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与明代滁州的讲学活动

2023-02-20 03:31陶会平陈光锐
滁州学院学报 2023年6期
关键词:阳明心讲学滁州

周 凯,陶会平,陈光锐

黄宗羲在其学术名著《明儒学案》中云:“有明事功文章,未必能越前代,至于讲学,余妄谓过之。”[1]序七在王阳明和其好友湛若水的大力推动下,明代的讲学活动蔚然兴起。正德八年(1513)冬,阳明来滁任南京太仆寺少卿,闲暇之余,广纳门徒,开展了讲学活动,“旧学之士皆日来臻,于是从游之众自滁始”[2]123。阳明走后,阳明后学们在滁创建了祠堂和书院,并以此作为阳明学派的讲学据点,举行了众多的讲学活动。阳明学派在滁的讲学活动较为频繁,至少有三个高峰时期,分别是:正德时期王阳明的讲学,嘉靖中期阳明亲传弟子的讲学,万历后期阳明再传弟子周汝登的讲学。另一方面,阳明心学在滁州的传播过程中,开始也并不顺利,它遭到了当地学者、程朱和甘泉等其他学派的非难和压制。

一、讲学与传播

(一)王阳明的讲学

正德八年(1513)十月,王阳明来滁就任南京太仆寺少卿,督理马政,闲暇之余,开展了大规模讲学活动。阳明在滁期间,参与讲学活动的人士,不仅有大量的滁州籍弟子,还有许多来自外省的弟子。[3]这些外省弟子中除了徐爱、蔡宗兖、朱节等一批早期的浙江籍王门弟子外,还有从几千里之外赶来的湖南籍弟子,所谓:“四方弟子,从游日众。”[2]982对于滁州的讲学盛况,阳明的弟子钱德洪在《阳明先生年谱》中有这样的描述:

“滁山水佳胜,先生督马政,地僻官闲,日与门人遨游琅琊、让泉间。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歌声震山谷,诸生随地请正,踊跃歌舞,旧学之士皆日来臻,于是从游之学自滁始。”[2]1236

正德九年(1514)春,阳明的讲学好友湛若水路过滁州,在南京太仆寺与阳明夜论儒释之道。对于阳明在滁州的讲学情况,作为亲历者的他这样评价:“阳明迁二南太仆,聚徒讲学,有声。”[2]1430

阳明在滁仅六个月,讲学时间虽不长,但对于整个阳明学派来说,意义重大。“滁阳为师讲学首地”[4],阳明在滁州的讲学实则开启了阳明学派的讲学模式。“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2]1574,在滁州的讲学,为阳明教法“三变”中重要的一变。

对于滁州来说,阳明的讲学影响深远。阳明的讲学不仅带来了新的理学思潮,也开创了滁州的书院讲学之风。阳明在滁的讲学活动,激发了阳明后学和仰慕者在滁讲学的热情,他们纷纷仿效阳明,在滁开展了众多阳明心学的讲学活动,使得滁州成为阳明心学传播的热点地区。阳明后学们以此为契机,在滁建祠堂、立书院、办讲会,使得滁州成为阳明心学的圣地与名区,王阳明也因此成为滁州历史文化中的风标性人物。

(二)嘉靖中期阳明亲传弟子的讲学

阳明心学之所以能在明代中后期风行天下,固然与阳明心学本身的学术吸引力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其弟子们开展的大规模讲学活动不无关系。阳明殁后,其弟子们在各地建祠堂、立书院、开讲会,坚持不懈地传播阳明心学,滁州也受到此风潮的影响。嘉靖十三年(1534),阳明弟子戚贤在滁州的属县全椒创办了南谯书院。嘉靖十五年(1536),在南京提学御史闻人铨、戚贤等人的努力下,在滁州丰山幽谷中创建了阳明精舍(有时亦称阳明祠或阳明书院)[5]557,两者日后都成为阳明后学们的重要讲学之所。

