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的灾害叙事

2023-02-24 02:47琳,王
关键词:蒲松龄聊斋志异百姓

孙 琳,王 萃

(1.菏泽学院人文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菏泽 274000;2.菏泽学院图书馆,山东菏泽 274000)

鲁迅先生称《聊斋志异》“以传奇法而志怪”,指的是小说细腻地刻画人物形象,以“唐传奇”的笔法来书写“志怪”体的题材或内容,突出了“志怪”的叙事性。鲁迅先生此评用意虽明显,但表述容易引发疑惑。《聊斋志异》以“志异”为名,作者亦自谦“才非干宝、雅爱搜神”,但就创作主旨而言,实则为反映人事而作,且寓褒贬于“志异”之中。《聊斋志异》的灾害叙事反映了这部小说虽然沿袭了志怪题材,但是传奇性更强,即便写怪异之事,也重在观照世风民情。

一、《聊斋志异》的天灾叙事

人世间的灾难,无外乎天灾与人祸。《聊斋志异》叙述天灾故事的作品有《雹神》《雷曹》《雷公》《龙戏珠》《水灾》《夏雪》《化男》《张不量》《纫针》《锦瑟》《博兴女》等,涉及冰雹、雷击、暴雨、地震、旱涝、瘟疫和蝗灾等灾异。这些作品在描述天灾及其危害的同时,还以不同的方式展现了人在自然灾害面前的所作所为。

(一)自然灾异中人的遭际与作为

1.冰雹之灾的人力介入

《雹神》中,王筠苍在龙虎山天师府做客,认出天师身旁的一个服役者是雹神李左车。王筠苍偶然间听闻李左车将至自己的家乡下冰雹,于是苦苦哀求雹神高抬贵手。天师解释说,这是上帝的敕旨,不能更改,但嘱咐李左车可将冰雹多下在山谷之中,不要伤害庄稼。可见,这篇作品注重天命也讲人情。冰雹降落的时间、地点、数量皆由天帝决定,但天师、雹神可以做适当调整。最终,王筠苍的哀求打动了雹神,使家乡庄稼免遭天灾。天命论在这则故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雹神作为主管神能接受人的央求,以间接方式减少对百姓的伤害,显示了人力介入灾异叙事后产生的影响。

《聊斋志异》中还有一篇同名作品《雹神》,叙述了唐太史路过雹神李左车的祠堂,因为以小石击投祠前池中游鱼而受到神灵警示的故事。道士告诉唐太史,池中的鱼为龙族,伤害它们会招致风雹。唐太史认为他信口胡诌,仍然将石子投向游鱼。果然,唐太史一路上有黑云随行,落下了大如棉子的冰雹。后来,雹神李左车还附身在某人身上声称要降雹以示惩罚,使得百姓大为恐惧。作者以异史氏口吻谈及李左车的行事:“广武君在当年,亦老谋壮事者流也。即司雹于东,或亦其不磨之气,受职于天。”[1]1628令人疑惑的是,李左车既然受职于天,却能自行决定是否降雹。这正是百姓深感恐惧而向他祭祀祈祷的缘由。历史上有李左车其人,为秦末汉初名将,曾协助韩信攻齐,立下颇多功劳。齐地流传着许多有关他的传说,《聊斋志异》将他描绘为雹神,体现了一定的地域特点。

2.对自然灾难的无奈承受

《雷曹》叙述了雷曹因行雨失误被罚谪三年,待处罚期满方可重归神位的故事。故事中的雷曹行雷布雨完全取决于天意,如有违犯就会遭受处罚,其叙事策略与《雹神》有相似之处。《龙戏蛛》叙述了蛇变龙的经过,“巨霆大作,合家震毙。移时,公苏,夫人及婢仆击死者七人。公病月余,寻卒”[1]1051。这位徐公为人廉正,关心民生,没有任何过错和恶行,竟然遭雷击致死,与古代雷殛恶人的思想观念相异。作者将徐公遭受雷击之灾归因为定数,体现了对无端遭受天灾者的关注与同情。《地震》记叙了康熙七年(1668 年)六月十七日戌时地震发生时的情形,以第一人称详细描绘了人遭逢地震时的惶急情状,以及地震导致房屋倒塌、百姓无处栖身的严重后果,使读者感受到了人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的软弱无力。

