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媒时空观与社会变化
——技术文化互动史的视角

丁子轩

（沈阳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传播时空观并非个人的洞见，也非传媒机构的经营思想，而是社会大众对交流、传播活动时间性、空间性的理解。具体而言，传播时空观是运输系统与信息传播系统共同介入人们交往活动后所产生的文化结果，如远洋航海与书籍造就了“时空分离”的认知，铁路与电报缔造了“时空压缩”观念。这一过程被称为“中介化”，指媒体或中介介入两个或多个事物或现实间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作为第三者的中介，这种关系就不会存在［1］。运输系统介入了人以身体与他人、外部环境互动交流的过程，而信息传播系统介入了人以精神与他人、外部环境互动交流的过程。两个系统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变革与结合，共同掀起了一轮又一轮“交往革命”，推动了传播时空观的变迁。

传播学研究关注整个信息传播系统对时空观念的形塑效果。我们把媒介看成一个文化基因，媒介中的内容生成、表现形态、传递方式所构成的社会运行轨迹，能够转化成一种社会秩序。对每一代人来说，这种社会秩序帮助他们形成基因模块，同时又不断地对他们进行重新介入［2］。传播时空观的基因并非在单一技术的调解过程中形成，并植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观念之中的，而是在经历牵涉技术、组织、物质材料、社会行动者等大量中介环节的复杂调解过程后产生的。这一技术与文化互动的过程至少包含四个明确的中介环节——技术中介、物质中介、组织中介、社会行动者中介（人），每个中介环节中还包含大量中介。而每一个中介环节从不同层面影响人们交往活动的时间性、空间性，从而影响了人们历史持有或现有传播时空观的最终呈现。同时，这些中介环节共同建构了某种文化传统，该传统以社会行动者的文化属性表现出来，通过影响前四个中介环节的行动来实现调解行为。意图以一种系统思维去理解不同中介环节对时空观念的作用，而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的“媒介圈（médiasphères）”概念为我们建立系统以及重新理解这些环节提供了帮助。

“媒介圈”概念重新建立了各种中介环节与传播时空观的联系。在德布雷的视野中，“技术”与“文化”的关系转换为“人与物的关系史”和“人与人的关系史”两种历史之间的关系，并且它们是合二为一的［3］。不同于欧陆“媒介化学派”或者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媒介意义，德布雷［4］认为媒介（médio）这一概念要突出的就是某种“中间项”在调解过程中的角色，重点在于中介行为。“媒介圈”作为特定时期媒介的集合，具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其作为一种中介化网络存在，指涉整个社会的信息传播系统，涵盖传播技术系统与因传播技术系统而改变的社会文化系统。另一方面，“媒介圈”又作为一种中介化历史分期，成为界定其中元素身份和意义的参照［5］。所以，信息传播系统作为一种中介化网络，其所有内部元素都呈现关系性质，被界定为媒介，即发挥中介行为的中间项。而在信息传播系统影响下不断生成与变迁的传播时空观，又是不同中间项介入人们交往活动的文化结果。

重新审视传播系统介入人类交往活动的历史与现实进程。并根据目前媒介形态与文化的发展趋向，判断未来的技术文化结构（媒介圈）以及在该结构影响下人们对传播活动时间性、空间性的新认识、新理解与新想象。

一、话语圈与时空一体观

口语传播时代与文字传播时代的媒介圈为话语圈（logosphère），话语圈是以口头传播为核心的中介化网络，是在语言与文字技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文化结构，涵盖由口头传播带来的一系列新的中介形态——口头传播首先带来了固定符号与互动规则，而其对身体的依赖，使身体结构成为中介物，进而推动了信使、传教士等中介者的出现。口头传播的即逝性则将记忆推至较高地位，推动了各类文字媒介、长老、巫师、抄写员、书记员等中介者，结绳、壁画、甲骨、青铜器、泥版等中介物的出现；口头传播的表演性与临场性，则使它成为统治阶层进行政治演说、神学传教等仪式性传播活动的工具，政治集团与神学宗教组织由此成为中介机构，而这些中介共同建构了一种崇尚言语交流的文化传统，发挥调解作用。

