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京都长安的社会现象与杜牧的诗歌创作

张玮航,张喜贵

(江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京都长安是杜牧政治思想的摇篮,诗人自幼遍读经、史,受高处相位的祖父杜佑之聆教,尊奉孔子仁义道德,有着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因父早丧,他更是切身体会到民众的艰辛,其诗歌与忠君爱国和关切民众的疾苦、命运相联系。杜牧深沉的忧患意识促使他把诗歌当作一种武器,他写诗要“‘感怨刺怼’,发挥歌颂与批评两方面的职能”[1]。还未入仕的杜牧就把眼光投向沾染王朝印记的历史以及亲身体会的社会现实,他指摘着历史与现实的弊病,将自己的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与家国命运、社会民生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晚唐时代的发声者。

一、 杜牧诗歌对京都时局及政治问题的反映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文人士子,有着高度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生逢内忧外患的晚唐,统治者的每一项举措都牵动着他们的神经,朝廷政事也成为他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在杜牧看来,此时本是大展拳脚、实现胸中壮志的好时机。生于长安、长于长安的他清楚京都对于一个朝代的意义,皇帝任用的官员、朝廷对时事的决策等都影响着晚唐的政治局势,因此杜牧时刻关注着长安这个政治中心。晚唐时局的一系列变化和社会政治现实问题都被杜牧看在眼中,政治上颇富远见卓识的他也在诗歌中提出自己的思考和见解,以历史关怀现实,展现出强烈的忧国情怀。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国势衰微、频罹外患。藩镇割据局面一直持续,边地不断受吐蕃、回鹘的纷扰,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民生凋敝,给唐王朝带来了深重的危机。对于晚唐的局势而言,内忧外患都是无法规避的问题,而要害之处一方面在藩镇割据,另一方面在外族入侵。杜牧也曾在诗歌中表明自己对这两者的关注,“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腥擅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独斋郡酌》)[2]65,可见只有解决这两患,国家才能安宁,人民才能安居。

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角度出发,杜牧对于大力削藩、抵御外族入侵、维护国家统一的政策十分支持,他秉持着“迒蹊巢穴尽窒塞”(《皇风》)[2]110的政治观念,寄希望于朝廷可以外平叛乱。杜牧还把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与炽烈的爱国之情融于一体,将自己对藩镇边患问题的种种忧虑诉诸诗歌。在诗歌中,杜牧表现出清晰的政治态度,主要包括鞭挞藩镇的骄横跋扈、抨击朝廷的姑息政策、主张维护国家安定统一。

杜牧在诗歌中以精辟的语言剖析了藩镇割据的历史渊源,即“蟠联两河间,烬萌终不弥”(《感怀诗》)[2]34,盘踞勾结在黄河地区的降将李宝臣、薛嵩等人如顽强的野草,肃宗没能斩草除根、彻底消灭他们,导致五个藩镇日趋强大。而后藩镇沆瀣一气、互通婚姻,开始肆无忌惮地僭越礼法,“压阶螭斗角,画屋龙交尾……誓将付孱孙,血绝然方已”[2]34,甚至想把权位世代传下去。正是藩镇的贪得无厌、割据世袭,为后来与中央的对峙埋下隐患。杜牧历数自安史叛乱来藩镇的罪行,以强烈的忧国情怀和政治抱负抒发了深沉的感慨,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藩镇的深恶痛绝。而唐朝藩镇的张扬跋扈与朝廷的姑息政策不无关系,安史之乱至此已有73年,叛镇的余患仍然猖獗,正是说明了朝廷没有实际行动,导致“夷狄日开张,黎元愈憔悴”[2]35。

拥有军事才能的杜牧对藩镇边防之事表现出极高的政治参与感,屡屡通过诗歌表达自己的平叛主张,然而统治者的懦弱谨慎使他愿望落空。自认有解决边患妙计的诗人因自己不能为朝廷所知所用而牢骚满腹,以“请数系虏事,谁其为我听”(《感怀诗》)[2]35、“斯乃庙堂事,尔微非尔知”(《雪中抒怀》)[2]34等调侃表露自己的孤愤。然而,诗人虽满腹牢骚,却始终没有冷眼旁观,而是一直保持着对京都的关注。杜牧在诗歌中切中肯綮地分析时局,并给予自己深思熟虑后的治国良策和较为可行的战术意见。由此可见,京都的政治军事问题牵扯住杜牧的目光,杜牧也发挥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以诗歌的形式表现出对政治时局的关切。