3.灾难结局因人而异

《水灾》叙述了一对夫妻在洪水爆发之际不得已弃子救母、因此感动神灵救了孩子性命的故事。故事揭示了孝道伦理的作用,蕴含了善恶果报的宗教思想,显然意在劝人秉持孝心、孝敬父母。作品中所谓“孝嗣无恙”,只能算作民间百姓劫后余生的自我安慰罢了。《孙必振》叙述了孙必振乘船渡江时发生的故事。当时风浪大作,船即将翻覆,云中现身的金甲神向众人展示了一面金牌,上书有“孙必振”三字。众人认为孙必振有罪将遭天谴,于是不待他有所举动,就将他推至另一叶小舟上。结果大船倾覆,而孙必振因在小舟上幸免于难。这种结局的反转,具有极强的反讽效果。如果说《孙必振》显示了神灵的力量,将批判矛头指向那些在危难之际落井下石的人,那么《夏雪》的灾异叙事则将讽刺笔触指向了昏暗官场。《夏雪》中,百姓在灾难爆发时无计可施,只能向神灵祷祝。其中,苏州百姓因善于谄媚雪神,于是大雪中止,免于灾难。河南百姓因对雪神不敬,导致庄稼都被冻死。从文本表层看,小说貌似宣扬敬奉神灵的思想观念,但是异史氏的声音使读者注意到其目的所在。原来,作者意在暴露官场上谄媚上司、欺凌百姓的不良风气,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味。

(二)自然灾害爆发的人为因素

蒲松龄没有将天灾的成因完全归于自然之力或神灵因素,认为某些人为因素也是导致自然灾害的诱因。《韩方》叙述了明末时期济郡以北的数个州县邪疫盛行的故事,故事中的主要人物韩方因父母都染了时疫但医治无效,无奈之下只得到孤石大夫庙中哭诉祈祷。在归家途中,他遇到一位陌生人。此人告诉他,只需将黄纸放置在床上并厉声说“我明日赴都,告诸岳帝”[1]1684,父母就能痊愈。此治疗方法听起来过于简单,韩方不甚相信。陌生人说自己是土地神,瘟疫流行是鬼祟殃人所致,但鬼祟孳生是因为北兵杀人无数。原来,天灾的兴起与人祸相关。作者借此含蓄地揭露了北兵的残暴行径,反映了易代之际百姓的悲惨遭遇。

《聊斋志异》叙述的一些瘟疫的流行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而人的自私本性在瘟疫叙事中暴露无遗。《牛》讲述了善于养牛的蒙山人陈华封与六畜瘟神交往的故事,他因好奇拨开了瘟神耳后穴口的隔膜,放出了能引发瘟疫的牛 。陈华封担心自家的牛受害,急忙询问解救的方法。瘟神答道:“余且不免于罪,其何术之能解?惟苦参散最效,其广传此方,勿存私念可也。”[1]972瘟神的话里含有三层意思:一是牛 已飞出,无力挽回,自己要承受私自散布瘟疫的罪责;二是牛瘟虽无法避免,但治疗有方,苦参散效果最好;三是医治之方须广泛传播,不要存有私心,否则无效。后来,牛瘟大作,“陈欲专利,秘其方,不肯传”,结果他家二百余头牛几乎死绝,用瘟神留下的神土才治好了寥寥几头。陈华封为了一己之利而放任瘟疫蔓延的行为虽然受到了惩罚,但是人祸造成的损失已无可挽回。按照《牛 》的叙事理路,牛瘟流行是由天定的,但此次祸端显然是陈华封开启的,而像他这样不为过错忏悔反而只顾自身利益的做法,即便在现实生活中恐怕也不是个例。

