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近代以来我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演变

2023-02-27 22:08姚进生胡华田施晓莉
武夷学院学报 2023年11期
关键词:中华现代化价值观

姚进生,胡华田,施晓莉

(1.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 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福建 武夷山 354300;2.武夷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3.武夷学院 茶与食品学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是对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引导着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在我国社会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文化的现代化不仅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进一步促进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内在因素。各种文化观念、形式都是一定的价值观的表达,价值观是一定文化的核心内涵。在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春秋时期的孔子,通过对上古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创立了儒学。他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儒学影响广泛,成为当时的显学。汉代独尊儒术,明经取仕,儒学居于统治地位。魏晋、隋唐时代,虽然儒、释、道三教并行,但在社会人伦、政治治理中,都仍然以儒学为指导思想。宋代的理学,更是以继承孔孟之道为己任,至南宋的朱熹,集北宋以来诸子之大成,终形成庞大而又精密的理学思想体系,这一体系被称为朱子理学。朱子理学成为元、明、清的指导思想。在以儒学为主流文化的我国传统社会,儒学倡导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即“三纲五常”便成为这种社会结构的核心价值观。我国传统社会中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生活习俗的人们在“三纲五常”的核心价值观基础上,共同融合形成一个历史悠久的大一统的国家。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我国传统社会由于遭受西方列强的凌辱而进入了艰难的大变革期,也使我国的主流思想——儒学,特别是儒学价值观,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全方位挑战和冲击。因此,在传统价值体系分崩离析的历史境遇中,重塑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尤其是核心价值观,也就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阶级先进分子的历史责任,也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目标,它引领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一、1840 年鸦片战争至1919 年“五四运动”之间,在“西学东渐”中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历程与价值观重塑的尝试

中国曾长期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由此形成了“中国中心观”下的文化自尊。这种文化自尊,一方面强化了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中国的故步自封。虽然自明朝中后期农业、手工业的新发展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创造了条件,但文化的盲目自尊导致了文化的封闭性而延缓、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生成于农业文明时代的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文化,在19 世纪中叶以降,遭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与冲击。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现代化对中国社会的强烈冲击,不仅瓦解了中国传统社会基础,也使中华文明逐渐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使中国文化逐渐失去了对文化秩序普遍有效的统摄,中国人“天朝上国”的意识在持续的社会动荡与专制体制摇摇欲坠的危机中走向终结,体现在社会价值观的认同上,就是传统价值体系的分崩离析。“家孔孟而户程朱”,即长期被奉为治世与立身法宝的传统纲常名教,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失却思想的统治地位,尤其是朱子理学思想,被冠之以“以理杀人”,虽然传统名教已在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不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其展开批判亦有其合理性,但是人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及价值体系妄自菲薄、自我矮化,成了当时相当部分国人的普遍心态。

近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催生着新的社会力量和新的变革思潮的兴起与成长。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期间,是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期,也是思想文化变革最激烈和英才辈出的时期,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先后登上历史舞台,试图挽救中华民族而使其免于危亡,这其中不乏一些有识之士,他们从新的角度开始了对中国未来前途命运的思考,在吸收西方文明的积极成果中,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并赋予它以新的时代内容。无论是晚清“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启蒙思想家魏源,还是随后出现的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都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在接受西方近代科技文明的同时,延续中华文明的主体思想和价值观念。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为代表的改良维新派则主张效仿西方君主立宪政治制度,通过变法图强来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面貌,这就使西方在近代化进程中的“民主、自由、平等” 的主导性价值理念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在文化上,他们积极借鉴西方近代文明,从个体追求自由、平等的人格出发,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及其蕴含的价值系统,以期重建相应的新价值体系。比如康有为提出,人的欲望是先天自然就有的,适度满足人的欲望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准。梁启超认为个人的权利和义务是相辅相成的,个人有追求合理权利的自由,同时应承担相应的社会义务,不履行社会义务的权利是不存在的。谭嗣同则认为,几千年儒学所维护的只是君主的专制,而没有个人的权利,“其政治思想具有强烈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提倡民权至上,鼓吹反清革命、提倡社会进化之主张,批判封建‘三纲五常’、构建社会新伦理等特征。”[1]可见,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解释群己关系,肯定个人追求权利的合理性,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主张“群体本位”,强调“以理制欲”,偏重“群居和一”道德价值和群己关系的修正,也是正统儒学的部分价值意识在比较中被外来的价值观念的取代。需要指出的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严复所传播的进化论思想,加强了中国人的时代紧迫感,使自强成为中国文化变革的时代主题,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维新变法描绘了一个无限美好的强国远景,将儒家思想所推崇的仁爱精神、民本思想、大同理想等价值理念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虽然他们的这些主张和进行的运动都被历史无情的宣告失败,但这些主张对中国现代化的变化和价值理念的重塑,无疑是有着重要的启蒙意义的。

