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融入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CSS2019数据的实证分析

韦仁忠 王志豪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充裕的劳动力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优势之一。但近年来，人口出生率的逐渐下跌使得我国人口红利的优势渐渐消失，甚至可能演变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有效应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和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冲击，我国先后推行了“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但政策的具体实施效果并不理想。统计数据显示，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颁布实施后的较长时间内，中国的新生儿数量并未显著增长，且与众多人口学家的预期数字差距较大。随着人们生活成本的上升和生育观念的现代化演变，越来越多的适孕群体对生育行为避而远之。国家统计局的相关调查表明，在我国随后全面放开三孩政策的2021年，新生儿的出生率仅为7.52%。这一政策及相关配套政策的实施初衷在于鼓励居民生育三孩，解决生育率持续下降问题，但目前看来，其实际效果在短期内仍难以显现。因此，探究影响人们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深层动因就显得至关重要。

流动人口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长期存在且数量庞大的特殊群体[1]。城市中流动人口的总体规模不能小觑。统计数据指出，我国流动人口的总量就达到了2.45 亿，将近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①中国网.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EB/OL].[2017-11-14].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17-11/14/content_41888694.htm.。在如今全面放开三孩政策的背景下，为了改善与优化我国总的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持续发挥人口红利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带动作用，对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其生育意愿的具体因素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现实意义。同时，现有研究多将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与其经济收入、住房属性、家庭支持、居留意愿等因素相关联，进而展开详尽的剖析与论证。但其城市融入问题也值得学界加以关注，流动人口在某一新环境中的思想认知和行为倾向都会被其城市融入度在无形中加以塑造和改变。探究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和生育意愿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成了本文的写作初衷。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尝试探究城市融入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以期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1.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生育意愿研究是人口政策转变后的研究需求和决策需求的体现[2]，生育意愿是生育动机和生育行为产生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基础。1997年有学者发现，城市内流动的农村妇女在生育意愿方面与城市妇女有着极高的相似性。也就是说，当流动人口逐渐适应并接受城市的生活模式后，其生育意愿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向城市居民的生育观念转变。通过梳理总结现有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社会因素和流动特征是影响其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

个人特征方面。陈卫、勒永爱借助logit 回归模型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初婚年龄更大的流动人口生育意愿较弱，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流动人口生育意愿较强，在民族成分方面则没有发现显著不同[3]。潘新新等人调查了浙江省某市的流动妇女，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有着更强的生育意愿，而自身身体状况和年龄因素更是大多数育龄妇女是否选择生育与抚养后代的关键考量[4]。可见，诸如年龄、身体状况、受教育程度等与流动人口自身状况息息相关的个人特征，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是显而易见且更为本质的。

家庭特征方面。朱健认为家庭经济状况与个体生育意愿息息相关[5]。家庭经济条件越殷实富足，他们的生育意愿反而会更弱。这一结论和公众的正常认知似乎有些出入，但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他们在年轻时虽然具备足够的经济能力养育子女，但他们更多是在“养儿防老”传统观念的驱使下进行此行为，而现实情况却是他们在晚年时依靠自己完全能够自给自足，同时对子女的依赖也会更少，因此倾向于少生、优生。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人们在传统“多子多福”观念的影响下，如果具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也具备承担子女日常费用的经济能力，则会倾向于生养更多的子女[6]。在家庭能力方面，是否拥有稳定住房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有学者的研究就表明：在城市中购买住房的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会比较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有了稳定住房后，可以给孩子创造稳定的生活环境[7]。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家庭环境和家庭结构是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后顾之忧”，当他们在抉择自己当下是否应生育时，稳定住房、家庭支持、赡养压力等家庭特征会成为他们必须进行考虑的重要因素。

流动特征方面。有学者通过对广州市的流动人口进行动态调查，发现随着他们在城市中生活的时间越久，生育观念也越趋近于现代化的育儿理念，过去居住地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微弱[8]。周皓从经济成本的角度出发，认为随着流动人口工资收入一同上升的还有生活成本和生养孩子的时间成本，而后者的增长幅度远超前者[9]。最终得出结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生活的时间与其生育意愿之间有着显著关系，生育意愿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变强。另外有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与流入时间并不是直线式的增长关系，而是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态势，“倒U形”曲线是一种更接近现实状态的描述，这在本质上与流动人口的自身观念有很大联系[10]。流动人口在到达陌生生活环境后，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会自然地受到周围人和事物的影响。因此，其生育观念和行为在无形中发生变化，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征，总体上与现代生育观念逐渐趋同。

