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界中国客家研究的图谱分析及相关成果述评

2023-02-17 03:19李欣燕周彰辉
闽台文化研究 2023年4期
关键词:客家人学者课题

刘 岩 李欣燕 周彰辉

(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客家是汉族的一支,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特色。客家文化具有的浓厚的民族认同意识等文化特征,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推动了其在海外的良好传播。[1]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是党代会的报告首次将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与国际传播能力放在一起阐述。在此背景下,客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同视阈下的客家研究俨然成为中国文化持续“走出去”的重要环节之一,为中国文化持续“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思考与方向。

国内学界对于客家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立足中国本土视角,考察客家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如,邱春安等聚焦梅州客家山歌,讨论其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提出保护与传承的具体建议[2];林芳从学校课堂教学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出发,探讨“客家文化”的传承与校本课程之间联系的必要性与新途径[3]。另一方面立足于国际视野的海外客家研究。如,冷剑波等学者以客家人的祖庙“海珠屿大伯公庙”为切入点,研究“社”与海外客家人的群体性文化认同意识的建构和强化。从基层社会结构的角度认识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存续与发展[4]。明心武等从客家文化海外传播的角度探讨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如何传播好客家文化,讲好中国故事[5]。区缵等从马来西亚移民家庭看华南客家人在东南亚地区的流动过程,并探讨“离乡不离家”的流动策略与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文化认同[6]。李晓霞基于日本“综合学术信息数据库” CINII对日本客家研究的相关期刊论文的现状与特点进行了分析[7]。

综上所述,国内学界对于客家研究多集中在客家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海外移民与文化传播等方面,虽然也有学者利用日本学术数据库对日本学界的客家研究进行考察,但相比之下他者视阈下的客家研究全貌尚未得到探析。基于此,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本文以日本“科学研究费助成事业数据库”为数据源,以日本学界客家研究的学术群体与学术机构、日本学界中国客家文化研究图谱分析两个维度为主体框架,对他者视阈下的日本学界客家研究进行梳理与相关成果评述,展现客家在日本学术界的形象特征,以期为后续客家文化的海外传播及形象书写等领域的研究与政策制定提供可供参考的“客家研究知识图谱”,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一、学术群体与研究机构

本节以日本“科学研究费助成事业数据库”为数据源,以科学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CiteSpace为数据处理工具,将研究学者及研究机构进行可视化处理,考察日本学者在客家文化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及个人、机构间的合作现状。笔者在数据库中检索题目及关键词中与客家文化的相关课题,人工对所得重复结果等进行筛选整理,共收集166项相关课题。对所收集数据进行梳理,将涉及日本学界客家文化研究课题的研究学者及其所属机构进行汇总,将课题相关信息拆分成数个关键词,按照研究年份、研究课题名称、研究机构、研究代表者等关键词等信息录入Excel,通过CiteSpace 软件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得到学者共现、研究机构共现的相关图谱,并结合具体个案进行分析考察,以明晰日本学界客家文化研究领域的学术态势。

(一)学术群体

图1为利用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CiteSpace绘制的学者共现图。学者共现图能体现出该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群及合作的紧密程度。图中节点表示课题相关学者,节点大小表示该学者的相关课题数量,节点越大,表明课题越多。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学者之间存在合作关系。通过学者共现图可知客家相关课题的学者较多,其中包括陈来幸、横田祥子、濑川昌久、山本真、白鸟芳郎、河合洋尚、木村英树等,呈现出一定密集性及较强参与性。

从学者间的连线来看形成了三个核心学者群。第一个核心学者群主要由濑川昌久、角南聪一郎、堀江俊一、木村英树、上水流久彦等学者构成,项目课题主要聚焦客家人及客家文化本身的研究,如客家语言、生活习俗、民族政策、住房等方面。濑川昌久就曾立项对近现代客家著名人物的客家身份认同进行考察,后又对日本学术书籍及普通书籍中客家形象的形成过程展开研究。小林宏至曾对客家建筑土楼的建筑过程及亲属关系重构进行社会人类学考察。第二个核心学者群主要由陈来幸、山本真、横田祥子、河合洋尚、高山阳子等学者构成,第三个核心学者群主要学者有由稻泽努、芹泽知广、杨凯荣、佐藤仁史等。这两个核心学者群的课题研究多以日本或东南亚为背景对客家人的移民及华人网、华侨社会等方面进行考察。山本真曾与饭岛典子、三浦哲也在合作研究马来西亚最大的州砂拉越州的华侨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时,对移民马来西亚的客家人进行了考察。中川学也曾对在日客家人的社会经济史进行考察。值得注意的是,除日本本土学者外,在日华人学者、中国本土及韩国、越南学者等也参与到客家文化相关的课题研究中,这也反映出客家文化的跨区域传播与流动,正因客家文化以中国福建、广东、台湾、江西等地为核心,辐射至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及其他国家,各国学者也有了实现跨国合作进行课题研究的基础。

