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困、围困与突围的窘困
——阿袁小说《天花乱坠》主题评析

赵海涛 王玉华，2

（1.江西师范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江西南昌 330022；2.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北京海淀 100083）

阿袁被视为学院派新生代女作家。作为一位典型的学院派女作家，她的作品“大多聚焦大学校园中知识分子，尤其擅长描写高校中知识女性的生存情感境遇，语言上擅长将典故、比喻和叙事巧妙融合在一起，极具古典韵味”[1]。有研究者指出，阿袁小说大多叙述大学校园里的生活故事，“尤其是聚焦于各类知识女性的生存境遇和情感心理，而且又擅长将熟稔于心的诗词典故在叙事中化俗为雅挥洒自如”[2]。此言不虚，这样的特征集中体现在阿袁的《郑袖的梨园》《师母》等系列作品中，以及2022 年7 月她新出版的《小诗经》（单行本）等作品中。阿袁对高校女性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历程与价值观念进行了多重探索与呈现，擅长展现高校知识分子的俗常生活与情感困境，以及描摹象牙塔外面现实生活的多面图景，从而从生活的底部和深处来反观人性的复杂与生存困境。短篇小说《天花乱坠》（初刊于《长江文艺》2014 年第11 期，后收录于小说集《绫罗》），可以说是她这类小说作品中的代表作。小说以某高校马姓女教授的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视角，从弟媳妇顾艳和侄子马小灯来“我”家走亲戚写起。“我”原以为他们只是暂住几天，没想到竟然久居不走，这使得“我”和丈夫孟文对他们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后来，孟文发现了顾艳晚上与网友幽会的私隐，才使得弟媳妇和侄子漫长的来访戛然而止。然而，顾艳私会网友的事实却被“我”的娘家人所否认，生活又恢复到弟媳妇和侄子到来之前的和平状态。从小说结局看，一切问题貌似都得到了和平解决，然而叙述者“我”的各种疑惑并未得到有效化解，比如，“我”和丈夫之间日常生活中貌合神离却在关键时刻能默契地达成统一战线，“我”与原生家庭相爱相怨又难舍难弃，家人对弟媳出轨事件的妥协与哑然接受等。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将女性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和感情世界中面临的自困、围困与突围困境展现出来，反映了当代女性的生存状态。

一

《天花乱坠》中，“我”和丈夫孟文都是大学中文教授。结婚前，“我”十分欣赏孟文身上的超凡脱俗，但漫长的婚姻生活之后，“我”就痛恨孟文的这种脱俗了。走入婚姻后的“我”和孟文在家务上分工严格：“我”做饭，孟文洗碗；“我”洗衣服，孟文就拖地。夫妻二人在日常生活中貌似和谐互敬，实际上与《天仙配》中男耕女织、夫妻恩爱的理想状态相背而驰。对于任何一点小事，二人都会锱铢必较，寸土必争，互不妥协，因此他们对平淡的婚姻生活感到焦虑与厌倦。在这样的婚姻状态下，“我”开始怀疑之前对爱情的认识，并自此行事风格大变，从从前的浪漫主义变成了现在的现实主义，承认“大俗即大雅，最好的男人，原来也和最好的诗歌一样，都是亦俗亦雅的”[3]130。“我”对男人认识的转变，折射了女性知识分子妥协的一面。

在这样的状态下，孟文的高蹈脱俗导致“我”对昔日的追求者兼同事沈岱宗萌生了好感。“我”当初对沈岱宗拿着上课讲义包去菜市场的行为感到“俗不可耐”，现在却能接受他在文学课堂上讲授苏东坡的《洞仙歌》的时候大谈特谈东坡肉的选材与制作步骤。“我”当年为了拒绝沈岱宗的追求，撮合他和闺蜜兼同事朱周相亲，然而他们相亲成功并结婚后，“我”感到了酸意和失落，甚至还一度幻想沈岱宗能为了“我”而终身不娶。显然，女主人公自困于情感世界和婚姻生活的双重制约中：她崇尚“君子远庖厨”的理想状态，却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中与丈夫锱铢必较；她厌恶沈岱宗沉迷于俗常物欲，但又艳羡昔日的追求者与闺蜜朱周四平八稳的协作式婚姻。从这个角度看，“我”的婚姻生活现状与理想的感情生活形成了对立而又无法分割的矛盾关系。在这种矛盾关系中，女主人公呈现出一种自困其中的生存状态，并因这种生存状态而倍感苦恼。

