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编辑学思想新思路
——评《当代编辑学家学术思想研究》

2023-02-20 05:38张雅寒
平顶山学院学报 2023年6期
关键词:学家理论研究

张雅寒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务处,河南 郑州 450046)

移动互联网技术推动下的碎片化、数字化等新型阅读方式,给图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海量信息和内容的获取变得更加便捷,而如何当好信息的把关人,为读者提供更优质的内容服务,仍离不开扎实的编辑学理论知识和系统的编辑学体系。虽然1949年出版的《编辑学》就已经开启了中国编辑学的研究之路,但并没有逐步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学科构建,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学界才迸发出对编辑学的空前热情与关注,编辑学的研究才开始逐步走上正轨。如果将编辑学研究看作未来图书编辑出版转型发展的基础,那么编辑学家正是进行系统编辑学研究的基石。

姬建敏老师的新著《当代编辑学家学术思想研究》一书首次对我国第一代编辑学家的思想做了系统化的追溯和描述,开创了编辑学家思想研究的新形式,深刻展现了当年筚路蓝缕的前辈们深耕编辑学研究的不易。姬建敏老师作为《河南大学学报》的资深编审,一直探索编辑学理,同时专注于编辑学家思想的研究,这本书正填补了有关编辑学家思想研究领域的空白。《当代编辑学家学术思想研究》以“在编辑学理论研究和理论构建中有一定创建和造诣的专家、学者”[1]7为总标准,遴选了12位编辑学家为研究对象,并将其分为行业管理型编辑学家(刘杲、邵益文、蔡学俭)、业界大师型编辑学家(阙道隆、戴文葆、林穗芳)和学界研究型编辑学家(王振铎、任定华、刘光裕、王华良、杨焕章、宋应离)三类。人物资料取舍以“重点展现当代编辑学家的编辑学学术思想”[1]8为总原则,对于人物学术思想的评价,则“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对编辑学家学术思想评价尽可能客观、公正;对学术观点、学术造诣,尽可能不溢美,不掩过”[1]8。细读此书,不仅被姬老师对编辑学研究的执着与学识所触动,更由此引发了对前辈们编辑学思想的兴趣与思考。

一、“先行者与探讨者”:探索编辑学起源,界定编辑学概念

概念的界定与起源的探索是一门学科成立的先决要素,只有追溯并厘清编辑学的源头,并据此提出客观、准确的概念,才能证明编辑学的真实存在并值得继续深入研究。《当代编辑学家学术思想研究》着重梳理了在此领域做出贡献的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同学者在编辑学起源上的观点不尽相同,对编辑学概念的界定也存在差异,但这本书仍是汇集编辑学起源和概念的“先行者”。

首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戴文葆作为我国编辑学家群体中的重要领军人物,正是编辑史研究的集大成者。戴文葆有着深厚的史学积淀,这为他进行编辑学史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并在20世纪80年代编辑活动溯源结果各异的背景下,明确提出我国的编辑活动起源于殷商时期。戴文葆同样对编辑学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科学界定:“编辑,通指使用物质文明设施和手段,从事组织、采录、收集、整理、纂修、审定各式精神产品及其他文献资料等项工作,使之传播展示于社会公众者。”[2]林穗芳则根据编辑工作的职业标准,将西方编辑活动的起点向前推至16—17世纪,且报刊编辑先于图书编辑出现;认为中国编辑活动的起点大约起始于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之间,且报刊编辑和图书编辑几乎同时出现。宋应离在中国期刊发展通史研究中,和朱联营、李明山一起耗费10年时间撰写出版的《中国期刊发展史》被称为我国期刊发展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填补了我国期刊史领域研究的空白[1]305-307。

最早给编辑下定义的就是林穗芳,他认为编辑就是“收集和研究有关出版的信息,按照一定的方针制定并组织著译力量实现选题计划,审读、评价、选择、加工、整理稿件或其他材料,整理必要的辅文,同著译者和其他有关人员一起通力协作,从内容、形式和技术各方面使其适用于出版,并在出版前后向读者宣传介绍”[3],甚至从词义考证了“编辑”的词源和演变历史。作为编辑学概念界定的主要争论者之一,刘光裕接连发表了一系列相关学术论文来阐释编辑概念的本质内涵,“编辑本位”即其编辑观的精髓和鲜明特色,从根本上厘定了编辑概念认识的范围和界限。刘光裕以其编辑概念为起点,提出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可分为典型形态和非典型形态,并进一步对编辑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学科性质和规律、编辑主体等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讨论[4]。王华良对此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研究,他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出发点,强调了编辑活动的本质、规律、内涵与特征,不断探索方法论的问题,并在客观分析“文化缔构编辑观”后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这种“泛化编辑概念的欠妥之处并不在对编、著活动关系密切给予的重视,而在于把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科学地界定事物的概念,最好的方法,就是历史和逻辑统一方法,界定‘编辑’概念,同样需要这样的方法”[5]。杨焕章在编辑概念争论中提出了一个对定义本身进行定义的问题,认为“科学的定义,必须反映事物的普遍本质和具体特征,而不是现象和经验的描述”[6]。他善于用哲学思维进行编辑学研究,认为“编辑活动从唯物主义哲学论的角度来看也是一个矛盾的系统,是一个矛盾综合体”[7]。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编辑学家,杨焕章将编辑学的研究概括为“一个中心、三条战线”,即以创建科学的编辑为中心,加强编辑时间的研究、编辑历史的研究和编辑理论的研究[8]。

