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夫之诗无达志说中的自由阐释思想
——兼谈“诗无达志”较“《诗》无达诂”的变异

金书豪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442000)

王夫之的“诗无达志”说源于《唐诗评选》,是王夫之评价《长安春游》时提出的诗歌评价标准,“只平叙去,可以广通诸情,故曰‘诗无达志’”[1]。王夫之认为含蓄蕴藉的诗歌文本中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不明显,但又可以唤起读者的各种情感,同时也论证了读者拥有自由阐释权力的合理性。王夫之的诗无达志说可以说是有意无意地对董仲舒知名的“《诗》无达诂”说的一次回应,它们有源流上的关系,但实质上其不同是十分明显的。将二者加以比较,也有助于厘清王夫之诗无达志说的思想内涵。

一、诗无达志说的阐释对象

从阐释对象的角度来看,王夫之的“诗无达志”说的阐释对象是十分明确的,诗无达志说所针对的对象是内涵丰富,含蓄蕴藉的诗歌文本。“《诗》无达诂”的阐释对象则是作为儒家经义的《诗经》。

董仲舒的《诗》无达诂说是对于儒家经典《诗经》的解释主张,也是对《诗经》作为儒家经典内涵丰富,无法被解读穷尽的赞叹,实质上“《诗》无达诂”与真正意义上的自由阐释思想还有一段距离。诗无达诂首见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卷三之《精华第五》篇:“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此处的“诗”是与“易”和“春秋”并列的,所指的正是儒家经典的《诗》,而非一般的作为文学体裁的诗歌。诗无达诂这一主张的提出是为了对儒家经典的《诗》进行解释,而不是要对普遍的诗歌体裁的文本进行解释。不同的阐释对象对阐释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汉代,读者面对作为一种儒家经典的《诗经》,与在现代,读者面对作为“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相较,所采取的阐释思想必然会有很大的不同。作为儒家经典时,《诗经》也不可能具有完全的自由阐释空间,在汉代,读者对《诗经》的解释也不可能背离儒家经义。现今常常论及的“诗无达诂”的命题则是经历许久的时间才出现的,“《诗》无达诂”变成“诗无达诂”这一变化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从魏晋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到朱熹“以《诗》解《诗》”,再到钟惺“执其一而《诗》之用且万”,“《诗》无达诂”才真正变成“诗无达诂”[2]。

王夫之的诗无达志说的阐释对象是内涵丰富,含蓄蕴藉的诗歌文本。但“诗无达志”毕竟是对一般诗歌文本的评价,可以运用于《诗经》阐释吗?这显然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从王夫之的文学批评实践来看,他有《诗经稗疏》这样传统的训诂式经典解释之作,也有《诗广传》这样的引申解说之作,以周光庆的《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中的解释体式的分类而言,前者属于“诂训体”,后者属于“传体”[3]。但通览这两种著作,王夫之仍是以经学的方式对《诗经》加以解释。“诗无达志”作为一种针对一般文学文本的阐释思想,似乎不能运用于《诗经》。但在《古诗评选》中,王夫之评价班婕妤的《怨歌行》一诗时如此说道:“汉人有高过《国风》者,此类是也。” 可以类比一下,很难想象一个儒家学者会说汉代的儒者所作的某一著作高过《论语》或《孟子》,此时《诗经》从凛然不可侵犯的经学文本转变为了可探讨品评的审美文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王夫之对于《诗经》的阐释,可以大致分为经学阐释与文学阐释,尽管这两种阐释是很难完全分清的。在其文学阐释的部分,“诗无达志”中内涵的自由阐释思想也可以运用于作为一般文学文本的《诗经》,也就是说,诗无达志的阐释对象包括《诗经》,但不局限于《诗经》。需要强调的是,诗无达志说认为内涵丰富的文本作为阐释的对象时更具价值,也具备更大的自由阐释空间。如苏轼所言:“文章如金玉, 各有定价。”王夫之对于含蓄蕴藉的诗歌文本更为看重,并对表达直露的诗歌提出了批评,王夫之在《明诗评选》中评论诗歌时说道:“唐、宋人于‘宁遣同宿莽’之下,必捺忍不住,将下半截道理衍说,则有议论而无风雅。”[1]对于作者以议论入诗的创作方式提出了直接的批评。对于含蓄蕴藉,读者能够反复吟咏体会的作品,王夫之也不吝赞叹:“无端无委,如全匹成熟锦,首末一色。唯此,故令读者可以其所感之端委为端委,而兴、观、群、怨生焉。”[1]两种诗歌相较,无疑还是内涵丰富的诗歌能够兴起读者丰富的想象力,更加适合自由阐释的释义方式。