另外,图中可看出除三大核心学者群外,客家领域的研究还涉及独立学者白鸟芳郎。他并未与其他学者有连线,表明并未有过与其他学者的合作。结合课题时间看,白鸟芳郎是日本最早对客家文化进行立项研究的学者之一,他曾于20世纪80年代多次立项对中国香港的赛龙舟以及广东人、客家人、潮州人、福建人等进行历史民族学的考察,因立项时间较早,中日两国在客家文化领域尚未开展合作并形成核心学者群。

(二)研究机构

图2为利用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CiteSpace绘制的研究机构共现图。同样,研究机构共现图能体现出该研究领域的核心研究机构群及合作的紧密程度。节点表示课题相关研究机构,节点大小表示该机构的相关课题数量,节点越大,表明课题越多。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研究机构之间存在合作关系。通过图2可看出涉及众多研究机构,其中包括京都大学、东京大学、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筑波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兵库县立大学、广岛大学、东北大学等,反映出广泛的参与性。

图2 研究机构共现图

从各研究机构的性质来看,可发现在有着紧密合作关系的研究机构中,除高校间的合作外,高校也积极与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国立民俗学博物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元兴寺文化财研究所等非高校类研究机构合作进行课题研究,形成了“高校—高校”“高校—非高校类研究机构”的合作连线,反映出客家文化受到各领域机构的关注。静冈大学就曾与国立民俗学博物馆、姬路独协大学、横滨国立大学等合作对中国台湾及菲律宾北部的客家人的口头传承文化进行人类学调查研究。

从研究机构的国别来看,除了日本国内各高校及非高校研究机构间的合作外,日本国内的研究机构还与国外研究机构合作完成课题。其中包括中国的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台湾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十余所研究机构,以及韩国首尔大学、汉阳大学、高丽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马来西亚国民大学、菲律宾国家博物馆等机构,从各研究机构的跨国合作研究中反映出中华文化的辐射影响。东京大学曾与京都大学、中国中山大学、香港大学、澳门大学等海外机构合作对连接东北亚及东南亚的华人网开展研究,客家人则为项目中的重要研究对象。国士馆大学与中国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香港大学、韩国仁川大学、高丽大学及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多所著名高校实现跨国合作,研究东亚都市社会的多文化主义。由此可见,日本的研究机构在客家文化相关研究中,多会选择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学术水平的高校,以及位于广东省、台湾省等客家文化主要分布地区的高校及研究机构。然而遗憾的是跨国合作的课题数并未达到一定规模,因此这些国外机构并未能得以在研究机构共现图中体现。

综上所述,从学术群体上看,客家领域研究的学术群体广泛、研究种类繁多,学者间密切合作,形成了三个核心学者群,体现了客家文化的跨区域传播与流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文化的辐射性与影响力。从研究机构上看,研究机构众多,且形成了“日本国内—日本国外”“高校—高校”“高校—非高校类研究机构”的跨国界多维度合作研究模式。即便目前为止国际合作的课题数量尚未到达一定规模,但已不难看出客家领域已然受到日本学界的广泛关注。

二、日本学界中国客家文化研究图谱分析

本节利用日本“科学研究费助成事业数据库”,以科学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CiteSpace为数据处理工具,对日本学者客家文化的研究进行分析。将课题相关信息按照年份、关键词等信息录入Excel,通过CiteSpace 软件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得到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关键词突现等相关图谱,以分析日本学者的研究焦点及历时变化。