与阿袁其他描写女性知识分子的小说相比，《天花乱坠》中的知识女性“我”有别于《汤梨的革命》中以做学问的态度来对待生活的女教授汤梨，也不同于《浮花》中大胆进行自我剖析和发表心路独白的主人公朱箔。《天花乱坠》围绕高校教学、职称评聘、科研学术、师生关系、工作矛盾等内容展开书写，并将这些内容作为故事背景，凸显了女性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俗常性和感情婚姻的空虚化等特征。小说中，尽管“我”与丈夫孟文之间的日常俗务之争，“多少伤害了我们的爱情，甚至影响了我对孟文人格的认知”[3]131，但是“我”对沈岱宗的幻想只能停留在幻想的层面。与此相应的是，同样身为文学教授的丈夫孟文也会利用一切对他有利的机会逃避做家务活，比如家里如果来了客人，孟文吃完饭就会躲进书房不再现身，任凭桌上杯盘狼藉。尤其是当“我”娘家人来做客时，孟文更是以不做家务作为自己被打扰的补偿。面对这种日常困境，“我”虽是中文教授却无应对良方，只能挣扎于精神幻想和现实自困中。

二

《天花乱坠》中所描述的婚姻不仅仅与爱情有关，更多的是与日常物质生活有关，尤其与人物所处的现实处境和出身背景息息相关。“我”和原生家庭亲人之间的感情纠葛羁绊，是导致人物被围困在理想追求与残酷现实之中无力自拔的重要因素。

“我”出身于普通的市民家庭，通过努力读书获得高校教职。“我”的妹妹马果是中学英语教师，最小的弟弟马可是老家当地的邮递员。马可收入微薄，为了给他娶亲，父母可谓是费尽举家之力。小说交代，单单结婚一项就花了十几万，几乎把父母弄得倾家荡产。不仅如此，为了给新娘子顾艳购置镂花金手镯，母亲还以命令的口吻向“我”借钱。说是借，实则是索要。“我”为反抗母亲下达的借钱“任务”，希望以自己和丈夫孟文只在宿舍外面贴了一幅大红对联就算结婚的经历为由能搪塞过去。面对金钱利益与亲人亲情之间的矛盾，“我”数度萌生过抗拒之意，但最终还是亲情牵绊占了上风，“我”不得不以“乌鸦反哺”为慰藉给母亲寄了钱。

对于父母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我”也很有腹诽之意。弟弟马可一方面贪婪地榨取父母的血汗钱，一方面又懦弱地对妻子顾艳百依百顺。丈夫孟文解释说，“不是母亲偏爱没出息的孩子，而是孩子因为偏爱而变得没有出息了。被爱也是要付出代价的”[3]144。如果套用孟文的这句话，那么也可以说“不是母亲不偏爱有出息的孩子，而是孩子因为不被偏爱反而变得有出息了。不被偏爱也同样是要付出代价的。”被父母忽视，以及利益分配时被无端牺牲，导致“我”对父母、兄弟深怀抱怨。因此，当弟弟马可以侄子马小灯和弟媳顾艳想去动物园看鹦鹉为借口又要来“我家”时，“我”立刻表现出不高兴。小说解释了“我”不高兴的两个原因：一是娘家人的到来扰乱了马教授夫妻过懒散而清静生活的习惯；二是马教授不喜欢顾艳的来访。实际上，小说描写马教授对侄子、弟媳的不热情仅仅是表象，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小说解释的不希望夫妻生活被打扰仅仅是一个借口，真正的问题是马教授和丈夫之间剑拔弩张，本来悬于一线维系的平衡即将因为娘家人的突然造访而分崩离析。对于顾艳和侄子的到来，孟文一面是退避三舍，一面又严阵以拒。直到孟文对顾艳多次半夜出门心生疑窦，并掌握了弟媳和网友私会的证据，才结束了顾艳母子的省城之旅。为了驱逐弟媳早日离开省城，马教授还和孟文达成默契，让丈夫使劲说她做的没有滋味的饭菜具有养生价值。此外，“我”对顾艳母子来做客感到不高兴，还涉及马教授和原生家庭利益的问题。在原生家庭中，马教授是家庭利益的败北者和牺牲者，弟弟马可是最大受益人，而顾艳正是寄生于马可的百依百顺之上的利益攫取者与完胜者。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毋宁说顾艳才是打败“我”并让“我”产生不幸心理的始作俑者。因而，顾艳来到后好吃懒做、好逸恶劳的表现，将“我”与原生家庭之间相爱相怨又难舍难弃的感情，从之前的隐性状态变成了没有摆在桌面上却又无法回避的矛盾状态。这是“我”从头至尾厌恶顾艳的根本原因。