话语圈中各种中介元素共同改变了人们对传播活动时空性的理解。首先具有特定时空属性的新传播技术开始介入传播活动，口头传播技术通过提供固定的符号工具与互动规则介入人们交流活动，使具有口头传播特征的人际互动与环境互动产生——人们彼此之间的交流由简单、随机的音节交流转向语言符号交流，而人们与他们想要表达的对象达成了时空上的分离。这一变动突破了一些交流的时空限制，经验开始在传播过程中分享与传承。但由于口头传播高度依赖于身体的物质结构，人们的交流活动仍面临生理活动范围的限制。在时间层面，交流受身体记忆能力与寿命的影响而不能在长的时间跨度里进行；在空间层面，交流受身体活动及人体声带振幅范围的影响而不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中进行。这一限制使人们无法在空间中开展有效的组织活动，也无法将自身文化延续与传承。人们不仅创造了用于记录的文字媒介，还寻找一些具有较好记忆能力或书写经验的个人以及记录性物质材料来延续文化，并试图以人为轴，实现信息在空间上的传递。因此，新的物质材料与社会行动者开始介入交流活动，使口头传播所表达的内容具有了时间上的持续性与空间上的扩展能力。如结绳、壁画、甲骨、青铜器、泥版先后成为记录言语的工具，而长老、巫师，抄写员、书记员则成为言语的记录者与阐释者。而信使（前期传递口信，文字出现后则传递口语的记录）、传教士则推动了口头信息的远距离传播。

人类经验在空间范围中流通，在时间范围中代代相传。但遗憾的是，这种进步由于组织机构的介入，并没有下沉至大多数人的交流活动中。政治、宗教组织机构一方面把口语媒介与政治权利，社会、宗教地位相联系，并以此来划分阶级。如皇帝的言论与命令为圣旨，而传教士的口语表达代表神的旨意。另一方面则垄断教育、文字、书写材料、信使、传教士，使“记录与口信”成为特定阶级的权利。因此，被智者铭记或抄写员记录，被信使传递到远方的是君主、智者与神的化身的言语，而不是普通大众口语表达的内容。所以，身体、统治阶级的双重限制使大多数人的交流活动只能依靠口语媒介进行，这限制了人们对交流时间性、空间性的想象，建构了“时空一体”的传播思维。该思维也在组织机构的活动下被进一步加强，政治、宗教组织定期举行政治演说、宗教典礼等仪式性传播活动，这类活动具有时空平衡性，强调共同在场的交流，既在空间维度上实现了信息的小范围共享，又通过信息共享来达到在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6］。因此，口头交流仍作为大多数人进行交流的主要方式，并在漫长的应用过程中与上述中介环节反复结合，演化为一种口语文化传统。该文化重视口述传统，往往排斥新媒介在交流活动中的应用，再次阻止交流的变革。神话、寓言、诗歌在传唱与聆听而非书写文本中传播，与政治权利相联系的是公众言说、法庭论辩，而非政治文件。被人们争相学习的是修辞学与演说术而非读写技术。这种传统不仅阻碍了新媒介进入普通民众的视野中，还影响了一些本就具有读写能力、高社会地位人物的媒介应用，如苏格拉底就曾抱怨文字削弱记忆力，缺乏互动，任意撒播，使得说话人和听话人可以不必亲身在场［7］。这些先哲也不愿意将自己的原创作品以书写的方式传播，苏格拉底、耶稣、孔子都坚持述而不作，将自己的学术智慧以口述教诲的方式传播，这正如彼得斯所言：“试图将任何东西固定下来，或试图将思想的鲜活精灵凝固在纸墨之上，都是自不量力和空自徒劳的。”［7］3

人与人虽然实现了精神联结、人与环境建立了符号联结，但这些联结必须以“共同在场”为前提。人们的交流活动被束缚在“此时此地”，无法得到时间与空间上的延展。由此，人们最终形成了 “时空一体”的传播时空观念——人们认为交流即对话，只能在同一时空之中发生，交流双方必须亲身在场。此时，所有的中介及中介关系都不具有可见性，这是由于中介环节的前置及中介与人体的重合。前者意味着中介先于具体的交流活动发挥作用，如口头传播所运用的语言技术及积累的文化传统是在长期交流活动中潜移默化形成的，它们作为一种技术文化模式影响了人们具体的交流方式。而后者则意味着中介与交流双方同在，如口语能力是与生俱来的；身体的发音结构是本身内嵌于人体的。因此，人们无法在交流过程中感知到明确的中介关系，所以，此时的交流又常被误认为是“无中介”的直接交流。

二、图文圈与时空分离观

统治了印刷传播时代的媒介圈是图文圈（graphosphère），图文圈是以印刷传播为核心的中介化网络，是在印刷传播技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文化结构，包含围绕印刷传播建立起来的一系列新中介形态，印刷传播带来了读写传播技术的下放；印刷传播对纸张的运用不仅催生了书信、报纸、杂志、小册子等中介物，还创造了邮差、邮政等中介；印刷传播的商品性则推动着大众传媒业（印刷业、出版业、报社）这一中介机构的建立，以及书商、记者、出版商、印刷商等中介者的出现；印刷传播的单向性与空间扩散能力使印刷制品成为宗教、政党的宣传武器，继而这些组织以新的方式再度介入交流活动；这些中介共同建构了崇尚文字交流的书写文化传统。

