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农民现代化转型:辨析、历史逻辑与路径选择

2023-02-18 23:01蒋文杰蒋重秀
关键词:现代化转型农民

蒋文杰,蒋重秀

(广东海洋大学 经济学院,广东 湛江 524000)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奋斗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但无论何种方面现代化,其核心终归是“人”,“人”是现代化过程的主体,所以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落脚点最终在农民的现代化转型。目前,学术领域尽管有一定数量的农民现代化研究成果,但相对于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研究始终不占多数,并且对农民现代化转型存在以教育积累或者收入提高等为标准的简单化认知倾向。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立足于文明碰撞下的被动选择和悠久的农耕文明土壤,对现代化主体之一的“农民”予以正确和全面的认识,把农民的现代化转型之路置于中国语境之下和传统文化之中,将对我国的乡村治理、建设和国家整体现代化道路的开拓提供本土化的逻辑。

一、农民现代化的概念辨析

“现代化”概念源于西方,指的是由传统向现代、由农业向工业、由现在向未来的转变,表现为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生活城市化、思想上追求自主意识和文化上则更尊重人性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基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社会背景,认为“现代化”是落后国家对世界先进水平的追赶过程,体现在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的变革;进一步的苏联的“电气化”实践催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概念。“现代化”被赋予了由大机器工业推动工农运输等各方面发展的具体内涵,苏联更是将其作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条件之一与苏维埃政权同等看重[1]。从西方对“现代化”的认知区别来看,可以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是生产力的进步,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背景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结构等的变动过程。这一过程在先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国家呈现不同的态势。率先掀起现代化浪潮的国家在这个过程获得“现代化”的话语权,是在发展基础上求发展;而后发展国家则体现为由落后向进步的追求。

国内对农民现代化的认识长期置于农业农村现代化范畴之下,缺乏单独的讨论。如以农业生产关系和形式的变革实现农民在经济领域的现代化转型;以农村治理改善引导农民在政治和主体意识方面的进步。国内尤其重视农民在经济领域的转型。人多地少的环境和长期稳定的农业文明传统形成了相当数量的小农群体,稳定和安全是东亚地区传统农民的追求。因而农民现代化转型在经济领域的实现则是“化小为大”,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同时兼顾小农户与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的有效衔接。小农的另一特征是分散,故而发挥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同样是农民现代化转型的重点领域[2]。更有学者将农民现代化理解为教育水平或素质能力的提高等[3]。不难看出,现阶段国内对农民现代化转型的理解倾向于方法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中国农民群体内含的精神和传统的重视而单纯强调各类生产要素的投入。所以,农民的现代化转型必须体现中国特色,不能单纯地将其与职业转化或能力提高划等号。作为后发展国家,需要承认中国式农民现代化具有与生产力进步条件下经济、政治和文化相适应的过程这一核心内涵,是由不发达到发达的体现,但同时中国式农民现代化是基于优秀传统价值的转型,要焕发农耕传统之中的社区互助、国家管理、道德传承等精神,体现追求公平、产权明晰的时代要求。

二、农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逻辑

中国农民现代化转型的问题源于近代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下传统农业文明在短时间内经历被动、剧烈的转型而产生。庞大的地理空间和剧烈的转型过程使得新的生产方式没能彻底促成农民的转型,而外源式的变革也意味着社会缺乏统一和充分的思想认识,因而,作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冲突最前沿的农民群体,其转型过程充满个体撕裂与社会冲突。随着现代化转型的实践,农民转型问题同样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讨论,大体上经历了“启蒙—浪漫—务实”的变动过程。

(一)清末至民国时期农民现代化转型的启蒙

清末至民国的数十年间,传统农民面临严重的剥削而不断破产。作为农业国家,农民以及农村经济又是当时任何一个政权所必须争取的群体和税收来源。为此,农民转型与民族国家的建设牢牢捆绑在一起。这一时期,对农民现代化转型的认识服务于政权建设,同时兼具以传统或西方理念为养分。1902 年~1906 年间,梁启超曾倡导“新民说”,认为国民公德缺乏,愚陋、怯懦、浑浊俯拾皆是,需以西方制度文化改变之;严复也曾倡导“群学”,主张“利民”“自由”和“平等”。鲁迅同样批判了传统国民性,倡导启蒙,并塑造了一些农民形象,借此鞭挞愚昧、麻木、奴性的国民性[4]。在革命与建设中,孙中山始终追求“主权在民”,认为这是新兴民主国家与封建王朝的根本区别,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虽然学术界与政界强调“民”,但并未特别区分农民或其他群体。当时农民占国民人口的大多数,所以可以认为是对农民转型的思考。