小说中的“我”对弟媳顾艳的厌恶不仅表现在情感态度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顾艳到来之前，“我”特意跟朱周新学了一道菜“天花乱坠”。“天花乱坠”一菜的特点是既有激情又有想象，被沈岱宗盛赞为具备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顾艳到来后，“我”每天都做“天花乱坠”，最初是把所有荤素红绿材料全部放在骨头汤里一锅煮，色香味俱全。但是，随着顾艳久住不归，“我”做的“天花乱坠”变得越来越清淡简单，就像小说里所描述的，“我的天花乱坠里什么调料也没有，没有扇贝，没有柠檬，更没有迷迭香，我把朱周的天花乱坠化繁为简了，且美其名曰，我是东方的极简主义的天花乱坠，是陶渊明的繁花落尽见真淳”[3]134。“天花乱坠”一词，可追溯至中国唐代佛教典籍《心地观经·序品偈》中的“六欲诸天来供养，天华（花）乱坠遍虚空”，原指佛祖讲经说法高超精绝，言辞巧妙动听，感动了天神。随着语用的变化，“天花乱坠”一词被转义用于指涉不切实际的浮夸之言。小说中，“我”用命名豪华但实则偷工减料的“天花乱坠”来招待顾艳和侄子，目的是让娘家人知难而退。孟文很配合地夸“天花乱坠”好看又养生，侄子马小灯显然不吃这一套。看见姑姑端上桌的名不副实的清汤寡水的“天花乱坠”，马小灯马上闹着要回家去。顾艳和小侄子打道回府之后，“我”做的“天花乱坠”又恢复了最初的食材丰富的状态，沈岱宗赞美说“我”的这道菜肴比朱周做得还好。

三

“天花乱坠”这道菜其实难副盛名，显然是一个特殊标志，隐喻了女主人公处于原生家庭道德困境的生存境况。顾艳母子的省城之旅名义上是增进亲情，实则为道德绑架。“天花乱坠”刺破了女性高知貌似平静实则暗流汹涌的生活表象，展示了女性自困其中与被多重因素围困的实际状态。小说中最后一部分所描写的全家人对弟媳出轨事件的妥协与哑然接受，更是将普通女性人物生存的困境与突围的艰难展现得入木三分。

顾艳的省城之旅结束后，生活复归平静，然而她私会网友的婚内出轨问题并未解决。对于这一问题，妹妹马果、“我”和母亲老蔺三人的态度颇值得玩味。马果因为与“我”同病相怜，对待顾艳的认识和态度与“我”也有相似之处。她作为重男轻女家庭的另一牺牲者，平素看不惯这位虚伪做作的弟媳。马果知道顾艳出轨之事后并未马上将之公开，而是“凌迟式”地惩罚弟媳。比如，马果对顾艳的所作所为感到不舒服时，立刻以只言片语（如“夜里李白湖散步”“网友一杆老烟枪”）暗示她知晓弟媳在省城私会的事情，让顾艳从不可一世的“杨贵妃”变成低眉顺眼的“花袭人”。“我”也对顾艳不满，但更多从理想主义角度来反思这件事情，认为爱情与婚姻中不能有背叛和欺骗。“我”看到马果对这件事无力应对后，将顾艳出轨的事情告知了母亲老蔺。“我”原以为素来强势当家的母亲老蔺一定会将出轨事件公开化，甚至要求顾艳与马可离婚。但是，母亲的反应与女儿们的预料大相径庭。母亲不动声色地“消化”了这件事，消化的结果就是生病，严重到了三天滴水没进、粒米未沾的程度，连爱吃的凤梨罐头也吃不下了。母亲的生病换来了顾艳献殷勤式的照顾，也换来了顾艳挽着胳膊陪丈夫上菜市场买菜的日常生活状态。当“我”准备戳开这一虚假单薄的窗户纸时，老蔺将顾艳的出轨事件一语定调，“我只是告诉你，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听见了吗？这事就这么过去了！你别在马可那儿多嘴”[3]147。老蔺的这番话既是规劝也是警告，避免了出轨事件给家庭带来的激烈冲突，使“我”对原生家庭的“复仇”计划落了空。

对于老蔺的反应，“我”和丈夫孟文起初都不理解。孟文擅长解析《孔雀东南飞》《金锁记》等作品中塑造的婆婆这类人物的心理，认为老蔺的旧式道德观一定会和顾艳的婚姻出轨丑闻相冲突，没成想岳母选择了装聋作哑与“藏污纳垢”。“我”原以为全家和顾艳之间即将打响一场家庭伦理大决战，现实却是在剑拔弩张的态势下大家以心知肚明的形式不战而和。小说中，“我”和孟文分析了原因：一是马可和顾艳结婚成本太高，父母年过七旬很难有能力为马可再娶一个妻子；二是顾艳为马家生了儿子，家庭地位稳固，全家人只能哑巴吃黄连。家人的妥协换来太平安宁的生活，被蒙在鼓里的马可继续和顾艳秀恩爱。反而是生了女儿的“我”自感尽管女儿孟骊长得如花似玉也没有用，“我依然是朵不结籽的花，是棵没有生根的树”[3]150。在这里，渴望精神道德层面的澄清却不得不接受现实生活中虚伪的心理折磨，这使得女主人公陷入内外重重困惑的包围，无路可遁。