这一变化首先从印刷传播技术的出现开始，印刷传播技术通过推动读写传播技术的社会应用，为人们的交流带来时间与空间上的跨越可能。印刷传播技术打破了官僚、僧侣、贵族、商人对文字、书籍的垄断，使读写传播在大众生活中普及。而读写传播技术所提供的文字符号工具与书写规则建构了文字交往模式，该模式作为语言模式的补充，参与了人们的交流活动，并使人们的交流活动克服了部分时空缺陷——除面对面交流外，人还可以通过文字符号进行交流；除亲身体验外，还可通过文本获得环境经验。文字的记录性、体外化特性克服了口语传播所面临的时空限制，实现了时空的跨越。时间上，文字与时间偏向的物质载体相结合，可以使交流活动跨越数个世代还能保持意义的完整；空间上，文字与空间偏向的物质载体相结合，并在运输系统的加持下跨越各种地理障碍实现交流双方的精神联结。因此，读写技术的下沉推动着交流活动逐渐摆脱地域区隔与身体寿命的限制，远方可以和近地说话，而死者可以与生者交谈［7］201。

但这一效果的实现依赖于各种物质材料的运输与传承。印刷技术提高了纸张的应用程度，纸张便成为文字的主要物质载体。纸张轻便但记录性差，具有空间偏向性质，适合进行远距离的传播。人们的交流实践在纸张的介入下偏向于空间的扩张而非时间的延续，更加重视信息在空间中的流通范围与速度。这一偏向在物质、组织、社会行动者的持续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大众传媒业将纸张、印刷机等物质材料与记者、作者、出版商、印刷商、书商等社会行动者相匹配，创造出同样偏向空间，具有丰富内容的报纸、杂志、小册子等各种印刷制品，这些介质通过邮政组织及报刊售卖商、书商等社会行动者介入人们的交流活动，使人们不需要面对面交往，通过报刊与书籍等各种印刷制品就能了解对方的思想。人们也不需要到达特定的地方，只需要读每日新闻就能得知此地、他地的消息。大众传媒业的商业、政治属性也驱使此类生产活动深化传播、交流活动的空间偏向——大众传媒业不仅作为信息处理机构，以生产信息内容与印刷制品盈利，还作为商业、政治组织的主要宣传阵地，通过承担宣传活动来获取政治与经济利益。大众传媒在信息生产实践中更强调空间上的征服，力图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将信息传播至最广阔的空间。更多的印刷制品在生产线中被快速生产出来，再次介入人们的交流活动，对活动的时间性、空间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此，此时期传播活动开始偏向于空间，人们更多获得的是空间扩展而非时间延续的交流体验。而读写传播技术、各类印刷制品、大众传媒机构、社会行动者的长时间互动最终打破了口语文化传统，世界上大多地域将读写文化传统推至支配地位。

在图文圈的影响下，人与人、人与环境的精神联结活动逐渐与地方、身体相脱离，而与体外化的媒介物紧密结合，削弱了生理活动对传播活动的时空限制，传播的时间与空间相互分离。“此时彼地、彼时此地”成为交流的常态，联结速度也开始由物质运输速度来决定，形成了“时空分离”的传播时空观念，认为交流即传递，通过物质载体的传递，交流的时间与空间相互分离，交流双方不必亲身在场也可以进行交流。此时由于体外化媒介在交流中的广泛应用、专业信息处理机构的建立，物质、组织中介及其中介关系具有可见性。人们在交流活动中明显可以感知到印刷制品、大众传播机构及社会行动者的影响，如在人们阅读书籍与作者对话的过程中，人们不仅可以意识到这种交流是通过书籍与纸张实现的，还能得知这本书是由某个出版社出版的，在哪个书商手中买的。因此，此时的交流被认为是“中介化”的交流。

三、视频圈与时空压缩观

视频圈（videosphère）是以电子传播为核心的中介化网络，在电子通信技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文化结构。电子传播技术带来了电信号与电信号互动规则，并以独特的电信号传输方式推动了电视、收音机、电话等中介物，电视台、广播台、通信公司等中介机构的出现；而电子传播对声音与图像的复现能力也使政治、教会组织重新建立言语战线，并创造了影视制作者、电视记者、主持人等新的中介者；这些中介共同缔结了独特的电子媒介文化。