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他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从中华传统的价值理想出发,把中华文化原创时期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作为人类社会最终极的奋斗目标,提出“三民主义”,不仅以民族主义寻求中国的民族独立,以民权主义争取人民民主,而且以民生主义在追求现代化强国中求得人民的共同幸福。孙中山虽然提出了中国革命和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却因其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等封建势力篡夺而使革命最终归于失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解决中国革命和现代化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问题,因而也未能从根本上找回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培育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内源生长的核心价值观,自然也不可能给中国人民信心和希望。

从1840 年鸦片战争至1919 年“五四运动”之间的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艰辛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样一个历史逻辑:我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塑,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续发展、中国现代化的不懈追求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深层次融合过程。

二、“五四运动”之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价值观重塑的积极探索

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中国文化和价值体系涅槃重塑的道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在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在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中迅猛地传播并发展起来。从文化视域来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中国得到迅速传播和认同,其历史的契机在于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面临的诸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文化昌盛等一系列问题而形成的双重失望,从而寻找一条能救中国于危机之中的新文化、新文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世界性品格和科学文化精神,它与中国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文化在会通中存在相互改变并深度融合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由于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世界观,还是一种方法论,它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在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趋势中论证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这一社会发展规律,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理论依据和思想行动指导,这就与中华文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刚健自强、生生不息”“革故鼎新”的精神相吻合,更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核心价值理念,特别是与中国近代以来追求民族复兴、大同理想有了一致性。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写进了自己的纲领。这一初心和使命表现在文化上,就是要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铸魂立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经历革命成功失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国情、历史、文化相结合,才能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1938 年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在革命的实践和理论中非常重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他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务实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联系起来,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传统文化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结合起来,形成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他用“重于泰山,轻于鸿毛”的中国话语风格说明为实现人民、集体的利益是人生的最大价值;他还把中国古代人民对“大同”社会的向往和先进中国人近代以来对传统理想社会的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目标联系起来,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也是中国现代化文化与价值重塑的一个重大里程碑,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由自卑走向自信、自强的转折点。

在中国历史、文化基础上诞生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这一理论成果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积极的创造性的双向互动的建构过程,而其中以中华优秀文化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文化传承,不仅承担着中华民族鲜明精神标识的重要责任,同时又是重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价值体系的重要民族文化因素。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初步形成的接续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改革取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人们的思想、行为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开启了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的探索。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目标上,邓小平同志最早使用中国传统的“小康”这一词汇进行描述,1979 年他在北京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2]“小康社会”的提出,既坚持了中国传统理想向现代化转化而获得了丰富的现代化内涵,又把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联系,使之成为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目标和任务。在1987 年党的十三大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2006 年10 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并把构建“和谐”社会确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党的十七大把“和谐”作为党的奋斗目标纳入党的基本路线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系。”[3]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内容都蕴含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较好地赓续了中华传统“共富”“利群”“和谐”“致中和”等价值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实表达和卓越成果。[4]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始终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5]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先进文化,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6]胡锦涛同志提出建设文化强国,于2006 年3 月,要求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党中央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精神文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党中央非常重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使其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探索和发展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表现出主动和自觉,从国家、社会和公民等多维度展现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内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步形成的阶段,展现出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相同步的中华文化摆脱近代以来文化自卑,从失落到自信、自强的历史进程。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在“两个结合”中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的新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围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道德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确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7]“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它深刻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一根本问题,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居于最高层次,也是全社会和每个公民的最高奋斗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它体现了对美好社会发展状态、发展环境和发展秩序的追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础。[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时期的理论总结和实践探索而得出来了的,体现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继承和发展,是建立我们文化自信的集中表现。

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命题,并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9]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反复强调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继提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命题之后,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命题。2021 年3 月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武夷山朱熹园时,明确指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样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0]随后《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的命题。[10]“两个结合”的提出,为我们在新时代,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激活中华文明开拓了新的境界,中华文明核心价值和远大理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获得时代鲜活的内涵,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资源,并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导引性力量。

新时代是强起来的时代,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时代。“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形成的普遍共识和价值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展现了在中国式现代化基础上形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灵魂和丰富内涵。

五、结语

回溯近代以来近200 年我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演变,社会核心价值观与社会现代化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向相互交织、相互融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为我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变动提供了社会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价值观形成的民族文化基因;另一方面,社会核心价值观对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地影响,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由此可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确立,是近代中国社会变动和文化现代化双向互动的必然结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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