《诗》无达诂与诗无达志的阐释目标相较而言,诗无达志说所能适用的对象显然更为广泛,包括《诗经》,也包括一般的诗歌文本。在古代文论史中,不乏对于一般诗歌的自由阐释的论述。如刘辰翁的“观诗各随所得”说,但“诗无达志”说与这些论及一般诗歌文本的自由阐释理论不同,“诗无达志”说显然是脱胎于董仲舒的“诗无达诂”说,具有鲜明的经学色彩。但其阐释对象却发生了巨大变化——“诗无达志”是为了阐释杨巨源的《长安春游》而提出的,理论的阐释对象从不可侵犯的儒家经典变为了一般的诗歌文本。王夫之将一种经典解释的主张放到了一般诗歌文本的解释中,一方面展现了一种将《诗经》从经典地位解放至一般美学性质的诗歌的趋势,也展现了对一般诗歌文本的重视;另外一方面而言,“诗无达志”说也是一个新的论证自由阐释的命题,将其运用到《诗经》这一经典文本上,也是对自由阐释思想地位的提升。

诗无达志说展现了自由阐释思想适用对象的扩大化的趋势,在这一趋向之中,《诗经》被强调了其作为一般诗歌文本的一面,论证了在一定范围内自由阐释诗经文本的合理性,一般的诗歌文本的自由阐释空间也得以被加以重视。

二、诗无达志说的阐释结果

从阐释结果的角度来看,“诗无达志”强调了诗歌文本含蓄蕴藉的特点,显然隐含了对读者的阐释结果的要求。王夫之所提出的“诗无达志”说给与读者自由解读的权力,更倾向于使得读者获得审美的体验之后提出审美的阐释。而“《诗》无达诂”倾向的是能为儒家经典的解读服务的阐释结果,而不是让读者进行自由地审美体验之后提出的结果。

《诗》无达诂说倾向的是为儒家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服务的阐释结果,换言之,读者得出的阐释结果要建构或者维护儒家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学界已经不乏研究指出,《诗》无达诂展现的仍是一种限制性明显的阐释,而非是一种自由阐释。换言之,《诗》无达诂要求读者“可以但只能做出某些解释”,即必须在经义阐释的范围内,不能越轨。董仲舒提出《诗》无达诂是为了解答“难晋事者”的问题:为什么在《春秋》中有的地方将新君称为“子”,但是在里克杀奚齐的事件中,奚齐作为新君却被称为“君之子”?董仲舒给出的解释非常明确:奚齐死于只看见了继承王位的利益而没有看见风险,《春秋》痛心他的一叶障目,因此不用正常的称呼来称呼他。这一解释方法的指向性十分明显:无论是《春秋》还是《诗》,对其解释都应该符合于儒家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哲学。只有在这个范围内,才有一定的的自由度,一如汉代对于《关雎》的解释,不论是《毛诗》、《齐诗》、《鲁诗》和《韩诗》,从属于今文学派或古文学派,都没有脱开从解释经义角度出发的“美刺”二字,如王夫之所言“褒刺以立义”,具有很强的经学和政治属性,他们之间的分歧只是在于关雎具体所美所刺的应该是何人何事,这与后世所谈及的自由阐释有明显的不同。可以说,董仲舒所提出的《诗》无达诂是一种权威解释,即使有阐释的自由空间存在,也是限制极大的。董仲舒作为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提出的“《诗》无达诂”,重点仍是在于解释经典之后的“一以奉人”,《诗》无达诂的解释具有现实的功利目的,诗无达志则更加倾向于读者自身的审美感受。对于“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学界的解释众多,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的《春秋繁露》做“根据变化,依从道义,两者兼从,一概因人而异”解释[4]。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认为,“一以奉人”应该是“一以奉天”,不论是遵循成法,还是加以变通,都要以“奉天”为主[5]。赖炎元在《春秋繁露今注今译》中也认为,“一以奉人”应该是“一以奉天”,强调不论如何解释都要“遵循天道”[6]。但不论是“奉人”还是“奉天”,诗无达诂所作出的解释都具有明显的目的性,最终仍是为儒家的政教服务的。