首先，电子媒介技术通过电信号与电信号的编码、解码规则，以电子的形式再现并延伸了过去的交流模式。如广播、电话将声音转化为声音信号复刻了口语交流；而电视、电影通过电信号与光信号的反复转换过程创造了视觉上的面对面交流体验。这种延伸为人们的交流活动带来了独特的时间性、空间性——人际交往具有了即时性，电子传播技术的瞬间传输能力使人们即使身处南北半球也可以进行即时的口语交流。人们的环境交往由于电子传播技术对环境的再现而具有了现场感，电影、电视将广袤的物理时空环境及人像“压缩”在荧幕之中，并以图像的方式再度呈现。人们不再依据文字描述去想象彼时彼地的环境状况及他人的状态，而是通过身体去直接观察影像。这种亲眼所见的感觉为人们创造了现场体验的错觉，这种错觉伴随着电视直播技术的成熟而得到强化。这种现场感还因为影像记忆的出现而延伸至不同时空范围，人们既可以在荧屏上回顾历史，体验过去的时空图景，也可以通过主观的内容策划活动展现某种观念未来，如科幻片的体验。

该延伸通过物质材料、大众传媒机构、社会行动者的互动实现。正如人们在拥有电视，并订阅由记者、主持人、摄录师参与的电视新闻节目并观看的情况下才能获得“他地”的经验。在电子媒介技术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电子媒介物只有配合传媒机构及社会行动者提供的各种音像制品才能为人们创造新的交流体验。这种依赖也使电子传播的时间性、空间性被电子载体与传媒机构强烈的空间偏向干扰。电子媒介技术本为传播活动提供了一定的时间持续性，人们完全可以以电信号的方式记录历史，这也正是电影、录像带具有历史史料价值的原因。但实际的传播活动相比时间的持续更加注重空间的扩张——电视节目、广播追求最大的收视人口、录像带争取卖给更多人、电影争取在全球范围内上映以赚取票房，通信机构意图建立全球范围的交流网络。无论是运输类媒介还是记录性媒介都被传媒机构的商业意图转化为空间偏向的电子载体，并在不断的商业活动中给人们带来偏向空间的交流体验。当然这种活动受到了读写文化传统的反抗，图像的冲击使人们警惕与反思电子媒介对阅读能力及知识、文化传播的破坏性。但这种文化抵抗未能抵挡电子掀起的图像洪流，图像文化传统依靠信息的低理解门槛取代了读写文化传统的优势地位。

在视频圈的影响下，人与人、人与环境的精神联结活动再度与体外化的媒介物相脱离，身体的局部开始以一种电子复刻的方式回归。而该方式突破了物质运输的速度限制，将人们的联结速度压缩至瞬间，空间则被压缩为“地球村”，距离不再是联结的障碍；而时间被压缩至当下。由此，人们认为交流即发送，交流以信号发送的方式无视地域距离即时发生。参与交流的大多数中介元素及中介关系仍可被人们感知到。如人们可以意识到交流是通过电视、电话发生的，也知晓电视节目的生产者。但由于电子传播直接通过无形的电磁波实现，一些中介及中介关系因置于后台而不再具有可见性。例如各种用于电信号传输的电缆与天线；建立电话网络的通信机构、各种电话线路及接线员。

四、数字圈与多重时空观

露易丝·莫尔在德布雷的基础上提出了“超地球圈”（hypersphere）［1］47，笔者将其理解为“数字圈”。“数字圈”以数字传播为核心的一系列中介形态，在数字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文化结构，其统治了网络传播时代。在数字圈中，数字传播带来了机器语言与二进制运算规则，带来了光缆、计算机、手机等中介物；通信基站、服务器、数据中心、网站、平台等中介机构，网络传播者、网络运营商、网络工程师、媒体运营师等中介者。还通过技术整合将过去各种中介物及交流模式都嵌入计算机、手机等物质终端，并以数字化的方式将过去的各种中介机构与中介者重塑为网络传播行动者，并将其集置于网络平台中。而这些中介的互动创造了独特的互联网文化。

