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iteSpace的西藏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文献可视化分析*

2023-02-20 03:35房卿阳王一丁
西藏研究 2023年6期
关键词:阿里地区发文考古

房卿阳 王一丁

阿里地区位于西藏西部。历史上,今天的阿里地区大体包含在汉文史书所记载的大、小“羊同”、(1)汉文史书中对羊同有“大羊同”、“小羊同”之分,但对于大羊同的地理位置,学界说法不一,本文不作赘述。藏文史书所记载的“象雄”(2)象雄是西藏早期的十二个主要部落之一,意大利藏学家图齐认为在吐蕃政权建立之前,象雄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区域之内,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有着十分悠久而深远的历史文化。《通典》卷一九〇“边防”六下记载:“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胜兵八九万。”842年(唐会昌二年),吐蕃政权由于种种内部矛盾激化,末代赞普达玛乌东赞遇刺,政权最终分崩瓦解。之后,王室后裔吉德尼玛衮之子扎西衮在10世纪初建立古格王国,(3)吐蕃第四十二代赞普达玛乌东赞有两个儿子,分别是云丹和沃松,由于长期内讧,云丹据拉萨,沃松则被排挤到山南一带,其势力随后逐渐向西迁移,扎西衮的父亲吉德尼玛衮便是沃松的孙子。在长达约700年的绵长岁月里,佛教得到恢复和再度兴盛,并形成了西藏西部最璀璨的文明,迄今仍有无数珍贵的古建筑、历史遗迹散落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

阿里地区古遗址作为历史遗迹,具有重要的文化、历史、社会及艺术价值。但目前针对阿里地区考古发现的建筑遗址并未进行详细梳理总结,亦没有明确的历史脉络与发展路线。本文基于前辈们的工作成果,通过交叉学科研究,以考古学为基础,从建筑学角度切入,对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文献进行梳理、研究,试图对西藏和平解放后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揭示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的热点与趋势。

一、分析方法

本文选取中国知网为基础数据库,以西藏和平解放后,公开发表在国内各大期刊上的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对“阿里地区考古”、“阿里地区古建筑”、“西藏考古”、“西藏古建筑”等关键词进行检索,文献时间限定在1951年之后,共获得有效论文104篇,其中包括期刊、硕博士学位论文,不包括报纸、会议、图书。

本文以“统计法”为基本手段、CiteSpace软件(4)CiteSpace是一款以科学文献为数据源的可视化分析软件,其功能是通过数据的聚类形成可视化图谱,对某一科学发展的演进与趋势进行阐述与解释,故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对所收集文献的核心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等进行可视化分析。为技术手段,将从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导出的Refworks格式数据导入CiteSpace软件进行聚类分析,以此绘出可视化科学图谱。

二、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工作概述

西藏近代意义上的考古始于20世纪初,以和平解放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和平解放前,由西方学者主持;和平解放后,我国学者开始独立承担。

(一)和平解放前阿里地区的建筑类考古工作

20世纪初,德国传教士弗兰克(Francke)在今西藏以西的拉达克地区展开了一系列田野调查,著有《印度藏区的古代遗物》(AntiquitiesofIndianTibet)、《西部西藏史:一个未知的王国》(AhistoryofWestTibet:oneoftheunknownempires)等著作。1912年,英国人麦克沃斯·杨(Mc Worth Young)借道印度,(5)参见甲央、霍巍:《20世纪西藏考古的回顾与思考》,《考古》2001年第6期,第3—13页。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来到象泉河谷,对古格王城遗址和托林寺进行了较详细的考察。意大利著名藏学家朱塞佩·图齐(Giuseppe Tucci)先后8次到西藏进行考古调查,其中1933年、1935年两次到达阿里地区象泉河谷。(6)参见魏正中、萨尔吉编译:《探寻西藏的心灵:图齐及其西藏行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5—116页。

(二)和平解放后阿里地区的建筑类考古工作

1957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专门到札布让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此后古格王城遗址开始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逐渐进入大众视野。此次拍摄算不上专业的考古调查,但拉开了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的帷幕。1959年,西藏文物管理小组成立;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下文简称“西藏文管会”)正式成立,制定了“集中起来,保管好”的工作方针。

1.第一阶段(1979—1992年)