2.城市融入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

目前研究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文献著作众多，这些成果大都是围绕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和行为的具体因素进行论述，很少有研究将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情况和其生育意愿相结合展开合理论证。经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总结，梁士坤从城市适应的理论框架出发，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倾向于尽可能少地生育后代，并且对孩子的性别要求也越来越低[11]。廖庆忠对全国四个主要城市化地区12个城市大样本调查的基础上，阐释了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性别偏好及其决定因素。[12]谢永飞和刘衍军以广州市流动人口为例，论证了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及其变迁过程。[13]何兴邦从城市融入探讨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14]，侯慧丽则从城市化进程中流入地城市规模的视角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15]

在城市内居住房屋的类型、从事工作的内容和性质以及对流入城市的归属程度等因素对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有着反向作用，而流动人口的生活环境和日常交往等社会因素对其生育意愿有着正向激励作用。梁同贵利用上海市的流动人口数据，发现在城市中的融合程度会对其生育率产生一定影响，会降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的因素主要有：拥有自购住房、保障性社会条件、稳定公共服务供给、生活方式较为悠闲等，而个人收入的增长则会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16]。可见，城市融入作为衡量流动人口在陌生城市生活状况和质量的关键性指标，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理应对其做出学理上的关切以回应现实严峻的人口形势。

（二）研究假设

经济融入是流动人口全面融入新环境的前提，也综合反映了其在城市中的经济地位。人们在做出生育决策的同时，不得不考虑随经济水平提高而逐渐上升的生育成本，这既关乎自己孩子将来的生活质量，也关系目前父母与自己的工作生活状态。一方面，养育孩子需要直接的经济支出，比如教育费用、衣食费用、培训费用等显性生育成本；另一方面，生育行为将带来一定的隐性成本。对父母而言，照顾孩子通常会付出大量的时间成本，也可能会丧失在职业上的晋升机会。城市中的各项资源较为稀缺，在城市中生活往往要负担更高的生活成本，养育孩子的成本也在逐年上升。流动人口步入城市之初，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地提高自己的经济收入，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但思想上的蜕变却需要更加漫长的过程。所以他们在经济条件改观之初尚未意识到孩子对高质量生活的需要，则产生生育孩子的意愿。故作出本研究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1：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受经济融入影响，且为正向作用。

假设1a：家庭收入情况优于支出情况的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更强。

假设1b：相比没有稳定住房的流动人口，拥有稳定住房者的生育意愿更强。

关系融入是指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与当地居民的交往情况以及组织参与情况。有学者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居住生活的时间越长，其思想观念和行为范式也会日益受城市居民的影响，生育意愿也会越接近于城市居民[17]。从流动人口的日常社会交往和组织活动参与两方面入手，随着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交往愈发密切，其交往态度会变得更加主动，交往范围也不再局限于流动人口之间，他们更乐意参与本地居民的社交圈子，也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于当地人大代表和居委会等各类组织机构的选举工作中，其生育意愿也会逐渐倾向于城市居民。故作出本研究的第二个假设：

假设2：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受关系融入影响，且为负向影响。

假设2a：日常社交范围越大的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更弱。

假设2b：相比组织参与度较低的流动人口，组织参与更积极者的生育意愿更弱。

心理融入作为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最高阶段，一般是指流动人口从心理层面流露出的对所在城市的认同和归属。心理融入程度高的流动人口会从更深的情感角度认为自己是城市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个体，他们愿意真诚付出自己的精力为所在城市的发展添砖加瓦，他们将城市建设与自己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所在城市已然成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在这种互相接纳、彼此认同、高度融合状态下，他们认为自己理应表现出与城市居民相一致的各种行为特征。故作出本研究的第三个假设：

假设3：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受心理融入影响，且为负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19年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是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总样本数量达10283人，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代表性。研究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半年及以上，非本地户籍且年龄在15周岁以上的男性与女性流动人口，在剔除无效样本和关键变量的缺失值后，总样本为1309个，覆盖了多种人群。

（二）研究方法

通常来说，探讨两个及两个以上变量和某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时会选择使用线性回归的方法，但它也存在难以规避的局限性，即对自变量的限制性条件比较多。由于本文研究的生育意愿有着明显的次序关系，且通过了平行性检验和模型拟合度检验，说明模型具有统计学上的研究意义，因此在权衡各方面因素后，最终采用有序多分类回归这一分析方法来保证研究过程的顺利进行，从而探讨城市融入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作用。

