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文学乡土叙事的异质性表达和空间拓展
——以文清丽《从军记》为例

冯 北 仲

(陕西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陕西以及大西北的地域风貌和文化形态,构筑了陕派作家乡土叙事特色并呈现出平民审美意识和秦地独特的民间情怀。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美学品质和价值向度,离不开作为当代文学重镇的陕西几代作家的勤奋创作和作品积淀。陕西的“几代乡土叙事者都曾经在乡土中生活过,而不仅仅是因为写作访问过乡土。他们先是乡村之子,而后才是作家”[1]。陕西当代文学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几代作家立足且深耕于黄土文化,不断继承、尝试、质疑、坚守,持续探索艺术突破和拓展审美空间。

陕西六零后作家文清丽的《从军记》[2],讲述了陕西农家出身的女孩李晓音从军的成长史,展现了当地的民间乡俗和风土人情,洋溢着渭北乡村纯朴简单的生活气息。《从军记》对陕西乡土叙事有弘扬和继承,同时也拓宽了陕西乡土叙事的日常生活场域和空间范围,拓展了人物形象的多元性和美学品格的坚韧性,进一步丰富了陕西乡土文学的叙事语言和艺术表达方式。

一、弘扬民间文化价值并丰富了传统乡土叙事的日常生活场域

柳青、贾平凹、陈忠实、路遥、陈彦等一批陕西乡土作家,深深地扎根于故乡,以赤子情怀拥抱农村风土人情的点点滴滴。他们出身于农村,丰富的乡村生活体验和深厚淳朴的情感纽带交织出身体里一根根血脉,书写出他们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和对农民生活的理解,以及对民间文化价值的继承和弘扬。他们从未间断在历史时间和美学空间上孜孜不倦地追求主体意志的独立性和异质性表达,各人在各自不同作品中,有各自的艺术表达和审美突破。他们的作品元素和文化密码没有离开陕西,属于正统的史诗性的陕西乡土叙事。相较于陈忠实和路遥,贾平凹作品数量众多,在乡土叙事中不断地求索、创新、超越,突破了传统乡土叙事模式,体现出了阔大的文化视野、独特的个性气质、诗意的审美倾向、自主的个体意志和现代性意识。“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的乡土叙事已经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文学景观。陕西‘三大家’由于学养、出身等等问题而处在相对封闭环境当中,一方面封闭成就了他们的坚韧,而另一方面,封闭帮助他们变得沉静,战胜了这个时代普遍的精神浮躁,走向了深刻”[3]。

时维中国文坛兴起飓风般的先锋派,追求小说形式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实验横扫了全国各地。陕西六零后作家队伍庞大,恰好与先锋风气融合,陕西文坛一改往日气象,呈现出小说写法的多元化发展趋势。然而以贾平凹、路遥、陈忠实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对于先锋派的兴起有自己的思考和审视,仍然坚守传统的现实主义观点和写法,持守陕西乡土的精神理念、审美取向、叙事视野和价值判断,以冷静的理性坚持了自我,而没有卷入新思潮的洪流之中。

陕西六零后作家,以剧作家出身的陈彦为代表的乡土叙事,仍以陕南的民间文化为立场和审美择取范式。陈彦的代表作《主角》[4]以“诗与戏”的叙事方式呈现生命的大起大落,“戏如其人”地展现生命的瑰丽和精进。他和贾平凹同是陕南商洛人,地域色彩和民间文化孕育了他们近乎相同的文学气质和审美追求。陈彦的乡土叙事既紧密承接贾平凹的风格,也不乏自我的个性和突破。他以“戏观人间”的独特叙事视角,书写了人世的苍凉和不幸。“所有的话语都是根源于陈述的内在欲求,都根源于未实现的生活无意识状态”[5]121。六零后女作家文清丽,以军旅作家的身份和创作成就脱颖而出。她的长篇小说《从军记》,围绕着李家兄妹的故事不断推衍故事情节,呈现了军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讲述了从陕西农村走出去的兄妹三人在新时代军营里成长的奋斗发展历程。

