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研究

张 敏

(西安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32)

话语体系是一定社会境遇中的话语建制。作为话语活动的运用和表达范式,它依托于语言系统、承载着说话群体的主观意志和思想意识。通过该系统中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等元素的传递和表达,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话语主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选择,甚至可以感受到其真实的生活境遇及其所处的时代镜像。时代不同,话语环境不同,话语表达所承载的内容、主题和方式也需要发生相应变化。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全党的奋斗目标,这一语境之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正依循时代性、人民性、生活化的逻辑理路,实现由理论话语向生活话语的时代转向,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自我完善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 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转换的必然性

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意识形态集中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是其整合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工具。在影响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的诸多因素中,恰当的话语表达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何为“恰当”?“恰当”理应包含着“真理内涵和规范的恰当”以及“符合行为者的人本学单一性恰当”,从这一概念出发可以看出,合时代性和合人民性是意识形态“恰当”表达题中的应有之义。也缘于此,新中国成立后,每一时代“核心政治”主题发生变化,我国意识形态理论的话语体系都随之变迁:既有新中国成立之初围绕政治、阶级、革命等概念展开的“政治话语体系”,又有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工作重点的转移而随之出现的“经济(市场)话语体系”。不论是初期意识形态泛化而产生的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占领,还是矫枉过正后意识形态“边缘化”而形成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疏离,在新时代都显示出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包括内容、结构以及表达方式等)必须围绕“恰当”这一要求,迎接崭新的境遇带来的挑战。也就是说,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回应时代需求以及人民需要,转向并构建“恰当”的话语表达体系、实现其大众化时代化的目标,以发挥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作用。

“合时代性”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恰当”表达的首要特征。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从内容到形式,均应当体现出时代的特征、反映出对时代课题的回应。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深刻地指出:“生活之树常青。一种理论的产生,源泉只能是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动力只能是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现实要求。”[1]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虽然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发生可喜转变,但各种社会思潮跨越时空的籓篱,突破日常与非日常的界限,在两大领域交融交锋依然存在。传统的非日常生活领域的思想交锋激烈,同时另一种隐秘的浸润方式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领域亦予以强化。特别是针对青年人的文化需求和个性特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在输出影视作品、现代广告、流行音乐等文创产品时,多采取更加文化性的路径、多元化的内容以及借助更易于被青年人接受和喜爱的碎片化方式、生活化的表达来传播他们的文化理念、价值取向以及标准。尤其是西方意识话语体系和话语表达的生活化趋势,看似开放性的内容,多元化的方式,娱乐化的表达,传递出的却是一种浸润式的、柔性化的“凶猛”进攻,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巨大冲击。如何应对这一时代课题的挑战,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体现在话语表达上,就要求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言说实现突破以往以理论话语的籓篱。传统的理论话语多以专业概念为核心要素,从核心到次级,逐层递推,形成完整准确而又严密的一整套概念体系,具有本质性、抽象性、学术性等特点。这一逻辑缜密的概念体系对于解释现实社会,宣传、阐释党的信仰体系、理论创新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有着其自身的局限性、封闭性和表述上的专业性、晦涩性等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地进行并实现着理论创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日益成为现实。作为整合、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工具,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也应将这一充满时代变化和蓬勃生活气息内容用更加“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传递给广大民众,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与人民群众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及其日常关切的深度关联,使得正确的理论被更大范围的人民接纳认同、进而自觉内化。