戚贤,字秀夫,别号南山,晚更号南玄,滁州全椒人,与阳明高弟王畿为同榜进士。在刑科都给事中任上,戚贤因举荐王畿等人,而被指为“伪学小人,党同妄荐 ”[6]612,从而遭到贬谪,也因此与王畿关系极为密切。他于嘉靖二十年(1541)致仕还乡,因为他的关系,王畿、钱德洪、罗洪先、唐顺之等诸多阳明高弟都曾来全椒讲学,“凡士友往来滁岭者,必迂途造兄之庐,以考德问业为事”[6]571。尤其是王畿,一生酷爱讲学,他曾多次来全椒南谯书院讲学。戚贤“每岁必期余(指王畿)一往南谯,与诸同志为旬日之处”[6]571。由于戚贤在当地的影响力,全椒参与讲学的士人众多,“每予(指王畿)至,必群邑中士友子弟百十辈”[6]615。考虑到全椒人口的规模,很可能全部的生员都参加了讲会。由于诸多王门名士的到来以及众多当地士人的加入,全椒的讲学活动一度很兴盛,南谯书院也因此被黄宗羲列为王门九大讲学书院之一。[1]578

嘉靖三十一年(1552),江西永丰人吕怀来到滁州出任南京太仆寺少卿。他是湛若水最知名的弟子,与阳明弟子交往密切,他来滁后扩建了滁州的阳明祠,滁州许多士子也乐于追随其左右。由于他的接引关系,阳明弟子相继来滁开展讲学活动。嘉靖三十一年(1552)重阳,王畿和钱德洪至全椒,此时戚贤已身患重病,但仍然坚持参加了王、钱二人在南谯书院里举办的讲会。[6]570嘉靖三十二年(1553)二月,戚贤去世,王畿从绍兴前来吊唁,随后和吕怀等人在南谯书院举行了讲会,接着又赶赴滁州阳明祠,参加了由吕怀主盟的“滁阳会”。[6]692同年十月,钱德洪与宣城人贡安国来到滁州,吕怀再次召集滁州士人在阳明祠下举办了讲会。[2]1345嘉靖三十三年(1554)春,王畿再次来到全椒,祭拜戚贤。[6]610以王畿“无一日不讲学,不会友”的性格[6]序,此次来全椒也必有讲会活动。可见,嘉靖三十一年(1552)至嘉靖三十三年(1554)间,阳明弟子在滁州讲学活动频繁。

(三)万历后期阳明再传弟子周汝登的讲学

周汝登,字继元,号海门,浙江嵊县人。虽被黄宗羲列入泰州学派,其实学术上继承了王畿的思想。在阳明二代弟子中的学术影响力仅次于罗汝芳,为万历中后期阳明学派的领袖人物。

虽然《神宗实录》中记载了万历四十四年(1616)二月,周汝登由南京尚宝卿升为南京太仆寺少卿。[7]但实际上,他直到万历四十五年(1617)六月才到任。[8]周汝登来滁后,不仅恢复了王阳明初建的来远亭,还对滁州的阳明祠进行了制度化的管理,并编写了《滁阳王文成公祠志》。[9]在滁期间,周汝登“与滁之刺史、博士弟子员,月会学知堂,共究文成宗旨”[10],其组织的讲学活动再次推动了阳明心学在滁州的传播。全椒和来安二县的优秀士子也闻风而来,全椒籍的举人金九陛、鲁国俊和吴道昌,来安籍的举人王化振,皆为两县一时之才俊,都参加了此阶段的讲学活动。万历四十六年(1618),在周汝登的推动下,全椒、来安两县分别新建了望阳书院和景濂书院,其中周汝登为望阳书院题写了匾额,并撰写了《望阳书院记》。[10]两个书院都聘请了郑朝聘作为书院的主讲。[11-12]郑朝聘,诸生,南京江浦人,为周汝登和焦竑的弟子,“尝讲学明德会馆,大江南北从游者众,称为艮岳先生”[13]。可见这两个书院都是以传播阳明心学为主。无论是对滁州阳明祠进行制度化的管理,还是创建讲学书院,并聘请专人授课,都显示出周汝登为了使阳明心学在滁的传播能够常规化和持久化所付出的努力。