二、 杜牧诗歌对京都腐朽政权的讽刺

藩镇割据和外敌入侵都可以看作是统治阶级内部政治腐朽的表现,这与晚唐时期宦官专权、朋党倾轧的局面息息相关。安史之乱后,宦官渗入朝廷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集中了大部分权力,不断侵削君权,甚至废立皇帝,权势炽烈。牛、李两党派之间的争斗持续近40年,且与宦官专政相攀附,祸乱朝纲,影响了一大批朝廷文士的政治命运。为唐文宗宠信的郑注、李训也权倾朝野、专擅朝政,使朝中关系错综复杂,导致朝廷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

大和九年(835)所发生的甘露之变导致朝中一大批文士受到牵连,杜牧的两位好友李甘、李中敏就在此事中受到影响。甘露之变结束几年后,杜牧心中仍郁结不解,乃作《李甘诗》《李给事二首》和《昔事文皇帝二十三韵》,以回忆的形式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对黑暗的朝政进行了猛烈批判,并表示出对刚直而受迫害士人的同情和赞颂。这些诗歌的主要思想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训斥气焰嚣张的宦官奸臣,二是赞赏李甘、李中敏不畏权贵,三是表明自己的忧惧心境。

在诗中,杜牧以动物来形容气焰嚣张的奸臣和宦官,表现出对他们强烈的厌恶与否定。如在《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中,杜牧回忆自己于文宗时期任谏官、左补阙所看到的朝廷丑恶的一面。朝臣争相攀附宦官仇士良,与之同流合污,买官进爵之事时常发生,破坏仕进制度;郑注、李训贪权窃柄,狐假虎威,祸乱朝纲,还禁止百姓发表意见。李训、郑注本是“潜身九地底”[2]91,却因受文宗倚重瞬间权势熏天。杜牧还用李膺被免官仍居故里授徒和奸臣江充在犬台宫被汉武帝召见的典故,“元礼去归缑氏学,江充来见犬台宫”(《李给事二首》)[2]190,以李膺比李训、以江充比郑注,暗含对两人的讥讽。

在此种情况下,杜牧的两位好友却刚直敢言,不畏权势,不随波逐流。在诗中,杜牧极力褒扬李甘、李中敏二人,并表达与二人结交之幸。李甘在朝任监察御史与侍御史,听闻郑注要出任宰相,旋即抗颜直绳,在朝堂之上大声疾呼:“宰相代天治物者,当先德望,后文艺。注何人,欲得宰相?白麻出,我必坏之”[3]。他极力反对宰相之位交由郑注,甚至表示自己会直接撕毁这道诏书。此事虽就此搁置,李甘却因此受到牵连,被贬谪南荒之地不幸身亡。而后郑注、李训在甘露之变中被杀,但杜牧依旧愤懑难平,皇帝发布的号令不能收回,敢于直言上谏的李甘也不能死而复生,他不禁感慨“如何干斗气,竟作炎荒土”(《李甘诗》)[2]92。杜牧写作此诗时正在京任左补阙、史馆修撰,距离李甘被贬已有四年之久,他想趁此机会为好友洗刷冤屈,以慰英灵。杜牧认为李甘如屈原一般具有舍生取义的英雄气节,与自己也有着相同的志趣,在诗的末尾,杜牧借贾谊路过湘江作赋凭吊屈原的典故,以表达对好友的悼念。

李中敏曾上书请求文宗斩杀诬蔑宰相宋申锡的奸臣郑注,对权势熏天的宦官仇士良荫蔽子官之事加以讥讽,甚至弃官以表示自己不与其狼狈为奸。“一章缄拜皂囊中,慄慄朝廷有古风”(《李给事二首》)[2]190,在大多朝臣趋炎附势、阿谀奉承皇帝宠臣郑注之时,李中敏仍保持自身的光明磊落,杜牧对此不吝赞美,夸赞他是朝廷中少有的刚正不阿、有古代君子遗风之人。甘露之变后,李中敏被朝廷召回,但因讥讽宦官仇士良再次丢官,杜牧便借刘向上书汉元帝罢黜专权乱政的石显却被诬陷下狱之事,表明自己对李中敏遭遇的惋惜,并借机为其打抱不平。在诗中杜牧还用深感官场腐败、隐姓埋名著《钱神论》的鲁褒和不事权贵退隐山林的陶潜,来正衬李中敏的高尚气节。李中敏死后,杜牧作《哭李给事中敏》悼念去世的好友,“九泉如结友,兹地好埋君”[2]452,透露出自己能与如此正直的人结识乃人生之幸。