1979年6月,西藏文管会与新疆文管会共同组织了对阿里地区古格王城遗址的考察,(7)1969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签发《关于加强阿里地区工作指示》,文件规定:“阿里地区仍然在西藏的行政区划之内,但其党、政、财、文工作由新疆方面负责。”1970年起,新疆直接管理西藏阿里地区。进入80年代,阿里地区地方工作交与西藏管理。对其分布、选址、建筑功能、建筑形式、壁画雕塑等进行了初步调查,重点调查尚存的建筑,这是西藏和平解放后阿里地区第一次专业的建筑遗址考古调查。1981年9月,西藏工业建筑勘测设计院对古格王城遗址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测绘,并调查了札达、普兰等地的寺院建筑,系阿里地区首次建筑学调查。

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根据统一安排,西藏文管会自1984年对各地市进行了为期8年的文物普查。1985年初,陕西省援藏普查队与西藏文物普查队将古格王城遗址作为重点考察对象,(8)参见张建林:《陕西省支援西藏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回顾》,《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6期,第53—58页。对其建筑布局、年代、性质、功能、遗存有了清晰的认识。1992年,西藏文管会普查队联合第三批援藏的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普查队,对阿里地区日土、噶尔、札达、普兰、改则、革吉、措勤七县进行了近4个月的全面文物普查。

2.第二阶段(1992—2000年)

文物普查工作完成后,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工作迎来了以保护为主的新阶段。

为了更好地管理文物考古工作,西藏文管会于1995年调整为西藏文物局,在文物古迹较多的县还设立专职的文物管理部门。(9)参见夏格旺堆、普智:《西藏考古工作40年》,《中国藏学》2005年第3期,第201—212页。

1996—1999年,国家文物局、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西藏文物局、各省援藏专家共同组成“阿里文物抢救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对托林寺、古格王城遗址、科迦寺实施保护性维修。(10)参见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王辉、彭措朗杰:《西藏阿里地区文物抢救保护工程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页。在此期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西藏文物局还负责托林寺的全面调查,对其范围、布局、结构有了全面了解。1997年7—8月,四川大学考古系与西藏文物局联合对皮央·东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发现大量佛殿、城墙、佛塔、洞窟等遗迹。(11)参见霍巍、李永宪:《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1997年调查与发掘》,《考古学报》2001年第3期,第397—426页。

3.第三阶段(2000—2021年)

进入新世纪,国家越来越重视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各方面力量的投入不断加大。 在国家文物局边疆考古专项资金资助下,2004年6—8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系与西藏文物局联合组成“象泉河流域考古调查队”,对象泉河流域中方境内文物古迹进行调查,新发现寺院遗址、大石遗迹、古代墓地等17处古遗存,获取了一大批重要的实物资料。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研究机构、高校间的合作愈发长期、稳定。2018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达成全面战略协议,在西藏西部地区合作展开考古学综合研究、文物保护研究。2019年起,四川大学熊文彬教授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对阿里后弘期初期的佛教遗存进行调查、整理和综合研究。

2019—202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北大学、阿里地区文物局、普兰县文物局对阿里普兰县孔雀河流域开展专题调查,又发现多处墓地、佛塔遗址、窑洞与建筑遗址。

在此阶段,新兴技术手段的引入也使得学术成果不断丰富起来。2017—2020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对格布赛鲁遗址开展了长达4年的考古发掘,在此期间利用同步辐射光源显微CT、电子探针、等离子体质谱等技术对出土的釉砂珠进行检测,发现其与埃及釉砂制品的成分极为相似。

建筑遗迹作为阿里地区文化遗产中非常重要的类型,蕴含丰富的历史信息。因此,考古学外的其他专业也主动参与到工作中。自2007年开始,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多次对阿里地区古代聚落与建筑展开田野调查与研究,依托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阿里地区多香河谷遗址、香孜遗址等数十处古遗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与测绘。

三、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通过可视化角度对西藏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文献展开外部分析,阐述文献的发文量、核心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研究热点等,以客观反映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文献的研究情况。

(一)发文量分析

通过统计分析文献发文量,得到了“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文献历年发文量统计图”(见图1),由图可知,考古文献量与考古工作变化趋势一致,根据发文量将考古文献产出分为三个时期:1951—1992年、1992—2000年、2000—2021年,其中文献产出的第一个时期对应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工作的第一阶段;文献产出的第二个时期对应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工作的第二阶段;文献产出的第三个时期对应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工作的第三阶段。