首先，数字传播技术通过机器语言与二进制运算规则将以往所有交流模式及媒介载体嵌入了计算机终端，并以计算机传输协议的方式将世界各地的终端联结，建立了互联网。该技术实践过程不仅将计算机打造成全面的交流机器，还为交流活动创造了新的数字载体与交往场域，最终建构了数字交往模式。该模式为交往活动带来新的时空优势——一方面，人们在赛博时空中获得了多重时空的交流体验。赛博时空由于网络终端机器的多线程结构及互联网的去中心化特性而具有多元时空序列，其中包括个人时空序列（博客、QQ 空间、个人朋友圈）、组织时空序列（公众号、人民日报App）、公共时空序列（贴吧、微博讨论池、各种评论区），由此，交流活动可以在不同的时空序列中发生。而两大时空的交织也造就了人们的双重生存状态，交流往往在现实时空与赛博时空中同时发生。例如目前“滴滴打车”服务应用的GPS 导航、Wi-Fi 网络定位系统可以在交流双方的终端上实时显示出交流双方的位置，这使交流双方既在虚拟时空上联结，又在现实时空中相遇。另一方面，在赛博时空中进行的数字交往涵盖了既往交往模式的时空特征，人们既可以无视物理空间障碍通过互联网实现同步、异步的世界交往，又可以将典籍、音频、影像以数据的方式存储进本地或云端数据库中。并且，这种交流随着网络视频通话及数字形象技术的发展向着“面对面交流”回归。如Google 研发的Project Starline 项目目前已经能实现裸眼全息的实时通话［8］，而meta创造的VR 社交网络horizon world 已经实现了虚拟数字身体社交［9］。

这一时空优势在各种传输类、终端类物质与数字社会行动者、平台等组织机构的互动中才得以发挥。如果没有光缆对信息的转码与快速传输，赛博时空这一交往场域会因为数据包的缺失而崩塌。而人没有计算机、手机等数字设备是无法接入赛博时空的，更无法获得多重时空的交流体验。同样，没有数据中心、网络运营商、网络工程师在后台的数据处理与网络维护，平台、网站、媒体运营师在前台提供链接接口，人们也会因为数据处理能力的障碍，而丧失接入的资格。因此，这些中介的时空取向再度影响人们交流的时间性、空间性。以计算机、手机为首的新媒介群是时空平衡类媒介，它们兼具储存能力与传输能力。如果单从这一物质特性出发，社会大众的交流活动应该走向时空平衡，既能达到交流范围在空间上的扩展，又能保持交流在时间上的稳定性。但人们现实的交流活动却明显偏向于空间——交流的范围不断加大、速度不断加快，但交流的持续时间越来越短，文化属性越来越弱。

这主要是网络传播者与平台共同介入交流活动所造成的结果。平台机构具有商业属性，以流量盈利。信息流转的速度越快，用户的访问数量越多，停留时间越长，流量的价值越大。平台组织一方面需要不断建构与丰富虚拟交往场域，并制定新的交往规则，吸引各种类型的网络传播者入驻。另一方面则需提高连接效率，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范围地建立起人与人、人与信息的精准连接。前者不仅利用各种数字产品再度扩展了交往时空的数量，创造了新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还通过建立新的薪酬体系与流量计算规则，驱使网络传播者也以流量逻辑来进行内容生产。而后者加强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与范围，使其变得更快、更广，但不太可能会更准。因为这种精准是通过给用户贴标签而实现的，算法通过理解标签才能迅速建立连接，但标签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所以，传播的效果仍无法跟上传播的速度。平台与网络传播者的互动，不仅强化了交流活动的多重时空性，还强化了其空间偏向。

上述中介共同建构了互联网文化，该文化同样遭到文化传统的抵制。例如，当去中心化的网络媒介极大地冲击了电视的仪式效果时，关于互联网文化的批判便不断凸显。但互联网文化所具有多元性与包容性，使它在面对抵制时展现出了强大的包容力。互联网不但以再媒介化的方式重新将过去的媒介拉回人们的视野，还将电视文化以数字化的方式收编进了互联网世界。如今家用电视都接入了数字网络，互联网与电视一同发挥仪式效果；网剧、真人秀、综艺都采用过去电视节目的摄录流程，并在网络视频平台与传统电视上双线投放，电视文化与互联网文化伴随着媒介融合的脚步走向深度互融，这种互融以数字化为主导。所以，数字交往模式更加坚固，并且成为人们与他人、环境联结的主要模式。人们对平台的依赖也越来越深，数字化、平台化生存已经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常态了。

因此，在数字圈的影响下，人们精神联结活动的场域伴随着虚拟时空的诞生，以及虚拟与现实时空的交织与重合而延展。人们不仅在虚拟场域中通过语言、文字以及身体的数字化再现来开展现实的交流活动并维系现实亲密关系，也可以在虚拟场域中以新的数字身体及身份来实现陌生人之间虚拟联结，并建构虚拟社会关系。同时，随着数字移动技术与位置媒体的应用，联结场域更是具有了重叠性，人们可以同时在实地与数字地域实现联结，如微信共享位置功能可以同时使联结双方同时在虚拟时空与现实时空中相遇。人们认为交流即链接，该链接不仅可以在现实时空中发生，还可以在虚拟时空中进行，甚至可以在两大时空的交织中进行。