二、“理论的集大成者”:明确编辑学学科建设,深化编辑学理论研究

“编辑有学无学”自编辑学学科建设伊始就是广受争论的焦点,更是编辑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先决条件。《当代编辑学家学术思想研究》中收录的12位编辑学家,几乎每一位都从理论角度直接或间接地肯定了“编辑有学”,为编辑学的学科建设和完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这本书是当前“编辑有学”观点的“集大成者”,不仅将编辑学界影响力大、说服力强的论点进行了汇总,更从侧面进一步强调了“编辑有学”这一观点,进一步明确了编辑学存在的意义和研究价值。在此基础上,书中汇总的各位学者通过不断完善编辑学学科架构,使其愈加稳固的同时,更实现了在编辑学的活动规律、内涵和本质、哲学思考和深层次内涵等方面的新突破。

刘杲在针对“编辑有学无学”的问题上持肯定态度,也客观地明确了编辑有学并不等同于编辑学的建立。姬建敏老师首先从学科建设、理论两个角度详细阐述了刘杲的编辑学思想。在中国编辑学和出版事业的认识上,刘杲将“编辑学的研究,要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服务”[9]作为编辑学学会的根本宗旨,将建立普通编辑学作为编辑学科建设的最终目标。不仅如此,刘杲在搭建编辑学学科发展平台上所做的努力成果显著,为编辑学理论的讨论提供了可能,更大力支持拓展编辑学研究阵地,推动了《中国编辑》《中国编辑研究》等期刊的创刊,为我国编辑学学科发展拓宽了道路。刘杲在编辑学理论思想上的研究也有新突破,他明确指出“编辑学不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他重视编辑活动的规律,对编辑学基本规律的认识构成了他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刘杲同时期的邵益文是“一切为了读者”编辑观的提出者和践行者,他痴迷于编辑学理论的研究,特别在其推动的普通编辑学研究工作和普通编辑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文章《时间的需要 时代的呼唤——建立普通编辑学漫议》《建立普通编辑学是历史的必然》等就是这一时期成果的最佳体现。

阙道隆通过梳理各种编辑概念,分析编辑活动的个性、共性、本质特征,提出编辑概念分为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全面深入地描述了编辑活动的内涵。作为推动编辑学研究从局部向整体、从表象向实质、从分散向统一迈进,并取得公认的实质性成果的最具代表性的编辑学家,阙道隆在编辑学理论框架的系统建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先后发表的《建立和完善编辑学的学科体系》《编辑学理论纲要构想》和《编辑学理论纲要》,对编辑学理论框架的完善、理论争论的梳理和总结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同时拓展了编辑学研究的新领域,提出了对编辑问题的新认识。戴文葆同样强调了编辑有学,认为编辑学学科虽新,但根柢久远,编辑工作是很古老的职业,不是简单的重复劳动。对于编辑学的研究范围,戴文葆将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划归为“社会文化现象的整个编辑活动”,并将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分为客体(编辑活动或编辑工作所直接施与的对象)和主体(编辑活动的实施者或主动者)。

王振铎的编辑学研究以编辑创造媒介为核心,提出了文化缔构编辑观,他从编辑活动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的角度来探讨编辑活动的本质。在此基础上,王振铎不断探索编辑的基本规律,认为“编辑学的基础理论应该包括三个基本原理:文化缔构原理、符号建模原理和讯息传播原理。一切编辑活动大体上都是以这三条原理为基础的”[10]。“主体间性”和“媒体间性”是王振铎在编辑学理论体系建构过程中的哲学思考,“主体间性”即“编辑主体创造媒介的过程,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作者主体、阅读主体交互创造于一个共同的时空场景之中”;编辑活动的“媒体间性”关系即“不同的编辑课题——媒介——在共时和历时的编辑实践中存在着交互作用的关系”[11]。

任定华在进行编辑学理论研究时借鉴了美国数学家、信息论的创始人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在《通信的数学原理》中提出的“信息熵”这一概念。任定华将其与编辑学理论相结合,缩小了信息传播中的信道范畴,但同许多学者一样,姬老师同样认为“单纯地将物质性的媒介作为信源和信宿,对于探究编辑活动的客观、深层次规律来说,也没有切实的针对性意义”[1]212。在编辑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和编辑学基本原理的分析上,任定华不仅提出一套独具特色的编辑学学科构建理论,同时指出“进入发行、传播渠道的成果性编辑信息,都各自有着新颖性、对象性、商品性、规范性、延续性和共享性等不同特征”[1]219。