(四)在滁开展的其他阳明心学讲学活动

明代中后期,随着《传习录》等阳明心学著作的广泛传播,许多并无阳明学师承的学宦,由于仰慕阳明其人,阅读其著作,认同其学说,并加入到传播阳明心学的讲学活动中来,例如南京太仆寺官员赵釴和盛汝谦就是这样的例子。赵釴和盛汝谦都是安徽桐城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阳明学者,但他们都是阳明心说的崇信者。赵釴在《重修阳明书院记》中,就表达了对阳明学说“祗服久矣” 的敬仰之情。[14]543在拜谒滁州阳明祠后,目睹阳明祠破败严重,决定重修阳明祠,并捐俸力促此事。[14]543在滁期间,“每朔率诸士阐明良知之学,滁士为之兴起”[15]。嘉靖四十二年(1563),阳明之子王正亿经过滁州,拜谒了阳明祠,时任南京太仆寺少卿的盛汝谦邀请他参加了宴会。在会上盛汝谦赋诗一首,“余(指盛汝谦)亦此韵,以识私淑云”[14]724,表达了对阳明的仰慕之情。盛汝谦在滁任职期间,“日集滁士人,讲明理学”[16]。

由于明代实行两京制,南京太仆寺设于滁,琅琊山和醉翁亭名扬在外等诸多因素,明代滁州对外的文化和学术交流异常发达。不少文学名人和理学大家都曾来过滁州。《明儒学案》收录了有明一代知名的学者,而在其所罗列的阳明后学中,徐爱、蔡宗兖、朱节、冀元亨、钱德洪、王畿、罗洪先、唐顺之、薛侃、聂豹、程文德、周怡、唐鹤徵、祝世禄、焦竑、邹元标、耿定向皆来过滁州。更有甚者,比如祝世禄,曾自述:“三年逐行役,十度过滁州”。[17]另外《明儒学案》中记载的穆孔晖、殷迈、徐用检、周汝登等阳明后学,都曾来滁出任过南京太仆寺官员。而《明史·儒林传》中被列入阳明学派的吴悌和蔡悉也曾在南京太仆寺任过职。①

有些来过滁州的阳明后学,例如钱德洪、王畿、罗洪先、唐顺之、周汝登等都有来滁讲学的确切记载。而其他没有在滁讲学记载的阳明弟子,并不代表他们一定没在滁州讲过学,也可能只是没有留有记载的资料而已。对阳明弟子而言,每到一地,传播阳明心学是他们的使命,讲学问道是他们的日常。滁州作为阳明的“讲学首地”和“先师讲学名区”[6]32,并拥有数百名阳明的亲传弟子,且丰乐亭旁立有阳明祠,这些外地的阳明后学们,来滁拜谒先师阳明后,在滁讲学的可能性非常大。

在南京太仆寺任职的阳明弟子,在滁收徒讲学的几率则更高,时间也更长,影响也更大。例如前文所述周汝登在万历末期的讲学,又如徐用检万历年间来滁任职时,也有“转太仆、太常,收士甚多”的记载。[18]在周汝登和徐用检来滁任职时,他们的好友邹元标和沈懋孝曾写信给他们,在信里都提到阳明在滁州讲学,并鼓励周汝登和徐用检要像阳明那样,在滁继续开展讲学活动。[19-20]由此可见,在阳明后学看来,来滁任职仿效阳明讲学,不仅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荣誉。除了前述这些对阳明心学理论颇有建树的阳明后学外,还有其他许多并不以阳明心学见长,但又都是阳明后学的官员来滁任职,例如朱廷立(太仆少卿,阳明弟子),萧廪(太仆卿,欧阳德弟子)、赵志皋(王畿弟子,太仆丞,后为内阁首辅)等人。他们同样会对滁州阳明学的讲学活动和传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从阳明后学来滁的讲学人数和频率上看,明代滁州是阳明心学讲学活动和传播的发达地区。