(三)人对自然灾害的主动抗争

古代自然灾难中,水灾、旱灾、蝗灾发生的频次最高。明代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写道:“地有高卑,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者也。”[2]1299据陈永林的《中国主要蝗虫及蝗灾的生态学治理》统计,公元前707 年至1949 年,共爆发943 次重大蝗灾[3]61。蝗灾带来的直接危害是百姓遭受饥荒而陷入困顿,如《新唐书·五行志》载,“贞元元年夏,蝗,东自海,西尽河、陇,群飞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草木叶及畜毛靡有孑遗,饿殣枕道”[4]618-619。蒲松龄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丙寅作有《蝗来》一诗[5]136,将百姓在蝗灾面前治蝗无法、求助无门的无奈痛苦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与史传、诗歌的写实性有所不同,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以虚构之笔表现了人在蝗灾面前的抗争之举。有时,他利用古代民间信仰比如向神灵祈祷的方式表现人们消除天灾的美好愿望。《柳秀才》中,沂水县令在柳神的指点下焚香捧酒迎接蝗神,哀求蝗神怜悯,使辖境内百姓免受灾殃。县令的行为只能算是治标,而难以治本。蝗神应他的请求没有伤害庄稼,却将一腔怒火发泄在透露天机的柳神身上,“后蝗来,飞蔽天日,然不落禾田,但集杨柳,过处柳叶都尽”[1]519。蒲松龄笔下的柳神为了当地百姓不受蝗灾而牺牲自我的精神,反映了古代泛神化的民间信仰,以及对神灵的依赖心理。《小二》叙述了小二凭智慧和力量战胜蝗灾的故事,体现了人们主动抗灾的精神,因而更富现实性。

二、人祸的讽喻叙事

《聊斋志异》中叙述的人祸,主要来自战乱、盗寇和造反三个方面。

(一)战乱之祸

《聊斋志异》中,有许多篇目描述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乱离之苦,向读者展示了一幕幕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张诚》开篇写道:“豫人张氏者,其先齐人。明末齐大乱,妻为北兵掠去。”[1]253作者借小说中的人物张讷之口揭明,“北兵”即清兵。“明季清兵入境,掠前母去。父遭兵燹,荡无家室。”[1]255张诚父亲的原配为清兵掠去,不得不委身于名叫黑固山的将领,生下一子(与张诚同母异父)。一家人流落各方,亲人相遇而不相识。《林氏》中的林氏差点死于兵乱,“北兵入境,被俘去。暮宿途中,欲相犯。林伪诺之。适兵佩刀系床头,急抽刀自刭死。兵举而委诸野”[1]819。从这两篇小说故事的结局来看,张诚、林氏都是乱世中的幸运者:张诚一家人几经波折,最终得以团聚;林氏为丈夫所救,带着伤残活了下来。《乱离》中有两则故事,分别叙述了战乱背景下姻缘天成和家人重聚的故事。前一则故事的背景是“值北兵入境,父兄恐细弱为累,谋妆送戴家。修饰未竟,乱兵纷入,父子分窜。女为牛录俘去”[1]843。后一则故事的背景是“值姜瓖之变,故里陷为盗薮,音信隔绝。后乱平,遣人探问,则百里绝烟,无处可询消息”[1]843。

相比之下,有些人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在战乱之中受到侮辱和伤害,甚至失去了生命。《林四娘》中,林四娘自称为衡府宫人,死于易代之际的战乱。她写的诗中有“闲看殿宇封乔木,泣望君王花杜鹃”[1]290的诗句,在感慨自身不幸遭遇的同时,寄托了深沉哀婉的故国之思。有时,作者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慨,直接介入小说表达对兵乱的谴责,比如作者在《张氏妇》中发出议论说,“凡大兵所至,其害甚于盗贼。盖盗贼人犹得而仇之,兵则人所不敢仇也。其少异于盗者,特不敢轻于杀人耳”[1]1560。

