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字》中的隐性叙事:家庭共同体叙写

2023-02-20 09:27王丽君
合肥师范学院学报 2023年5期
关键词:珠儿梅斯红字

黄 川,王丽君

(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是美国浪漫主义时期伟大的小说家,也是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者。其代表作《红字》以极致细腻的心理刻画和丰富的象征性描写向读者呈现了一部横跨现实与幻境、爱情与赎罪的罗曼史。在整个情节发展中,海丝特与牧师相恋而不能相守,牧师在信仰与人性中的苦苦挣扎似乎更能给读者造成直观的冲击,引发读者对人性的罪与恶作出思考,对清教体制的残酷与教徒的虚伪作出回应。相比之下,作者将齐灵渥斯刻画成了一个内心偏执、诡计多端、行为疯狂的复仇者形象,以此衬托海丝特坚强的个性与纯洁的性情。然而,纵向比对霍桑其他作品中的医生形象,齐灵渥斯的经历却不得不令人扼腕叹息。无论是《胎记》中的科学家埃尔梅,还是《怪医之女》的拉帕奇尼医生,原本都有着令人称羡的美好生活,但他们却将身边最亲的人视作实验品。为了实践自己的医学技能,他们残害亲人的生命,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幸福家庭。齐灵渥斯却是一个身躯畸形、面部丑陋的老学究。他渴望家庭的温暖,却失去了妻子的爱;他历经磨难,九死一生,赶回妻子身边时,却发现她因“通奸”受到公审;他博学多才,医术精湛,后半生却孤苦无依,在折磨仇敌的同时也耗尽了自己的生命。横向来看,除了执着地为自己寻求公正、以摧残其精神的方式报复牧师,他对待出轨的妻子和非亲生女儿珠儿一向宽容——为牢狱中的妻子和珠儿治病,关注珠儿的成长,为珠儿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保证了她今后的富足生活。从这点上讲,齐灵渥斯不属于霍桑笔下常见的科学魔鬼,而是一位渴望家庭幸福、寻求精神安居所的可怜人。同样,丁梅斯代尔也异于《牧师的黑面纱》中的胡伯牧师。虽然两人同样有口皆碑、温文尔雅且受人爱戴,在兢兢业业履行神职的同时身负原罪;但是胡伯牧师敢于戴上黑面纱,试图通过昭己之罪,教化众人,而丁梅斯代尔在心口偷偷刻上“A”字则是为了忏悔和压抑自我。相较之下,丁梅斯代尔更具有人性,而非神性。可以说,他在压抑人性的同时,逐渐抛弃了神性,更换了自我追求。他的目光从前坚定地追逐上帝,现在卑微地追逐着亲生女儿珠儿。因为,同齐灵渥斯一样,他也是一位父亲,即使最初选择抛弃父亲身份,也从未停止渴望与亲人共同生活在一片屋檐下。海丝特自始至终是一位极其依恋家庭的女子。少女时期的她曾徜徉在父母营造的温馨家庭中;身为人妻的她一直渴望丈夫爱的回应;作为母亲的她,坚定地守护着她和女儿珠儿的小家,等待恋人的回归。

如果读者的阅读视野仅仅停留在情节发展上,就难以感知主人公对家庭强烈的依恋和对家庭团聚的强烈渴望,亦无法理解人物的矛盾形象。因此,在理解主题意义、认识人物形象时,读者有时需要摆脱情节发展的牵制,将阅读视野拓展至情节发展背后,从中挖掘隐藏在情节背后、与情节发展并轨的另一股叙事暗流,即隐性进程。本文试图站在前人研究的肩膀上,结合隐性叙事特征,证明《红字》中隐性进程的存在;并深入探讨《红字》小说中暗含的另一重叙事主题——家庭共同体,展现主人公家庭共同体的崩溃、建立与新生。