(一)关键词突现

关键词突现有助于了解日本学者客家文化研究焦点的历时变化。图3 为1976 年至2022年日本学者对客家文化相关研究的关键词突现图。图中共有25个关键词,其中Keywords为关键词,Year为研究年份,Strength 为突现强度,Begin 为某一研究关键词开始出现的年份,End 为结束年份,加粗线条表示该关键词在某一时间段内为日本学者持续关注的焦点。

图3 关键词突现图(前25位)

从图3可看出,学者的研究焦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定变化。具体来看,1981年至1985年有“湖州人”“広東人(广东人)”“客家人”“伝統文化(传统文化)”“調査(调查)”“水上生活民(船民)”“歴史民族学(历史民族学)”“福建人”“竜舟祭(龙舟节)”“社会”等十个研究关键词。表示当时学者主要从历史民族学的角度对广东、浙江、福建、香港等客家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区的客家人、社会、民间习俗等进行考察。2001年至2005年,“文法化(语法化)”“カテゴリー化(范畴化)”,2004年至2005年关键词为“国语”,说明日本学者在2001年至2005年期间更倾向语言领域的研究。2006 年至2015 年关键词为“台湾”,2008 年至2015 年关键词为“国际研究者交流”,可以看出这两个关键词时间跨度较大,持续的关注时间较长。说明日本学者在此期间更多关注中国台湾地区的客家文化,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研究。2006 年至2010 年关键词为“中元节”,2009 年至2010 关键词为“中国近现代史”。不难看出,此阶段的研究对象不止是客家人、客家语言等,还涉及到中国的近现代史及传统节日,相较于20世纪80年代,此时的研究背景更大,研究视角及维度更广。“文化人类学”这个关键词持续时间较长,从2011年一直持续到2020年。可以看出在此阶段日本学者对于客家文化的研究主要是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下进行的。2013 年至2015 年关键词为“民族”,2011 年至2015 年关键词为“中国”。从两个关键词可以看出此阶段日本学者对客家文化的研究对象及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国。2016 年至2020 年出现了“华侨”“语言学”“华人”“广东省”“东亚”等五个关键词。可以看出,在这几年间研究的对象及视角发生了变化。研究对象从中国国内的客家人拓展到华侨华人,研究背景也从中国扩大到东南亚各国。

综上所述,日本学者对于客家文化的研究焦点的历时变化有三个特征:第一,研究对象与范围逐渐从中国本土的客家人、客家文化延伸至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中的客家人、客家文化。第二,研究内容逐渐多元化。从客家人、客家语言、客家建筑到东北亚东南亚华人网中的客家人、在日客家人子女的教育问题等,体现了研究内容多元性。第三,研究视角与时俱进。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大多从历史民族学等视角进行考察,21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下进行,可以看出日本学界不断采用学科前沿的方法对客家文化进行研究。

(二)关键词共现

图4为利用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CiteSpace绘制的日本学者对客家文化相关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图中节点越大,表示该关键词出现频率越高,节点间的连线表示两个关键词的共现。从图4 可知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大致有“中国”“日本”“客家”“文化人类学”“华人”“华侨”“移民”“东亚”“客家语”“国际研究者交流”“广东省”“台湾省”“福建省”“历史民族学”“传统文化”等等。这些关键词体现了学者关注的焦点及研究取向。结合图4及研究的具体课题可知,学者研究的大致可以分为中国范围内的客家本体研究及世界范围内的客家相关研究两个核心范畴。值得注意的是,在图4的右下方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关键词共现群,其中包括“香港”“历史民族学”“水上生活民(船民)”“调查”“传统文化”“福建人”“湖州人”“客家人”“广东人”“社会”“竜舟祭(龙舟节)”等关键词。这些关键词都与20 世纪80 年代白鸟芳郎中国香港地区的龙舟节及广东人、客家人、湖州人、福建人等地区的田野调查与研究有密切关系。