二、排抑与压制

嘉靖三十八年(1559)左右,太仆少卿赵釴来滁时,目睹阳明祠破败严重,在和知州应鐎商量后决定重建,令他感到意外的是:阳明新祠竣工时,想象中众多学子前来祝贺的盛会并未出现,与此相反,“窃以士不至为叹”[14]543,竟然没有滁州的学子前来道贺。这个事例提示我们,阳明心学在滁的传播并不是毫无波折,它曾遭到了多方的反对和抵制。

阳明的心学是以批判官方正统程朱理学的面目而出现,所以阳明在世时,已不断遭到朝廷的打压。至阳明殁后的嘉靖八年(1529),官方对阳明学派的迫害达到了顶点。嘉靖皇帝下诏:“守仁(王阳明)放言自肆,诋毁先儒,用诈任情,坏人心术,……敢有踵袭邪说果于非圣者,重治不饶。”[21]不仅从官方上判定阳明学术为“邪说”,身后的恤典也一律革除。所以,整个嘉靖朝,尤其是前期,阳明后学开展讲学活动是要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除此之外,在滁各种非阳明学术群体对阳明学的态度和反应,也同样会影响到阳明后学在滁讲学活动的效果。

(一)本地学者对阳明后学讲学的排斥与疏离

被朝廷定性为“伪学邪说”的阳明心学,在地方上的传播成功与否,与当地是否有举足轻重的学术领袖愿意出头接引有很大关系。以滁州的全椒县为例,戚贤把尼姑庵改建为南谯书院,邀请许多知名的阳明弟子来此讲学,在嘉靖中期就推动了整个全椒学术风气转向了阳明学。而同样作为滁州属县的来安,因为没有像戚贤这样的阳明弟子,一直要到万历末期,在周汝登这样知名的阳明学者外在的推动下,才有了讲学的记录。而随着戚贤的去世,参加南谯书院讲学的士人也是“渐致零落”,从王畿感慨南谯书院“今法堂前不止草深一丈矣”[6]301,亦可推断全椒大规模的讲学活动基本上停止了。这同样也显示:对于学术的传播来说,一个有影响力的学术领袖对当地某个学说的兴衰有着很大的关系。对于滁州本州的阳明心学传播而言,正是缺乏这样的当地学术领袖。

明代尤重甲科,甲科即进士。阳明最著名的弟子中,除泰州派王艮外,其他全都是进士出身。滁州阳明弟子众多,其中孟津、周冕、田鳌拥有举人的功名,但却没有获得进士的弟子。当年阳明在滁接触的滁州籍学子中,唯一考取进士的是孙存。孙存,字性甫,号丰山,仕至河南左布政。孙氏为明代滁州首屈一指的科举家族,孙存的祖父孙允恭,父亲孙序均为举人,而其弟孙孟亦为进士。孙存为孙氏家族中科举功名最高,官阶最高的家族成员。正德八年(1513)秋,即王阳明来滁前,孙存考中举人,而正德九年(1514)四月,阳明离开滁州时,孙存刚考中进士。作为当年唯一位获得进士身份的滁州学子,孙存必定是阳明最想纳入门下的弟子。但早在正德二年(1507),孙存在其父孙序的要求下拜入南京太仆少卿杨廉的门下。[22]杨廉是一位知名的程朱学者,因其渊博的学识而被列入《明史·儒林传》。虽然杨廉是阳明父亲王华的门生,但并不喜阳明的心学。在写给孙存的信中,他表示:“吾人为学,只以程朱为法,绝不误人。”[23]孙存认同杨廉的看法,在写给杨廉的回信中,孙存写道:“至于聚徒讲学各立门户,则每每摘其一句一字之差,而非之。至于大议论,如格物、致知、尊德性、道学问之类,则嚣然以为偏且烦,而欲反求于玄远,不可诘辩之地,……聚生徒而立门户,开口讲论,则取程朱之言,而驳之以为高,而已哉,此某之所惑矣。”[24]这里被孙存批评聚徒讲学的人,显然指的就是阳明。对于阳明的心学,孙存认为不过是“程朱蚤尝学焉,而竟弃之者”[22]。当阳明高弟聂豹把他的《大学新注》寄给孙存时,孙存回信道:“旧闻在怀,不能遣去”,表示自己只认同程朱旧说,无法理解聂豹新说,并说“固不欲专主新说,以立门户”,委婉地批评了阳明心学的标新立异。[24]