(二)盗匪为患

社会动荡之际,强盗、土匪往往趁机作乱,为害一方,《聊斋志异》中讲述此类故事的作品非常多。比如:晋人仇仲遭逢大乱,为贼寇俘去,一家人生计陷入困境(《仇大娘》);有人因流寇作乱差点被砍去头颅,虽经救治活了下来,却因大笑而亡(《诸城某甲》);庚娘一家因流寇作乱,不得不向南逃亡以躲避灾祸(《庚娘》);畅体元遭遇流寇,被剥光衣服后关押起来,当时天寒地冻,幸好房中有羊皮可以护体御寒,才得以保存性命(《五羖大夫》);等等。按理来说,有盗匪兴起,官府就应该剿灭盗匪。令人遗憾的是,《聊斋志异》中叙述盗匪题材故事的作品表明,有些无辜百姓不是死在强盗的手里,而是死在剿匪官兵的手里。《三生》中的某人是平民之子,二十余岁时被匪寇裹挟而去。平乱官兵俘获土匪后,不问青红皂白一律直接处斩,某人也因此殒命。蒲松龄虽然以前世冤家报仇解释此事,但是叙事中蕴含了对官兵草菅人命做法的批评之意。面对猖獗的盗匪,官府在缺乏剿灭良策时只能采取安抚手段。《盗户》写道:“顺治间,滕、峄之区,十人而七盗,官不敢捕,后受抚,邑宰别之为‘盗户’。凡值与良民争,则曲意左袒之,盖恐其复叛也。”[1]1128官府对盗户的曲意袒护,给狡诈之徒留下了钻空子的机会,他们常常假冒盗户身份与良民争讼获利。该篇中的狐妖被捉时,竟然也口称自己为“盗户”,折射了当时社会的怪异现状。

(三)平民造反

《白莲教》中,某人为白莲教教徒,因以法术杀人而被举报,和妻子、孩子一道被官兵俘获,被关在囚笼里押解进京。押解官兵途经太行山时,遇到了一位巨人。巨人吞食了某人及其妻子、孩子后扬长而去。实际上,这个巨人也是某人施法所致,目的是借此逃遁。《聊斋志异》中还有一篇同名作品,叙述了白莲教首领徐鸿儒之事。徐鸿儒声称曾得到一本记载了役使鬼神法术的秘籍,以及一面能判断人未来荣华富贵的镜子。他凭借种种异术在数月之间聚集了数万人,纵横于滕、峄一带与进剿官兵周旋。这两篇作品反映了平民百姓因不堪重压被迫走上造反道路的社会现实。《小二》中,小二的父母奉佛,不茹荤腥,被乡人称为“善人”,因受白莲教蛊惑而一家陷于“贼”中。小二在事败之前设计离开,逃至莱芜山里居住,因经营有方而家境渐趋富庶。后来,乡里人因妒嫉向官府告发小二曾为白莲教徒,“官啖其富,肉视之”,一家人不得不逃离此“蛇蝎之乡”,至益都西郊安下家来。作者借异史氏之口,称“世抱非常之才而误入匪僻以死者,当亦不少”[1]393,含蓄表达了对误入匪群者的同情,暗示了百姓受害的根本原因所在。《九山王》的主要内容是写曹州李姓一家因杀狐而被狐妖撺掇谋反,终至族灭一事,实则反映了清初民众被迫造反的严酷现实。《九山王》写道:“时顺治初年,山中群盗窃发,啸聚万余人,官莫能捕。”[1]246山中群盗的来源无外乎平民百姓,他们如果不是因为走投无路,定然不会聚啸山林、打家劫舍,更不会走上造反之路。

三、灾害叙事中的褒贬倾向

(一)对玩物祸民者的贬抑

斗蟋蟀是民间传统娱乐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据研究,斗蟋蟀始于唐代,盛行于宋代。在特定时代下,斗蟋蟀也会给百姓招致灾祸。《明朝小史》卷六《宣德纪·骏马易虫》载,明宣德皇帝朱瞻基痴迷斗蟋蟀,遣使到江南征募,致使当地蟋蟀价格昂贵。枫桥粮官在上司催遣下,用所骑骏马换了一只良种蟋蟀。他妻子出于好奇打开笼子观看,蟋蟀竟然一跃而走,“妻惧,自经死,夫归,伤其妻,且畏法,亦经焉”[6]114。一只小虫的逃去,竟然导致粮官家破人亡,这个故事成为蒲松龄笔下《促织》的原型。《促织》叙述了宣德年间宫中喜好斗促织之戏,以致民间百姓多因官府逼勒科敛而倾家荡产的故事。小说中的成名因未能在限期内上交蟋蟀,被打得两股脓血淋漓,一度萌生了自尽的念头。他好不容易捉到一只善斗蟋蟀,却被儿子无意中弄死了。他儿子连自责带害怕,投井自杀,其魂魄化为促织,不仅帮助父亲完成了官府交给的任务,而且给家中带来了巨大利益,几年间“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躈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1]514。先因交不上蟋蟀几至家庭覆没,后因所献蟋蟀善斗而得富贵,这种天壤之别的反差实在是对统治者和社会现实的极大讽刺。

