,原因是 “以《国风》近性情故也。” 由此可见,袁枚将 “性情” 视为性灵说的主要内涵。

袁枚的 “性情” 论无疑受到了李贽的一些影响,但它和 “童心” 说又不可混为一谈。因为袁枚的 “性情” 主要是针对男女之情而言的。他在《答蕺园论诗书》中说道:“情所最先,莫如男女。”[3]1801在《随园诗话》卷十中强调:“余最爱言情之作,读之如桓子野闻歌,辄唤奈何。” 其卷十四亦云:“写怀,假托闺情最蕴藉。” 事实上,在 “男女授受不亲” 的封建礼教的严酷束缚下,中国历来缺少坦率、直白的情诗,而袁枚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大胆地谈论、描写男女之情,还说诗如有 “一片性灵”,即使 “轻俏” 也是 “不可磨灭” 的,并极力地张扬人欲、人情,而不怕成为 “名教罪人”,堪称诗坛的闯将。

1.2 个性

袁枚的性灵说既然提倡真性情的书写,也就必然会强调、推崇诗人的个性,因而他又提出了 “著我” 的概念,凸显 “个性” 的重要性。

他大胆地提出了 “作诗,不可以无我” 的观点,而他突出、追求的这个 “我” 其实就是指诗人的个性。他认为没有个性的诗人(或作品)就如同受人摆布的 “傀儡” 一般,缺乏真正的生命力。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三写道:“诗如天生花卉,春兰秋菊,各有一时之秀,不容为人轩轾。音律风趣,能动人心目者即为佳诗,无所为第一、第二也。” 接着,他又补充道:“凡作诗者,各有身分,亦各有心胸。毕秋帆中丞家漪香夫人有《青门柳枝词》云:‘留得六宫眉黛好,高楼付与晓妆人。’是闺阁语。中丞和云:‘莫向离亭争折取,浓云留覆往来人。’是大臣语。严冬友侍读和云:‘五里东风三里雪,一齐排着等离人。’是词客语。”(《随园诗话》卷四)从这两段话中不难发现:袁枚认为不同诗人个性的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即便他们的作品是同一题材,也会呈现出带着强烈个人风格的样貌。因此,在他看来,应该大力倡导这种风格不同的自由创作,让拥有不同个性的诗人都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性情、绽放自己的个性。

其次,“著我” 还强调了艺术表现的独创性,即不能依傍古人,更不可剽窃他人。袁枚不同于同时代的格调派,他不反对向古人学习,但又强调不能依古、拟古,而是主张作诗要 “自出机杼”,主张 “但须有我在,不可事剽窃”,他主张:“至于性情遭遇,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畏古人而拘之也。”[3]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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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葆真

“葆真” 一词取自袁枚《续诗品》中的《葆真》诗,这首短诗很好地表达了他对 “真” 的喜爱与追求。袁枚所说的 “葆真” 首先要做到 “立真”。众所周知,“文章之道,传真不传伪。”[5]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袁枚十分看重 “真”,他认为如果把熊掌、豹胎生吞活剥,那还不如一蔬一笋,“味欲其鲜,趣欲其真”(《随园诗话》卷一)。

其次,创作者要学会 “养真”。要做到 “养真”,袁枚认为,一是保持自己的 “赤子之心”。他在《随园诗话》里写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沈石田《落花》诗云:‘浩劫信于今日尽,痴心疑有别家开。’……近人陈楚南《题背面美人图》云:‘美人背依玉阑干,惆怅花容一见难。几度唤他他不语,痴心欲掉画图看。’妙在皆孩子语也。”(《随园诗话》卷三)二是摒弃 “新儒学”,向真正的孔孟之道学习。袁枚在《答蕺园论诗书》 中说:“然鄙意以为得千百伪濂、洛、关、闽,不如得一二真白傅、樊川。以千金之珠易鱼之一目,而鱼不乐者,何也? 目虽贱而真,珠虽贵而伪故也。”[3]1801他大胆地抨击伪道学,表达了自己想要成为一个 “真诗人” 的强烈愿望。

1.4 诗才

诗人能否抒发自己的真性情、表现自己的个性,能否做到葆真,袁枚认为这些问题都取决于诗人是否具有创造的天分。他在《随园诗话》卷一就直接引用了杨万里的话,并赞誉杨万里 “天才清妙,绝类李白”,因为他认为只有天分低的人才喜欢谈格调,而天才都是专写性灵的,换言之,袁枚认为诗文之道、构思运笔,全是由天分所决定的。