其次,“合价值性”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恰当”表达的必然要求,也是其“合人民性”的具体体现。真理与价值并非天然合一,主客观相符合是“合真理性”的标志和尺度,而主观性则是价值的显著特征,它侧重反映客体对主体的效用和意义。如何实现价值尺度与真理尺度最大限度的统一?这就要求我们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不仅要注重言说内容的客观性、真理性,更要通过积极回应新时代人民的精神困惑和现实需求,主动承担对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阐释功能来体现其“有用性”,即“合价值性”。尤其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刚柔并济”的攻势之下,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如何与之平等对话,赢得大众?显然,曲高和寡、陈旧乏味的话语表达不为“我”所欲;缺乏时代气息、文化韵味的话语言说更是不足取。也就是说,相对传统、单一的理论话语体系不足以支撑实现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的大众化时代化需求。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要想有效地发挥作用,存在一个理论宣传、普及给人民群众的过程,它理应是一个主体与客体之间平等交流的过程。因此必须对客体,即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语用关照:一方面,若失去对人精神世界以及生活世界的关照,沦为纯粹的政治工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将面临“失根”的危险,也必然地为人民所疏离;另一方面,源于话语体系的陈旧、生活话语的缺失若无法回应时代与人民之需,会造成工具与价值的分裂。显然,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唯有做到“合人民性”,即实现“合真理性”与“合价值性”相统一,才能赢得人民的关注和信任。

立足时代要求和人民需求,关注民众的日常关切,提升我国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日常生活内涵,发掘其中蕴藏的生活化资源,营造利于创新与转化的生活环境,最终完成话语转换、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生活话语和价值体系,从而实现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化时代化。这是维护我党意识形态建设与安全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目标和任务。

二、 日常生活转向: 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的趋势与要求

何为日常生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生活”与“生产活动”清晰区分开来,将“生活”的外延主要规定为活着的个体用于维持自身再生产的活动,而这些个体再生产则构成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前提和基础。匈牙利学者阿格妮丝·赫勒在此基础上,指出那些使之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即为“日常生活”。作为个体生存的基本条件,日常生活相应成为社会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意识形态虽不等于日常生活,但却源自日常生活。每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环境之中,总是隶属于某个团体或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建立确定目标和提供相对同质的价值标准。个体和这些目标以及价值体系相连,他的日常生活模式就是直接从这些基本单位中获得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常生活是意识形态的寓所,是意识形态建构的土壤和根基,而意识形态则是生长于其中的特殊的文化样态。作为被赋予了特定阶级意志的精神体系或思想体系,它与日常生活的关联程度则决定了它为人民的接纳程度,抑或作为特殊思想体系对生活在其中的作为个体的人的引领、指导程度。如前所述,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是一定社会境遇中的话语建制。当下社会境遇下的“生活”要展现的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为指导的新时代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因此,新时代我国的意识形态话语转换或基于这样一个现实:传统的理论话语不足以反映我国新时代社会境遇下的现实生活、时代特征以及人民需求。“意识形态的话语主题和内容可以是、也应该是随着中国国情与时代主题的变化而与时俱进的。”[2]不同于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话语,生活话语源自生活,出自人民,具有极强的人民性、浸润性和持久性特征。与理论话语注重概念体系的建构,极具抽象性、本质性不同,生活话语更加探求真实生活和现实世界的具体性、实践性。它以现实世界为基础,因而必然跟随人民大众的具体日常生活而丰富发展。新时代我国意识形话语转换是基于主流意识形态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本质需求,但是顺应日常生活转向这一趋势的同时必须同时关注: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转换并不是要淡化、消解甚至摒弃其蕴含的政治性、理论性,而是要重构、增强和夯实其固有的群众基础,增强其亲和力、吸引力、凝聚力以及竞争力。这是基于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现实的必然选择。

1.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生活话语转向的基本依循

首先,回归、批判和改造生活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立场。这意味着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活话语转向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代化的目标具有一致,即我们要建构的生活话语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日常生活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展开,都是为了实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这个目标就是改造生活,从日常生活的最小方面,从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之处,改造生活”[3]208。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传统思辨哲学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它这样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4]652,即宣告理论不仅要源于生活,更要回归生活,批判生活,改造生活;而决不能遮蔽生活、遗忘生活。丰厚的日常生活意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立场,改造和重建生活构成了马克思思想体系重要的乃至根本性的价值归宿,现实生活世界是其理论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马克思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在他看来,全部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就是以吃穿住行等为基本内容的日常生活。不仅如此,他更是将打破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界限划分作为对未来联合体的设想与建构,一面理性地设想作为一个联合体的未来社会,在这里,注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它的典型特征和首要任务,因为这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另一面具体而又诗意地描述这种自由的表现,认为在未来社会,日常生活将为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所架构。人们生活的将不再受到职业分工的拘束和限制,人们在某一部门内发展的决定因素由谋生的职业需求变为兴趣使然,——现实生活世界也因此变成一个理想世界。