因此，在数字传播技术、数字媒介物、平台机构及互联网文化传统的共同中介下，人与人、人与环境在不同时空范围内实现了直接的、点对点的精神联结，并在“无时无刻”的交流活动中建立了多重时空观念，但也在平台、网络传播者的影响下，呈现出强烈的空间偏向。而此时期，除了逐渐具身化的移动终端及同样生活在赛博时空的网络传播者，几乎所有的物质中介、组织中介都从前台走向了后台，对交往的双方来说是不可见的。而不可见创造了“去中介化”的错觉，人们在即时、直接的体验中忽略了通信基础设施与组织设施的中介性质。

五、拟态圈与时空自由观

对于未来的媒介圈，有学者称之“智能域”，有学者则认为是“拟态域”。“智能域”涵盖智能技术对信息传播系统的长期影响过程，智能技术对信息传播系统的影响至少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线域定、隐线域定、超线域定［10］。而“拟态域”主要指智能技术的集合，即元宇宙技术对传播系统的影响［11］。二者概念虽然不同，但有重合之处，一方面是由智能技术所创造的未来传播图景，另一方面拟态域实则就是“智能域”所指的最终阶段。因此，笔者以“拟态圈”来形容未来的中介化网络，并认为它是以智能传播为核心，是以信息技术智能化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文化结构［12］。

（一）流体化、平台化与环境化：“拟态圈”中的媒介形态

包含数据化、系统化与后台化的智能化实践下，“拟态圈”中的媒介形态表现为流体化、平台化与环境化。“流体化”是指媒介不再具有固定的形态，其在智能技术的数据化实践过程中出现，该实践一般包括两个过程。第一为建立新的数据传输节点与数据集，第二则是围绕新的数据传输节点，重新建立数据传输网络。前者主要在传感器技术与生物技术的改造活动中形成。物联网技术使万物搭载了传感器，而人在生物技术的改造下获得了脑机接口，由此，万物与人都具有了内置的网络接口，成为新的数据传输节点与数据集。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将新的节点接入计算机网络，实现节点间的互联。在这一过程中，万物与人逐渐成为兼具虚拟数字性与现实物质性的复合体，其存在方式被重新组织——既是技术机体又是生物体，既是社会行动者又是数据基础设施。它们既围绕着数据而展开自身的活动，也在数据传输活动中扮演“中间项”角色。因此，万物与人都成为可以自动处理大量数据的智能媒介，但这类媒介不再像报纸、电视、手机等传统媒介那样具有固定的形态，反而呈现出一种漂浮的、随机的流动状态。只要数据开始串联与流动，围绕数据的物质体就可以成为媒介。而千人千面，万物万相，不同形态的物质体都可以扮演媒介角色，媒介便具有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其可以是一个冰箱或者一块石头。但该类媒介不是单一的数据接收与传输装置，或是文化的符号象征，而是复杂的信息操作与关系组织平台，这即是未来媒介的另一表现形态“平台化”。

“平台化”是智能技术系统化实践下得到的结果，智能技术系统化实践是在人工智能与移动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下，将智能数据节点通过移动网络联结在一起，建立智能网络的实践。这一实践以网络化的方式，不仅将在数据化实践中转变为智能媒介的各种物质体相互串联为一体来发挥作用，还依托于屏幕装置，将单一的智能媒介转化为复杂的智能平台。前者指各种智能媒介在技术上因某一交互行为，通过内部网络实现了操作环节上的勾连。目前智能技术系统化相对成熟的成果为智能家居。在传感器的应用下，冰箱、镜子、马桶等传统家具被改造为可进行多模态交互的智能媒介，并在内部智能网络的串联下，成为一个有机的复杂操作平台。这一操作平台通过其智能中枢理解人们手势、语言等多模态的交互指令，将其转述为机器指令来调动不同的家居，最终完成交互实践。而后者则指独立媒介通过搭载屏幕，本身成为操作平台与承载社会关系的平台，并通过外部智能网络的接入，与各种社会人际与组织关系相联结。如我们可以通过智能冰箱的外部屏幕得知冰箱内部的温度与湿度等各种信息，还可以直接用冰箱屏幕登录购物平台进行下单，购置自己所需要的物品。目前智能家居的系统化实践只在局部实现了平台化。而在未来，随着万物与人都被纳入智能网络，控制整个社会运行的智能平台将被建立，技术、物质、组织、社会行动者等中介环节都将被整合，并集置于万物及人的身体中，受隐于后台的智能平台控制。由此，媒介在与万物，与人的融合中成为日常生活的背景，成为人们生存的环境本身。这即是未来媒介的终极形态 “环境化”。“环境化”在“流体化”“平台化”基础上发生，在“流体化”下媒介不再拥有固定形态，人们日常的生活物品都可以随时转换为媒介。而在“平台化”下被转化为媒介的日常生活物品成为操作平台与关系联结平台。由此，媒介失去了外显的形态与特殊性，彻底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再具有可见性。由此，未来时代人们的交往活动将完全实现了“去中介化”，人们交往的时空性再度改变。人们将在交往能力的深度延伸下再度扩展交往时空，并且使交往变得更加直接与高效。