图1:1951—2021年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文献发文量统计图

1951—1992年,考古文献发文较少,西藏第一、二次文物普查期间甚至没有相关文献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笔者认为在一、二次文物普查工作中,相关机构与人员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基础调查上,在成果整理、研究、发表上的精力投入较少,所以造成了这种“空档”现象。1992年“二普”结束后,不仅学术期刊发文量增加,而且还出版了《阿里地区文物志》《吉隆县文物志》《昂仁县文物志》《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等调查成果,但这一时期学术刊物上整体发文量仍然较少。

进入21世纪后,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也进入新阶段。相比前一时期,发文量显著增加并上升到新阶段。同时,第三次文物普查也极大加深了对阿里文物的认识和基础资料的掌握,从而促进了这一时期发文量的激增,2019年达到峰值,当年发文量占总文献量的10.6%。

从西藏和平解放70多年来的情况看,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工作起步较晚,发文量偏少。随着第二、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开展,政府、研究机构、高校、个人多元合作,共同推动了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的进展,因而发文量也得到了相应增长。较传统考古,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文献总量较少,从另一角度说明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研究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二)核心作者与研究机构分析

1.核心作者分析

将中国知网数据导入CiteSpace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作者合作网络关系图谱”(见图2),可以较为清晰地展示出核心作者群或研究团队。其中,圆圈代表作者发文量,圆圈面积越大,代表作者发文越多,圆圈之间的连线代表作者间的合作关系,圆圈颜色则代表了年份,颜色越深,说明发表时间越早;反之,颜色越浅,说明发文时间越晚。由CiteSpace筛选得到的“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研究领域发文量作者排名表(≥4)”(见表1)可知,发文最多的是霍巍教授,数量为24篇;张长虹博士、吕红亮教授并列第二,数量为8篇;排在第三的是张建林教授,数量为6篇。结合图2与表1,同心圆最大且颜色最深的霍巍教授是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对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表1: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研究领域发文量作者排名表(≥4)

图2:作者合作网络关系图谱

2.研究机构分析

将中国知网数据导入CiteSpace,得到“发文机构网络关系图”(见图3),该图反映出相关研究机构主要分布在个别高校、考古与文物研究单位,并形成了以四川大学为核心的研究机构合作关系网络。由此看出,高校的参与大力促进了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研究领域研究。

图3:发文机构网络关系图谱

从图3可以看出,各文物保护研究机构连线较多,说明其联系、合作较为密切;四川大学与文物保护研究机构合作较多,但其他高校间、高校与科研机构间合作仍不够密切,未来还有很大发展与合作空间。

由CiteSpace分析得到“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研究领域高校发文量排名”(见表2),从该表中可知,四川大学总发文量为34篇,是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研究领域具有较高影响力的高校。

表2: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研究领域高校发文量排名

(三)关键词及研究热点分析

1.关键词共现分析

用CiteSpace分析文献的“关键词”数据,获得“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4)及“高频关键词”(见表3)。图谱中,字体和圆圈的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字体和圆圈越大,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反之,则出现频率越低;以各关键词为核心呈放射状向外辐射,连线表示彼此间相互联系程度,连线越多,表示各个研究方向间的联系越紧密。

表3:高频关键词

图4:关键词共现图谱

关键词作为文章的主题词,可以清晰地了解文章的研究方向。由表3可以看出,西藏和平解放后,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研究的核心方向集中在托林寺、考古调查、古格王国、石窟寺、札达县、石窟壁画上,由于本文将研究的空间范围限定在西藏阿里地区,故将“西藏”、“阿里地区”排除在核心研究方向外。从建筑学角度来看,西藏和平解放后,学者对古格王城遗址、托林寺、石窟、宫殿与寺庙建筑研究较多,尤其是古格王城遗址,其作为整个阿里地区最雄伟壮观的建筑遗址群最具代表性,因此被调查研究的频率最高。从考古学角度来看,关于佛教遗存与墓葬的调查较为集中,逐渐成为主流研究方向,图谱所示其大多与札达县有所联系,从侧面反映出札达县是一个文物大县。