其次,介入日常生活是马克思主义赢得大众的条件。从这个意义出发,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转向正是顺应了这一趋势和要求,马克思主义在这一转向中的指导地位不言而喻。与资本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不同,资本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之一,是阻止那些对自己生活不满的人们去改变他们的生活,或者真正阻止他们设想自己的生活值得改变”[5]94-95。从这一立场出发的理想是,人们应安于他们所习惯的日常生活的阈限,而不要寻求超越他们。这就是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为自己设定的维护、培养特性的任务。而马克思主义在一开始的工人运动中,即使在完全的经济领域展开斗争,也觉察到“人的尊严”之光,并以这种新的日常生活为基础,为其设定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基于这样的理论旨趣和价值立场,以大众日常生活的实际改观为现实追求和衡量标准,马克思主义必然要介入日常生活,直至深入日常生活的底层,而非浮光掠影、仅仅局限在非日常生活的宏大叙事之中。正因为此,马克思主义才能最终赢得大众的普遍拥护和认同;也正缘于此,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更需要通过贴合和反映人们日常生活的适当话语表达出来,为人民所理解和接受。所以,一旦出现马克思主义对大众日常生活的疏离,也必然导致大众对其相应的漠然,这恰是与我们大众化时代化的目标所背离的。

这里所谓的“疏离”,一方面是指在改革开放、科技发展、时代变迁引发巨变的日常生活面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言说方式和言说内容存在张力,不能及时地反映党和国家的核心关注,在上存在跟不上“时代性”和“人民性”需求步伐的客观真实,也就不能很好地实现其“大众化”的目标;另一方面是主流意识形态在理论传播、教育领域存在与时代脱节、与需求脱轨的客观现实。这种“脱节”“脱轨”突出的表现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性诉求与大众化的日常生活关注诉求对立起来,过度追求马克思主义的学理性和学术性,专注于逻辑推演和价值思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根基。尤其是成了远离日常的强硬说教,缺乏温度的知识灌输,这归根到底是缺乏对现实生活的关照、缺乏对人民大众的关切。究其根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传播、宣传脱离大众日常生活而削弱了“人民性”和“时代性”这一根基,这本身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解放人、发展人、提升人的价值旨归与基本诉求,也就必然导致人民的冷淡和漠然。如其这样,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就会逐渐式微,大众日常生活空间被多元意识形态侵占,大众价值取向、审美标准日趋混乱。因此,以意识形态的话语转化为抓手,建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旨归的生活话语,促使马克思主义对日常生活深度介入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就成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完善和发展的迫切任务。

2． 问题导向: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生活话语转向的深层逻辑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6]20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理论创新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都是“时代的产物”[7]343,“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7]342。新时代以来,“两个大局”复杂交织,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不能、何以能富于效能地凝心聚力?马克思、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6]72。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体现在话语表达上即能够及时地反映时代的变迁、回应时代之问。坚持问题导向,深入社会现实,真实体悟和解决人民热切关注的现实问题,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转向的深层逻辑。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它源于且超越日常生活,反映、解释时代现象并解决现实问题就是其存在的价值本身。日常生活终归是具体的人的生活,它不是空洞的,而是基于特定历史阶段内的稳定性与具体的历史性的矛盾统一,与其主体的生命状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生活话语正是基于这一问题意识与问题逻辑的时代转向。