袁枚认为,“诗才”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强调 “灵感”(或曰 “兴会”)的重要性。《随园诗话》卷二写道:“改诗难于作诗,何也? 作诗,兴会所至,容易成篇;改诗,则兴会已过,大局已定。有一二字于心不安,千力万气,求易不得,竟有隔一两月于无意中得之者。” 简言之,诗人作诗时灵感迸发,是一气呵成的;但到了修改时,灵感已消失,内心恢复平静,神思也就不复活跃,自然也就很难找到合适的字眼进行润色了。其二是十分推崇 “天籁之作”。袁枚无疑借鉴了老子 “大巧若拙” 的思想,并受到了庄子《齐物论》的影响,从而推崇自然清新的 “天籁之作”,认为它远胜于地籁、人籁。袁枚在《老来》诗中写下了自己的看法:不是诗人去寻觅诗,而是诗自己去寻找诗人。当然,袁枚在标举天分、诗才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但他觉得后天学习的目的终不能取代灵性,而是 “助我神气耳”,这无疑是受到了刘勰 “才为盟主,学为辅佐”[6]思想的影响。

2 性灵思想影响下的诗歌创作

袁枚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性灵理论,还在于他在文学创作中践行了性灵思想,这首先体现于他的诗歌创作之中。

2.1 真情诗

袁枚重视并追求真性情,因而他也创作了很多抒发真情的诗歌。其中最令人动容的,当属他的悼亡诗和情诗。袁枚生性多愁善感,又极重视亲情,若有亲人永诀,则必然会在他内心掀起巨大的波澜,于是就有了《哭阿良》《哭三妹五十韵》《陇上作》《哭聪娘》等悼亡之作。以《哭阿良》为例,阿良是袁枚三女,对诗人而言不啻是掌上明珠,他曾写道:“我虽老无子,得汝愁竟忘。” 但不幸的是,阿良在诗人五十三岁时便夭亡了,在巨大的哀恸中,袁枚提笔写下了这首诗:“大母八十四,两手抱儿僵,求医更求佛,鼻涕一尺长。民母招儿魂,登屋如病狂,声声呼良归,哀音崩垣墙。生母孕六月,恨极以头抢……忝然作人父,搏颊自惩创……朝出犹自可,夜归魂伥伥。”[3]502-503袁枚在诗中细致地描写了一家人因阿良离世而手忙脚乱、万分悲痛的场景,家人们悲哀欲绝的心情和几乎要丧失理智的情态都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袁枚不仅因至亲的离世而伤感,对自己朋友乃至是身边普通人的死亡也会感到万分悲伤与沉痛。如他创作的那首《瘗梓人诗并序》:“……汝为余作室,余为汝作棺。瘞汝于园侧,始觉于我安。本汝所营造,使汝仍往清风飘汝魄,野麦供汝餐。胜汝有孙子,远送郊外寒。永远作神卫,阴风勿愁叹! ”[3]194这里的 “梓人” 实际只是一个建造随园的土木工人,但对于这样一个普通劳工的死,作者没有视之如草芥,而是真诚地怀念了他。

2.2 讽喻诗

袁枚提倡性灵,主张写诗要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描写自己的遭遇,但这并不代表他闭塞自己、不关心社会现实,恰恰相反,实际上他创作了相当数量的借古讽今或直视当时社会弊端的作品。

首先,袁枚创作了很多咏史诗,如《黄金台》《马嵬》《谒岳王墓作十五绝句》《题柳如是画像》《陇西将军歌》《老将行》《征漕叹》《贵人出行歌》等。他借咏史来抒发自己的怀抱,以《黄金台》为例,袁枚先用一句 “千年壮士寻台哭” 表达了自己生不逢时、不被重用的愤慨,同时也暗示了历史上有更多怀才不遇的失意之人。接着他一反前人对黄金台的吟咏赞赏之调,以一句 “不报仇时台不筑” 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统治阶级所谓 “招贤纳士” 的真正目的。再者,袁枚还创作了很多揭露世俗丑态、针砭时弊的咏物作品,如《落花》《咏残雪》《苔》《蝇》《悼松》《鸡》《纸鸢》等。以《苔》这首小诗为例,诗中 “苔” 其实只是一种很不起眼的植物,袁枚却能独具匠心,描写了它们的生命本能,并赞扬了它们不因环境恶劣而丧失生发的勇气,赞扬了它们要 “学牡丹开” 的志向,从而赋之以全新的精神意蕴。