毫无疑问,杜牧对宦官奸臣是持反对态度的,作为李甘、李中敏好友的杜牧,深知此二人的冤屈,但他身为谏官,却没有在甘露之变时发挥本职作用,而对此事耿耿于怀。在甘露之变结束后杜牧作诗回忆此事,也借机表露自己持续已久的忧惧心境:两位好友都因反对宦官奸臣、指斥弊政而遭贬斥,但在“贤者须丧亡,谗人尚堆堵”[2]92的政治形势下,自己“随行唯跼蹐,出语但寒暄”[2]303,行事谨慎、常存戒心,不敢直言上谏。在诗中,杜牧表示自己因过分的忧虑惧怕未能及时上书为好友伸冤而感到愧疚。如今“重云开朗照”,好友得以沉冤昭雪,可自己仍因与李德裕意见相左而流寓在偏远州作地方官。身在睦州的杜牧不禁发出“客恨萦春细,乡愁压思繁”[2]303的感慨,希望自己能早日被召回朝,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以杜牧为代表的文人群体仍然为黑暗的政权所压迫,难以改变自己的政治命运。

藩镇和外患的侵扰与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有莫大的关联,这直接导致了晚唐的衰颓没落。杜牧怀着强烈的家国责任感,对于朋党之争和宦官专权导致的混乱政局抱以深深的忧虑。但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以杜牧为代表的文人士子却迫于统治者的软弱,深感无力回天,满怀壮志难酬的愤懑。对于京都政治中心内部的攻讦和阶层的矛盾斗争,杜牧的痛恨和厌恶情绪极为强烈,他在诗中揭露宦官奸臣的丑恶嘴脸,试图呼唤正义,让统治者清醒起来。

三、 杜牧诗歌对京都贵族统治阶级的鞭挞

安史之乱的混乱局面仍历历在目,晚唐时期的内忧外患再一次加剧了国家和民众的苦难。深受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影响的杜牧,重视在社会关系中自我价值的实现,怀有济世之情。在唐王朝岌岌可危的状态下,统治者对当前国家的政治局势仍无清醒的认知,统治者和贵族阶级肆无忌惮地享受着因尊崇身份带来的特权,他们奢靡铺张,一味地沉迷唐朝盛世的美梦,加速了唐朝的衰落。再次回到京都的杜牧不得不面对贵族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现实,这让杜牧备受打击,他怀念处于盛世的唐朝,感慨黑暗的政局,为国家和百姓的命运感到忧虑。杜牧常通过诗歌进行表达,其诗歌乃“合为事而作”,以此反映民生疾苦、展现有志之士的困顿,并有力鞭挞了贵族及统治阶级,犀利地对社会弊端进行强有力的批判。

安史之乱后,唐代玩赏游乐成风。皇帝和王公贵族频繁出游,每逢佳节,京城长安著名的旅游胜地车马如云、游人如织。《长安杂题长句六首》的第二、第三、第五、第六首都描写了贵族及士女游玩的情景,王公贵族出行阵仗豪奢、纵情享乐,士女也在游赏之地流连忘返。杜牧以婉转含蓄的笔触批判了政治的腐朽、贵族的侈奢淫靡和士女的耽于享乐,表现出对国家的担忧并暗含对个人处境的自嘲。