一、隐性情节存在性的阐释

首先,“隐性”一词是相对于“显性”提出来的,并不是指作品中的另一叙事进程十分隐蔽、难以发觉,而是因为读者和批评家囿于传统的研究,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眼前的另一种叙事运动[1]。即使日后双重叙事进程策略被广泛地应用到文学作品的研究中,批评家也会很轻易地看到一种叙事进程而需要花费功夫探索另一种更加隐蔽的叙事进程的存在[1]。以《红字》为例,尽管国内外针对《红字》的研究浩如烟海,但几乎都围绕着女性主义、浪漫主义、象征手法、清教思想以及人性善恶论等角度进行展开,忽视了作品传递出的家庭共同体意识以及作者埋藏在字里行间中深厚的家庭向往。其次,文学作品中的隐性进程不同于它的深层意义。以往批评家提出的涉及作品的深层意义或叙事暗流的概念,往往仅涉及情节发展的某一环节,是情节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目的是帮助完善情节发展或暗示主题意义[2]。然而,申丹提出,隐性进程是一种从头到尾的与情节发展并轨运行的叙事进程,它不为情节发展提供解释,也不影响读者对情节发展的理解,而是沿着自身的主题独立运行,与情节发展呈现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走向,在主题意义、结构技巧、人物形象的塑造或审美价值上均与情节发展形成一种补充性甚至颠覆性的关系[3]22。在含有隐性进程的文学作品中,同样的文字会勾勒出不同的故事内容,表达不同的主题意义,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红字》中的显性情节刻画了主要人物从获罪、赎罪到找回人性的整个过程,颂扬了海丝特独立坚强、从容优雅的个性。然而,在隐性叙事的阅读视角下,《红字》讲述了海丝特与齐灵渥斯两人的家庭共同体因异化的婚姻关系而崩溃;海丝特、丁梅斯代尔与珠儿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共同体因父亲角色的缺失而不完整;只有珠儿长大成人后组建的包含婚姻(夫妻)、血缘(亲子)两个重要因素的家庭共同体才是洋溢着蓬勃生命力的有机体。

隐性进程的反讽不同于情节发展的局部反讽,是一股从头到尾的反讽性潜流,依赖于文本不同部分的相互呼应[4]96。情节发展中的反讽,如红字“A”前后不同象征意义的言语反讽、丁梅斯代尔的牧师身份与其逃避罪行行为的语境反讽等。海丝特独自悉心照顾女儿珠儿在情节发展中不具备反讽性,仅仅表现了她独立的个性与母性的光辉,但是在隐性进程中却与父亲角色从家庭共同体中消失构成强烈的反讽性。丁梅斯代尔回避父亲身份,由齐灵渥斯代替他安抚牢狱中的母女。最初,齐灵渥斯缺乏家庭共同体意识,家庭被他设想成一个可以单方面从中汲取爱与温暖的领域,忽视了家庭中双向的给予。当家庭破裂之后,他心中充满了怨气和仇恨,如恶灵般一次次刺探仇敌的内心,获取短暂的满足感。然而,在故事的最终,丁梅斯代尔回归到珠儿父亲的身份后,他的戾气反而散去。这前后的反差又为《红字》增添了反讽效果。

最后,为了探寻一部作品中隐藏的隐性进程,需要从作者的经历出发。申丹认为,以往对作者的定见——认为作者的立场是固定的——会让人们看不到隐性进程,必须以开放的目光看待作者在创作一个作品时所持的特定立场[4]94,并且在关注文本细节的同时,关注作者的创作环境和自我生活经历[3]101。