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曾经通过特色鲜明的政治话语体系表现出来,以行政命令、政府推动等方式强行介入,表面上看,“一大二公”“大炼钢铁”“上山下乡”等政治话语与人民生活水乳交融,表面上俨然成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集体意识的流露,实则反映了人民的日常生活空间最终被遮蔽、消融在政治生活中;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在实质上引领人民的日常生活,反而最终沦为被剥离精神实质的口号式的“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发生转向,由政治话语转变为经济话语。“个体”“下海”“摸着石头过河”等等成为人们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这在上回应了时代的和人民的需求。但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全面渗透、干预日常生活的反叛,在相当长时期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矫枉过正,呈现出理论与实践的疏离,研究领域亦现出一种“书斋化”的“规避式”研究趋向(规避现实政治与日常生活)。这一规避势必表现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失语,导致原本源于生活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却与大众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更不用说真正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正是源于对过去出现的两种错误趋向的正确认知以及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和现状的准确把握,2016年4月习近平明确提出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强基固本”[8]163-164,这意味着他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看作是涉及方向性、战略性的根本问题和关键问题。进入新时代以来,他始终关注民生领域、关切社会问题,基于这一深层逻辑提出的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尤其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判断扩展和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具有强烈主体意识和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始终是意识形态赢得话语权的关键指向。尤其是作为被赋予了特定阶级意志的思想或精神体系,意识形态如何回应和体现人民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要,这亦是解决新阶段主要矛盾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果不能以“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反映并解答广大群众的物质乃至精神生命的安顿问题,则不能真正成为能够说服人的“真道理”。从这一理解出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成为广大人民的价值共识,必然要回应一个基本问题,即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引领人们的日常生活,实现对日常生活的深度介入?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以及日常生活的深刻转型提供科学的引领和指导,对日常生活主体进行积极的精神关照,对乱象丛生的文化失序现象给予有效地纠偏和遏制”?[9]这即是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生活话语转向的深层逻辑。

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也内在地包含着一定的局限性及矛盾性。一方面,现代性的开放意识和文化理念逐渐建立,人民的文化生活日渐丰富,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学理性和科学性有了更客观和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多元价值观冲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削弱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致使人民的日常生活有陷入价值真空和失根的危境。“意识形态建设要获得成功就不能把意识形态局限在少数人的学术圈子,就不能停留在口头宣传上,必须与日常生活密切结合来,把意识形态变成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制度而融合到日常生活中。”[10]这就进一步说明,从理论话语到生活话语的转换与构建既是必然的,又不是想当然的,它需要一定的现实基础:民生实践构成其感性活动基础,民生政治价值内核构成其深厚学理基础。“当意识形态面向人们的吃喝住用等,与日常生活诉求相关联时,它就具有了强大的话语权。”[11]在这一基础上,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关注人民的日常生活,建构符合人民需求和审美的生活话语体系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赢得大众的必然要求和现实取向。

3. 生活话语体系: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介入日常生活的中介和桥梁

我们的日常生活被一个“统一的然而又是组合的对象化”所整理和引导。这个对象化是三重的:一重是人造物、工具和产品的世界,二重是习惯的世界,第三重便是语言。正是在这三重世界中,人类文化逐步积累起来。我们甚至认识到,一个时代的语言几乎能够表达、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全部文化。体现在意识形态中,即为特定语言构成的话语体系引导、指导特定文化中的人,也反映文化本身。在这一层面上,日常话语是日常生活的媒介,生活话语体系便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介入日常生活的中介和桥梁,它能够使日常生活的异质领域同质化。生活话语如何使意识形态介入日常生活、从而最终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化目标?结论是通过话语表达的生活化使意识形态从被听懂到被接受,从而产生从“原来如此”到“为我们的生活”的认知转换。