其二

晴云似絮惹低空,紫陌微微弄袖风。
韩嫣金丸莎覆绿,许公鞯汗杏黏红。

烟生窈窕深东第,轮撼流苏下北宫。
自笑苦无楼护智,可怜铅椠竟何功。[2]174

其三

雨晴九陌铺江练,岚嫩千峰叠海涛。
南苑草芳眠锦雉,夹城云暖下霓旄。

少年羁络青纹玉,游女花簪紫蒂桃。
江碧柳深人尽醉,一瓢颜巷日空高。[2]176

其二、其三两首诗的脉络相同,都是先写长安美景表明此乃贵族聚集游乐之胜地,然后以游乐的场所承接,写王公贵族肆无忌惮于此处寻欢作乐,最后以典故表露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崇高品质。其二先言长安富贵家行乐场地的美景,而后接行乐之处,诗人借王孙韩嫣常用金子作弹丸和许国公宇文述爱制马鞍之事,暗示贵族阶级生活奢靡,是平民百姓所不能体会想象的。王侯府第幽远深邃,但贵族公子争相坐装饰华丽的车马到北宫游玩。最后诗人看似自嘲不像楼护那般能攀附权贵,实际表达了自己矫然独立、不为时风所染的高尚气节。其三表明长安的胜地良辰,少年、游女句看似写长安之繁华,然暗指京都之地风俗淫乱。最后写王公贵族在曲江唱和欢宴、沉醉其中,而自己则如身居陋巷的颜回一样不改本心、自得其乐,有“众人皆醉我独醒”之意,不经意间也道出自己的寂寞。

其五

洪河清渭天池浚,太白终南地轴横。
祥云辉映汉宫紫,春光绣画秦川明。

草妒佳人钿朵色,风回公子玉衔声。
六飞南幸芙蓉苑,十里飘香入夹城。[2]180

这首诗的前四句交代了长安壮丽的山川,既有黄河、渭水相绕,又有太白山、终南山相环;而后称赞了巍峨秀美的宫殿,有五色祥云与之映照,看似在描写长安全景,实际和上两首诗用意相同。极写帝王带着嫔妃经夹城到芙蓉园的声势浩大,男男女女身佩金银贝玉叮当作响,女子身上的脂粉香与路边花香混在一起,随着人群一同飘向芙蓉园。诗的末尾看似没有作任何转折,却含有极强的讽刺意味,如朱三锡所言“‘六飞南幸’、‘十里飘香’,如此流风遗俗,谁实倡之?言外有托讽意”[2]182。夹城乃唐玄宗为从大明宫潜入曲江芙蓉园而修的密道,当年唐玄宗的荒淫无道导致了唐朝的衰乱,如今的统治者仍未吸取教训,继续侈靡游逸,诗人含蓄地揭露时事之弊。

其六

丰貂长组金张辈,驷马文衣许史家。
白鹿原头回猎骑,紫云楼下醉江花。

九重树影连清汉,万寿山光学翠华。
谁识大君谦让德,一毫名利斗蛙蟆。[2]182

此诗也是描写长安都城豪家贵族的奢侈生活,前两句以汉代皇帝宠贵金日磾、张安世和贵戚许伯、史高类比如今身着华服、乘四马高车的王公贵族。之后写他们在白鹿原骑马狩猎,在紫云楼醉酒赏花,甚至如皇帝一般在万寿山顶插旗,出游阵仗浩大。最后颂扬了唐宣宗谦让的美德,对当今铺张浪费的行为予以讥讽。

杜牧这一长安组诗句句流光溢彩,背后却暗藏玄机。唐朝早已不是开元盛世,如今长安的繁华热闹仅是表象。贵族统治阶级沉溺酒色,自以为高枕无忧,“四海一家无一事,将军携镜泣霜毛”[2]172,虚幻的和平之下掩盖着边防生活的残酷,杜牧一语戳破了真相。杜牧作此组诗时正是收复河湟之地的后一年,唐朝沉浸在喜悦之中全然忘记当今的处境,游乐之风相比唐玄宗之时有过之而无不及,权贵争为豪侈,士女耽于游赏,京都长安只剩下一个华丽的空壳。杜牧写此组诗意讽刺统治阶级在国家危亡时刻粉饰太平、醉生梦死,表明唐政权的腐朽,感伤于身世境遇的他也借诗来寻求精神慰藉。

《街西长句》中,杜牧沿袭了长安组诗的主题和形式,对于极尽荣华富贵、尽享人间之乐的行为予以微讥暗讽:

碧池新涨浴娇鸦,分锁长安富贵家。
游骑偶同人斗酒,名园相倚杏交花。

银鞦騕褭嘶宛马,绣鞅璁珑走钿车。
一曲将军何处笛,连云芳树日初斜。[2]242

街西,是指京都长安朱雀大街以西,因其适合建筑大规模的园林,长安城中的达官贵人们竞相在此构筑豪宅。《长安志》载:“及安、史二逆之后,大臣宿将竞崇栋宇,无复界限。”[4]可见竞起豪宅的风气在安史乱后愈演愈烈,在诗中杜牧也表示对此的鄙夷。诗歌前四句,杜牧写街西池沼园亭之盛,王公贵族各自在宅第中起楼筑台,栽花种树,叠山疏沼,一家有一锁,一园属一姓。这引得公卿大夫纷纷前往相逢斗酒,欣赏各家院中出墙相交的奇花异草。街前豪华的车马多前后相连、络绎不绝,可见欢游的场面极其热烈。最后借将军桓伊配合笛声唱《怨诗》感动谢安,令昏淫无度的孝武帝面露愧色之事讽刺当朝的统治阶级,可惜如今已无桓伊、也无孝武帝,“日初斜”的景象仿若如今的唐王朝,宣布着一个时代的落幕。

可以见得在国家危亡之际,杜牧对京都时局和世事的关注和忧虑丝毫没有减弱,仕宦的漂泊沉浮成为杜牧的人生底色,感时伤世之情也逐渐显露。此类诗作中,诗人往往不直抒胸臆,而是于平淡之事托肺腑之情、于含蓄之中见深邃,诗歌意象充满深厚的底蕴和丰富的思想内涵。

四、 杜牧诗歌对封建统治下普通民众的关怀

杜牧人生经历的几次转折与唐朝的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政治生态有着密切关联。杜牧不仅感伤自己的不幸遭遇,还表示对政治隳坏的怨恨。杜牧对京都长安的审视常常是“由小见大”的,他的诗歌记录着混乱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对事物的感知也始终与社会政治形势密切关联。祖父去世后,家族随之没落,杜牧与其弟为还债变卖家产,居无定所,身边也没有婢女侍奉,较早地接触到下层民众的生活,体会到劳动人民的疾苦。晚唐由于藩镇割据、边患频发,导致连年征战,农田荒芜、经济萧条,穷苦百姓在社会动荡中面临着颠沛漂泊、流离失所的艰难境遇。统治阶级的奢侈享乐更使普通民众叫苦不迭,杜牧曾作《阿房宫赋》希望统治者能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不要过度剥削民众,其诗歌也表现出对所处时代人民的观照。

杜牧在《题村舍》中将平民与王侯差距巨大的生活状态加以对比,以“潜销暗铄归何处,万指侯家自不知”[2]581讽刺、批判压榨百姓的贵族阶级,对阶级所造成的悬殊表示不满、对深受剥削压迫的劳苦民众的同情与关怀。对罹外患人民的悲惨遭遇,杜牧更是寄寓着同情和忧念,以早雁比喻受回鹘侵扰逃难的人民,希望他们“莫厌潇湘少人处”[2]432,不再为粮食发愁,安心等待战乱平定的那一天。身处京都复杂的政治漩涡,杜牧深深了解人民对和平安逸生活的渴望,诗人在《独斋郡酌》中反映了自己对国家兴旺发达、百姓衣食无忧的美好期盼,“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2]65是他最真挚诚恳的愿望,反映了他对下层民众的关注和关心。

杜牧在诗歌中也表现出对为民请命、忧患深重之人的强烈推崇,如他由宣州赴京任左补阙时所作的《商山富水驿》。杜牧盛赞汲黯、阳城、朱云等刚毅直言的谏臣,将之作为自己人生的楷模。汲黯好直谏廷诤,曾向汉武帝提出批评意见,致武帝不悦称其“戆也”;谏议大夫阳城因宦官裴延龄诬逐陆贽等人,极力上书弹劾裴延龄,后被贬至道州刺史;西汉朱云在朝劾奏安昌侯时触怒皇帝,差点被斩首。这些敢于刺政的谏臣虽当时不得贤名,却赢得后世美誉。从此诗可窥见杜牧致力于效法阳城等人,不畏权贵,以敢言直谏为己任,也体现出他胸中强烈的济世情怀。