（三）被解释变量

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至于如何将生育意愿操作为可量化的指标，学界有一定的分歧。有学者认为个体生育意愿理应包含“意愿生育数量、选择的生育时间和生育孩子性别”三个方面[18]。也有学者更倾向于将生育意愿分为四个维度，在前者基础上再涵括“是否生育孩子”这一重要维度[19]。参考两位学者的意见，并结合2019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问卷的题目设置，本文将生育意愿的内涵界定为“将来您是否有生育打算”，与问卷中“还打算要几个孩子”相对应。为了更好地进行数据分析，本文将“肯定不要了”的样本认定为“无生育意愿”一类，赋值为1，将“可能不要了”“还没有想好”的样本赋值为2，将“再要一个”“再要两个”和“再要三个及以上”的样本合并为“有明确生育意愿”一类，并赋值为3。得分越高，说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越强。

（四）核心解释变量

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参照杨菊华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问卷设置，将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具体分为经济融入、关系融入、心理融入三个维度，探讨这三者的实际影响与作用。

经济融入方面，学界常通过流动人口的“从事职业属性、收入水平、居住性质、社会保障”等[20]指标进行测量。依据研究需要和问卷设置，本文以流动人口的家庭收支情况和居住类型展开测量。家庭收支情况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在城市中的经济融入能力，通过问卷中“去年（2018年），您的家庭总体的收支情况是”这个问题，将选项“收小于支”的样本赋值为1，将选项“收支相抵”的样本赋值为2，将“收大于支”的样本赋值为3。得分越高，家庭经济能力越强。居住类型关乎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的获取度和主观幸福感，是影响其生育意愿的关键变量。通过问卷中“您目前住的这套房是”加以操作化。其中将有稳定住房（包括自有住房、私人房）的样本赋值为0，没有稳定住房（包括廉租房/公租房、亲友房、集体宿舍）的样本赋值为1。

关系融入方面，现有研究大都通过“工作时的聊天对象、生活中的交流对象、要好的朋友、有困难时的求助对象”等指标测量[21]。采用日常社交和组织参与两个测量指标。日常社交通过问卷中“您的社交生活”进行测量，将选项中1—3 的分值赋值为0，表示对自己的社交生活不满意，4—7赋值为1，表示对自己的社交生活感到一般，8—10赋值为2，表示对自己的社交生活很满意，由此得到一个多分类变量。问卷中“最近2年，您是否参与过下列事情”这一问题可以反映流动人口的组织参与情况，选项共有5种组织活动，分别为“1.向报刊、电台、网络论坛等媒体反映社会问题，2.向政府部门反映意见，3.参加村（居）委会选举，4.参加所在村居/单位的重大决策讨论，5.参加线上/线下集体性维权行动”。没参加过任意一项活动的赋值为0，参加过一种活动赋值为1，参加过两种的赋值为2，以此类推，最终会得到一个连续变量。

心理融入方面，在指标选取上通常以“对本地身份的认同程度、对居住地的满意程度”[22]加以测量。在借鉴前人测量指标的基础上，用本地身份认同感和居住地归属感两个指标测量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情况。认同感通过问卷中“总体来说，您对本地身份的认同度”这一问题测量，将选项中1—3的分值赋值为0，代表对自己目前的本地身份不认同，4—7赋值为1，代表对自己目前的本地身份认同一般，8—10赋值为2，代表对自己目前的本地身份较认同。归属感通过问卷中“总体来说，我对居住地有归属感”进行测量，选项为“1.很同意，2.比较同意，3.不太同意，4.很不同意”，将选项为很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样本量统一赋值为0，表示归属感较强，将选项为不太同意的样本量赋值为1，表示归属感一般，将其余样本量赋值为2，表示归属感较差。

（五）控制变量

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和问卷中的问题设置，将流动人口基本信息作为研究中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年龄（连续变量，实际周岁）；受教育程度（分类变量，初中及以下=1，高中及中专=2，大专及以上=3）；政治面貌（分类变量，中共党员=1，共青团员=2，均不是=3）；民族（虚拟变量，汉族=0，少数民族=1）。

表1 各变量界定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主要以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经济融入、关系融入和心理融入为解释变量，以其在新环境中的生育意愿为被解释变量，在对流动人口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等变量加以控制的前提下，通过SPSS23.0分析工具建立起回归模型，进而探讨城市融入的各维度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所产生的影响作用。研究最初只在回归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观察这些与个人特征相关的基础性变量对其生育意愿产生的影响，并将初始模型命名为模型1；其次则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经济融入情况，探讨不同经济融入程度产生的实际影响，并将这一模型命名为模型2；再次则需要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流动人口的关系融入数据，探讨不同程度的关系融入情况产生的影响作用，将加入关系融入后的模型命名为模型3；最后只需要将心理融入的相关数据放入模型3，并观察模型发生的细微变化，此即为模型4。具体的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城市融入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有序多分类logistic 回归分析