文清丽是陕西咸阳人,曾生长于关中平原北部,此地多山地沟壑,处于黄土高原和关中平原的分界线上。《从军记》着重讲述了陕西农家出身的女孩李晓音从军的成长史,细致地展现了民间乡俗和风土人情,洋溢着陕西渭北乡村纯朴简单的生活气息。在城乡差别巨大的时代,军营里女兵以聪明美丽的城市女子居多,农村女孩非常稀少。小说娓娓讲述了跳出“农门”成为军人的农村女子李晓音带有无法言说的理想渴望和自卑情结,却又以陕西女子固有的不屈和坚韧,一步步克服了现实和内心的矛盾和冲突,最终成长为一名大校和著名作家的人生故事。小说既延续着陕西乡土叙事的风格,又以军人的叙事视角观察军营里的一切。陕西渭北乡村的乡俗、乡音、乡情,一直贯穿小说始终,虽然李晓音从军后的生活空间跳出了陕西的乡土生活空间,但她以陕西人的形象在军营中完成了“陕西女子”天生具有的坚强个性和淳良品质的展示。

《从军记》丰富了陕西乡土叙事的生活场域。主人公李晓音在中国军营中四处奔走,作为新闻工作者的她,足迹遍及海陆空三军和祖国大江南北。文清丽以军营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为叙述对象,为陕西乡土文学塑造了崭新的形象,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二、继承传统乡土情结和道德理想并拓展了人物的多元性和美学品格

陕西几代作家的乡土叙事,因处于同一地域深受民风民情的熏染,不自觉中具有普遍性的民间资源取向、审美情感诉求以及同质化的倾向。正如孟德斯鸠在《农民的终结》里所说:“对于我们整个文明来说,农民依然是人的原型”[6]172。作家是独立的自由意志的主体,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追求叙事上的差异性和超越性是主体意志的使命。赓续传承还是实现突围,抑或是两者结合,是陕西籍创作主体面临的艰难困境。

小说《从军记》从主人公李晓音的“女兵梦”开始叙述,表面上似乎与陕西乡土叙事拉开了叙述距离,实质上仍是以陕西渭北为主人公的生活背景,以此揭开了小说叙述的帷幕。作品一开头,主人公李晓音正在阅读路遥的《人生》[7],恰好读到了刘巧珍进城看高加林那一段。李晓音的身份是一个职业高中在读学生、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女孩。从叙事方式和语态上,作品力图冲出以往陕西乡土叙事的范围,没有从地域地形、气候状况、特色人物等陕西元素起笔,而从教学课堂写起。而后,笔锋一转,提到了路遥的《人生》。

《从军记》的起始,呈现出陕西特有的文化风貌。不同于以往作家的叙述,文清丽提取的文化资源是小说里的“知识”——从前辈作家的作品中撷取“乡土文化”的创造性艺术成果——小说以及小说人物,并且暗示出一种地域性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引导——陕西几代作家乡土叙事文学理念的延续,是三秦大地独有的乡土情结以及道德理想。

从《秦腔》《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到《主角》,已然突破了柳青时代文学情怀与意识形态结合的史诗书写模式,但陕西乡土叙事的“史诗”特质依然还在延续,民间传统资源在现实主义的“写实”开掘中依然是衡量作品价值立场和审美标准的重要指标。《秦腔》[8]从叙事形态和农民形象嬗变的意义上说,不再是宏大的史诗叙事,而是注重农村生活细节的叙述,将日常经验的细流琐碎化、审美化、诗意化,上承废名、沈从文的诗意审美传统,促使深植于黄土文化的民间生活在几千年按部就班的日常重复中活泛了,灵动了,诗性了。《白鹿原》[9]是家国同构的史诗叙事(也可称为家族叙事),以家族的命运和世事的变化来审视传统宗法制下的中国乡土社会,家族兴衰和民族密码紧密相联,并通过人与人的复杂关系来彰显乡土伦理的正义性和价值择断。《平凡的世界》[10]是传统的现实主义乡土叙事,上承柳青的叙事传统,关注平凡的普通人,以底层平民视角和审美意向建构起“路遥式诗史”的乡土情结和美学品格。《主角》承《秦腔》的“生活流”乡土叙事,又不同于《秦腔》,以对“一个人”的遭遇进行书写,让“更多人”的命运遭际穷形尽相。陕西乡土叙事经历了几代作家的努力探索,也生发了细致又强烈的求变意愿。作家对农村变迁和农民现状的关注点和审美倾向决定了民间乡土叙事的方式和形态:有审美的,有史诗的;有怀旧田园的,有鞭挞陈腐的;有静态封闭的,有变动开放的;有正统、消沉和疯狂的人,也有勇敢、不屈和拼搏的人。自我主体的精神向度、叙事情结、个性色彩、审美情调给作品打上了深厚的陕西地域(陕北、关中、陕南)底色和个性烙印。从夏天义、白雪、白嘉轩、朱先生、孙少平、田小霞、忆秦娥等人物身上,作家们的发力点和着力点均在“品格”“德性”和“追求”上。他们有自己的生存领域,有对生活信念的坚守,有对操守气节的捍卫,有不甘心于贫穷的拼搏志向,有追求爱情的勇力和胆识。他们从三秦广袤的大地上走来,从作家们的笔下款款而出,跃然纸上,活色生香。他们是土地、文化、道德理想的符号和化身,彰显出陕西文学的地域色调、美学气质、诗意品格和浓厚的乡土情怀。