胡松,字汝茂,号柏泉,嘉靖八年(1529)进士,是另一位对明代滁州政治和学术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滁人。在山西参政任上被贬为民后,他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回到滁州。[25]199直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才因朝廷重新启用而离开滁州,此间居滁长达十七年之久。[25]209胡松曾出任过主管山西教育的提学副使一职,回乡时年仅40岁。作为当时滁州为数不多且年富力强的居乡进士,胡松对当时阳明后学在滁讲学的态度尤为引人注意。

胡松曾为《阳明先生年谱》写过《序》,也为它的刊刻出过不少力。[25]43因为对良知的“已发”和“未发”的看法不同,阳明的两大弟子王畿和聂豹发生了论战,王畿收集了此次论辩双方的书信并汇集成书,胡松为此书写了《刻良知议辩序》。[25]45从这些资料看,很容易得出胡松是阳明学说信徒的结论,但仔细分析下,情况却并非如此。胡松和阳明私淑弟子罗洪先,同为嘉靖八年(1529)进士,又都有为官被贬为民的经历,所以两人关系十分密切。罗洪先为了《阳明先生年谱》能够顺利出版,于是向时任江西巡抚的胡松请求帮助。[2]1366而《刻良知议辩序》也不过是胡松回王畿之请,而完成的应酬之作。

嘉靖八年(1529),朝廷认定阳明的学说为“邪说”,并夺去阳明身后的一切恤典。在阳明弟子们看来,此次事件的幕后黑手应属当时的吏部尚书桂萼。而胡松在江西巡抚的任上,路过安仁县时,却专门安排人重修了桂萼的墓,并亲自撰写了墓表。[25]263胡松显然是了解桂萼与阳明之间的矛盾,对此他还做了一番解释。[25]263正如前述,明代滁州是阳明后学们开展讲学的发达地区,而居乡多年的胡松,并无一次参会的记录,相反胡松对阳明弟子们的讲学颇为不满。他曾为罗洪先出版过《念庵文集》,在其《序》中他写道:“学者执德不怛,少悟即歇乐其简捷,谓良知即行。徒知执灵明以为用,假精魄以为神,……而其高明颖异者,又或时出微言妙论,以佐其狂,……其害不知视杨墨为何如也!”[25]49文中所批评的种种学者跑偏的讲学行为,显然就是阳明弟子所为。为王门“公敌”桂萼修墓和写墓表,和阳明弟子们的讲学活动保持一定的距离,并隐晦地批评他们,一再表现出胡松并不是阳明学说的信徒。而在他的《胡庄肃公文集》中,留有他多次表示其是湛若水的弟子的记载。[25]229,279

(二)湛若水及其后学在滁州的讲学活动

湛若水是阳明的生前好友,也是明代中后期另一位著名学术大师,其学派也称为甘泉学派。早在阳明在世时,湛、王二人就因为学术观点的不同,而发生过多次的辩论。这种学术间的分歧也广泛地存在于二家的弟子中,但至少一代弟子们还能保持礼貌性的团结,因为彼时二家都面临着众多程朱学者的质疑和攻击。随着阳明学派的日益壮大,程朱学者质疑的声音逐渐降低,而湛氏弟子反对的声音却日益强烈,二家分歧由学术的异同逐渐演变为对学术话语权的争夺。

