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丽丝·门罗小说《逃离》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2023-02-24 07:46吴蜜琴
关键词:逃离门罗克拉克

吴蜜琴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福州 350202)

一、引言

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作家之一。她于1931年7月10日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温厄姆。作为短篇小说大师,她的作品获得了无数奖项和荣誉,包括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门罗小说是加拿大现实主义文学现代转型的代表。与维多利亚时期的现实主义小说不一样,门罗的小说以平易近人的散文式叙事,描写了大时代下的小人物,记录了他们生活中平凡的事情。[1]

门罗小说主要以加拿大小镇为背景,探讨了命运、人际关系等复杂性的主题。《逃离》是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撰写的短篇小说集,这本书于2004年首次出版,书中的故事发生都以加拿大乡下和小镇为背景。该书中的同名短篇小说《逃离》讲述了一个名叫卡拉的年轻女子因为无法忍受丈夫暴躁的脾气离家出走却又中途折返的故事。[2]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小说《逃离》进行了研究。小说的风格和叙事特征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小说放弃了线性叙事,相反,它采用了插叙、闪回、补充等叙事技巧,增加了故事的张力和吸引力。如路易斯·麦肯德里克在其著作《或然小说:爱丽丝·门罗的叙事行为》中分析了爱丽丝·门罗小说的叙事技巧和语言特征。[3]其次,由于爱丽丝·门罗的小说主要关注普通女性的生活经历,所以也有学者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分析了小说中的地区主义、女性文化、反讽等方面。如,张晶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分析了爱丽丝·门罗的一系列小说,分析了小说中独特的女性形象,并对爱丽丝·门罗特殊女性观产生的影响原因进行探究。[4]同时,爱丽丝·门罗的小说关注生活中一些不可控制的因素,如爱情、死亡、情绪等,所以学者们也从主题方面对小说进行研究。本文拟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结合笔者对小说《逃离》的理解,分析小说中自然与女性、自然与文明以及男性和女性的关系。

二、生态女性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结合的产物,致力于建构一种新的道德价值和社会结构。[5]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这个时期,女性开始反思工业文明对环境和女性的压迫,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法国哲学家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Francoise d’Eaubonne)在《女性主义·毁灭》(Le Feminisme ou la mort)一文中呼吁女性参与拯救地球的工作时,最先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这一术语,她发现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关系不可被忽略,因为女性被统治和自然被贬低都可以归因于男性的统治。随着生态女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20世纪80年代后期,环境正义和另类环保主义的理论开始与生态女性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更加综合和多元的理论体系。20世纪90年代,生态女性主义发展迅猛,许多生态女性主义者投身于社会运动和政治活动中,积极倡导环保意识和女性权益,并将理论转化为实践。

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女性和自然都是处于男性的统治之下。从思想上讲,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受到的压迫和自然受到的压迫具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两者都根植于主导西方文化的二元论思想。生态女性主义的关键人物凯伦·沃伦指出父权制像压迫女性一样那样彻底地毁坏自然,只是二者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在其代表作《生态女权主义:女性、文化、自然》中,凯伦·沃伦解释了西方国家是如何系统地构建父权统治的。[6]她还清楚地表明,对妇女和自然的剥削都根源于父权制等级制度和二元对立。生态女性主义希望通过批判主导西方文化的父权逻辑和二元论的思想体系,改变女性附属地位,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多萝西·丁纳斯坦认为,只有消除传统的西方二元对立,对妇女和自然的压迫才能消除。因此,生态女性主义反对传统的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歌颂妇女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呼吁两性之间的平等,批判人类对自然的统治。

总之,生态女性主义通过将生态主义和环境保护结合在一起,创建一种新的生态伦理学,并将批判矛头指向支配西方文明的父权制等级制度和二元论,旨在消除该父权系统中各种形式的剥削和压迫,创建一个男性、女性和自然多元和谐的社会。

三、《逃离》中女性和自然的亲密关系

女性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和自然有着紧密的相互依存的关系。[7]大自然通过提供各种资源孕育了万物,这和女性生儿育女的特征具有相似之处。女性生态主义通过隐喻自然和女性的关系,拉近自然和女性的距离,将自然女性化、女性自然化。

爱丽丝·门罗从小生活在加拿大的小镇上,她热爱自然,在一次采访中她承认,比起城市她更喜欢乡下的生活。她的很多小说作品都是以乡下为背景,并且用较多的篇幅来描写自然美丽的景色,描写小说中的女性如何在自然中得到了心灵的宁静。在小说《逃离》中,门罗花了大量的笔墨来描述乡下的自然风光,描述女性和自然和谐共处的场景。小说的主人公卡拉喜欢在农场工作,“卡拉已经清完了马厩里的粪便,她做得不慌不忙的——她喜欢干日常杂活时的那种节奏,喜欢畜棚屋顶底下那宽阔的空间,以及这里的气味。”在农场里,她享受着劳动的乐趣,享受着与动物相处的快乐,享受着大自然带给她的美好的感觉。同时,卡拉也在自然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属和平静。不开心的时候,她会去马厩为自己找点儿杂活来干,这幅场景体现了女性通过与自然的互动实现了和谐共生。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场景传递出了女性与自然之间密不可分的信号。