陕西特有的文化样态构建了醇厚的民间乡村精神理念,传统的道德理想成为作家追求的艺术目标和思想表达。总之,“作家们对乡土世界从满怀理想与憧憬,到质疑反思和追问,叙事立场从宏大走向边缘,从共性走向个性,从表达时代话语到反映个体生存”[11]。

文清丽的《从军记》进一步继承了陕西文学叙事的乡土情结和道德理想,拓展了人物形象的多元性以及美学品格的坚韧性。李晓音恰如高加林和孙少平,一心想脱离农村生活变成一名真正的城市人(从埋头于务农的农村青年转变为在城市有工作的知识分子)。高加林和孙少平最终没有实现渴望的人生目标,心中的道德理想化为寻找途中的一缕青烟淡然散去,而李晓音以女性不屈和坚韧的意志过上了曾经向往的理想生活,成为了一名军队记者和作家,主体意志的实现使主体自身成为了道德理想,高加林和孙少平命运中所欠缺的,恰是李晓音所坚持并最终实现的人生理想。

《从军记》在陕西乡土情结的叙事语调上始终如一,从开篇到终结,是矛盾的统一体:逃离又热爱,渴望又背离。这是李晓音的成长奋斗心灵史,也是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不断摇摆的“边缘人”的心理成长过程,到底是城市人还是乡村人?身在城市成为军队记者的李晓音怎能摆脱骨子里那股乡村女子特有的坚强意志和拼搏力量,这是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陕西大地给予她的,以及她的两位兄长(长兄李晓忠,次兄李晓义)。兄妹三人自小接受陕西民间乡土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浸染,力争跳出“农门”出人头地,给家族给家乡争光添彩。

李家兄弟以“忠义”之风格在军营工作生活了几十年,吃过很多苦,扎根于军队基层,历经艰苦卓绝的奋斗,最终成长为两名将军。从道德理想而言,兄弟俩做到了忠、义、孝、诚。兄弟俩对人、对事、对工作的态度,体现出陕西汉子独特的优秀品质:耿直、忠厚、踏实、勤奋,遇事不怕,迎难而上。秦地文化的道德理想根植于李家兄弟的血脉中,身在军营的他们虽是军人,却与乡儒朱先生在民族气节、人格持守、价值原则上一脉相承。李家兄弟的道德理想源于秦地文化心理的遗传,在军营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既有军人的严肃和正直,也有秦人的犟劲和要强。从家族和地域文化的立场,他们不畏艰难拼搏向上,最终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将军,是家乡或家族的楷模——不止是作为军人的自我个体,更是昂扬了陕西乡土文化博大的气魄和力量。