（一）经济融入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分析

初步观察发现，模型2的解释力度在模型1基础上增加了0.002，变化后的R2为0.241，模型拟合度较好。这一模型是在对流动人口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等变量进行控制的前提条件下，通过加入经济融入相关数据后得到的回归模型，用来探讨经济融入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之间的相互关系。

具体分析：家庭收支情况中收大于支类型的回归系数为0.031（p<0.1），说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受家庭收入水平产生的实际影响，从而证实了假设1a的正确性和合理性。经济实力是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生存发展的根本，只有拥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流动人口才会将生育行为纳入自己和整个家庭的发展规划。对于家庭负担与压力较小的家庭来说，其生育意愿也会更强一些[23]。这也和某些家庭支持与生育意愿关系进行单一研究所取得的结论相呼应。事实上，生育选择本质上就是一种经济行为，父母在决定是否生育子女时必定会事先考虑这一行为所带来的各项经济成本，而较高的经济收入则会让那些在生育边缘徘徊的流动人口少一些后顾之忧。再看所居住的房屋类型，这项指标的回归系数为0.270，但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分析结果不足以证明假设1b的真实性。这说明存在一些其他情况，比如拥有稳定住房的家庭生育意愿反而更低，但这类情况的代表性有待商榷。大部分的流动人口都来自经济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较大，即使有能力在城市中购买商品房，但同时也需要肩负高额的还贷压力，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生育意愿就会较弱[24]。而没有稳定住房的流动人口可能受周边人群的影响，想有一个孩子作为自己的感情依托和奋斗动力，反而有着更强烈的生育意愿。结合以上两个测量指标的回归结果，可以认定经济融入对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产生了正向影响，也说明了假设1的正确性。

（二）关系融入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分析

初步观察发现，模型3的解释力在模型2的基础上增加了0.002，调整后的R2为0.243，拟合度比模型2 更好。这一模型是在加入流动人口关系融入数据后得到的回归结果，主要用来分析关系融入维度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产生的影响。

具体来看，流动人口对日常社交生活感到很满意的回归系数为0.048（p<0.05），并且具备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说明流动人口的社交质量对其生育意愿产生了正向影响，即他们对自己的社交生活感到越满意，生育意愿就会越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生活时间越久，越适应当地居民的交往模式，交往深度和融入程度也在逐渐加深，对生活质量感到愈发满意的同时，越可能倾向于生育子女。流动人口组织参与情况的回归系数为0.135，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不具备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说明存在一些其他情况，比如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组织参与成正比，因此分析结果不足以证明假设2b的现实性。结合两个指标的回归结果来看，关系融入对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因此得出了与假设2相反的研究结论。

（三）心理融入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分析

初步观察发现，模型4的解释力在模型3的基础上增加了0.004，调整后的R2为0.247，模型的拟合度进一步优化，说明心理融入对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产生了显著影响。具体来看，心理融入中流动人口对自己本地身份认同度一般和较认同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P<0.05），说明本地身份认同感对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即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会随着流动人口本地身份认同感的逐步提高而降低。而居住地归属感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却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仍然存在居住地归属感越高，生育意愿越低的情况。因此假设3 得到了证实。心理融入代表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认同和归属，是影响其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随着流动人口本地身份认同感和居住地归属感的提升，其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不断靠近城市人群，其生育意愿也在潜移默化中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而心理融入程度较低的流动人口尚未彻底完成理念上的转变，仍保留过去的生育理念，生育意愿就会强一些。