如前所述,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样态,是生长于其中被赋予了特定阶级意志的思想或精神体系,其与日常生活的关联程度则决定了它为人民的接纳程度。生活话语体系建构的第一目的,就是使相对抽象化的以精神体系和思想理论样态出现的意识形态“被听懂”。能听懂是被理解和接纳的前提和基础,生活话语要建立的就是这样一座桥梁。话语中蕴藏着神秘的力量,作为沟通与互动的基本手段和主要方式,它介入人民日常生活的第一步就是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与互动中,通过文字语言这个载体去影响人、引导人。建构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需具体分析话语的言说者、言说对象、言说内容和言说方式,尤其要清醒认识这4个维度在新时代的新发展、新要求。如果说弄清楚“对谁说”,知道“说什么”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的前提和基础,那么“怎么说”是关于话语表达方式的自省,实际上要求促成“高大上”向“接地气”的生活话语表达转换,这一转换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介入日常生活的中介和桥梁。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12]58创新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就是要求“高大上”的理论以“接地气”的方式言说,将深奥难懂的政治话语、学术话语转换成平易亲切生活话语,将学术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生活中通俗易懂的道理融会贯通,只有完成了这一转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可能赢得社会大众的理解、接纳和认可。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作为对日常生活的回应,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展现出从政治话语到经济话语再到生活话语的发展态势,展示出主流意识形态对大众精神价值的导向功能和素质的教化功能。一方面取得的成就辉煌,尤其是在“两个大局”的背景之下,与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的十年成就与变革相互呼应,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中导向和教化功能达到一个高潮,即可反映民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状况,展示出民众对党的真诚认同、爱戴和拥护。另一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如有学者指出:“日常生活中一直暗含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突和抵触,表现出日常生活观念从‘泛意识形态’到淡化意识形态再到‘去意识形态’的变化。”[13]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正朝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民众的日常生活日趋丰富,人民的社会期待也愈发多元而美好。在这一背景下,作为介入日常生活的中介和桥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生活话语体系是回应新时代的新问题和人民的新需求的客观选择。

三、 建构新时代意识形态生活话语体系的路径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要赢得大众、引领大众,必须实现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日常生活转向,即通过从理论话语到生活话语的话语转换、以“恰当”的话语言说体现马克思主义对大众日常生活的现实关照,在日常生活中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内化为大众的自觉意识、外化为大众自觉的实践方式,成为指导、引领大众生产、生活,增进大众生活幸福的重要指南。要实现这一转向,需要我们依循人本性逻辑,从人民的日常需求出发和意识形态话语自身特点出发,提升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日常生活内涵,发掘蕴藏其中的生活化资源,营造利于创新与转化的社会生活环境。

首先,遵循人本性逻辑,提升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日常生活内涵。建构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只有先明确“对谁说”,才能清醒地认知“说什么”和“怎么说”。只有认清言说对象、关切言说对象,才能理解新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在表达形式上为什么需要转换,为什么表达必须是通俗的、充满烟火气的、体现人民日常生活内容和需求的生活语言。这种认清和关切本身体现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立场和观点。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言说对象是我国的人民大众,遵循人本性逻辑,必须认识到这个“大众”是一个在诸多方面和而不同的“异质共同体”。他们所属的阶层不同,经济基础不同,相应的知识文化水平、个性特征以及价值诉求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因此,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日常生活转向应遵循的人本性逻辑,就是要求针对不同的言说对象,将党的思想、理论、主张变成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和能够接受的观点。从这一层面出发,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仅是充满学术味儿的、学理性的、深奥的道理和抽象的逻辑,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它应当是朴实的道理,应当以具象化、政策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引导大众在现实中体验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给日常生活的巨大变化,是推进并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日常生活转向的重要路径选择。

