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基因:从上五千年看下五千年
——《华夏:中国文明的起源》序

2023-02-24 03:52叶舒宪
百色学院学报 2023年5期
关键词:文明历史文化

叶舒宪

(1.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240;2.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2021年暑期,吴稼祥先生费时6年完成的大著《华夏:中国文明的起源》,通过编辑转发给我,并抬举我为这部新书作序。拜读之后,抑制不住欣喜之情,就将读后感写在这里,权当向读者的一个初步推介吧。

历史,是人类特有的精神财富。由兴亡成败和盛衰荣辱所凝聚而成的历史,对于每一个部落、族群或民族国家,都是同样珍贵的本土遗产。读史和著史的作用,今天我们习惯说法是“以史为鉴”。这面“镜鉴”的成色,却很不一样,从“二十四史”时代的文献史观一统天下,到如今连接着宇宙史与生命进化的“大历史”潮流,人们确实需要新的“镜鉴”来反照自身。在吴先生的这部“国史之镜”中,可以期盼怎样的“风景这边独好”呢?

一、问题启蒙

这是一部理论色彩浓厚的中国文明起源史。人文学科所追求的一个理想就是史论结合,但能够达到这样境界的历史书并不是很多,原因主要在于作者的理论素养方面。个人知识结构中的理论储备丰富多样,理论思维的长期实践积累,这些会促成一种理论自觉的意识,用理论之纲去统领纷纭杂陈的历史材料。这功夫,是无法奢望在短时间里获得像培训班那样的速成效果的。在当今这样的知识大爆炸时代,唯有与时俱进地不断学习,才能有效保证自己的理论“预流”。而再要尝试理论的原创,那就更是凤毛麟角。

该书的史论结合特色在于:用来自问题意识的大理论统领全书的构思和篇章布局,构成一个网状的有机整体,再用小理论(中层理论命题或子命题),遍布在全书22 章的每一章中,这样就能让60 万言的大书,显得纲举目张、娓娓道来、收放自如、举重若轻。

要问驱动作者构思该书的问题意识是什么?那就是解说中国文明五千年不中断的奥秘,揭示有关文明繁殖力的学理。第三章标题为“人口依赖”,可算该原理的核心。书中的另一表述,叫“人口密度”原理。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自古及今始终处于全球人口领先的地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人口学家和生态学家看来,庞大的人口会带来资源供给失衡和对自然环境的压力。而在经济学家眼中,则会看到有利的一面——人口红利。作者把我国社会的人口繁衍优势直接联系到儒家的孝道伦理,同时还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鼓励生育和繁衍家族的儒家孝道伦理是如何产生的?该书认为,以往的国学研究和思想史研究都还没有找到原因,需要借助于考古学新知识,到史前中国的大视野中去再寻求。这就需要从上五千年看下五千年的一种宏大视野。上五千年,无论是对于孔子、司马迁,还是对于梁启超和王国维,都是虚无缥缈和无法企及的梦幻说法,而考古学经过一个世纪的大发展,已经给当今学者提供了坚实的材料和海量的数据。吴稼祥先生对此心领神会,于是就有了第六章的一个奇观:“中国史前考古文化寿命排行榜”(书稿123 页,下同)。

文化的寿命,指单个史前文化可持续存活的年限。作者将现代工商业社会最能博人眼球的各类指标排行榜,用在以往根本不为人知的各个史前社会的存活能力方面,可谓别开生面。至于史前文化的寿命为何长短不一,差异甚大呢?作者对照分析通过考古学新命名的48 个史前文化,给出的因果关系命题是“文化基因”,即图腾时代的文化符号结晶。在全部48 个史前文化中,凡有3 种情况之一者,其文化必短命:第一,没有图腾;第二,有图腾,但没有与别的图腾结晶;第三,有结晶,但是没有结出好晶,结出了怪胎。(第110 页)另外一种表述则不尽相同,属于宗教学和神话学的社会因果论:“有神与没神,神大与神小,决定文化寿命的长短和基因的优劣。”(第111 页)

