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希特《四川好人》中的悖论

2023-02-24 07:46何玉蔚
关键词:布莱希特悖论好人

何玉蔚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2488)

一、布莱希特推崇运用科学于艺术

布莱希特认为“多愁善感不属于艺术”,[1]42相反,他认为正确地运用科学于艺术,特别是对戏剧有不可估量的益处。他曾这样坦承道:“艺术和科学以不同的方式发生着作用,我同意,但我必须承认,尽管这句话听来可能不很悦耳,作为艺术家,如果我不利用某些科学,则将一事无成。”[2]73国外学者早已注意到布莱希特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认为这种兴趣反映在他创作的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科学的思维影响了他的艺术方法,二是也影响了他塑造自然科学家的形象和表现与此有关的问题”,[3]325并主要论述了物理学在《伽利略传》和《爱因斯坦传》中的体现,其实,自然科学对布莱希特的影响和启发并不仅限于此,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善于打破自然科学和文学的界限,比如悖论,对此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布莱希特与方法》(1998)中也有所提及。[4]但在此书中,詹姆逊没有做出具体的、深入的论述,而这正是笔者写作本文的起点。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布莱希特运用科学于艺术,促使他把自己的创作方法拿来进行比较,审查它的效果,考虑正确与否,他并不是把自然科学的某些范畴直接引进艺术中,也不认为有必要以任何方式使艺术适应自然科学的进步,知识的增长对于他起着促进方法完善的作用,我们当然清楚艺术不能够单单从本身寻得启发,布莱希特努力从五花八门的知识领域中获得启示,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下面笔者以《四川好人》为例来说明作品内容如何体现悖论的特征。

二、《四川好人》中的悖论

《四川好人》完成于1943年,为写这个剧本布莱希特花费了很大精力,初稿完成后又重写过若干遍,并进行过多次修改。这不是一部关于好人的传奇故事,而是一部寓意剧,它的剧情是这样的:三个神仙下凡到中国四川寻找好人,终于找到沈黛,而沈黛却是一名青楼女子。神仙为了让她过上体面的生活,给了她一千银元,于是沈黛开了一个烟店,并向求助者无偿提供帮助,但她的善举却使她濒临破产。无奈之下,沈黛只好装扮成一个凶恶的男人——她的表哥隋达,隋达雇佣工人并残酷压榨他们,烟店又兴隆起来。在这部剧中布莱希特没做断言,只是通过剧情让观众审视好人在邪恶社会里的遭遇,剧本的收场白是这样写的:“您自己设身处地想一想用什么办法才能帮助好人得到一个好结局。尊敬的观众,去吧,您自己寻找一个结局:人世间一定有一个美好结局,一定,一定,一定!”[5]83布莱希特把难题抛给了观众。

《四川好人》中的沈黛一心向善却步履维艰,为了做个好人生存下去,却又需要断断续续地去做坏人,也就是说沈黛不得不制造一个冷酷无情的表哥隋达,沈黛利用隋达卑鄙赚钱的目的是保证她能够慷慨大方地救济他人。如果沈黛一直单纯地只做好人,钱很快就会花光,她就成了一个穷人,因而再也不能做好事。为了能持续地做好事她就不能只做一个单纯的好人。沈黛需要隋达,一个令人憎恶的剥削者;然而当她变成了隋达,她也就变成了坏人。被神仙和大众赞扬的好人沈黛,却不得不做一个受人咒骂的残忍的隋达。布莱希特展现给观众的困境是:为了做好人就得干坏事,生活的手段击败了生活的目的,人不能扮演一个自然的原本的自己,这也正是这部戏剧的关键,即愿望与现实、目的和手段的冲突。这两个矛盾的双方恰似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虽然相反,却出自同一个体,有学者认为此剧的主题是讲分裂了的人格,认为“布莱希特借此剧说明了理智与冲动、谨慎的自我保护与浪漫的自我牺牲之间的矛盾冲突。”[6]我们的确可以从这个角度解读剧本,但换一种思路我们就会发现剧本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悖论。