十八大以来的10年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情感沟通式、日常生活化话语言说方式,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性和亲民性等特征,给新时代中国特色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示范和借鉴。这种接地气、生活化的话语表达方式不仅实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听得懂”的基本诉求,更是在此基础上增强了话语主体间的对话、共情与共鸣,实现了广大人民群众“愿意听”和“喜欢听”。这种言说方式运用生活话语表达党的治国理政思维,使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又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掌握和认同。它虽然通俗,但寓意深刻,富有情感和立场色彩。比如,习近平用“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14]9这样的隐喻来阐释青年时期价值观培育的重要性;善用引语、富于口语化表达,用“如身使臂,如臂使指”[15]这样的历史典故阐明党的领导的整体性要求,等等。说大白话、大实话,像普通百姓一样说话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头进行政治话语转变和创新的鲜明特点。10年间,党的通俗化论述、口语性表达运用频繁,体现出一种崭新的文风。这些表达具有广泛性、丰富性和真实性的特点,促进了政治沟通的有效进行。比如,在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作用时,习近平引用“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16]这样富有哲理性而又不失通俗的传统语言论述政治性话题;在谈到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时,告诫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17],强调“互联网时代,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17]等等。这些口语式的表达形式丰富多样,包含着寻常百姓熟知乐知的俗语、哲语等,极大地引起了人民群众广泛的共鸣和认同。特别是他谈到党的建设工作时,用“警察铁路,各管一段”[18]16来形容和描述党的建设部门化问题,直击问题,形象又生动;对广大党员干部讲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道理时,说道:“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18]15。道理讲得质朴又有温度,如同拉家常,娓娓道来,有分量但没有距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他更是明确指出:“一切脱落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19]。因此,如何建构新时代的生活话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在实践中指明了方向,那就是遵循人本性逻辑、以人民为中心,切实关心人民的利益和现实生活,讲大众听得懂、听得进、喜欢听、记得住的生活话语。

其次,以满足大众需求为首要原则,营造利于创新与转化的社会生活环境,发掘蕴藏其中的生活化资源。意识形态理论不仅具有工具理性,还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关怀。长期以来,由于其政治功能过分凸显,其生活价值常常被遮蔽。如赫勒曾描绘出的日常生活的一般图式,“日常生活常常是拜物教的”[5]50,大众日常生活的认知、行为模式带有鲜明的实用主义、经验主义色彩。换言之,人们认识和评判一种意识形态总是会以其自身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基本需求的满足以及其现实体验作为标准。在日常生活中,大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接纳与否,接纳程度如何,“说什么”“怎么说”只是建立关联的第一步,更重要的评判标准在于其是否能够以及能够多大程度满足人民内在需求。也就是说,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之间找到话语的‘链接点’,即架构理论与实践的通道”[20]。体现在话语体系的转向上,要求其与日常生活的实用性和经济性原则保持一致。即在其内容中贯穿人本性逻辑,通过满足大众需求使抽象的意识形态与人民的日常生活发生关联。通过引导大众现实体验马克思主义带给日常生活的改变,从而逐步推进民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感知。在这一过程中,都必然地要求把满足大众的需求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的首要原则。毛泽东曾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群众就会真正热烈地拥护我们。”[21]137这种对大众需要的满足体现在话语言说内容上,就是回应民众关切,关注民生主题,加强民生保障。特别是要回应新时代面临的各种新问题、新矛盾,使老百姓真切地在日常生活中感知中国共产党努力方向就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从而真正认同“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过去的革命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赢得民心、取得胜利的思想武器和法宝,其能够成为大众认可的共同理想信念,最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它真切地回应了人民的期盼、满足了人民的需求,使得党努力的方向和人民群众的向往产生实实在在的交点和关联。伴随着时代变迁,我国社会方方面面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是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的物质基础和民意基础。但是社会发展依然存在不均衡的状况,这也是客观现实。它体现在部分地区、部分群体,在医疗、住房、教育、就业等重要的民生领域,发展差距较大,这也必然导致部分群体优先关注自身生存环境及状态的改变,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关注、了解乃至认同不足。由此观之,解决大众民生需求,引导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实现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日常生活转向的出发点和着力点。在此基础上,协调处理大国和小家、集体与个体、当前与长远、理想与现实等各种关系,共同助力于这一转向的实现。