这真是一个大胆的命题,就连宗教学和神话的专业人士看到,也会吃惊的。笔者几年前也曾斗胆提出“神话观念决定论”。意思是说,人类是宇宙间唯一被自己的观念所支配的生物。除人以外的所有生物都只有本能而没有观念,更不会有想象力催生的神话观念。所以要研究一个文明或一个文化群体的奥秘,入门功夫就在于先理解其神话。对中国文明史而言,文献所提供的神话资料太晚,根本不足以研究其起源问题,而史前期玉礼器传统,始于1 万年前,到距今6000—5000年期间达到巅峰。玉石崇拜与玉器符号,成为凸显中国根的神话对象。吴先生对拙见有认同,也有批判改造。富有创意的是他的图腾结晶时期理论:将中国史前史划分为3 个时期:重要的是结晶期,距今8000—5000年;前结晶期在距今8000年以前,3万年以内;后结晶期,在距今5000年以后。(第112 页)

阅读《华夏:中国文明的起源》的一大益处是:读者可以跟随作者的问题意识,结合对中国道路的深度再认识,展开自己的理论思维训练。一般的文史学者容易沉溺于材料而欠缺理论思考。大体上讲,理论是西学的强项,也是国学的弱项。西学东渐以来,由中国学者提出的文科方面的理论建树,堪称少之又少。能让大理论统合小理论,构成自圆其说之系统的,就更是凤毛麟角。翻阅该书,理论命题散见各章节的关键词,如文化基因、屠杀率、武装率、图腾结晶、广域辐辏、井田制、公原理、共生理性、九宫天下、认同最大化、个人权重及失重效应、精神游民、边缘革命,等等。跟随作者的理论抱负,如同尝试一场理论的旅行或自我启蒙。其所强调的是:对中华民族用五千年走出来的文化道路的认识,必须有中国学者给予全面总结提炼,完成一套本土化的理论诠释。没有理论思维的自觉,没有理论原创的追求,不要轻易写史,否则容易落入历史套路,写出堆积各种历史事件的编年流水账簿。

理论会带来整体性的和整合性的宏观视角。该书题为中国文明的起源,但其思考的内容和论述视角则是纵贯古今的。如自秦王朝到清朝灭亡,共有2132年的沧桑变化。其间共出现过58 个称帝的王朝,其中9 个统一的王朝和49 个分裂的王朝。如此这般的全程关照,哪里是书名“起源”一词所能涵盖的呢?作者的用意很明确,只有先获得有关起源的深度认识,才好说明为何会有我国这样一个延绵不断的文明。读到最后一章,所有的认识被概括为一个醒目的合成术语:“多元拯救一体”。这无疑是对费孝通先生著名的中国文化结构理论“多元一体”说的创新性发展。

20 世纪中期以来,国际学界的史学研究发生了巨大变革,传统的文献史学窠臼和教科书模式被打破后,新史学异军突起,将多学科知识的互动作为创新动力,拓展出全球史、文化史,心灵史和物质文化研究等众多新领域。到21 世纪初,又形成“大历史”学派的国际性潮流,给读书界带来了很大的震动。该书作者热衷新史学大潮的诸多新成果,又善于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借鉴,这就给他的中国文明溯源研究带来原创性思考的前提。字里行间都充斥着反思批判精神,能给人很好的启发,并吸引人跟随作者的思路去聚焦核心问题。

在当下现实中,中国文明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一个从未中断而且是世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古国,其五千年历史沧桑经历,58 个称帝的王朝之下,包含着多少金戈铁马的征战和白骨,多少残酷杀戮下的血泪呢?其间又留下多少群体被灭族的沉痛教训呢?研究中国历史,难道不是值得人类珍视的一个超级经验的巨大宝库吗?