霍桑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他的个人经历和一些随笔可以佐证。在《海关》的前言中,霍桑表达了对家族爱恨交织的情感。祖辈中有人曾迫害过教内的一名女子,有人参与了臭名昭著的塞勒姆驱巫案,这些不光彩的事迹对他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基于血脉亲情、家族间荣辱与共的顾虑,霍桑认为自己的家庭受到了祖辈罪行的诅咒。纵观霍桑的一生,可以发现霍桑从孩童时代直至结婚前的生活都是不圆满的。父亲是个海员,后来升为船长,因工作需求,常年漂泊在海上,与家人聚少离多。“他婚后七年,待在家的日子不超过七个月。”[5]霍桑三岁时,父亲在一次出海中感染了黄热病,不幸离世。母亲因此饱受家族成员的冷漠和孤立,郁郁寡欢,于是带着霍桑搬回娘家,与舅舅居住。父亲角色的缺失、寄人篱下的生活、母亲的不管不顾形成了霍桑孤寂落寞、独来独往的性格,也造成了他憧憬、渴望和谐温暖家园的心理需求。与妻子索菲亚·皮博迪新婚不久,霍桑在笔记本中写道:“这么长时间在世界上过着一种无家可归的生活,现在走近我自己的家的感觉是多么幸福啊;因为只有当一个人走近家的时候,感到有妻子在门口迎接他,他才会明白家意味着什么。”[6]妻子的时时陪伴不仅填补了霍桑亲情的空缺,也带给霍桑家庭的温情。由于幼年失父,霍桑一直渴望父爱,也因此深刻意识到男性参与家庭育儿的重要性。他曾感慨地说过:“当一个男人负起生儿育女的责任时,他就不再有权利支配自己的生活。”[7]5看似抱怨,实则流露出霍桑对当下和谐圆满家庭生活的满足以及做好一个父亲角色的自信。然而,在《红字》创作的头一年,母亲的突然离世使得刚刚品尝到家庭幸福的霍桑再一次经历与至亲之人的生离死别。沉重的打击和难以言表的痛苦郁积在霍桑心中,在追思父母亲、回顾家庭时产生的对家庭、亲子关系的思考,对和谐美满家庭的眷恋也由此融入他的作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代显梅曾以霍桑的小说前言和罗曼史为例,探索霍桑的家园与共同体意识,提出家园意识贯穿霍桑小说创作的始终的观点[8],霍桑对故乡、亲人始终保持着深深的眷恋和思念。通过窥探《红字》的隐性叙事可以发现,霍桑从未批判过海丝特追求美好家庭过程中出现的越轨行为,但是谴责了齐灵渥斯和丁梅斯代尔最初对家庭的忽略和抛弃,并且在最后给予了一个真正幸福美满的家庭共同体的新生。

二、家庭共同体的崩溃

北美殖民地清教氛围浓厚,市民的婚姻观受到加尔文教义的影响。加尔文主张上帝把丈夫和妻子拉入一个彼此之间的圣约关系,期望人们在与配偶的关系中展现出彼此间的忠诚和舍己。婚姻家庭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彼此委身的共同体,需要互相的信任和忠诚、互相的给予,而不是互相的索取[9]。霍桑自小受清教主义熏陶,他的家庭共同体观不外如是。《红字》前后实际上描绘了三个家庭。第一个家庭共同体是以婚姻为基础构建的,但在婚姻缔结之初就陷入了困境。

“原因不难找到,那就是我的愚蠢,你的懦弱。我——一个有思想的人,一个博览群书的书虫,一个把自己的最好的年华都用来满足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的老学究——像你那样的青春美貌于我又有什么用处呢?我生来畸形,何以还要欺骗自己,认为充满才智在一个青年女子的心目中可以用来掩饰生理上的缺陷!”[7]20

“她回想起了那些很久以前的日子……他常说,他需要她那种微笑的温馨,以便从他那学者的心中驱走长时间埋头书卷所受的寒气。这种情景…只能划归她回忆中最丑恶的一类…她惊讶她当时何以会答应嫁给他!”[7]94

上述两段文字是海丝特与齐灵渥斯对两人婚姻关系的思考。两人通过婚姻缔结家庭共同体,然而,只是固有其形而无精神内核。鲍曼认为:“共同体是一个温馨舒适的场所,在这里我们能够彼此依靠对方。”[10]2-3在海丝特与齐灵渥斯貌似公平的婚姻契约下,掩藏着对海丝特个人价值的剥削。她于齐灵渥斯而言仅仅是提供情绪价值的工具,真实自我和个人需求长期受到抑制。齐灵渥斯对妻子的一味索取引起了婚姻中男女地位的不对等,造成了家庭结构的失衡。显然,海丝特无法从中获得归属感与安全感。两人的婚姻与加尔文婚姻观相违背,两人的家庭也与家庭共同体体系相违背。一个美好的家庭应该是充满勃勃生机的,夫妻、亲子间保持充分的交流,相互扶持,相互给予。德国现代社会学先驱滕尼斯提出,维系家庭基本关系(包括夫妻、亲子和兄弟姐妹)发展的本质意志在于中意、习惯和记忆[11]58。海丝特与齐灵渥斯属于老夫少妻,一方热情洋溢,自由奔放;而另一方沉迷书卷,心如古井。两人的结合自然不会给生活带来任何的火花。记忆在家庭共同体中不可或缺,没有记忆就没有共同生活的痕迹,就缺乏建立关系的基础。齐灵渥斯将自己埋藏在书中,婚姻家庭中长期的角色缺失使他无法与海丝特拥有共同的记忆。除此以外,在两人移居塞勒姆小镇的途中,齐灵渥斯因出现意外而消失数年。这数年间,海丝特与他不仅在精神上难以共振,甚至连共同居住的记忆也缺乏了。这样的一个共同体也就自然崩塌了。