民国时期,乡村破坏之剧烈使得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农民群体之上,合作、自治与建设是这一时期主流。合作主义于19 世纪中后期兴起于欧洲,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影响下得到广泛传播。其在农民改造方面认为传统农民具有“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散漫特质,存在畏惧权势的心理,所以要通过各类合作将农民组织起来。乡村自治则是农村传统与西方宪政结合下的产物。中国有着“皇权不下县”的传统,而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汉人地主官僚地位的上升以及西方宪政的影响更是强化了地方主义倾向。清末至袁世凯时期以及民国后都曾以法令形式推行乡村自治,以发扬农民自主意识。乡村建设派,如梁漱溟等人认为:“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于完成,全在于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以及农民”[5]。他们将乡村建设目标直指中国农民的“愚穷弱私”,认为这是阻碍中国文明进步的根本原因。

(二)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探索实践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人在根据地的建设中就已经在探索农民的现代化转型。由于战争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农民工作更多围绕组织生产展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曾指出:“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由此需要无产阶级思想对其的引导和改造[6]。在边区建设过程中,则注重农民权力的塑造,重塑乡村权力主体,授权给农民。

新中国成立后,大范围推行土地改革,对农民财产权进行了一轮新的分配和确立,是对传统“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理想的实践。但由于乡村工作转向工业建设领域,加上朝鲜战争的爆发和长期不稳定的地缘环境,农民的转型在一定意义上并未处于优先地位。集体化改造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改造的不仅仅是制度本身,也包括对农民的教育和改造。与革命时期将农民视为革命天然动力不同,建设时期“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7]。总之,以集体化道路逐渐构建起苏式的集体农庄是农民转型的表现。另外,这一时期农民的转型具有“反传统”特征,在自上而下的运动式改造中,存在对传统的大程度的摒弃。对农民的改造和教育不能仅依靠农民自身,外部力量的注入同样重要。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农民现代化转型的意义是深远的,相关提法如“新型农民”“城乡青年结合”十分富有新意。

(三)新时期的务实发展

改革开放后,现代化和经济建设是我国的中心任务,生产力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是社会总要求。这一时期,农民的转型围绕个体解放、权利实现展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意味着家庭重新成为组织生产和经济结算的最小单位,标志着农户自主权利的实现。农民作为基层社区的组成部分,在新时期同样获得了自治权利。虽然早在民国时期部分乡村就已经推行了乡村自治,但这一权利的实现并不广泛,更多的成为大户或土豪劣绅谋求利益的工具。新时期的农村村民自治却是前所未有的,农民在“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中获得了现代权利的实现。

进入21 世纪,农民工作的中心是贫困治理。前期集中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低保兜底,后期则侧重于精准施策,鼓励农民个体能力的培育和发挥。党的十八大是农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节点。对低收入农民而言,扶贫先扶志;对普通农户而言,强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概念,鼓励职业农民的培育,推动农民由“身份”向“职业”转变。新时代更是对“传统价值”的重新审视与回归。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依据自己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决定”,由此,在乡村振兴的实践和现代化农民的培育中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并将其利用显得十分必要。

虽然在百年农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大众不断深化认识并持续探索,但在新时代仍然面临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农民人口总量多、二元格局下基本公共服务分配不均、农民个体意识在城乡差距冲击下形成撕裂感等多种问题。农民转型是文明转型中思想变动的个体映射,在吸收借鉴西方发展理论的同时,更需要回顾历史,在普遍性之中把握特殊性,让优秀传统价值在现代农民身上体现。

三、农民现代化转型的中国特色

(一)人口规模大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是有别于西方的主要特征[8]。虽然我国的大城市尤其在东南沿海地区按照西方标准现代化程度已经较高,但人口规模巨大这一特征仍然适用于农村和农民。在清末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民人口始终占据总人口的绝大部分。1949 年农民人数占比近90%,绝对数超4 亿;至2022 年,农民人数占比虽下降至34.78%,但其绝对数仍然接近5 亿。这一人口规模远超任一发达国家的任一历史时期,因而要深刻认识到我国的农民现代化转型之路难度大且无具体经验借鉴,要准确把握农民现代化转型中的中国特色。

(二)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长期以来,农民工作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本思想的具体实践,这也是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之路的典型特征。西方的现代化过程在经济伦理的核心是“自由竞争”,使得工业化早期的西方社会充满不平等与矛盾。西方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更是在其著作《人口论》中阐述了对弱势群体的道德要求,反对政府对穷人的接济以及主张降低穷人生育率。虽然当下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了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可以将其视作过去两百年间对弱势群体忽视的补偿。在中国的传统价值中,对弱势群体的扶助体现在思想与实践的各方面,孔子在《礼记》中就描绘了“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这一思想的实践长期在农村社区治理乃至孙中山革命纲领中得以体现直至今日。