（四）其他因素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

具体而言，控制变量中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有着统计上的显著影响，这和之前的一些研究结论不谋而合。从年龄角度来说，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与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关系，随着年龄增长，其生育意愿也会越来越低，这一方面表现为正常的生理现象，身体机能的下降使其不适合生育；另一方面，生育孩子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增高。从受教育程度来说，流动人口的学历层次越高，其生育意愿也会更强烈。结果显示，相比学历层次为初中及以下的群体而言，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流动人口有着更高的生育意愿。这一情况也很好理解，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流动人口大多从事一些体力劳动，工作稳定性差且收入较低，对自己的生育行为有很多担忧；而接受过更高教育的流动人口专业能力更加突出，所从事的工作也更加稳定，社会地位更高，他们对自己的生育行为没有过多顾虑，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承担起孩子的生活成本。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城市融入会对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产生一定影响，且从不同维度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存在差异。经济融入方面，家庭收支情况对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大于支的流动人口家庭生育意愿显然更强，而在居住房屋的类型上则没有产生显著的差异性影响，总体上经济融入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产生了正向影响。关系融入方面，流动人口的日常社会交往范围越大，生育意愿更强，参与各组织机构和活动情况产生的影响意义较为有限，总体关系融入对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的作用路径也是正向的。心理融入方面，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程度越高，越接近城市居民的生育观念和行为模式，其生育意愿也会越弱，总体上表现为负向影响。综上所述，结合各维度所表现的程度和方向来看，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水平对其生育意愿产生的影响是正向的。

（二）对策建议

首先，推进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减轻流动群体在城市环境中的经济压力。流动人口由原居住地进入城市后，与具有自由工作时间、稳定住房、必需品自给自足等特征的农村生活相比，教育、住房、医疗、交通等资源的供给成本增大，这些外在的现实约束条件使其自身经济实力与城市生育成本不相匹配，这将成为在陌生环境下阻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因此，政府一方面要积极探索鼓励生育的配套政策，包括就业、落户、医疗、公共服务等，尤其是注重完善流动人口和城市居民同工同酬的就业政策，积极改善流动人口的工作环境，降低经济方式转换带给他们的不适感，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水平，使其拥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并能够负担在城市中昂贵的生育成本。另一方面，针对流动人口重点关注的社会领域，如保障性住房、孩子教育等，可以适当地对符合生育条件的流动人口给予物质奖励、学费减免、高考加分等政策倾斜，降低各种外在现实条件的制约作用，有效化解流动人口生育的后顾之忧。

其次，促进流动人口的关系融入，消解流动群体在交往中产生的社会排斥。来自不同区域和不同文化背景的流动人口，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人际交往规则等方面与流入地有着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容易产生误解和文化碰撞，致使流动人口遭到城市居民的歧视和一些不公正待遇，由此在与人交往中会产生社会距离感和心理疏远感，使其难以融入当地社会，这种排斥感会严重影响他们的关系融入程度和生育意愿。解决流动人口关系融入的诸多问题仅凭其个体努力是难以实现的，需要政府部门的关注与配合。一方面，街道办和居委会要转变理念，通过多种渠道将流动人口的贡献向本辖区居民进行广泛宣传，引导他们平等地与流动人口相处，主动与流动人口进行社会交往和情感互动。另一方面，社区要充分吸引其他社会力量，通过体育活动、文化娱乐等众多方式加深与流动人口的情感交流，让他们保持轻松平和的心态，增进与他们之间的融合情谊，以此给予其稳定的社会交往环境，有效增强其生育意愿。

再次，重视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科学预测流动群体生育观念的变化趋势。随着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融入程度不断加深，其生育观念也会在无形中受现代生育理念的影响，致使其意愿生育的子女数量大为降低。较低的生育数量意愿已成为流动人口（甚至全体国人）的正常状态，进而使低生育率也成为一种“新常态”。[25]因此，政府部门和有关专家需要基于当前流动群体的生育意愿状况，重视过度城镇化所引发的生育观念转变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产生的影响。尤其需要依据人口数量变化形势，科学合理地预测与评估流动群体生育观念的转变趋势，及时制定中、长期的人口规划和人口政策，建议着重从生育补贴和养育津贴、延长产假、托儿教育、住房优惠等方面着手构建与完善系统性的政策保障体系，激励流动人口在现行政策下积极生育。

最后，加强流动人口的职业教育，提升流动群体在求职就业中的人力资本。教育水平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提升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受教育程度越高，所从事行业的待遇和稳定性越好，生育行为引起的后顾之忧就越少，生育意愿也就越强。从长远来看，加强对流动人口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是提升其人力资本、促使其从事优质工作、增强其生育意愿的重要途径。为此，政府部门一方面要加大对流动人口教育管理工作的投入力度，应加强与当地高等院校、职业院校之间的对话合作，通过举办涵盖多学科、多门类的技能培训班为有需求的流动人口提供学习机会，保证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可以受到较为完整的职业教育培训，以此提升人力资本并相应拓展就业机会。另一方面，社区要加大对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的宣传力度，强调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在城市的重要性，重点识别有意愿受职业教育的流动人口，通过彼此的相互影响带动其他流动人口实现职业教育普及化，帮助其找到更有保障的工作，为养育孩子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