齐灵渥斯与珠儿是名义上的父女关系。珠儿出生后,父亲角色缺失,霍桑让他来填补。“小婴孩的尖声哭叫刺破长空……婴孩正在痛苦地抽搐……婴孩躺在小床上辗转啼哭。”[7]17-18“齐灵渥斯对孩子做了仔细地检查……他把婴孩抱到自己的怀里,亲自给他服了药……小病人不再呻吟了…很快进入了香甜的酣睡里。”[7]18家庭共同体是一个温馨舒适的场所,能够给予个体温暖与安全感[12],而出生在已经崩塌、不完整的家庭中的孩子无疑是不幸的。小婴儿的啼哭是对家庭中父亲角色缺失的控诉。当齐灵渥斯代替了珠儿的亲身父亲,给了珠儿父亲般的慈爱与关怀,小婴儿敏感的神经由此得到了安抚。但是,这种畸形的父女关系无法长久。对家庭的渴望和对仇敌的憎恨(齐灵渥斯认为丁梅斯代尔毁了他的家庭)共同导致了齐灵渥斯性格的裂变和行为的矛盾。一方面,他藏起了自己真正的身份,退出了他与海丝特名存实亡的家庭共同体。因为他的内心始终受到了悔恨的折磨,所以他以折磨内心的方式来折磨仇敌。他不希望丁梅斯代尔坦认罪行,因为他不想看到仇敌回归珠儿父亲的身份与母女二人建立另一个家庭共同体。另一方面,他始终关注着珠儿的成长,他能在远处辨识珠儿的笑声,会在临终之际赠予珠儿大笔财富。这是身为父亲对女儿的美好祝愿,由此彻底颠覆了齐灵渥斯恶毒的形象。

三、家庭共同体的建立与新生

海丝特是《红字》中家庭共同体的代言人。活跃在她记忆中的,是家族的徽章、父母的家园和母亲的惇惇教诲,是丈夫的书卷;她所期盼的是与恋人真正地生活在一起。在总督府,她第一次为自己辩护是为了珠儿的抚养权;在森林中,她与丁梅斯代尔策划返回旧大陆不仅是对情人的挽救,也是为维护家庭做出的最后一次尝试;在刑台上,她搀扶着丁梅斯代尔,与他共同面对难以言表的罪责。两人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婚姻依托,但却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共同的信仰(同信仰清教)。这种更高级别的信仰(精神)共同体使得两人能够朝着一致的方向,相互依靠,彼此怀念。霍桑借海丝特之口赞扬了两人的结合:“我们干的事具有自身的神圣之处。我们是这样感觉的!”[7]111

海丝特、丁梅斯代尔和珠儿是以血缘为纽带联结起的家庭共同体。因其有实无名,外部受宗教礼法桎梏,内部因父女的长期分离,亲情关系疏远异化,建立过程异常艰难。

小说开头,牧师丁梅斯代尔为了名声和地位抑或是因为懦弱和恐惧,拒绝站出来与海丝特共同承担通奸耻辱,因此丢掉了父亲的身份。七年来,珠儿仅和母亲海丝特相依为命,过着深居简出的日子。父亲角色在她的认知和记忆中被母亲取代。“我没有天父”[7]37“我是妈妈的孩子”[7]46是珠儿对自己的身份认知,也是珠儿对自己尴尬身份的言语反击。在隐性叙事活动中,小说的第七章描写了总督和威尔逊神父讨论珠儿的身份和珠儿去留问题的场景,凸显了不完整家庭给下一代带来的身份危机——不受社会认可。丁梅斯代尔的维护最后保留了珠儿继续留在母亲身边的“合法性”。这是身为父亲的丁梅斯代尔第一次为女儿的幸福担负起责任,第一次做出维系一个家庭的尝试,也是第一次试图走入女儿的认知世界。