二、经济学视角看国史

一个人文学者逐渐意识到这些终极关怀问题,不管其以前所学专业是什么,其治学和思考的方向都将会随之发生改变。至于转换原来的学科立场,尝试从历史学和考古学专业视角来思考和写作,这方面笔者和吴稼祥先生是殊途同归的。我是从语言文学专业转向研究文明起源的,吴先生则是从经济学专业转过来的。经济学家写史,肯定有其不同于历史学家的独特视角。善于算账便是一个方面。所谓“人口密度”,就是计算出来的。书中还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推导公式和计算数据,显然不是常规性史书写作中的表达技巧。例如,对“屠杀率”和“武装率”的计算和算法公式等。

从阅读的感受来看,该书结构是为启发读者的居安思危意识而设计的:这是一部由西夏亡国并灭族为起点的中国文明史!既然目光如炬,洞彻上下五千年,为什么偏偏选择这样一个亡国灭族的案例为开篇呢?这难免让人首先体会到历史的严酷一面。我想读者的第一印象也会由此而生。西夏的亡国给中国历史的总体带来怎样的经验教训?

历史所叙,是无数的兴亡成败。成语中有“成王败寇”一说,意味着历史总是由胜利者去书写,历史常识难免是最典型的权力话语。但孔子在《论语·尧曰》中有个语重心长的说法,叫作“兴灭国,继绝世”。这也是成语“继绝兴亡”的由来。作者高度关注我国历史上一再发生的灭国一类事件,形成该书的一个特色,会带给世人强烈的警醒作用。这提示我们以史为鉴,对一切性善论哲学高调保持一分清醒的距离。

亡国和灭族事件,表明对文明或文化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的原因之思考。作者在这方面深受国际大历史学派领军人物贾里德·戴蒙德的影响。除大名鼎鼎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之外,贾里德·戴蒙德还写过讨论文化衰亡规律的书《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此外,自罗马俱乐部发出“增长的极限”警告以来,有相当一批史学界和非史学界的知识人,加入研究文化衰亡的阵营中来。管见所及,有美国约瑟夫·泰恩特的《复杂社会的崩溃》,这部书出版20年来重印18 次。它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其书忠言逆耳地告诫:要将当今世界上人云亦云的“可持续发展”口号,更加审慎和谦虚地替换成为“可持续生存”。泰恩特以史为鉴的案例是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公元1—2 世纪),罗马人口有100 多万,到衰落时的6 世纪,人口不足5万。罗马兴盛的物质基础是战争劫掠的财物,这些资源就像现代人使用的化石资源一样,是不可再生、不可持续的。现代文明无论是从形式还是本质上,继承的都是罗马传统。现在民众普遍着迷于各种各样耗资巨大而又转瞬即逝的时髦活动,这些都是地地道道的罗马传统,唯一的差异在于,现代人以科学技术为手段将这些活动举办得更加铺张、奢华。[1]298

看过罗马人口从100 万锐减到5 万,还可以从相同的视角反观中国史:从秦朝到清朝末年,在中国2000 多年的王朝正史中,前后有过10 多次重大社会动乱,其中造成人口锐减超过50%的大动乱,就有8 次。[2]586其中,东汉时代有两次:一次是王莽之乱造成社会人口减少75%;另一次是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人口减少达54%。随后的西晋五胡乱华,华北地区社会人口减少50%。隋末大乱造成人口减少74%。唐朝的安史之乱和吐蕃之乱叠加,人口减少68%。唐末农民起义导致人口减少50%。金灭辽和北宋,华北人口减少56%。明末农民起义和清兵南下入关,人口减少60%。历史的暴烈无情,好像能够在这些冷冰冰的统计数据中得到充分的宣泄。震惊之余,稍微带有镇静剂一般精神缓解效果的智慧读物,是当代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1956—)在20 多年前经历“9·11 事件”后所写的《脆弱不安的生命》。若要溯源巴特勒的思想来源,还可以依次去读苦难民族的历史孕育出的犹太裔思想者——勒维纳斯。在我们小区外,一家房产公司门楣上写着一个标语,那是具有历史感的金言:“活着,就要感谢。”