最后,当话语转换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民意基础,“恰当”而又丰富的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要力求做到生动活泼,群众喜闻乐见,切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忌简单生硬。”[22]93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被人民大众所接纳和认同,必须经由政治话语向生活话语的转换。一是要把抽象和具体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权威性与生活性、通俗性结合起来。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理论性话语表达范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探索和创建群众喜闻乐见的“生活化”表达形式,真正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逐渐减少不分场合、不分受众概念化、抽象化的语言表达,尽量避免过于晦涩难懂和高深莫测的叙述方式,力求摒弃居高临下、生硬呆板的说教口吻。通过各种寓教于乐的方式、生动形象的方式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从精英走向大众,从政治口号宣传转向日常生活语言,在生动活泼和热气腾腾的生活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渗透力和影响力。二是注重主客体之间的平等参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转换的目的是为了使其更好地传播和更广泛地为大众接纳,从而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化目标。主客体之间的平等的实现首先离不开恰当的交流方式的选择,一如毛泽东曾经指出过的那样,以平等的方式进行思想交流,不是高喊口号,也不是盛气凌人,这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顺利传播和广为接纳的前提。其次,离不开对“化众”客体的语用关照。一如习近平同志示范的那样,正是基于对人民群众利益所指、兴趣所向、话语接受能力等多方面的考量和关照,将抽象难懂的理论暗含于生动具体、风趣幽默的话语中,才得以形成大众化、生活化的话语风格,推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特别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大众化。二者之间的平等参与自然也离不开“化众”内容的凝练表达。只有毫不犹豫地抛弃与人民群众的话语习惯“不匹配”的空洞话语,与其利益诉求“不对接”的疏离话语,与其感性思维“不对称”僵化话语,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化目标才可能实现。

营造利于创新与转化的社会生活环境、发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内涵和蕴藏其中的生活化资源,建构人民听得懂、愿意听的生活话语体系,也绝不是单纯强调此岸的物质生活,而将非日常生活的彼岸世界搁置不理,更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介入日常生活简单理解为柴米油盐和家长里短,进而将其消解于琐碎庞杂的日常事务中之,而是要在这种介入和融合中强调保持马克思主义与日常生活之间的适度张力。何为“适度?”一则张力不能过大。如果张力过大,那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日常生活的日趋疏离,深奥的理论会因其“形而上”而沦为高山流水,难觅知音,最终会落得个曲高和寡、无人问津的结局。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不能实现由理论话语向生活话语的转换,不能及时地关照大众现实的日常生活,最终的宿命只能是由于不能充分展现其原有的理论魅力而遭人冷落。一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新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表达上必须具有与大众日常生活的高度相关性,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禁欲主义,要赋予人们追求现世幸福以正当性,要使大众对日常生活意义的追寻获得充分肯定与彰显”[23]。一则张力也不能过小甚至近似于无。如果是这样,又易使得马克思主义陷入庸俗化、碎片化的窠臼,在实践中甚至出现列菲伏尔等学者所主张的“用日常生活本身的丰富性来消除现代社会的异化现象”,从而无法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引领、启蒙批判等重要作用。毕竟,“话语依托理论的支撑得以立基”[24]。

主流意识形态介入日常生活所需的“适度”张力作为一种理想状态和实践情怀在现实中如何把握呢?首先,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应合“时代性”,立足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发展阶段,无论其形式还是内容上都要与时俱进,关注时代主题、关切现实问题;其次还必须遵循“人民性”,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引领具有“异质共同体”特征的人民,为实现现代化强国的梦想奋斗。此外,宏大叙事也必须和具体而微结合起来,关注到个人日常生活这个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的物质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在对个体价值的满足中推动社会主义共同价值的实现。

意识形态工作关乎旗帜和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2]14,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12]14。二十大上,他再次强调,要“站稳人民的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19]19,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19]44,这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转换提供了重要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面对不断变化的世情、党情和国情,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不能固步自封,对其进行话语转换是坚持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统领地位的必然要求,也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客观需要。生活话语以其特有的时代性、人民性等理论品格在意识形态场域中占有重要地位,为实现我国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化目标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视角。这一话语体系的转换与建构要求我们立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鲜明主题,根植于广大人民日常生活的沃土,依循人本性逻辑,从人民的日常关切和实际需求出发,切实分析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言说者、言说对象、言说内容和言说方式的细微变化,最终实现由理论话语走向生活话语,这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转换的有效选择,也是实现新发展阶段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目标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