阿里地区作为西藏重要的佛教中心,佛教建筑遗存众多,从关键词共现图谱来看,西藏和平解放后,对阿里地区建筑遗迹的考古研究并未局限于单一学科,逐渐形成了建筑学与考古学学科交叉研究的局面。

2.关键词聚类分析

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能够清晰地反映出研究方向的变化过程以及热点集合。用CiteSpace软件进行计算,生成“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研究关键词聚类时间分布轴”(见图5),得到7处聚类:#0石窟壁画、#1古格王国、#2阿里地区、#3阿底峡、#4建筑遗址、#5双耳罐、#6、(12)由于Citespace的算法特性导致#6处聚类文献数量较少,故未显示在图谱中。#7西藏。在该图谱中,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聚类关键词,数字越小,聚类规模越大,表明该聚类研究热点越高。词汇间连线越密集,关联度越高,具有较强的学科交叉性。从图5可以看出,国内对阿里地区建筑类的考古研究在1992年之前属于探索时期,主要集中在西藏西部历史的研究(#2阿里地区、#3阿底峡、#4建筑遗址),1992年之后逐渐出现多元化发展趋势,涉及历史学、艺术学、建筑学等方面的研究(#0石窟壁画、#1古格王国、#5双耳罐)。

图5: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研究关键词聚类时间分布

3.研究热点与研究前沿分析

通过对关键词的共现与聚类分析,西藏和平解放后,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工作的研究热点主要为托林寺、古格王国、石窟、建筑遗址。

热点一:托林寺

托林寺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方面:(1)历史沿革与选址布局;(2)建筑形制与殿堂功能;(3)壁画艺术。将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得到“托林寺研究文献”统计表(见表4)。

表4:托林寺研究文献

热点二:古格王国

古格王国在西藏和平解放后一直是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的研究热点,将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得到“古格王国研究文献”统计表(见表5)。

表5:古格王国研究文献

热点三:石窟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石窟成为阿里地区北部一种重要的建筑类型,种类十分丰富,如居住窟、修行窟、仓库窟等。作为极具地域特色的建筑类型,石窟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将此类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得到“阿里地区石窟研究文献”统计表(见表6)。

表6:阿里地区石窟研究文献

热点四:建筑遗址

1957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首次将古格王城遗址呈现在公众视野。随着文物普查的进行,阿里地区的皮央·东嘎遗址、丁东居住遗址、卡尔东建筑遗址、曲龙遗址陆续得到调查。将此类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得到“阿里建筑遗址研究文献”统计表(见表7)。

表7:阿里建筑遗址研究文献

四、几点认识

阿里地区历史悠久,但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至今还保留着许多珍贵的古建筑遗存,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古建筑遗存工作展开较晚,在20世纪末才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通过对西藏和平解放后公开发表的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试图将阿里地区的建筑类考古研究梳理成一个清晰的脉络,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一)结合发文量分析来看,2000年前,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研究文献产出平稳且较少;2000年后,国家加大支援西藏力度,对文化遗产整体的重视与投入力度也越来越高,更多学者开始关注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研究领域,推动这一时期文献总量递增。

(二)结合发文机构与作者分析来看,西藏和平解放后,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研究初始阶段的工作大部分由西藏文管会承担。随着国家大力援藏,四川、陕西等省份考古队伍陆续加入,大大推进了此项工作,同时研究机构间还形成了紧密合作关系。70年间,对阿里地区建筑遗存的考古研究发生了由单一力量承担到多力量共同参与的变化。

(三)结合关键词分析来看,关键词的总量多,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反映出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研究从单一的考古学领域向建筑学、艺术学、历史学等多学科扩展,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融合。

(四)结合研究热点来看,“古格王国”、“托林寺”、“石窟壁画”、“佛寺建筑”等一直是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研究的热点,更涉及多个学科领域,说明其价值非常高,对这类研究热点的整体研究应成为一种模式与范例。比如,关于古格王国的研究,从西藏和平解放至今一直是重点,最初受到考古学的关注,对其历史沿革、遗存进行研究;而随着建筑、艺术等学科的参与,它从“重点”变为“热点”,对其建筑布局、形式、结构以及壁画艺术进行全方面调查与研究。

和平解放70年多年间,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成果丰富,通过对其成果的梳理、分析,有助于我们掌握阿里地区建筑类考古研究的整体情况,了解其研究趋势,是一次很好的回顾与审视,可为今后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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