兴亡多少事,从今总悠悠。先努力让自己活下来,活得基本生计无忧,然后才有可能去思考人类和历史问题。在各种的艰难年岁里,会有更多人觉悟此理。

可持续生存,能否成为衡量文明成败得失的关键尺度,这要取决于判断者的“三观”。《华夏:中国文明的起源》其实也写到世界上的其他文明,说明其他文明为什么都不长寿;还写到一些没有进入文明的原住民社会。在这方面,吴先生为这些原住民社会没有迈入文明门槛而惋惜,以为是在发展的途中落后了。如美洲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原住民(第319 页)。窃以为受到文化人类学熏陶的学人,会从“可持续与否”的标尺来看问题。即:对于世界五大洲迄今尚未进入文明的“原住民社会”,是应该让他们跟随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逻辑,先进入文明后再走向覆灭;还是让其我行我素,不进入文明国家阶段,滞留在原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呢?哪一个结果更好?卡梅隆的《阿凡达》已经通过潘多拉星球的纳威人给出了人类学的答案:地球文明因耗尽资源而玩完;纳威人虽然原始,却可持续生存。甚至,潘多拉星球成为地球人申请移民的理想国。对于一切生命体而言,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另一个可商榷之处,是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吴先生受其影响很深。窃以为这套学理基本不适用于研究华夏文明,若像当下学界的多数人那样简单挪用,因其误导性所造成的对本土文化真相的遮蔽效应,将会成倍地大于其启迪或揭示效应。试问:如果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像古希腊文明那样的哲学和科学突破,哪里还会有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呢?正是因为中国人自古生活在神话和信仰的精神氛围里,才会有该书第二十章巫教“天地线”所探讨的内容,诸如灶神、土地爷和城隍爷,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不可或缺性,其实都是中国先秦时代也经历过“轴心突破说”的反证。

三、“中国道路”必生“中国话语”

美国汉学家柯文(Paul A.Cohen)写过一部书:《在中国发现历史》。柯文著作标题自有其思想渊源,要看懂它是什么意思,需要有后殖民批判的知识背景。要弄懂后殖民主义的历史观,需补习文化人类学的基本原则,即“文化相对主义”价值观的由来。读懂人类学家写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就够了。如果还需深入,则有另一位人类学家写的《偷窃历史》可资参考。在中国发现的历史,或者说是重新发现的历史,是一部彻头彻尾的“究天人之际”因果关联的“神话历史”。若能从后殖民的立场出发,不再盲从殖民时代的胡适、冯友兰他们所开启的流行做法,即用学习西方哲学史所得来的那一套形而上理念方式及其术语系统,去套用在中国自古以来历代思想家的言论上,发明出“中国哲学史”;或者是模仿李约瑟先生的方式,发明出皇皇巨著系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窃以为,这些都还不能算“在中国发现历史”,只能算挪用此有彼无的外来话语和学科范式,去建构出的中国文化史的某一个方面。真正发现,需要首先拂去西学东渐以来强加在中国现实之上的外来话语之尘封,即学会荀子所说的“解蔽”。戴着外来的有色眼镜,本土的任何东西都会随之而变色。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历史,不宜随便和其他什么文明古国历史并列看待。因为你学习的如果是古埃及历史或巴比伦历史,那么这种学习不可避免会带有追悼会的性质——这些文明古国都早已不存在了,而中国的历史却延续至今。中国经验为什么要优于古埃及经验和巴比伦经验?这还需要论证吗?这是事实,不是民族主义偏见。从中国经验中能够总结提炼出的东西,一定是非凡的和无与伦比的。如果说过去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还没有真正做到本土文化自觉,还没有有效地提炼出这种我们最需要、也是世界最需要的东西,那么这就给未来的中国史研究和写作的接力赛跑,预示出一种值得期待的学术前景。

希望能有更多不同学科出身的学人,投入思考中国文明发生的思想接力赛,那将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