三、坚守陕西文学传统立场并拓展了乡土文学空间范围和艺术表达方式

《从军记》崇尚的美学品格是“艰难”之美,是深埋于内心的“苦闷”之美,是“不屈”的向上之美。小说洋溢着强烈的励志价值和拼搏精神,与《平凡的世界》一脉相承。从美学原则来看,《从军记》深受《平凡的世界》影响,叙事上着重于突出主人公生活的苦难和急于脱离乡村的心理渴求。李晓音的家在渭北地区长宁县一个偏僻的小村里,离县城十里路。她家在村子中间,离全村唯一的涝池不到三百米。涝池常积雨水,有时水塔也放些水,供村里人洗衣饮牛,这也成为孩子们少有的耍水玩乐的地方。李晓音的生长背景是渭北地区的一个村子,地域偏僻,长年缺水,生活单调,这与孙少平生长的双水村相差无二。身处于乡村的李晓音不甘于在农村待一辈子,一是考大学无望,二是幼师毕业未必能找到工作,前途的迷茫和命运的不屈使她心里充满了苦闷焦灼和躁动不安,急于找到改变命运的出口。恰巧,征兵的消息来了。可是,县上不在农村招女兵。

作为农村孩子,李晓音对前途未知的处境与孙少平几乎相同,但又有不同。李晓音生长在军属之家,两位兄长皆是军人且提干了。李家的生活状况相较同村是优裕的,因有在城里挣钱的“外面人”接济,在穿着和吃住上在农村算是相当好了。李晓音喜欢看小说《人生》,一有空就看,思考高加林的命运。《平凡的世界》又是《人生》的扩展版,高加林和孙少平的命运对李晓音来说是刺激更是激励,难道农村孩子只能传承父母的衣钵继续埋头于黄土地当农民?李晓音不甘心。她体内的力量促使她冲破传统观念勇于追求自己的理想,去改变自身的命运。胆大和勇猛的弃学之举,聚焦性映照出乡村青年追求“走出去”的坚定决心,同时也交织出她无奈之下又充满勃勃意志的心理困境。

陕西乡土叙事一贯认同传统民间的文化立场和审美取向,面对农村农民的生存境况,一方面坚守民间文化的精神原乡,另一方面又特别理解农民不想再继续当农民的不甘。《秦腔》和《白鹿原》叙述陕南和关中的乡村文化,是闭环的乡土叙事模式。《秦腔》在风格上有明显的审美突破,却也没离开“清风街”的地域限制。《平凡的世界》不一样,是流变的叙事形态,主人公走出农村并走向了城市,是“城乡对话”的开放式表达。从乡土叙事的封闭和开放来分析,《平凡的世界》从叙事的模式上拓展了《秦腔》和《白鹿原》民间叙事的地域语境和文化形态。高中毕业的高加林和孙少平没有一直待在生他养他的农村,尝试走向了“外部世界”。孙少平抱着闯荡世界的雄心壮志,历尽艰难,对命运不屈地进行抗争,宁肯当揽工汉和煤矿工人,过飘泊不定的生活,承当繁重的体力劳动也不肯回家[12]。“城乡对话”不限于主人公本身,而是掺入了“阶级对话”的男女情感。县委书记的女儿黄亚萍爱上了高加林,地委书记的女儿田晓霞爱上了挖煤的孙少平。最终,两位男主人公还是归向乡村的“内部世界”。人物命运呈现出梦幻般的童话性和戏剧化的残酷性,叙事的意义已不是对民间文化资源的挖掘和持守,而是披上了撕裂般疼痛的苦难意识和凝重的冷静审视,没有考上大学又不想当农民的农村青年们,出路到底在何方?

《从军记》的诞生,回答了如此沉重的话题。

李家三兄妹用自我的主体意志完成了高加林和孙少平的使命,参了军,提了干,当了军官,《从军记》也圆满地实现了民间乡土文化的道德理想并拓展了陕西乡土叙事的场域。高加林和孙少平从农村走出去的目的地仍然在陕西,并没有离开县域或省域,即便如此,离开的理想也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李家三兄妹先后入伍,随着军队辗转于各省各地,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村青年华丽转身为军官的飞跃。李晓音初到军营时,各方面军事训练和日常生活均不适应,自卑的情绪和压抑的心理纠缠着身心。她秉承陕西女子善良大气的本性以及坚韧的性格和不屈的拼搏,造就了不凡的自我,终于脱颖而出,走向了成功。《平凡的世界》里“城乡对话”的遗憾,在《从军记》里圆满了,并且轻松自如地实现了“阶级对话”(爱情婚姻的幸福)。若是高加林和孙少平活在现实人间,定是羡慕李晓音兄妹三人前途和命运如此之幸。