诗无达志说的阐释结果是读者提出审美的阐释,“可以广通诸情”。更侧重于强调读者应对文学做出个体化的自由解读。诗无达志强调文本具有丰富的内涵,所追求的正是读者可以进行自由阐释。当然,“诗无达志”说对读者也有一定的限制,但这种限制是“读者不能做出某些阐释,其他的阐释都允许存在”,除了明显违背道德的阐释,其他的阐释都具有合理性。王夫之在“诗无达志”说之外,还提出“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可以为“诗无达志”的阐释结果做出说明,两相联系之中也更能看出“诗无达志”说的指向。王夫之在《诗译》中说:“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7]强调读者在进行阐释活动时,可以从自身的历史境遇以及情感出发,对文本加以解读,并得到审美体验。“兴观群怨”被王夫之称为“四情”,“可以广通诸情”的“诸情”也是包括“兴观群怨”的,而王夫之曾进一步将儒家的“兴观群怨”命题阐述,认为之前的经学家们往往固守于认为某诗一定会产生兴观群怨的某一结果的死板观点,而读者不应将自己局限于固定的某一效果之中,而是将兴观群怨联系起来,一首诗能激发读者之兴情,也可能激发群情、怨情等等,读者拥有不拘束于一个解释之中的权力。“‘《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7]需要补充的是,诗无达志说指向了对读者的自由阐释的强调,但并不代表无视文本中的作者之意。尽管作者之意应尽可能的隐蔽,以扩大读者的自由阐释空间。王夫之说:“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读者能够以情自得的前提是“作者用一致之思”,在文本中,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是确定的。“诗无达志”所谓“达”,《说文解字》解释道“行不相遇也……《诗》曰:‘挑兮达兮。’”[8]孔颖达疏“挑兮达兮”云“挑达为往来貌”,清代王先谦引孔疏认为,挑和达都有“独来独往之义”[9]。达字具有“唯一,独行”之义。诗无达志也即“诗歌中作者之意不应是唯一之意”。在诗歌文本中,如果作者的意见完全占据了整个作品,十分明显,无疑会将读者的自由阐释空间压缩。一如王夫之所批评的杜甫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因杜甫所要表达的感情过于直露,压缩了读者的阐释可能,因此王夫之对杜甫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当然,王夫之的批评是否过当是值得商榷的,但其所提出的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值得考虑的。

《诗》无达诂与诗无达志倾向的阐释结果相较而言,虽然都受到了限制,但诗无达志所受限制明显较小一些,诗无达志希望读者获得审美的效果,《诗》无达诂则要求读者的阐释一定要为政教服务。诗无达志所指向的“广通诸情”的结果里,兴观群怨这“四情”仍属于儒家诗学的范畴之中,但其覆盖的范围无疑是非常广大的。从范围而言,读者如果阐释文本获得了“兴”的接受效果,可能兴起的是读者日常生活之中的情绪,乃至于一些琐碎小事的体验,除此之外,读者之兴还包括高远的精神境界的体验,能够帮助读者振奋起来,重新树立理想。而这些或琐碎,或高远的体验都是具有合理性的,读者之阐释不必非要在其中作一个抉择,必须选择其一。从性质而言,读者可以做出正面具有教化意义或政治意义的阐释,也可以做出有一定负面意义的带有怨情的阐释,当然,作为儒家学者,王夫之也不能容忍一些过于极端的“怨刺之言”。但相较而言,“诗无达志”说给与读者自由阐释空间已经是非常广大的了,不必非要与政教相关,而这往往是《诗》无达诂所不能允许的。更进一步来说,这些阐释无疑都带有审美色彩,而不是将政教色彩作为主流。“诗无达志”说最终所要表达的正是要给与读者自由阐释的权力,阐释的结果是读者能够获得审美的体验。

总体而言,相对于董仲舒所言的“《诗》无达诂”,王夫之所提出的“诗无达志”已经在多个方面与之发生了分歧,《诗》无达诂侧重于对经典的功利的权威解释,得出的结果是为了解释经典,诗无达志则侧重对文学的审美的自由解释,得出的结果是为了读者获得审美体验。