湛氏及其后学们在滁的讲学活动,无疑对阳明后学在滁的讲学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湛若水曾有两次来滁的记载,首次来滁时正值阳明在滁讲学,由他评价阳明在滁讲学的情况来看,他那时很可能已在滁州学子中讲过学。因为他在南京做官多年,滁州籍学子投入其门下的不在少数。比如曾参与阳明滁州讲学活动的孟源、孟津两兄弟,都曾拜入湛氏门下。湛氏《湛甘泉先生文集》中留有多次孟津参加讲学活动的记载,从湛氏对孟津“经年学不归”的描述来看,孟津从学于湛氏的时间并不短。[26]另外滁州儒学世家卢氏家族的卢守益、卢守约和卢守愚三兄弟,也曾参与湛氏在南京的讲学活动。[27]而全椒的进士吴藩,曾任南京兵部主事,正是湛氏的属下,他也曾向湛氏问过学。[28]戚贤也曾多次写信给湛氏,向他讨教王、湛两家学术异同的问题。[29]由此可见,湛氏的学说在滁州也有很大影响。

由于吕怀接引的关系,嘉靖三十一年(1552)左右,滁州的阳明后学讲学活动频繁。吕怀曾任南京国子监司业,所以来滁任职后,身边迅速聚集了一大批滁州学子。[26]93湛若水另一位重要的弟子蒋信,在给南京的同门何迁的信中写道:“及承吕巾石(吕怀)、胡白(柏)泉(胡松)手简,甚厌诸讲学者,虚谈无实,其言多为释氏夸大,若无尧舜孔子。”[30]可见同为湛氏弟子的吕怀和胡松,对阳明弟子在南都的讲学活动,颇有微词。

许孚远是湛氏第二代中最知名的弟子,他是王学殿军刘宗周的老师,曾在万历二年(1574)来滁任太仆寺丞。许孚远是唐枢的弟子,而唐枢学术的观点是“讨真心”,力图调和王、湛两家的学术观点。许孚远对阳明本人充满敬意,但十分反感王畿、周汝登等良知现成派的学术观点。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许孚远与周汝登在南京开展了“九谛、九解”的论争。其来滁时正值阳明来滁讲学满一个甲子(六十年),为此他仿效阳明的做法,汇聚了州学的学子们,在阳明书院开展了讲学活动。[31]

万历时期,排斥阳明学派最激烈的是湛氏的二代弟子,尤其是唐伯元和杨时乔,他们均为吕怀的弟子。在反对阳明从祀孔庙而向朝廷上的奏折中,唐伯元批评阳明:“守仁言良知新学,惑世诬民,立于不禅不霸之间,习为多疑多似之行。”[1]1002而《明史·杨时乔传》中载:“时乔受业永丰吕怀,最不喜王守仁之学,辟之甚力,尤恶罗汝芳。”阳明心学往往被人诟病的一个原因,就是掺入佛教的观点,而被人讥讽为禅学。杨时乔在万历十四年(1586)来滁任太仆寺丞,在新建的阳明书院里留下了这样的诗句:“两字良知口上传,倒持如意论群贤,悟迷不出西来意,同异谁为合一篇,绝学何人求是处,争端此际起言边……”并在第一句下注释道:“阳明居越,尝执如来杵讲学。”[14]616其诗就是讽刺阳明心学不过是争立门户,引禅入儒。万历十二年(1584),朝廷正式批准阳明入祀孔庙,而万历十三年(1585)南京太仆寺卿萧崇业刚刚修缮完滁州的阳明书院。杨时乔此番在阳明书院题写讥讽阳明诗句的行为,显然表现出他对阳明的心学和讲学活动十分不满。

(三)在滁程朱理学家对滁州阳明心学讲学活动的反应

由于南京太仆寺的存在,滁州早期阳明学的讲学活动存在着一些来自官方的阻力,这些阻力常常又来源于程朱学者,他们往往对阳明学派的观点持批评的态度。阳明在南都时,曾有一个著名反阳明学的学术团体,以魏校为首,成员包括夏尚朴、余佑等人。嘉靖八年(1529),夏尚朴来到滁州任南京太仆少卿。[5]539面对向他问学的滁州阳明弟子,夏尚朴批评阳明心学已非孔孟之道:“吾道自当尊孔孟,世儒(意指阳明)容己入申韩。”并且告诫这些当年曾追随阳明的弟子们:“惊涛有岸回头是,末路多歧信步难。六经炳若丹青在,擬共将心向此安。”[32]并且他在滁州州学里聚众讲学,可以认为是试图扫除阳明心学在滁的影响。在其《东岩诗文集》里,记载着他在滁州州学讲学的言论。在《示滁州学诸生》中,他批评阳明:“近时诸公论学乃欲取足吾心之良知,而议程朱格物、博文之论为支离,其何以开圣人之知见?扩吾心良知、良能之本然?”接着告诫州学的学生们说:“此乃入门欵,于此既差是,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33]