女性与自然的亲密关系还体现在卡拉和山羊弗洛拉的亲密关系。卡拉在学校一直受到同学的嘲笑,她的家人也未能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她本能地希望从大自然中找到归属感,“她唯一真正想做的是,从出生以来唯一真正想做的,就是能够住在乡下和动物打交道”。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她遇上了克拉克并认为自己爱上了克拉克,她跟随克拉克一起去乡下开马场。但是,克拉克最终让她失望了,他并未给她带来归属感。所幸,大自然并没有辜负她。她从马场的工作中找到了价值感,并和山羊弗洛拉形成了亲密的关系。卡拉的善解人意和天生的母爱情怀也让她成为弗洛拉的好朋友。虽然弗洛拉是克拉克带回家养大的,刚开始弗洛拉一直跟着克拉克,但到后来,弗洛拉更加愿意亲近卡拉,卡拉走到哪里它都跟到哪里。女性的善解人意和天生的母爱情怀让卡拉更受弗洛拉的欢迎,它和卡拉之间形成了亲密的关系。当卡拉遭受克拉克的精神虐待时,弗洛拉成为了她的精神寄托,弗洛拉似乎能够理解卡拉的心情,用它特有的方式对卡拉表示鼓励和支持。在马棚里,“那只从不拴住的弗洛拉会走过来挨蹭她,而且黄绿色眼睛里闪烁的并不完全是同情,倒更像是闺中密友般嘲讽的神情。”但是,就连弗洛拉最终也被克拉克杀死。大自然与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同处在被统治被压迫的地位,她们的权利被男性肆意地践踏,最终她们都沉默了。在发现弗洛拉被克拉克杀死之后,卡拉的精神状态变得异常脆弱。她时常会不由自主地跑到树林里去,那里是她和弗洛拉曾经一起去过的地方,也是弗洛拉遗骸的所在地,她在这里悼念弗洛拉,也在悼念窒息的自我。弗洛拉不仅是卡拉的好友,也代表卡拉的自我。尽管卡拉努力抑制自己的冲动,但她还是无法克制内心的渴望,总想要回到树林里。在这个充满自然气息的地方,卡拉可以感知到自然的力量,获得内心的慰藉。虽然她已经失去了生活的希望,但是在树林里,她仍然能够寻求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但随着弗洛拉的离去,卡拉内心深处的某一处也死去了。树林成了她的灵魂归宿,是她感受弗洛拉的唯一去处。

小说中的另一个女性角色卡拉的邻居——西尔维亚也是一个热爱自然的人。西尔维亚是大学老师,教授植物学,她的丈夫是个诗人。她的生活充满了大自然的元素。她是一个善于观察自然的人,她喜欢在野外漫步,观察动植物的生长和变化。她能够感受到自然的美丽和力量,同时也能够在自然中找到安宁。“以前他们每年春天都来这里散步,采摘野兰花。她教他认每一种野花的名字。”这种与自然的亲密联系,反映了女性的柔和和敏感。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女性的柔和和敏感使得她们能更加敏锐地感知自然界的变化和需求。西尔维亚深信自然是一个需要保护和尊重的生命系统,她的生活也体现了这一理念。她沉醉在自然中,与自然建立了一种默契的关系,同时也为自己找到了内心的平静。

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家凯伦·沃伦指出,“女性在精神上亲近自然可以为女性和自然治愈由父权社会带来的伤害提供一个场所”[8]。凯伦·沃伦的这一论断表明,女性与自然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女性亲近自然可以为自己提供治愈的场所。通过描述女性与大自然的密切关系,门罗暗示了女性在由男性主宰的社会中遭受伤害时,可以在自然中寻找一种平等和谐的关系。这一点在小说《逃离》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示。作为女性,卡拉和西尔维亚对自然的亲近感显而易见,她们在自然中找到了自己内心的平衡和安宁,自然也像母亲一样治愈了她们在男权社会受到的种种伤害。卡拉和西尔维亚通过融入自然来寻求自我,这也反映了生态女性主义哲学中强调的人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四、文明与自然的二元对立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给人类带来毁灭自然的力量,而造成这种毁灭的思想是西方传统的二元论。根据西方传统文化的二元论,男性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主体与他者的关系。男性视自己为自然的主宰和支配者,把自然看作是可以随意利用和开采的对象,用来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权力欲望。这种观念给自然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山羊弗洛拉是自然的象征。它充满灵性,和卡拉有着深厚的友谊,在卡拉伤心失落时给她带来慰藉和力量。它曾莫名其妙地消失,然后在一个大雾茫茫的夜晚再次出现,化解了克拉克和西尔维亚的之间僵硬的气氛。弗洛拉的出现让人想起大自然的神圣,它值得人类的颂扬与崇拜。门罗通过弗洛拉的形象来隐喻自然的神奇和脆弱,大自然哺育了万物生灵,人类必须敬畏和尊重自然。