悖论paradox来自希腊语,意思是“多想一想”。这个词的意义比较丰富,它包括一切与人的直觉和日常经验、常识相矛盾的结论,常识或许看起来天衣无缝,但实际上它与地表相似:是一个巨大板块组成的拼图游戏,表面上看是风平浪静的,但这些板块相互间一直在不停地、缓慢地摩擦、碰撞。地表的稳定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结果,“平衡不是完全的平衡,平衡之下,是持续的张力和张力之偶然的瞬间消退。悖论标志了我们常识世界的一系列缺陷”。[7]人们关于悖论的定义虽不尽相同,但主旨还是一致的,下面我们看两个有代表性的定义:“悖论是由肯定它真,就推出它假,由肯定它假,就推出它真的一类命题。这类命题也可表述为:一个命题A,A蕴涵非A,同时非A蕴涵A,A与自身的否定等价。”[8]悖论是“从明显可接受的前提通过明显可接受的推理导出了一个明显不可接受的结论。”[9]古今中外有不少著名的悖论,它们震撼了逻辑和数学的基础,像是撕开了遮盖着真理殿堂帷幕的一条裂口,激发了人们求知和精密的思考,吸引了古往今来许多思想家和数学家的注意力,布莱希特并不是运用悖论于文学作品的开创者,比如《圣经·新约》中就有“克里特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克里特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也有“过桥法令”悖论,[10]克里特岛人既在说真话又不在说真话,巴拉塔里亚岛桥头的人既应该被绞死又应该让他自由过桥的结论,显然都是令人困惑难以接受的。我们再看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剧本的题目其实是一个陈述句,也就是说“沈黛是四川的一个好人”,这是一个表示判断的句子,也就是一个命题,关于好人,我们全都明白常识意义的“好人”是什么模样,好人要做好事,好人还要有道德,但沈黛却是一位妓女,这与我们习惯上认定的好人的身份相距甚远,当然,作为妓女并不意味着就十恶不赦,而她为了能做一个好人(做好事有道德)就必须以隋达的面目出现,一个冷酷无情的剥削者——做坏事、不讲道德、唯利是图,这样沈黛就不再是一位好人,她就变成了坏人,我们的结论是沈黛既是好人,又是坏人,这是我们难以接受的,也就是A与自身的否定等价,从明显可接受的前提通过明显可接受的推理导出了一个明显不可接受的结论,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关于好人的悖论,我们知道解决悖论需要创造性思考,而布莱希特戏剧的技巧就是为了引导观众思考一些重要问题,从争取进步的斗争立场对现实加以重新认识,布莱希特在剧中这样写道:“事情既然如此,解决办法会是怎样?我们未能找到解决办法,金钱也枉然。应该是另外一个人,或者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已无能为力,这不是装模作样。”[5]182-183解决的办法,戏剧的张力自始至终存在,观众离席后问题还困扰着他们。

三、布莱希特使用悖论建构《四川好人》的原因

布莱希特为何使用悖论来建构《四川好人》?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布莱希特在童年时期就对悖论比较熟悉,我们知道《圣经》中就有悖论的表述,而布莱希特的外祖母经常给年幼的布莱希特朗读《圣经》或讲《圣经》故事,当然这与其说是对宗教的兴趣,不如说是出于对其丰富内容的兴趣,“但这些圣经知识却对布莱希特产生了深远影响”[11]14,之后布莱希特还接受了坚信礼课和其他宗教课程,所以布莱希特在接受采访时不止一次表示对他影响最大的书是《圣经》,[11]15当然《圣经》对他来说并无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层面上的意义,他喜欢《圣经》是因为《圣经》故事精彩、人物饱满,并被其语言深深吸引。

(二)布莱希特受中国古典哲学的影响,这有一定的偶然性和随意性。20世纪初,《老子》一书的德译本曾在德国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布莱希特读到了《老子》德文译本,并赞不绝口,老子哲学给他印象最深的不是“无为”思想,而是老子对水的性格的赞美,关于刚与柔、强与弱辩证关系的思考。[12]《老子》一书同样包含着大量的悖论性命题,如“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等等。中国哲学注重与生活的密切结合,它从活生生的现实中推导出哲理,虽然它不强调体系和系统,却充满着生活的智慧,这些哲理性的智慧往往结合着简短的故事和形象的比喻,从而使这些哲理显得十分生动活泼。“智慧的哲理当然是为了启蒙、教育读者,它的传授又如此生动活泼,结合生活实际,这正是中国古典哲学所以吸引布莱希特的原因所在。”[13]49据露特·贝尔劳记载,布莱希特遇到一个问题,便写下一则小故事,为此他花了许多时间,“照我看,他是想尝试用一种文学形式表现辩证方法……布莱希特非常喜欢中国式的比喻手法,一切都笼罩着中国式的智慧。”[1]59-60我们也可以说,受中国古典哲学影响,布莱希特用一种戏剧的形式表现悖论,这种戏剧形式表现的“好人悖论”具有直观性,更容易引发观众思考。