《从军记》里的“城乡对话”,从上下级、同学、朋友、男女情感等几个层面呈现,在不同层面的共同推进中,从不可能走到了可能。李晓忠和李晓义兄弟俩,在工作和家庭中,实现了“城乡对话”和“阶级对话”。工作上,不断升迁,与上级关系处理得很好。他们娶的妻子皆是城市女子,两位儿媳也对农村的公婆孝敬有加。再说李晓音,她与秦小昂的友情,她与城市女孩们的同学关系,她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军医林诗诗的姐妹情,她与林特特的爱情婚姻,在各种不同的关系中,李晓音的身份标识都是陕西农村的女子,且是唯一性。围绕在李晓音四周的他们,全是城市人,是工人、干部、军队高干和教授的女儿、儿子。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城乡差距非常大的时期,李晓音身处在这一群聪明漂亮的城市女子中,她的心理状态可想而知。陕西的水土塑造了她顽强不服输的品性,黄土文化不屈的劲头儿,使得她坚定决心不能回到农村去,必须找机会提干留在部队。她用日夜勤奋的工作,真诚的为人,宽广的胸怀,赢得了周围朋友和同事的赏识和尊敬,也赢得了爱情婚姻的幸福。小说描写了秦小昂和林诗诗聪明过人,学习好工作好,样样领先;秦小昂是现代版的王熙凤,林诗诗是现代版的薛宝钗;精明能干又深谙处世之道的两个女人,在日常鸡零狗碎的生活中,均视李晓音为无话不谈的好姐妹。李晓音何以能赢得她们的信任?是她的善良、宽容、真诚、厚道。这正是黄土地女子天生的禀性,一种坚韧又有力的人格之美。

陕西乡土叙事的民间立场和价值取向,在《从军记》中完成了陕西前辈作家作品中留下的缺憾。在历史的变迁中,城乡交融了,叙事地域也扩展了。《从军记》的叙事语言简洁明晰,与以往陕西乡土叙事语言大有分别。贾平凹的文学语言来自于对民间文化资源的提炼和吸纳,诗意满满,意象叠出,注重作品对诗意传统的继承和弘扬。陈忠实的叙事语言紧贴乡土,瘦硬有力,着意于家国同构的秘史路径。路遥用“苦难”的现实主义语言,质朴沉厚,注重平凡人物命运的起伏。陈彦以“戏剧”入话,关注小人物的命运,以此烘托出跌宕起伏又悲苦的人间苍凉。文清丽着力于军营日常生活的叙述,从克服训练困难、写新闻稿子、面临军队变革、给儿子的信件、夫妻分居状况、从事文学写作等方面,将一位军营的女新闻工作者的形象刻画得丰富又生动。文清丽的语言吸收了海明威“新闻体”的特点,干净利落,简明有力,整部小说较少使用形容词的修饰,开创了陕西文学叙述语言的另一种风格。《从军记》继承了陕西乡土叙事的传统道德立场和文化取向,依托主人公所处军队三十多年的巨大变革为叙事历史背景,拓展了陕西乡土叙事的空间范围、叙事语言和生活场域,丰富了陕西乡土文学的艺术表达方式。

陕西是一片神奇又厚重的土地,历史召唤陕西作家创作出反映秦地乡土特色又体现时代精神的作品,“优秀的秦地作家,需要在强烈的黄土情结驱动下,以敏锐的感受力对这片土地上日常或独特的民俗生活加以捕捉、聚焦、攫取并历练出秦地文化的缕缕精魂;但与此同时,作家又必须保持适当的疏离感及冷峻的判断力,深刻地透视这片土地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撕裂与阵痛”[13]。转型的时代是伟大的时代,撕裂与阵痛分娩出新的艺术探索和审美诉求。时代召唤陕西年轻一代作家,以前辈几代作家为楷模,以自我独特的生活体验和文学修养为基础,聚焦陕西又不受限于陕西,写出更加优秀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