杜牧十分重视处于附庸地位的女性群体,通过在诗中描绘她们的生活,侧面透视晚唐的社会风貌,这也是他作为士大夫心系天下的表现。杜牧在诗中进行了角色转换,采用代言式的抒情方式,通过描写女性细腻的情感来展现自己隐秘的内心世界。在《闺情代作》中杜牧以深居闺阁、孤独无依的妻子的口吻,表达对戍边丈夫的思念,实际上也透露了因外患频发、战乱不断,普通百姓不得已戍边征战的社会现状,诗人也对由此造成的家庭不幸寄寓深切同情。在《秋梦》中杜牧借美人心系塞外征人冷暖而寄去衣物之事,道出独守空门的女子对征人的思念。征人戍守边关是为了保家卫国,但统治阶级却没有励精图治而导致边患频发,征人也长时间不能归家。下层民众对不合理的戍边制度是极为不满的,但他们无力抵抗自己的命运,只能忍气吞声。杜牧虽站在女性的视角下,却通过自己的思考得出了更为深刻的结论。

杜牧还关注宫廷封建政治体系之下一个备受剥削的女性群体——宫女。在京都长安,封建帝王是唐代政治权力的掌控者,他们为满足自己的私欲,欺凌压迫着被选入宫的女子,她们的生活也是整个时代的缩影。杜牧关注这些女性悲惨的生活,以饱蘸同情的笔墨写作大量诗篇,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宫女的凄惨命运。[5]

进入深宫意味着被剥夺自由,很多宫女就这样丧失美好青春年华。《宫词二首》云:

蝉翼轻绡傅体红,玉肤如醉向春风。
深宫锁闭犹疑惑,更取丹沙试辟宫。

监宫引出暂开门,随例须朝不是恩。
银钥却收金锁合,月明花落又黄昏。[2]1201

第一首写美貌的宫女本以为自己入宫便能得到皇帝的恩宠,却不知这成为一种妄想,她们在深宫感到寂寞难耐,为此点守宫砂打发时间,渴望早日得到皇帝的宠幸。第二首写宫女随例朝拜,得以面见圣上却并非皇帝恩宠,而后再次被锁进深宫,一生囿于高大的宫墙之内,随着月明花落,已经人老珠黄、青春不再。

自踏入皇宫之中,宫女们就坠进了无尽深渊。“年年宫阙锁浓春……老却蛾眉几许人”(《洛中二首》)[2]1307,被幽闭深宫的宫女为得到皇帝的宠幸陷入无限的等待,她们得不到正常的爱情生活,在孤寂与失望中耗尽青春岁月;一些宫女被逐出宫廷,“几向缀珠深殿里,妒抛羞态卧黄昏”(《出宫人二首》其二)[2]298,在宫中的岁月恍然如梦;一些宫女直至老死也没见过君王,“尽是离宫院中女,苑墙城外冢累累”(《宫人冢》)[2]1270,甚至死后也没有出宫;一些宫女甚至被送去侍奉死去的帝王,“玉颜不是黄金少,泪滴秋山入寿宫”(《奉陵宫人》)[2]246,毫无地位和自尊可言。杜牧的诗中浓缩了宫女悲惨的一生,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惨无人道和宫女制度的残酷,并对抛弃、迫害她们的封建统治者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这一类女性题材诗从侧面透视了晚唐社会的时代风貌,杜牧对下层民众的忧虑也在其中。

唐王朝在内有分裂、外有侵略的局势下岌岌可危,统治者却仍然沉溺享乐,过着奢侈腐朽、穷奢极欲的生活。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杜牧,清醒地意识到国家兴衰规律,在诗歌中揭露并深刻反思了统治阶级的奢侈腐败,希望统治者可以痛定思痛,挽救国家的颓势。但是统治者却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杜牧济世经国的理想抱负也因此落空。京都的政治局势牵动着杜牧的心弦,他关注社会的种种现象,试图通过诗歌来指摘社会的弊病。这类诗歌包含对朝政不清明的哀叹、对贵族统治阶级的批判、对被压迫的普通民众的同情,以及自己壮志难酬的愤慨与喟叹。在晚唐动乱的国家政治局势下,杜牧精神上的苦闷不能仅仅看作他个人的不得志,实际上这代表着士人群体所共有的精神压抑与痛苦状态。但杜牧作为地主阶级的文士,还是站在统治者这一边的,因此也具有自身的局限性,他主张维护封建统治,不主张人民起义,而是寄希望于统治者可以励精图治,以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对人民剥削保持适当的限度。但也正因杜牧抱有对统治阶级的幻想,他才常怀忧患意识,创作出大量兼有历史眼光和现实意义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