众所周知，作家阿袁擅长打通高校象牙塔与世俗凡尘之间的高墙深院，通过连接知识女性精神认知与俗常伦理之间的冲突描摹人生百态，呈现人性的深邃与复杂。钱旭初认为，“阿袁小说的故事核心，是那些校园中作为主体的教师（知识分子）们的‘情事’，集中写知识分子安贫乐道的传统观念被解构后，人类知识继承、质疑、创新的知性精神完全变成了个人欲望的挣扎、追逐”[4]。与之相印证的是，走下课堂、离开书房的教授夫妻一旦面对日常杂务和认知相冲突，其头上的知识分子光环就会迅即褪色。他们一方面对自己的精英身份津津乐道，一方面又面临着不得不大众化、世俗化的被动选择。旧身份的丧失和新身份的获得，以及新旧身份的不断冲突与妥协，是《天花乱坠》小说中教授夫妻突围的困境，也是作家阿袁等学院派作家小说写作的重要特点。

四

当然，对于阿袁作品中揭示的生存困境，学界也有不少讨论。金赫南评析说，阿袁笔下的高知女性有独立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但是她们内心深处对传统性别秩序和旧式女性角色定位是认同与趋附的，她们最擅长和最致力于的是揣度、算计，随世俯仰，以此来有效地实现与世界的握手言和[5]。刘旭东从情感层面和物质层面做了进一步辨析，认为高校这个成长环境对女性知识分子的制约与束缚，已经内化于女性知识分子群体的价值观念之中，呈现出一种“反成长”的叙事特征，在某种意义上“阻断”了她们与男性话语、外在社会结构的抗衡[6]。以此反观《天花乱坠》中身处自困、围困之境又无力突围的马姓女教授，我们可以理解她何以只能在婚姻、亲情和家庭伦理道德的多重困境中一边突围又一边妥协。

阿袁是笔名，其真名是袁萍，身份是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她早年发表了对女作家王安忆的小说《骄傲的皮匠》的评论文章，对王安忆主张的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的“理想”状态的小说深以为然，认为这是一种返璞归真的艺术追求，主张作家写作应该基于心灵的需要，从内心出发为自我写作[7]。从她的这一观点来反观她的文学创作，我们会发现其中暗含着一条一脉相承的思路，那就是作家阿袁对于特殊身份的特殊人物的非特殊生活进行了日常化结构与解构，化有形为无形。这无疑是一种不同于同类题材创作的大胆尝试和冒险。

在接受陶令访谈时，阿袁曾谈及自己的创作心得。阿袁坦言：“别的作家可能把教师当教师写，教师就应该道貌岸然，应该风雅颂，我呢是把教师当人来写，是人就有七情六欲，‘食色，性也’。”[8]可见，阿袁是从人的庸常和人性的复杂嬗变等角度来审视身处高校象牙塔中的知识分子的，并寻找这些被视为特殊人群的一般性意义之所在。她不仅写出女性高知群体的一般性特征，而且还以更残酷的故事去展示她们遭遇的挫败和失意。面对来自各方的批评意见，阿袁建议读者可以借鉴安吉拉·卡特提倡的“对抗式阅读法”去反思她笔下女性人物的挫败和困境。安吉拉·卡特在解读擅写情色的法国作家萨德笔下好女人没有好结局，坏女人却取得了胜利的故事时，认为萨德这种貌似反道德的写法才不会让女性麻痹，并促使女性人间清醒[7]。阿袁主张用“对抗式阅读法”从相反的立场和角度去重新思考作家的写作模式，是有一定道理的。

值得注意的是，《天花乱坠》中其他人物都有名有姓，中文女教授只有姓却无名。小说通篇以“我”的视角来叙述，“我”无处不在却没有名称，只是中文教授孟文的妻子、孟骊的母亲、马家的大女儿。如果没有了这些周围人作为参照，“我”究竟是谁无从确立。另外，故事中“我”的妹妹马果和弟弟马可，他们都有自己的姓和名。姓名通常有指称、文化、传承、符号等多层意义，姓名不完备以及缺少名字，可以视为主人公马姓教授在姓名指涉意义层面的重要残缺，也是其在婚姻生活和原生家庭中存在感被弱化的直观体现。一个人与周围人的关系是此消彼长的，个体存在感被弱化意味着周围的“他者”们的地位被强化了。作家无意于在故事中让人物的命运得到改变和被救助，反而以反弹琵琶式的笔触，以充满悲悯的仁心观照人们共居的俗常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