四、写史与编剧

如何让启蒙意义的理论避免灰色和枯燥乏味,也是该书非同一般史书的用心所在。作者有意追求一种逻辑推理加想象力的类似编剧的写法,这就极大地增加了该书的可读性。例如,写到黄帝的女师傅玄女,作者说:玄女来自九黎族,因其体色较黑故也(第21 页)。又如,该书讲到黄帝战胜炎帝和蚩尤后,没有做出斩尽杀绝的举动,而是迁移其居民到边缘各地去生存。作者发挥想象说:“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战胜后灭绝了九黎部族,他们的未来会是美洲印第安人及其玛雅、印加文化的未来吗?或者九黎部族战胜并灭绝了黄帝部族,他们的未来会是澳大利亚、几内亚群岛和新西兰毛利人的未来吗?”这是怎样一种放飞假设的历史回溯啊?作者一方面承认“历史没有假设”,却又另一方面大开假设之门。就像第二章的3 个小节标题所体现的:

一 “黄帝”九战皆北,遇到美女与蛇

二 “殷商”险些沦为“印加”前传

三 “秦地”差点变成匈牙利

此类标题足以让正统史家们头顶冒汗的。更不要说以客观为理想的考古学者。再举一例,看看作者对伏羲女娲二神的重新命名“神磨侠侣”及其理由吧:

雷羲、风娲,这对中国神谱顶端的风雷大侠,或者说神磨侠侣,用来占婚的两扇石磨,向我们泄露了他们的婚姻家庭观——一夫一妻;族徽——两条鱼纹;族群——华族风氏;世界观——阴阳九宫(九方九齿);居住的区域——白虎之位,天下之西;人生观——民以食为天,或者说,吃饭第一,所以拿石磨当神拜,与天地同列。(第156 页)

作者在卷首前言部分谈到研究历史的甘苦——有时真想放弃,转去写剧本的(第2 页)。读到以上这些内容,大家或能意识到,该书其实也在尝试将编剧的写法融入历史研究。如何激活历史的舞台,这是《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博士和吴先生殊途同归的一种尝试。

该书夹叙夹议,毫不掩饰作者的个人偏好。对史前史,独尊大地湾,因为其长寿无比,延续不断。对文明史,则独尊西周,因为周公带来轴心突破,奠定华夏传统。对于中原仰韶文化,因人口多而寿命长(持续时间约2000年),也是褒奖有加。不足之处是仰韶人被群体意识掌控,个人权重完全空缺,创造力自然会差。而北方的红山文化,个人权威十分突出,表现为社会奢侈品玉礼器独占现象,但是红山文化人口繁衍能力不足,无法保障社会生命的延续,败亡后更是不知去向。九黎部族是以蚩尤为代表的黄帝族群的敌方,却因为主导了“城居革命”,成为文明化过程的主推手,他们还是陶鼎文化圈的主体,而陶鼎文化圈与东夷、南越和苗蛮生活圈重叠(第199 页)。

能够将海量的田野考古报告知识熔于一炉,再以戏剧化的方式加以呈现,这又将给自媒体时代的学术写作带来怎样的启示呢。

五、几点讨论

《华夏:中国文明的起源》有一些新观点,从我个人立场看是需要讨论或争鸣的。

其一是对史前六大文化区与猿人历史直接挂钩的做法(1.沂岱板块:沂源人;2.长三角板块:南京人;3.川湖板块:建始人和资阳人;4.岭南板块:元谋人;5.河套板块:蓝田人;6.燕辽板块:北京人),窃以为欠妥。让中国境内已知的猿人出面,来领衔史前文化的每一个板块(第111 页),看似源远流长,实则依据不充分。尤其是在有关人类基因组的分子生物学、遗传学新知识崛起后,新观点认为旧石器时代的猿人都没有直接传承下来。少数幸存者,也基本上被距今7 万年走出非洲的智人所灭绝或同化掉了。

其二是对九黎族的族源判断,作者认为是人类学所称的“地中海暗白人”,经过印度来到太平洋沿岸,从中国南海登陆后沿海北上,遇到本土的黄帝族群而开战(第202 页)。此类判断也缺乏足够证据,日后的基因测序研究用几滴血就能搞定的渊源关系,可以免去许多猜测的工夫。如果不是写史而干脆编剧,这样的写法也无可厚非吧。不能因为都具有太阳崇拜和石头崇拜的特征,就在时空差异极大的不同文化间建构源流关系。就人类现有的数以千计族群而言,大概百分之八九十的族群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太阳崇拜。