（二）“拟态圈”与未来交往的时空性

每一个媒介圈都会为特定时期的人们带来一个新的时空组合。而“拟态圈”将在未来为人们带来混合时空的时空组合，其包含现实时空与由技术“拟态”所创造的场景时空，是在现实与虚拟环境交叉中所创造的混合时空。而时空状态的变迁将给人们带来新的交往时空性，人们的交往能力、方式与场域也因此变得更加丰富。

人们在“拟态圈”中获得现实交往的时空升维体验。一方面，人们可以在技术的延伸下多方位的感知周围环境。在人们与周边环境的交互过程中，智能中枢将通过调动数据库内数据，以影像、文字、语音等多种方式反映环境中各种物品的多元数据（物理、文化、社会关系），并通过智能眼镜或机器眼实时反馈于人。而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增强器，则以电子的方式，加强了人们对物品物理属性的感知。另一方面，技术“拟态”丰富了人际交流体验。人们仍可在现实时空中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但这种交流由于智能技术对人体与环境的改造，而得到时空上的延伸。人们在交流时，既可以通过眼前的屏幕得到他人的物理体态与社会背景等各类数据，又可以随时以“拟态”的方式展示自己话语的所指，如在交谈中谈及某个历史文物，言谈者可以通过调动关于历史文物的影像、音频等文字数据来丰富自己的表达，更可以通过智能网络将“拟像”数据投射在现实时空环境中，进而转换交往的场景。而这些数据都关联着不同的时间轴线与历史空间，人们继而在日常交流中获得了新的现实时空经验。这种新的体验目前已经在技术上成为可能，微软的HoloLens AR 眼镜可以做到无缝映射物理环境，将数字内容稳稳投射到相应的对象或表面。［13］而韩国Hyunhyub Ko 团队已经研发出基于水凝胶的柔软人造舌（电子味觉增强系统）［14］。腾讯Robotics X 实验室正在研发触觉传感器［15］。

与此同时，人们也将在“拟态圈”中体验到多维的交往时空。智能技术的综合应用使人们既成为活动数据本身，又成为数据活动的界面。因此，人们可以以建立“数字孪生体”的方式转换、复刻与重塑自身，并在虚拟时空与现实时空中自由穿梭。人们一方面通过“数据”创造在完全虚拟时空（类元宇宙）中生存的数字孪生体。通过虚拟人与虚拟人之间的交互来建立现实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另一方面又通过记忆与整理“数字孪生体”的数据，并传输到虚拟时空或现实时空中他人或他人所有物品的媒介界面，使现实人与虚拟人实现了面对面交流。这正如《流浪地球2》中图恒宇所坚持的数字生命计划，通过机器储存人的意识及相关数据，创造出数字生命，然后实现生者与亡者、亡者与亡者的交流［16］。“数字生命”正在走向可能，优链时代研发的3D 云阵相机已经可以一秒拍摄创建真人3D 数字分身［17］。再者，当人本身转换为赛博格式的肉身界面后，虚拟与现实将高度混合为一体。人们随时可以通过肉身界面来接收他人的“数字孪生体”，也可以随时将自身转换为“数字孪生体”投射到他人的界面上。目前英国科学家彼得·斯科特-摩根博士便通过机械装置、电子化或数字化技术成功完成对自己身体的赛博格化改造，成为世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赛博格，真正的肉身界面［18］。

多维的交往时空关联着多元的时间轴与空间。从时间性上来看，人们在交往中所遇到的“数字孪生体”或许是由过去数字记忆凝结出的滞留物，或许是当下的即时互动者。而这将为人们交往带来过去、当下、未来多重时间轴的混合体验。而从空间性上来说，当人们将自身的“数字孪生体”投射到完全虚拟时空或者他人的界面上，他们将进入由技术“拟像”所构成的多元场景。这类场景按照控制者的想法转换，既包含历史与现实场景的复刻，又包括一些由个人观念构筑的未来场景。既是集体活动的场域，又是个人的“心世界”的展示。正如电影《头号玩家》中的绿洲世界，玩家在智能网络的串联下，不仅可以自由的创造场景与物品内容，还可以实时感知到他人构建的场景与物品，并与之发生交互。而目前Oasis项目已经在尝试构建“绿洲”［19］