然而,作为自然象征的弗洛拉最终被卡拉的男朋友克拉克杀死,小说是这样描述它的死亡:“在干完一天的杂活后,她会作一次傍晚的散步,朝向树林的边缘,也就是秃鹫在那里聚集的枯树的跟前。接下去就能见到草丛里肮脏、细小的骨头。那个头盖骨,说不定还粘连着几丝血迹至今尚未褪净的皮肤。”弗洛拉带着无比的信任重新回到人类的身边,最终却落了个被虐杀的下场。“悲剧”一词在希腊语中意为“山羊之歌”,而弗洛拉则是古罗马神话中花神的名字,象征自然的美好。爱丽丝·门罗借用弗洛拉这个名字来寄托她对自然的热爱之情,而又用山羊这个意象来悲叹和谴责人类文明对自然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

卡拉与克拉克对待弗洛拉的态度截然不同。卡拉和弗洛拉亲密无间,弗洛拉的失踪让卡拉黯然伤神,而克拉克为了泄愤杀死了无辜的弗洛拉。爱丽丝·门罗通过两者对待弗洛拉不同的态度隐喻了男性女性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女性与自然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盟关系,而男性为了满足自己无止尽的欲望,不断地利用科学技术征服自然,他们在用科学技术创造人类文明的同时,也在堂而皇之地破坏自然环境,不断获取有限的自然资源来满足自己无穷无尽的欲望,造成了自然环境严重的破坏,也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女性生态主义者认为,女性代表着自然,而男性代表着文明。克拉克杀死山羊弗洛拉象征着人类文明发展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也是自然一步步被破坏被污染的过程。男性在不加以自我限制的情况下,往往会滥用自己的权力和优势,而这种滥用是对于整个社会生态平衡和女性生存权益的一种侵害。因此,生态女性主义强调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男性观念,让男性更加关注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五、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

爱丽丝·门罗生活在20世纪末期,这个时期西方汹涌澎湃的女性主义运动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她。爱丽丝·门罗的小说作品充满了对女性,尤其是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女性的遭遇,她通过刻画各种不同的女性角色展示了女性在社会中,特别是在家庭中的状态,揭露了婚姻家庭中男性与女性关系的失衡,抨击了男权社会中男性的霸权与剥削,展示了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的局面。小说《逃离》通过描写卡拉在面对克拉克的压迫和暴力时的内心挣扎和追求自由的努力,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无奈和隐忍展现得淋漓尽致,体现了门罗对女性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对性别不平等问题的关注。

(一)男性对女性的剥削和控制

门罗透过卡拉的生活经历,描绘了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所面对的各种困难,尤其是男性对女性造成的困扰。在小说《逃离》中,克拉克就是卡拉不幸的源泉,他多数时间只关心如何维持马场的经营和他自己的感受,忽略卡拉的感受。他不但没有关心爱护和他一起私奔的卡拉,还在生活中处处利用卡拉。小说中提到“有些地方他现在不愿进去了,他总是让卡拉去,就是因为他跟那儿的人吵过架。”此外,克拉克为了逼迫卡拉敲诈邻居贾米森太太,完全不顾卡拉的感受,他威胁卡拉,“话没说清楚我是不会轻易让你脱身的,卡拉。”而在卡拉情绪崩溃大哭起来,向他哀求不要对自己发火时,他并没有安慰她,相反,还命令道,“用不着你来告诉我我怎么样了。你弄得我气儿都透不过来了。去做晚饭吧。” 卡拉在做晚饭时因为泪水不停涌出来而无法继续,只能冒着雨跑到马场的小树林中平静自己的心情。这些充分表明,男性为了自己的私利,利用控制和压迫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还会施加暴力,以迫使女性服从。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缺少自由和权利的保障。她们在婚姻制度中常常需要放弃自我,男性期待她们变得顺从和依附,并承受一定程度的剥削。克拉克和卡拉的关系是典型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性通常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多的权力,他们在家庭和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女性则处在被动地位置。在卡拉和克拉克的关系中,卡拉所处的被动位置更加明显。克拉克在生活中处处表现出他对卡拉的掌控,多数情况下,他们俩的事情由克拉克作出决定,而卡拉只能被动地接受。她的想法和意愿常常被忽视,而克拉克则能够随心所欲地支配着她的生活,这从克拉克强迫卡拉去敲诈邻居西尔维亚可以看出来。