图4 关键词共现图

(三)关键词聚类

在关键词共现的前提下,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得到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图5)。Modularity 值(Q 值)是图谱网络模块化指标,Q 值越大,代表网络聚类效果越好。当Q 值大于0.3时,说明得到的网络结构是显著的。Silhouette值是测量聚类同质性的指标,Silhouette值越大,说明该聚类内部的相似性越高。一般来说,Silhouette值大于0.5时,表明聚类是合理的;Silhouette值大于0.7时,则说明得到的聚类网络是优质的[8]。图5为日本学者对客家文化相关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分析图,其Q 值为知识图谱板块值,其均值为0.8452,说明各聚类主题之间的关注点区域划分较为清晰,S 值为平均轮廓值,其均值为0.9437。说明日本学界中国客家研究的关键词聚类效果是显著且优质的。图中所示共有9个关键词聚类,分别为“中国”“国际化”“国民国家”“湖州人”“台湾”“日本”“语言学”“客家”“女性”。由此可知相关研究以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为主要研究范围,且多从全球化、国民国家等视角进行考察,研究对象方面则更倾向选择湖州人等具体的群像。其中,相对独立的关键词共现群是白鸟芳郎在20世纪80年代数次访问中国对客家展开研究的结果。由于其研究时间较早且当时学者间尚未展开合作,因此关键词未与其他关键词有连线。

图5 关键词聚类图

三、日本学界中国客家文化研究内容述评

本节基于关键词聚类、关键词共现图谱,同时结合客家人海外移动分布特征,将日本学界中国客家研究分为20世纪80年代白鸟芳郎与华东及毗邻地区历史文化研究、中国区域视域下的客家研究、海外区域视阈下的客家研究三大类,译介与述评日本学界中国客家研究内容。

(一)白鸟芳郎与华东及毗邻地区历史文化研究

上智大学白鸟芳郎教授曾于1981 至1984 连续四年立项对中国香港地区的龙舟节及广东人、客家人、湖州人、福建人等进行考察研究,其中华南地区客家人为重要的研究对象。白鸟芳郎是日本当代著名的民族史、民族学家,主攻方向为华南少数民族史。1981年白鸟芳郎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会长贾芝教授的邀请,访问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昆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等地。1982 年白鸟芳郎作为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馆友会的讲师,参加了关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的“泼水节”、香港“龙舟竞赛”民族学研修之旅。1983 年又以日本学术振兴会派赴国外研究员的身份访问了中国,应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邀请特意,访问了东南沿海各省和湖南长沙各地,参观了当地特色村落,访问了福州、广州、长沙等地的大学、博物馆和民族学院等研究机构,并在各地举行了讲演会和座谈会。1984 年白鸟芳郎作为日中学术交流访中团的团长巡视了贵州和湖南,归途访问了香港中文大学。基于实地考察的成果,白鸟芳郎相继发表了《华南文化史研究与日中学术交流成果(含图书搜集与学术期刊目录)》[9]、《华南少数民族研究相关问题点(第38 回上智大学史学会大会公开演讲要旨)》[10]等论文,并出版了《华南文化史研究》[11]、《香港龙舟节》[12]等著述。白鸟芳郎在日本学术界是研究华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客家文化的开拓者,他的研究及教学在日本学术界带动、影响了不少学者投入到华南地区少数民族及客家历史文化的研究中。

(二)中国区域视阈下的客家研究

日本学者的课题中有大量以中国的客家文化为对象的研究,其研究内容又不尽相同,主要围绕语言学研究、客家社会文化研究等方面展开。

第一,语言学研究。客家是汉族大家庭中的一个独特群体,客家方言是这个群体的重要特征,也是研究客家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13]。正因如此客家语一直以来都是客家研究领域的热点,故而不少学者从语言学领域对客家进行研究考察。研究内容涉及客家语的语法语义研究、客家语发音研究、不同区域客家语的对比研究以及客家语与其他方言的对比研究。