如果说齐灵渥斯在显性情节中被赋予的主要任务是寻找通奸者的身份,挖掘丁梅斯代尔的秘密,那么在隐性叙事中,则是作者借助齐灵渥斯的手一步一步地撕开丁梅斯代尔的伪装,向读者揭开他作为珠儿父亲的这一层身份。小说第十章和第十一章集中展现了两人的交锋。齐灵渥斯以医治疾病做饵,一次又一次地刺探丁梅斯代尔的内心,试图剖开他的一切秘密,并最终导致他精神崩溃,同时,促使他走进父亲身份。然而,此后的两次亲密尝试皆遭到了珠儿的拒绝。在刑台上,当珠儿听到丁梅斯代尔不愿第二天中午与她和妈妈一起站在这里——不愿当众承认父亲的身份——她拒绝和父亲牵手。在小溪边洗掉他的亲吻,因为父亲拒绝与她和妈妈三个人手拉手一块儿回去。两次父女接触的情节呈现了一种异化的亲子关系。原本承载父女亲情的亲子关系因为父亲的缺席,缺乏先天的情感维系而日趋僵化,造成了下一代与父辈间的心理隔阂。

家庭共同体本身具有巨大的魅力,吸引一切有着美好愿景的人向它靠近,同时也能赋予人们靠近它的勇气和力量。

“牧师摸到孩子的另一只手,握住它。在他这样做的一瞬间,似乎有一股不同于他自己生命的新生命的潮水汹涌而来……注入他的血管流遍全身,仿佛母女俩正把她们生命的温暖传送给他几乎麻木的躯体。”[7]78-79

“丁梅斯代尔和海丝特会面后回来,他激动的心情赋予他少见的体力……表现出来的那种不知疲劳的活力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7]127

小说中,丁梅斯代尔数年来饱受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双重摧残,如行尸走肉般拖着孱弱的身躯,履行每日的牧师职责,在日日压抑思念与渴望中苟延残喘。然而,与女儿的亲近俨然给他孱弱的身体注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他的生命开始鲜活起来,他的精神终于有了安放之所。他期待与母女二人一同回到自由的欧洲大陆,建立独属三人的小家庭,开启新的人生。对海丝特母女的强烈思念和对新家庭的憧憬向往是他对家庭共同体的深切渴望。正是这种渴望让丁梅斯代尔最后放弃和海丝特母女回欧洲大陆的念头,而且给予他力量让他坦白罪责,重新拥有了人性,回归到父亲身份。丁梅斯代尔选择坦白罪行是因为他想建立一个清清白白、舒适温馨的家庭,他在用父亲的力量为家庭摆脱一切可能的外来的冲击和内在的精神压制。丁梅斯代尔的回归得到了小珠儿“亲吻”的馈赠,这是对他父亲身份的认可,由此,一个家庭共同体形成了。即使丁梅斯代尔最后逝世也不会带来它的消亡,因为建立在“记忆”和“中意”基础上的精神和意志不受空间的约束,海丝特在晚年返回那个曾承载她屈辱的小镇,永久地陪伴恋人,就是有利的证明。

最后一个家庭共同体不仅有坚实的血脉亲情基础,也具有相应的“合法性”。那个自由活泼的小精灵远离教法森严的塞勒姆小镇,来到更为自由的国度,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最后一章,海丝特在为一个小婴孩刺绣衣裳[7]161,暗示了家庭中新生命的诞生以及家庭共同体的新生和延续。这样一个完美的家庭生活图景才是霍桑心中理想家庭生活的典范。

四、结语

《红字》的显性情节叙述了海丝特从一个违背清教教义、被判定有罪的女性一步一步达到精神圣洁的过程[13],表现人性突破罪与恶达到真善美的主题。但其隐性叙事进程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共同体的破灭、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共同体的建立,到最后一个两者兼具的幸福和美的家庭共同体的诞生。在此过程中,海丝特始终扮演着一个执着的追求者、坚定的引导者角色,影响周围人的生命轨迹:齐灵渥斯越过精神上的疏离和偏执的复仇,为新家庭贡献物质上的财富;丁梅斯代尔走下虚伪的神坛承担起父亲的身份和责任,为新家庭的诞生消除了原始的罪恶;海丝特诞下珠儿,珠儿组建新家庭,孕育下一代,象征家庭共同体的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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