(二)对擅作威福者的讥刺

官员作威作福,往往导致惨烈的人祸。《续黄粱》中,曾孝廉在梦境中一面作得享恩宠、威作福,一面欺君误国、残害百姓。他的罪愆经由数世悲惨轮回,才得以部分消除。这篇小说与唐代传奇《枕中记》在思想内容上具有一致性,表现了对人性的某种审视与反思,也表达了对为政者祸害百姓、扰乱朝政的批判之意。《阎罗薨》中,某官员不察军情,擅自调遣军队以致全军覆灭,作者借冤死军士鬼魂之口表达了对他的谴责,“例不应调,乃被妄檄前来,遂遭凶害”[1]989。这位官员擅作威福,伤害了无辜军士的性命,死后被阴间处以下油锅之刑,以消解众冤鬼的怒气。与死后在阴间遭受果报惩处相比,来自现实中的讽刺与批判,对为祸一方的人更具冲击力。《三朝元老》中,某官员曾经在明朝为官,明亡后投身大顺政权,后来投靠清廷。有人赠给他一块匾额,上书“三朝元老”四字,且配有一幅对联——“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礼义廉”。此人用省字法讥笑这位官员“忘八无耻”,于含蓄中见辛辣。

(三)对谀神者的微词

蒲松龄一向关注民生,创作了许多作品,批判那些为害一方、盘剥百姓的贪虐官吏,讽刺那些虽然没有祸害百姓但是昏聩无能的官员。《吴令》中,吴地一向有崇信城隍的风俗,每年都要在城隍神诞辰之日聚资,为城隍雕神像、披锦衣、做神会,所费甚多,给百姓生活造成极大困扰。时任县令为人刚毅梗直,当众发出质问,“城隍实主一邑。如冥顽无灵,则淫昏之鬼,无足奉事;其有灵,则物力宜惜,何得以无益之费,耗民脂膏”[1]269。吴令将神像推倒并鞭挞神像,致当地习俗大变。吴令死后,百姓在夜间犹能听到吴令英魂在城隍祠中与神灵争辩的喧闹声。这篇小说中受吴地民众聚财祭祀的城隍,实则隐喻了借机收敛民财以自肥的官员。吴令当众呵斥城隍的行为,反映了清正廉洁官员对官场恶习的反思。蒲松龄不仅以谀神题材讽刺官场,也以谀神题材批判民众。《金世成》中,金世成自号为佛,有吃污秽之物的颠狂行为,然而“执弟子礼者以万千计,金诃使食矢,无敢违者”。当地官员讨厌他的污秽之行,把他抓起来令修孔庙,当地百姓口称“佛遭难”踊跃捐款,“其金钱之集,尤捷于酷吏之追呼也”[1]141。作者借此讽刺了思想愚昧、甘受蛊惑的普通百姓,揭露了佞佛观念对人的危害。在《青蛙神》中,蒲松龄对民间青蛙神信仰提出批评,认为青蛙神与其说是“神”,不如称为“妖”更合适。他借异史氏之口发出慨叹,“五通、青蛙,惑俗已久,遂至任其淫乱,无人敢私议一语”[1]1458,批评了民众慑于灵威不敢奋起抗争的懦弱心态。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蒲松龄笔下,“志怪”是“旧瓶”,是引人深思的由头,重在“志”(记录);“传奇”是“新酒”,是寄寓忧愤感慨的载体,重在“传”(叙事)。蒲松龄于康熙己未(1679 年)所作的《自序》中多有愤世嫉俗之言,《聊斋志异》的灾害叙事往往能与之呼应,反映了作家对现实民生的关注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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