滁州阳明祠自建成后,历经数次修缮,而这些修缮大都由太仆寺官员主推而成,但阳明祠初建时,独独缺少太仆寺官员的身影,这或许正是因为当年太仆寺卿胡铎的缘故。胡铎,字时振,号支湖,嘉靖十三年(1534)出任南京太仆寺卿,十五年(1536)卒于任。“支湖、文成同邑,而议论不相合,其《异学辩》为文成而发”[34],胡铎和阳明虽为余姚同乡,但反对阳明的学说,斥其为“异学”,所以在滁期间,不愿为阳明祠堂的创建而出力。

在吕怀来滁前,长洲人章焕于嘉靖三十年(1551)出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其在滁有五年之久,却未见其有参与过吕怀及阳明后学在滁的讲学活动的记载。相反,他曾立过《逊学箴》碑 (可能在吕怀走后),此碑现已不存,但据看过碑文的清人描述章焕立此碑的目的是:“时王学盛行,往往抨击古人,是箴盖以规之。”[35]此碑正是章焕为了压制由吕怀引发的滁州阳明后学的讲学风潮而立。这也或许可以解释嘉靖三十八年(1559),阳明书院重新修缮完工后,竟然没有多少滁州学子前来祝贺的原因。

三、结语

讲学是王阳明一生最在意的事,其生前一直鼓励和督促弟子们开展讲学活动。由于没有成功吸纳滁州学术领袖孙存和胡松,加之众多程朱学者和甘泉学人的存在,阳明后学在滁的讲学活动一开始并不顺利。但阳明后学们以书院为据点,或邀请阳明心学的名家来滁讲学,或任职于滁聚众讲学,不断扩大阳明心学在滁的影响。众多学者莅滁讲学,带来了多元的思想和文化,吸引了更多滁人加入到学术的交流和论争中,不仅推动了滁州阳明心学的深入发展,也促进了明代滁州思想和文化的繁荣。

[注 释]

① 徐爱、蔡宗兖、朱节、冀元亨等早期阳明弟子来滁的资料,可参见《王阳明全集·滁州诗》中的内容。钱德洪、王畿、罗洪先、唐顺之等阳明弟子来滁的资料,本文已有介绍。程文德、周怡、唐鹤徵等人的文集中都有关于滁州诗歌,可证明他们当年来滁的事实。《南滁会景编》中有祝世禄、焦竑、邹元标的诗歌或散文,亦可见他们曾来过滁州。穆孔晖、徐用检、周汝登、吴悌、蔡悉、朱廷立、萧廪、赵志皋等人在滁任职的资料,可以在各朝的《实录》找到。薛侃于嘉靖十六(1537)年曾来滁拜谒阳明祠,戚贤在《南京太仆寺志》卷九《阳明精舍》中有提及。嘉靖四十四年(1565)四月,时任南京提学御史的耿定向来滁校士,可见其《观生记》嘉靖四十四年(1565)条。宋仪望《华阳馆文集》卷十一《双江聂公行状》中载:“己酉(嘉靖四年),(聂豹)始招入为福建道监察御史,……寻差往应天等处,稽查马政。”杭淮在嘉靖四年(1525)曾任南京太仆寺卿,其《双溪集》卷八有《陪聂侍御饮滁山僧舍》一诗,诗中有“壑转林廻石径微,追陪骢马到岩扉”句,此诗中杭淮“追陪”的聂侍御正是聂豹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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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涵濡:群玉书院的讲学探索与反思
大数据视域下阳明心学主题挖掘及作者发现研究
阳明心学的现代性意蕴
《滁州学院学报》征稿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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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智慧与共同命运”首届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在京举行
黄舒昺书院讲学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