3 性灵思想影响下的散文创作

袁枚不仅善于写诗,其散文、八股文、骈文也皆有可圈可点之作,而性灵思想主要体现在其散文作品之中。

首先值得关注是他的《答蕺园论诗书》《答沈大宗伯论诗书》《钱玙沙先生诗序》等作品,因为他在这些作品中直接地表达了自己文艺观念,阐释了自己的性灵思想。他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写道:“尝谓诗有工拙,而无今古。……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其变也,非有心于变也,乃不得不变也。使不变,则不足以为唐,不足以为宋也。”[3]1502-1503从性灵出发,则必然要求反复古,求新变。袁枚还在《钱玙沙先生诗序》中论诗之本,他说:“尝谓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今人浮慕诗名而强为之,既离性情,又乏灵机。”[3]1754将 “性情” 和 “灵机” 一并提了出来,且偏重于人的性情。

袁枚最著名的一篇祭文当属《祭妹文》。这篇作品是袁枚纪念妹妹袁机而创作的一篇情真意切的哀悼散文,全篇几乎都取材于生活琐事,对妹妹的一生做了详尽清晰的记述,“如影历历”,真切可信。妹妹袁机自小明经义,谙雅故,待人温和且心系家人,可惜她遇人不淑,内心郁结而过早地撒手人寰,故而全文都透露出浓厚的哀悼、思念以及悔恨之情。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回忆妹妹和自己一道读书,一起捉蟋蟀、葬蟋蟀,还是抒发自己对亡妹的思念、同情、内疚、哀痛,袁枚一直都是直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在文中,袁枚还把妹妹悲惨命运之成因追溯到虚伪的封建礼教,他甚至认为,如果妹妹不识字、不读诗书,就不会受到封建礼教的熏染,也就不会落入如此可怜的境地。

除此之外,袁枚的山水游记也写得颇为出色,例如他的《峡江寺飞泉亭记》。作者先是借助对比、映衬的手法描写飞泉亭,并设下了为何飞泉亭能使作者 “意难决舍” 的悬念。接着作者描绘飞泉亭周围环境、自身特色和亭中人物活动:他先用苍郁的古树、炽热的骄阳、像鼎一样的三棵奇树等景物做好铺垫,接下来又极力渲染了观赏飞泉亭的所见、所思、所感。

4 性灵思想影响下的小说创作

除了诗歌和散文,袁枚还从事小说创作,其代表作是他的文言志怪短篇小说集——《子不语》。

他在《子不语》的序言中写道:“文史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惑也。”[7]也就是说,袁枚认为自己创作这部小说只是出于兴趣和娱乐的需要。但事实上,《子不语》 中的很多篇目都表达了作者对封建迷信的反感、对程朱理学和封建礼教的不满,同时,他对科举制的诸多弊端也进行了揭露,对社会各个阶层的阴暗面也都有所批判。更重要的是,《子不语》可以算是袁枚性灵说的 “形象化再现”,其中的篇目命名、题材、艺术特色等都很能体现袁枚的个性和性情。

袁枚这部著作的书名很有特色,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可他却偏偏语之,作者离经叛道的个性由此可见一斑。古代小说大多都具有明确的道德教化意图,里面往往充满了封建说教,而《子不语》却不是这样,它里面随处可见的是对道德沦丧和政治腐败的揭露,如同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这里的一切都散发出 “恶” 的气味。

除了揭露社会和人性的丑恶本质之外,袁枚的《子不语》还是其性情的直接流露。如前所述,袁枚十分重视、追求真性情,他反对程朱理学,肯定人的正当欲望,歌颂男女之情,对世界充满了怀疑精神,《子不语》也很好地传达了他的这些 “异端” 思想。如在《全姑》一文中,袁枚塑造了一个“自负理学名” 的县令,并以此揭露了理学家们的丑恶面目。《沙弥思老虎》这个故事也耐人寻味:初次下山且从未见过女人的小沙弥在途中遇见一个女子,虽然他的师傅声称那是 “吃人无骨” 的老虎,但回到山上的小沙弥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那“老虎”,“总觉舍他不得”,可见,企图禁锢人的本性是多么荒谬而可笑!

综上所述,袁枚借鉴并汲取了前贤的性灵文艺思想,提出了包括性情、个性、葆真、诗才等内涵的较为系统的性灵理论,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 “异端”思想。他在那样一个窒息而逼仄的时代里鼓吹性灵,弘扬个性,号召人们破除束缚,解放思想。他将这些思想落实到诗歌、散文和小说的文学创作之中,让人们感受到性灵思想对社会现实和人性人情的穿透力,构成了古代性灵文学的最后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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