(三)国家有效干预与基层自治的有机结合

“皇权是否下县”的讨论是对农民如何融入社会的探讨。在传统中国社会存在国家秩序和乡土秩序两种力量,力量冲突的边界则是农民主体地位的落脚点,或者成为原子化的个人纳入大共同体管理,或者作为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参与对大共同体的博弈[9]。欧美国家的农民是个人主体意识发挥较彻底的群体,美国因其移民国家传统和稳定的地缘环境使得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将大量农民转化的市民,而农民自身在农村社区中仍保持较强独立性,其发展依赖工业化与城市化溢出;欧洲的农民则表现出较强的“集权”特征,中世纪采邑制传统和战后公共政策制定使得欧洲农民现代化转型变得更有团体性质[10]。在中国,“编户齐民”意味着农户不再是分散的原子,而是纳入国家管理的一个“细胞”,中央政权在面临农户分散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时虽然让渡一定权力至宗族或乡村社区,但政府权力的边界永远向基层倾斜。

(四)传统伦理价值的体现

从传统之中寻求有益的价值是面临工农业文明冲突时解决农民思想问题的重要方向。民国时期梁漱溟便要求以儒家伦理精神弥补资本主义的精神价值缺失。虽然早期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伦理体现了开拓奋进的特质,但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矛盾的积累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使得资本主义出现合法性危机。与之相比,中国文化早熟、理性、中庸,适合长远发展[11]。早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建设中同样有选择地发挥传统价值。马克●塞尔登在对延安道路的阐释中提到“有选择地利用农民传统来推进工作”,这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在乡村工作上的重要方针。所以,将传统优秀文化价值融入到当下农民的精神世界中去,促进工农业文明的和谐交融显得十分必要。

(五)粮食安全

马克思认为小农是小生产、经济地位低、利益重叠小、交往空间窄的群体,因而小农重稳定、缺乏创新和进取意识,是阻碍农业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但是必须承认,处于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传统农业国家,面临各类自然风险和不稳定的农产品收成,安全必然成为农民的第一追求。直至现代,作为人口大国,必须认识到“民为国基,谷为民命”“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粮食红线决定了中国式的农民现代化之路绝非单纯的利益导向,更不是一味地让农民成为市民,也不是让农业生产者成为产业工人,而是要保证最基本的农业生产,避免工商业经济对农业农村资源的挤占和对农民身份的单纯转换。

四、中国特色农民现代化转型的路径选择

(一)农民现代化转型主体的准确识别

讨论中国式农民现代化转型,必须明确“谁是农民”。随着城乡流通壁垒的降低,农民身份的界定以及农户群体内部的分化逐渐复杂。倘若继续以户籍作为“农民”界定标准,则“农民”可分为居住在农村且从事农业生产工作、居住在农村但不从事农业生产工作以及居住在城市从事非农工作三大类;倘若以是否从事农业生产工作为标准,“农民”又可分为城市户籍农业工作者以及农村户籍农业工作中。另外,必须认识到户籍也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村小组成员身份的证明,是经济权利、土地权利和政治权利的集合,所以,农民身份的准确识别在一定程度上是公民权利的梳理与组合。要将农村这一地理空间中的“人”精准识别,梳理并明确各类权利,区分出真正从事农业服务农业的“大多数”,以他们为主体进行现代化转型的引导和教育。

(二)以优秀传统价值构建中国式农民现代化话语优势

“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西式的农民现代化转型道路绝非唯一,简单地借鉴他国的经验方法只会影响本国道路的正确选择。农村是人情为纽带的“熟人社会”,而城市则是契约为规范的“陌生人社会”。传统农民往往欠缺显性契约精神,重视人情、血缘或地缘等。当城市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发生碰撞时,农民的撕裂感也逐渐体现,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也被提高。以契约、竞争等为核心的工业文明伦理可溯源至希腊和罗马传统,“拿来主义”对中国而言终究“水土不服”。农耕时代形成了以儒家文明为代表的道德体系,发掘这一道德体系的价值并将其融入到国内市场经济建设和农民转型上,在当代多元化的精神世界赋予中国土壤,并由此将农民现代化转型成果转为话语优势。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选择

人是现代化的行为主体和根本对象。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的逻辑,是将人的现代化视为现代化的本质和核心内涵。在农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既要满足其物质文化需要,也要追求精神上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既要将发展的蛋糕做大,也要分好蛋糕,强调“以人为本”,兼顾效率与公平。

(四)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式现代化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是党的领导。传统农民有着浓厚的家族和社区传统,“家国之情”于个人首先是家庭和宗族的成员,其后才是国家的组成,即以自我为圆心向四周扩散的差序格局。因而中国农民难以作为原子化个体融入国家治理体系,而小共同体倾向产生的“土围子”从长期来看仍然是不合适的,所以在基层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协调各方领导全局的作用,整合各方利益,推进基层村民自治和主体意识培育的有机结合。

(五)从实际出发增强中国式农民现代化的战略定力

百年来中国式农民现代化转型不仅仅是解决农民贫困问题,更是在探求以农民转型为主体的农业农村建设道路和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道路。对中国而言,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就是数亿农民的转型,这是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百年来,在吸收传统价值和借鉴西方经验的螺旋式前进过程中,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解决了农民贫困、城乡分割和共同富裕等问题。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征程上,以农民的现代化形建新发展格局的内生动力,以现代化成果增强中国式农民现代化的道路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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