卡拉多次逃离,每次她都带着更多的人生经验回归。但是当卡拉发现克拉克对她的态度是如此无情决绝时,她彻底绝望了。虽然她曾经努力追寻个人的自由和幸福,但最终,她成了父权统治下的被压迫者,不再有话语权,无法在家庭中为自己争取权益。克拉克的控制欲和暴力行为已经让她的生活完全失去了希望和光明。在父权社会中,她渐渐成为一个失去了话语权的被剥削被压迫的他者。克拉克熄灭了她生活中所有的光,卡拉的精神已经死亡,她只能在黑暗中默默地承受着所有的痛苦。

(二)女性的被动和依赖

在父权社会中,女性从小到大受到父权社会思想的同化,她们的女性意识受到压迫。对她们来说,想要挣脱思想的桎梏并成为一个完全依靠自己的女性绝非易事。女权主义理论家西蒙·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一书中认为,女性难以兼顾“个人独立”与传统父权制度下的“女性命运”,相较于为争取自由而斗争,屈从要容易得多[9]。

门罗通过卡拉逃离的失败展现了女性既想要逃离男性又依赖男性的复杂心理。卡拉人生中两次重要的逃离都与克拉克密切相关。第一次,卡拉坐上了克拉克的卡车奔向新的生活,第二次,卡拉因受不了克拉克火爆的脾气而离家出走,最终因为无法割舍对马场和克拉克的感情而主动回到家中。卡拉逃离原生家庭,依赖克拉克开启了一段新的生活,但克拉克自私暴戾的性格让她萌生从克拉克身边逃走去大城市寻找新的生活的想法,可是习惯了依赖的她缺乏独自面对生活的勇气,最终逃离失败。

她的依赖性造成了她的不幸,使得她的人生被克拉克所支配,她的被动导致了她陷入痛苦的泥塘无法自拔。和克拉克私奔到马场后,卡拉不得不承担生活的重担。在马场,她需要照顾马匹、打扫农场;而在家里,她要负责克拉克的生活起居。然而,克拉克并没有体谅她的辛苦,也没有关心她的情绪。相反,他的大男子主义让她的情绪愈发崩溃。她不得不通过与邻居交流的方法或在自然界中释放自己压抑的情绪。长期的婚姻暴力,使原本乐观向上、单纯美丽的卡拉逐渐产生自卑情结。[10]

尽管如此,在逃离的途中,她依然选择回到克拉克的身边,默默地承受着克拉克带给她的痛苦。她的被动让她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随之而来的是克拉克的控制欲越发严重,虽然他没有对卡拉实施任何肢体暴力行为,但卡拉的逃离彻底激发了他的控制欲,他威胁西尔维亚不要再干涉他的事情,让卡拉失去了唯一的倾诉对象和心灵支撑。他甚至还杀死卡拉的宠物弗洛拉,这一切使得卡拉陷入孤独无助的境地。在情绪崩溃时,卡拉再也没有人可以抚慰她,所有的痛苦她只能独自承受。

卡拉的被动还体现在她对宠物弗洛拉被杀害这件事的反应上。当卡拉通过西尔维亚的来信得知弗洛拉有可能被克拉克杀害的时候,她选择了隐忍和接受,她没有质问克拉克为什么没有把弗洛拉带回来,相反,她烧掉了信件,并把灰烬冲进了下水道。山羊弗洛拉对于卡拉而言,不仅仅只是一只宠物,而是卡拉的自我意识,“一个自我注视的窗口,只要小山羊在,卡拉即便自我迷失,她是依旧可以通过小山羊的眼来看见 ‘自我’的。”[11]她默默地接受了克拉克杀死了她的感情寄托——弗洛拉,默许了克拉克随意伤害她的感情,一点一滴地杀害了她的自我。面对残酷自私的克拉克,卡拉只是被动地妥协。如此舍弃与无奈的行为似乎鲜有解决问题之实际效果,但同时也让读者看到了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的无助处境。女性普遍面对着比男性更为复杂的生活和情感问题,卡拉毫无疑问也是其中之一。她的无力和无助,反映出了一种心理压迫和身体上的受控,让人们能够感受到小说中所呈现的思想主题。门罗用精确的语言生动地描述了女性的心理压力,揭露了即便在身体暴力被禁止的现代社会,女性在父权社会中依旧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六、结语

在《逃离》中,爱丽丝·门罗描写了加拿大乡村的自然美景和女性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同时,通过克拉克对山羊弗洛拉的杀害和对卡拉的压迫揭示了男性对自然和女性的统治和剥削,爱丽丝·门罗呼吁人们重视对自然和女性的尊重与保护,体现了她的生态女性主义的人文关怀,表达了作者希望建立起一个两性和谐相处的美好社会的愿望,传达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以期实现一个更加美好、平衡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能够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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