新的交往时空性将再度重塑人们的时空观念。在未来“拟态圈”的控制下，地域距离被数据的光速流转消除，一切远方都近在咫尺。时间节奏被个人所掌控，过去、未来都可成为当下。现实时空、虚拟时空、想象时空深度互融，彼此边界淡化，无论社会的物质存在还是精神存在都可以在时空之间实现自由穿越。人们的交流，无论精神还是物质交往，都彻底摆脱了时空限制，迈向高度个性化、人性化、自由化［20］。由此，“拟态圈”对社会交往的介入，可能会使人们建立“时空自由”的传播时空观念。人们有望重回交流即对话的时代，但这种对话不再受时空束缚，可以随时随地发生。无论近地还是远方，生者还是死者，一切交流活动都可以在同一时空或异质时空中面对面发生。而无论生物还是物品，虚拟还是实在，一切存在着的都将成为交流的对象。而此时期交流的中介仿佛“消失”了，人们获得了不同以往的“去中介化”交流体验——不止信息的传播，一切交互都变得直接，不存在任何可被感知的中介。直接、沉浸、去中心化连接从此成为交流永恒的关键词。但是，中介真的不存在了吗？实质上中介只是都被智能技术集中转置到了后台，成为智能平台的一部分而已。而智能平台作为社会的基本操作系统，已经与人们所在的环境高度融为一体，人们与智能平台的关系，如鱼与水的关系，只有脱离了环境才能感知到平台的存在。因此，此阶段人们无法在交流中感知到任何中介的存在，交流体验进一步走向深度的“去中介化”。

六、结语

本文挖掘出了一些曾被忽略的中介元素，并阐释了其对人们交流活动及传播时空观的作用，但并没有意图去穷尽中介元素，因为那样做没有任何意义。本文只想强调一种思维，没有什么是直接的、即时的，也没有什么是已知的，一切都是经过演变（devenu）而成的［1］78。这些演变过程与复杂的中介机制所关联，是由诸多要素介入的漫长过程，绝非技术一词所能概言之的。由此，信息传播系统对传播时空观的重塑，并非只是一个技术调解的过程，而是牵涉技术、组织机构、物质材料及社会行动者等大量中介的复杂调解过程。在该过程中，传播技术重塑了交流模式，调解了人们交往活动的时间、空间性，并推动中介物、中介机构、中介者的再塑。而中介者的个人意图与社会功能、中介物的自身属性与使用方式、中介机构的组织活动再次调解了交往活动的时空特性，使其产生某种时空偏向。由中介之间互动形成的文化传统则通过抵抗/妥协/生产的方式影响前三个中介环节的行动来实现调解行为，这种调解行为也是由社会行动者来发挥的。与此同时，不同的中介环节在调解阶段与可见性上具有差异，技术/文化的调解贯穿整个中介化过程，大部分时间是不可见的，除非技术系统发生更迭或者文化遭到破坏时才会显现。而物质/组织/社会行动者的调解更多在媒介应用过程中发生，具有可见性。但可见性不是永远固定的，不同历史阶段的中介元素的具体形态与社会意义不同，会导致中介及中介关系的可见性发生变化。

这一调解过程又是一个漫长而充满变化的历史进程。只要出现新的交往工具，人们的交往活动就有可能重新中介化，而各种新的中介元素就会影响人们的传播时空观。所以，中介关系是永远存在的，传播时空观念史也是中介机制介入人类交往活动的历史。而用“媒介圈”将这些历史串联到一起，人们的交流观念及活动呈现出一个鲜明的历史趋势：人们逐渐在交往中活动获得了一种“去中介化”的体验——直接、即时，一切关系在双方的直接联系中建立，不再需要第三方。这是因为中介元素随着技术的发展越来越集中，并且隐匿于后台，不再具有可见性。但这种“去中介化”本质上其实是由技术发起的“再中介化”，即技术通过重新建立中介去改变中介及中介关系的可见性。正如在话语圈时期，语言是不可见的中介。但到图文圈时期，大量的文字应用把它可见化了。图文圈时期建立了书信、邮局等可见中介，但到视频圈时期，不可见的电话网络取代了它们。同样，视频圈时期的收音机、留声机等可见中介，也在数字圈时期，被整合在手机这一可见中介中，而变得不可见。而到了拟态圈时期，所有的中介都被整合进智能平台，并因为智能平台与环境的互融而变得不可见。

中介及中介关系的可见性被消除并不见得是件好事。人们感受不到中介就会走向忘我与沉浸，最终失去对中介元素的反思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