(1)语法语义研究。神户夙川学院大学田中智子在课题“台湾南部客家语的记述研究”中,通过在中国台湾的实地考察,将当地老年人所用客家语录音并进行分析,发现60 岁以上的老年人频繁使用前置词的情况[14],并于在北海道大学举办的日本汉语学会第59 次全国大会上发表研究成果。后在课题“台湾客家语的方言地理学研究——以高雄市美浓区的客家语为中心”中,明确客家语的自他交替、客家语“紧迫”的多义性等内容,以前期调查数据的整理为主,对居住在神户市的以客家话为母语的人士进行走访调查。筑波大学佐佐木恸人聚焦台湾客家语中的授受表现进行研究[15],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包括客家语在内的中国东南地区的各种方言进行详细的记述性研究,阐明了客家语与东南地区方言间的关联及语法体系。另外,对于被动句、使役句、受益句等与语音相关的各种语言现象,从“语法化”的观点进行了分析。由此发掘了以往仅以北京话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所忽视的新的语言现象,对汉语的“语法化”过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2)客家语语音学研究。爱媛大学秋谷裕幸以客家话长汀方言翻译的《马太福音传》为研究对象,从音损的角度对其展开语言学研究,得到了大约八十年前的客家语长汀方言和现在的长汀方言的比较结果。其中包括“在介音‘i’之前,‘k’有时不腭化而保持封闭音音值、如‘颈’‘惊’‘隔’等;中古汉语之韵区别的反映如‘箕’;现在长汀方言中没有‘tr’这样的声母;舌尖圆唇音和疑似介音的存在点等。”[16]

(3)不同区域客家语比较研究。田中智子在课题“台湾南部四县与北部四县客家语的比较研究”中,对中国台湾南部的美浓、杉林、里港、高树、六龟、竹田等六个地方进行南部四县方言的调查。另外,在台湾北部包括卓兰在内的三个地点及东势的一共四个地方进行了北部四县方言的调查,并与南部四县方言进行了比较。比较各方言的结果显示,“虽然在词汇方面有差异,但是在所谓的序数词、否定词,处理句等语法方面,各客家方言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异”。基于前期研究成果,于2015年在中国台湾与中国台湾的客家语研究者共同举办了关于客家语南北方言差异的研讨会,此外还在日本韩语学会第65次全国大会等学会发表了研究成果。

(4)客家语与其他方言的对比研究。静冈大学张盛开在“关于移民语言发展和变化的结构研究”研究中,以自然谈话资料为基础,对中国湖南省平江县塘坊客家语的词汇、语法进行了记述性考察[17]。由其课题成果报告书可知“在与平江方言长达400 年的接触过程中,移民语言塘坊客家语在保持客家语特征的同时,也受到基础词汇、尊称词缀、否定表达、助词等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影响。在语法与词汇方面,客家语和平江方言的语态各有不同。此类研究移民语言的发展过程,为移民语言的发展趋势、语言混合趋势、移民语言的形成等理论研究提供了案例,也为其他移民语言、濒危语言的研究和存档提供了启示”。

第二,社会文化研究。山口大学小林宏至在“土楼建筑建造过程与亲族关系重组的社会人类学研究”课题中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考察客家建筑土楼的建造过程与客家人亲族关系的重组之间的联系。研究指出“中国福建省西南部的客家土楼是由多个宗族或一个大规模宗族建造而成的。这些土楼群的建造过程与宗族关系的重组密切相关。其研究揭示了特定土楼内的居住者在建造新土楼时,跨越多房的资金与劳动力的构成情况。这与以往讨论宗族时一般采用的视角不尽相同”。他还指出,土楼居住者可能是几代人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从而选出特定的祖先。与之相对,在土楼建造年代较新的情况下,没有呈现这一倾向。东京艺术大学片山和俊在进行课题“中国客家民居的迁移与居住形式的转变过程”研究时,分别于2005年在中国福建省西南部,2006 年在广东省北部,2007 年在广东省深圳市周边及香港郊区对客家民居实地走访调查。此外还和香港大学建筑系展开合作,通过此研究提出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考虑今后的客家民居和聚落的继承。茨城基督教大学志贺市子在“中国粤东地区无缘死者祭祀的偏差、传播与历史变迁民俗学研究”研究中重点研究了粤东广州[18]、潮汕[19]等地区的无缘死者祭祀。无缘死者,指的是无人祭祀的尸骨、漂流到海岸的遗体、无人祭祀的坟墓和牌位等。在该地区,埋葬这些无缘死者尸骨的坟墓和安放牌位的祠堂被认为是灵验的神。此研究揭示了包括客家文化区域在内的粤东地区各种不同的祭祀形式,考察了从清代到现代的历史变迁,并与中国台湾类似的信仰形式进行了比较研究。东北大学濑川昌久聚焦客家系名人,在课题“近现代客家名人的客家认同形成过程研究”中,以近代早期的客家人中的名人为题材,对民族认同及相关话语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分析与建模。研究对象为民国时期以广东省为中心的客家出身的政治军事著名人士。其中既有陈铭枢、张发奎等不论从地理上、语言上看都明显是作为客家文化集团出身的人物,也有一部分是从出生成长的地域文化环境来看很难认定是客家出身,只是从系谱及其他解释来看,被主张为客家系的人物,如孙中山、陈炯明等。