(三)布莱希特受法国启蒙运动影响,启蒙运动对文学的社会任务的理解是:文艺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推进社会进步。启蒙运动又认为文学艺术不应建立在宗教情绪的基础上,而应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这与启蒙运动把思维的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和审判台是完全统一的,法国启蒙运动对科学的强烈倾向,促使布莱希特对法国启蒙运动一直保持着极大的兴趣,“法国启蒙运动主张的文艺的教育启蒙目的,及由此导致的思考、理性、讲究科学等等,的确与布莱希特的戏剧主张、文艺观点有很多共同点。”[13]55法国启蒙运动启蒙群众在方法论上用的是科学说理、启发思考及理性诱导,而不是用情绪感染和情感共鸣。布莱希特也曾对戏剧发出呼吁:“为何总是去刺激人们的神经,而不去激发他们的理智呢?”[2]56所以他在表演上主张用“Verfremdung”(感情的间离)来代替感情的共鸣,目的在于更多的是要使观众产生一种批判和思考的态度,《四川好人》中的“好人悖论”就是如此。

(四)布莱希特独特的戏剧美学思想使他倾向运用悖论激发观众的理性而非感情。布莱希特在具体创作实践中体验并认识到,他必须突破传统的创作模式,才能有效地揭示20世纪社会本质和社会根本矛盾这一内容,1926年他开始系统地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认为戏剧不应继续停留在反映世界、解释世界上,戏剧应该成为改造世界的工具,应该利用戏剧舞台引发社会变革。心理学家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群体就像个睡眠中的人,他的理性被暂时悬置……群体没有思考和推理能力。”[14]布莱希特也犀利地观察到这种现象,剧院观众“他们互相之间几乎毫无交往,像一群睡眠的人相聚在一起……当然他们睁着眼睛,却并没有看见;他们在听着,却并没有听见。”[2]15要激发剧院观众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的思考判断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布莱希特使用的手法是陌生化,“对象是众所周知的,但同时又把它表现为陌生的。”[2]37为的是使人对之产生惊讶和好奇心,[15]并且他还进一步认为,“适当的陌生化手法解释和表现布局,是戏剧的主要任务。”[2]61而悖论有点类似魔术中的变戏法,它使人在看完之后,几乎没有一个不惊讶得马上就想知道:这套戏法是怎么搞成的?当把技巧告诉他时,他就会不知不觉地被引进深奥有趣的数学世界之中。因此,布莱希特也把悖论引进戏剧中,刺激梦中人使他醒来,赋予他一双慧眼,重新审视思考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因为布莱希特认为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是因为它具有使人精神获得解放、震动、奋起及其他种种力量,“剧院不再企图使观众如醉如痴,让他陷入幻觉中,忘掉现实世界,屈服于命运。剧院现在把世界展现在观众眼前,目的是为了让观众干预它。”[2]63

四、布莱希特认识到艺术与科学的共同任务

有学者认为“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是自然主义的继承者……它关心的是科学原则的加冕登基,”[16]还有学者认为“布莱希特是易卜生天然的继任者,他创造了复杂的现代宣传戏剧,”[17]两者的评论表面看起来似乎相距甚远,但实际上并不矛盾。我们可用布莱希特的一首诗中的思想来做解释,“艺术和科学……两者的任务同样为利用应有尽有的存在着的绳索,把整个受苦的人类从黑暗的深渊里拉上来。”[3]341布莱希特看到了艺术和科学的共同任务,他的创作不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突破了各门学科领域的界限,而这些直到今天还启发影响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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