其三,作者既熟悉韦伯的克里斯马权威理论,又熟悉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不仅如此,还提出中国早于西方500年就进入轴心时代(306 页)。窃以为对两位德国理论家要区别对待。韦伯的克里斯马原型理论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而雅斯贝斯的轴心突破论尽管流传更广,却不具备横向移植到其他文明的条件。虽然目前学界大部分学人是这样移植和照搬的(详见笔者文章《“神话中国”vs“轴心时代”》[3]3-61)。

其四,想为该书人口密度原理,提供些许补充思考的点,即所有文明赖以孕育的农业文化基因方面的差异这个视角。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以外的其余3 个都是“面食文明”,即建立在以麦子为主的农耕社会基础之上。唯独中国,本土驯化的粮食作物是北方小米加南方大米,因此堪称“米食文明”。小麦和大麦,和黄金白银的加工技术一样,都是从外部传播输入的。如果比较3 种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则毫无争议地由水稻夺冠,小麦拿银牌,小米只能屈居季军。过去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缺乏超长时段的大传统视野和多学科知识互补效应,难免囿于坐井观天的窘境,不能超越单一学科的短视和浅见。而今情况发生大变,使得多元视角的知识升级换代成为可能。就目前所知,窃以为稻作农业的输入中原,是催生华夏文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础元素,其年代刚好和中原文明国家的崛起年代相互吻合,这不会是偶然巧合。在相当于夏代晚期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我们看到小米、大米和小麦三者聚首的现象,耐人寻味。稻作农业在距今1 万年前后出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在距今七八千年的长三角地区形成大规模生产的条件,在距今5000年之际催生地方性的准文明国家——良渚古国,除冶金术和文字以外,良渚文化在社会分工和文明化进程中显然是领先全东亚的。离开稻作农业的社会基础,这一切都无法想象。从5000年的良渚古国,到3000 多年的中原二里头的王朝气象,人口密度效应如何伴随着高产农作物稻米,从长三角地区转移到中原,这或是未来能有突破的一个思考方向。

该书倡导从无文字的史前文化大传统历史,反观文字所记录下来的小历史。书中论述了自成一家之言的史前中国社会的三元结构:北方红山文化,东部夷族文化与殷商文化,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在此三足鼎立格局中,似乎并未强调南方长江流域史前文化的作用和贡献。

最后还有一点,即该书对大地湾文化在史前文化寿命排行榜位列第一的根据,是大地湾遗址在新石器时代的地层下面又发现旧石器时代的多个地层,以至于达到6 万年的惊人数字。但实际上,大地湾新石器时代地层的5 期划分,明显不是先后连续地传承,而是有很明显断层的。第一期距今7800—7300年;第二期距今6500—5500年。从第一期结束的距今7300年到第二期开始的距今6500年,之间有800年的空缺,这显然是社会文化的中断。同样,第五期即常山下层文化的结束在距今4800年,而第五期以上的地层中没有齐家文化的发现,唯有寺洼文化的地层,距今3500年,这中间又有1000 多年的断层出现。两次文化断层的时间加起来足足有2000年,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数字。据此看,大地湾恐怕会从作者给出的中国史前社会寿命排行榜的榜首位置跌落下来。

瑕不掩瑜,吴先生的大著打开了重新思考中国史前文化,从而反思中国历史起点的新知识空间。在他所描绘的史前中国六大文化区中,遍布四方的48 个史前文化,以熊为首的八大图腾,通过图腾结晶期的整合提炼,最终造就了以龙凤为主导的符号编码传统,这样的一种历史筛选和不断提炼的结晶过程,是非常奇妙也非常耐看的,读到这些内容的读者,即使不认可该书的观点,至少也会跟随作者完成一次风光无限的探险之旅。

猜你喜欢
文明历史文化
以文化人 自然生成
年味里的“虎文化”
请文明演绎
漫说文明
谁远谁近?
对不文明说“不”
新历史
文明歌
历史上的6月
历史上的八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