(三)海外区域视阈下的客家研究

如前所述,十九世纪开始华南地区越来越多的客家人到南洋谋生,随着客家人在东南亚等地的跨区域流动,也促进了客家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逐渐形成了以中国东南部地区为中心,辐射至东南亚各国的客家文化分布区域。也正因如此,日本学者的客家相关研究中,不乏以东亚、东北亚及东南亚地区为背景,在全球化视野下对不同国家的客家文化进行的对比研究,或是以日本为背景对移民日本的客家人的子女教育等诸多方面进行考察的相关研究。

日本中央大学远藤雅裕将主要研究对象放在了印度尼西亚,在课题“印尼客家语《客语陆丰方言》语法体系研究——与台海陆客家语的比较”中,以《陆丰方言》中用荷兰语记述的一百多年前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桑巴斯县所使用的陆丰客家语为研究对象,对书中所记录的客家语单词、例句,将荷兰语、英语与同一系统的现代中国台湾海陆客家语、标准汉语进行对照,具体将代词、介词、量词、补语、形容词、谓语等,与海陆客家语进行比较分析[20]。实现了客家语的跨国语言学对比研究。东京都立大学河合洋尚在课题“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关系的变化与‘大洋洲华人’形象形成”中,以大西地岛、瓦努阿图及南太平洋岛国为对象,探讨了从中国移居到南太平洋岛国对当地社会造成的影响,并就“大洋洲华人”展开研究。“1978年12月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逐渐恢复了交流。南太平洋岛国的华人开始进出中国,进入21世纪后,从中国前往南太平洋岛国的新移民剧增。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南太平洋岛屿地区出生长大的华人,切身感受到了与大陆上的中国人在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开始表现出‘大洋洲华人’的自我形象”[21]。河合洋尚的此旨在揭示华人作为“大洋洲华人”自我形象的呈现过程和现状。此外,其研究范围还包括越南等国家,以越南北部和海外华人农场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调查了六户具有越南北部背景的家庭,分别是海防的四户广东华人和海外华人农场的两户客家人,研究了中国人在越南北部的迁移和他们在迁移地形成的全球华人网络[22],并出版了著述《客家族群与全球现象:华侨华人在“南部地区”的离散与现状》[23]。三重大学荒井茂夫在课题“东南亚地区城市华人跨区域流动的实证研究”的研究过程中对东南亚地区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文莱等国家的华人跨国流动进行了研究,其中将华人中的客家人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在课题报告书中指出“包括客家人在内的华人对中国有强烈的归属感,同时对中华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四、结论

综合所述,日本学界对于客家文化的研究持续时间长、学者多、学术视野广阔、科研成果丰硕。整体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研究学者众多,研究机构多样。研究学者从最初的学者独立研究到合作研究的倾向明显。经过白鸟芳郎及诸多学者多年不懈的努力,如今日本学术界对客家文化的研究已有了相当的进展,一批批优秀论著纷纷问世,并形成老、中、青学者结合的中坚研究力量,形成了多个核心学者群。研究机构方面以高校为主,同时也有博物馆、研究中心等相关研究机构,各机构间紧密合作,且合作不仅局限在日本国内的研究机构间,还与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等国家的研究机构开展跨国合作。第二,从研究内容上来看大致为中国区域视阈下的客家研究及海外区域视阈下的客家研究。具体研究领域也从客家方言、传统建筑、民间习俗等客家历史文化等,学术视野广阔。第三,学者善于采取文献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整理文献时除中日文献外,还参考了东南亚等国文献。学者通常采用田野调查的方式进行详细的实地考察,以确保研究对象的原真性,然而由于新冠疫情爆发后,田野调查等考察方式无法开展,因此学者则采用相关文献资料收集与梳理,并与在日本的客家人接触等途径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日本学界的客家研究探讨及其成果述评,不仅仅对复现客家文化本身,还对于当前国内他者视阈下的日本学界客家研究的探讨具有借鉴意义,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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