三、“规则的明确者”:认识编辑主体,规范编辑出版工作

对编辑主体的正确认识是编辑学科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一环,编辑主体的编辑素养直接决定了出版物质量的高低;优良、严谨的编辑工作作风则会对编辑工作能否与时俱进、及时更新迭代产生间接影响。《当代编辑学家学术思想研究》强调了各位学者对编辑主体和编辑工作的观点和贡献,称其为“规则的明确者”。

在1998年,邵益文在《编辑学研究中值得探讨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就明确了“编辑的能动作用,对产品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就告诉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编辑主体,即编辑者自己,包括他们的思想、知识、道德和业务水平”[12]。他将编辑看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建设者,并提出了五条有关编辑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指出出版物质量是检验编辑职业道德的试金石,是编辑职业行为规范约定的根本出发点和重要着力点。蔡学俭同样关注编辑主体,认为编辑主体应该具有编辑思想,且应具备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以身作则地秉承着勤奋务实、严谨细致的编辑作风。随着20世纪90年代全国高校学报的逐渐发展,杨焕章率先注意到编辑主体的素质对学报编辑工作的影响力,认为编辑主体素质是编辑学研究的基本概念之一。因此,他开始呼吁学报编辑学者化,指出所有的编辑都应当成为学者,这进一步推动了编辑主体队伍的研究和发展方向,同时也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

刘杲对编辑工作的热忱,体现在他对编辑工作的情怀上,他强调编辑素质的重要性,更身体力行为培养新一代编辑队伍忙碌。20世纪80年代,编辑学专业创立,刘杲在其中的努力功不可没,他格外重视专业教材的编写,对未来编辑人的培养和教导有着深切的期待。蔡学俭对图书和期刊的编辑质量有较为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他认为“图书的生命在于质量”,他的图书和期刊的编辑质量观是其从事编辑工作的准则,也是他在编辑出版学研究中独树一帜的特色。保证编辑质量离不开规范的编辑,蔡学俭执笔撰写的《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不仅是编辑人的工作守则,更展现了他对编辑工作锲而不舍的追求与务实稳健的工作作风。

对编辑工作规范性的强调是林穗芳长期作为一线编辑的始终坚持,对外国出版技术的认识使得他致力于编辑出版的改革。其晚年也依然时刻关注现代科技影响下的编辑出版业,关注网络和电子编辑出版,通过《电子版集合电子出版物:概念、起源和早期发现》《加强电子编辑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大力培养电子学术编辑人才》等论文,积极探索电子编辑中国化的可能性。

《当代编辑学家学术思想研究》中所汇总、整理的有关编辑主体与编辑规范的研究思想不仅全面而且丰富,还能够为今后编辑主体的培养、编辑规范的更新迭代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其中与新媒体发展密切相关的规则制定准则,更具有与时俱进的代表性。

四、建议

姬建敏老师用长达20多万字的篇幅追溯、呈现了12位编辑学家在编辑学领域研究中所取得的思想成果,体现了姬老师对编辑学研究的热爱与执着追求,细读后更使人震撼于20世纪编辑学研究百家争鸣所带来的学术硕果。《当代编辑学家学术思想研究》为编辑出版学未来的转型发展研究提供了真实且可靠的思想理论基础,编辑学前辈们留下的学术财富将永远成为编辑学漫长的研究道路上具有时代价值的思想丰碑。

受姬老师研究思想的影响和启发,笔者在此试提出一点有关未来编辑学研究方向的浅思。首先,对当下基础理论的整理、追溯和深耕。坚实的理论基础是所有科学研究的基石,完善、稳固的理论体系和学科构建是建立一门学科的前提,编辑学研究同样如此。相较于一些历史悠久、研究成果丰富的学科,我国的编辑学研究历程尚短,且在有关编辑学家概念的界定上至今没有权威出处,在有关编辑学起源等问题上存在争议,这就从理论上给之后编辑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带来了限制。那么,我们在编辑学的研究上是否有可能借助现代信息处理技术,多角度、数字化追溯编辑学历史,以实现拓展、完善编辑学理论体系?如董曌华提出可以将电子数据的优势应用在古籍出版中,以实现中华文化的永久传承[13]。其次,传统编辑学研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和手机用户普及背景下的思考和讨论。近年来媒介融合、内容为王、付费阅读App等时代产物的出现,给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图书策划编辑王剑乔就提出新时代下的编辑要具备数字化的出版思维,掌握数字时代的营销模式[14]。然而,近两年有关编辑学研究的热度正在下降,现有的研究多以应用开发研究为主。在这样一种科技和成果背景下,是否应讨论传统编辑学与现代编辑学的理论碰撞,关注编辑学理论的数字化发展?无论未来编辑学的理论研究走向如何,编辑学人都会秉持着乐观积极的向上精神,永不放弃对学科理论的完善和更深的追寻。

猜你喜欢
学家理论研究
FMS与YBT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坚持理论创新
神秘的混沌理论
辽代千人邑研究述论
理论创新 引领百年
相关于挠理论的Baer模
视错觉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与研究
挖秘密的X学家
和鱼类学家交朋友
EMA伺服控制系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