三、诗无达志说的阐释方法

从阐释方法的角度来看,诗无达志说倾向的阐释结果已经暗示了一种自由阐释方法的存在:诗中没有明显的作者之意,读者拥有自由阐释的权力,读者在阅读诗歌文本时,应以表达情感体验为主,理性的思考论证为辅。《诗》无达诂说的阐释结果也暗示了一种阐释方法的存在:以考据出处,缜密推理的方式阐释文本。

《诗》无达诂说出自《春秋繁露》,《春秋繁露》是对儒家经义进行解释的作品,其解释的方法则是进行考据,然后以读者自身的理性对文本进行重新论述,最后与儒家经义挂钩。以《诗》无达诂说的阐释目的推究其阐释方法即是:“《诗》没有一个能够完全穷尽其大意的解释,因此需要依托逻辑,不断地重新阐释经义以接近文意。”重新审视董仲舒对“难晋事者”的回答,其阐释方法有鲜明的以理性阐发推演的特点:对于文本中的称谓因何与常态不同的问题,董仲舒的解释是因为《春秋》的文本描写的是同室操戈,“仁人录其同姓之祸”,所以与一般的称谓写法不同,“固宜异操”。进一步来说,文本所描绘的事件的来龙去脉是“晋,《春秋》之同姓也,骊姬一谋,而三君死之”,因为家族内斗的阴谋导致了三位君主的死亡,这是不符合于儒家的伦理道德的,因此董仲舒的结论则是“天下之所共痛也”,从道德的角度对文本所述之事加以评判。可以看出其阐释方法是要求读者要对文本中所描绘的事件有一个清楚的了解,考据文本所言之事,然后以解释儒家的道德哲学为阐释目标,中间加以理性的推演,将文本与目的联系起来,可以说,这就是“《诗》无达诂”说所必然衍生的阐释方法。

诗无达志说出自《唐诗评选》,《唐诗评选》是评选诗歌类型的作品,阐释方法则是直接抒发体验到的文本中的情感。诗无达志说的阐释目的推究其阐释方法即是:“诗歌文本含蓄不尽,没有一个一定的解释,读者可以自由阐发所体验到的情感。”而《长安春游》一诗王夫之也是以此评价的:“只平叙去,可以广通诸情。”应该说杨巨源的《长安春游》一诗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地方,如“桂壁朱门新邸第,汉家恩泽问酂侯”,酂侯即萧何。按理来说,王夫之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大可以考察杨巨源的生平,知人论世,尝试解释杨巨源此处用萧何的典故所要表达的含义。然而王夫之点到即止,只是感慨文本内部意义丰富,以表达体验的方法阐释文本。这种评点并非是说教,也不是道德的判断,只是从感性的审美角度论及文本本身。较于《诗》无达诂说,王夫之也并未考据萧何的典故,考究“酂侯”的来龙去脉。甚至,王夫之对于过度考据是持尖锐的批评态度的。他评论这种阐释方法道:“其尤酸迂不通者,既于诗求出处,抑以诗为出处考证事理。”[7]

《诗》无达诂与诗无达志的阐释方法相较而言,诗无达志的阐释方法相比《诗》无达诂说更具感性的成分。值得注意的是,《诗》无达诂说所隐含的阐释方法中也存在感性的成分,诗无达志的阐释方法中也存在理性的成分,但都不成为其主要的组成部分。如董仲舒说晋国内乱“天下之所共痛也”,这其中也具有感性的成分,然而这种感性的成分是为了增添理性的论述的说服力而服务的。王夫之则恰好不同,他在评论诗歌时也会论及文学史中的内容,如“汉人自黄初以降,此风绝矣”,不乏带有理性的判断,但也是为了抒发内心的感慨才如此言说的。

综上所述,相较于《诗》无达诂,诗无达志所隐含的阐释方法以感性地表达读者情感为主,更具自由阐释的特点。《诗》无达诂则更具理性思辨的特征,不可避免地将会对读者的阐释自由有所限制。

诗无达志内含逻辑缜密的自由阐释思想,与《诗》无达诂相较而言,给与了读者以更为广大的自由阐释空间。诗无达志说扩大了自由阐释的对象,强调了自由阐释的结果,讨论了自由阐释的方法。王夫之的诗无达志说是中国古代自由阐释传统的长河中一朵值得重视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